暧昧的川端康成

谁说话都有自己的腔调，别人一听就知道是你，这腔调若写成文章，那就是你的文体。不过，援笔作文，往往都装腔作势，可能就弄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日本人爱读村上春树，他的文体有特色。他不爱抛头露面，结果一露面就成为新闻，以致像作秀，搞什么战略。前些日子电视上看见他走了几步路，六十多岁的人了，把帽遮扣在脑后，便仿佛感受到他的文体。

有一个诗人，叫祢寝正一，也写小说，《高圆寺纯情商店街》获得直木奖，他说：“让我说，《听听风的歌》真是‘咖啡馆老板文体’。当然不是说结构，而是说村上春树的世界观是咖啡馆老板式的，文体也那个样子了。不用说，文体的手够得着的长度和那文体所能表现的世界相对应。”对于这类说怪话似的批评，村上向来不以为然，早说过：“我的作品无论什么样都具有一贯受文坛主流攻击的体质”，“这种体质才是我作品的重要生命线”。虽然同属于高度大众社会的通俗文学，可村上不欣赏川端，他说这也与他讨厌诺贝尔奖意识有关。川端康成领风骚，常登台亮相，却不爱谈自己的作品。村上总躲在家里，躲到国外，但他像搞当代美术的画家一样，一有机会就自我解说，或许他压根儿不认为粉丝们真能读得懂他那些貌似平白的作品所寓含的深意罢。

小说家都拥有自己的文体。三岛由纪夫华丽，谷崎润一郎笔下多修饰语，但意思明晰，而川端康成的文体是朦胧的，更像是继承了平安朝文学的传统，很有日本味儿。读川端小说一不留神就找不到主语了，例如《伊豆舞女》，中译本有这样一句：“我抓住绳梯回过头来，想说一声再见，可是也没说出口，只是又一次点了点头”，其实川端写的是：“我伸手抓绳梯回头时，舞女要说再见，但还是作罢，再次只点点头”。之所以“再次”，是承接上文：“舞女低头注视着壕沟入海的地方，一言不发。只是我的话每次没说完，就连连哈腰点头。”

本来可以写得更明白些，但川端康成偏要玩暧昧。翻译他的作品比较难，或许这个难也正是川端文学的魅力所在。谷崎润一郎在《文章读本》中比较《源氏物语》的日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得出了一个结论：“英文比原文精密，没有意思不鲜明之处。不说也明白的事，原文就尽量不说了之，而英文即使是明摆着的事也要让它更明白。”又说：日本文学家用片言只语暗示，促动读者想象力，让读者自己来补充不足的地方，而西方的写法是尽量把意思限制得狭小细致，一点都不许隐晦，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所以，用日语作文，铁则是“不要拘泥于语法”。“不大考虑语法，努力省略为语法而添置的烦琐语言，用心恢复为日语所具有的简素形式，这是写出好文章的秘诀之一。”（这里说“恢复”，是因为上文说到初学者不妨暂且按西方语法作文）。中国人写日语文章，常被日本人夸奖日语很标准，其实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这不算好话。

译者应该最了然原作的文体，但文体不是说译就译得出来的，起码需要有模仿的才能。翻译小说最好找与本人文体或文风相近的，庶几能得心应手。什么样小说都翻译的译者可能有七十二变的本事，也怕是最不可信。我这里说的是翻译具有文学性的作品，至于一般的小说，特别是推理，“超译”也无妨，或许那更适于推理也说不定。美国人赛登施蒂克从1954年开始翻译日本文学，第一个把川端康成的作品翻译到欧美，为他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下了头功。这位赛兄把《山音》译成英语时很有点为难，因为川端经常不厌其烦地使用一个词，例如《蝉翼》篇当中一连串七个“やさしい”。他搜索枯肠，把“やさしい”们变换成不同词语，好似千手观音的一些手里各有所持。大概中文跟英文一样，一个词翻来覆去不是好文笔，所以中译本译作“和蔼”、“不错”、“慈祥”，变化多姿。日本人对这样的修辞却看法不一。小说家大冈升平说：不怕重复；同样是小说家的五味康祐嘲讽川端康成在《雪国》里竟用了十九个“何か”，词汇贫乏，缺乏汉文素养，靠假名打马虎眼。

可是我觉得，起码像这个“やさしい”，川端康成是有意为之，因为这家人就是在说道老人信吾对儿媳妇菊子“やさしい”这事儿，乃至不由地怀疑，西方人对东方的修辞及文体到底能领悟到什么程度。又如《睡美人》：“六十七年的生涯里，江口老人当然也有过和女人的丑陋之夜。而且，那样的丑陋反而是忘不掉的。那不是姿容丑陋，而是来自女人的生的不幸扭曲。江口已到了这把年纪，不想又增加一次和女人的丑陋相遇。来这家万一有事，他就这么想。可一个老人要在被弄得昏睡不醒的女孩子旁边躺一夜，有这么丑陋的吗？江口不就是来这家寻求那衰老的丑陋之极吗？”连用了六个“丑陋”，似乎也不必帮诺贝尔奖得主丰富词汇，增添文采，就让那江口老人“丑陋”到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