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暗夜走出来的路

文学家大冈升平说：志贺直哉是日本近代文学最高峰，明治以来的长篇小说只举出一部的话，那就是《暗夜行路》。

志贺直哉（1883—1971）回顾人生，说：“数数我受到影响的人，最称心的，师是内村鉴三，友是武者小路实笃，亲属当中是我24岁时以八十高龄去世的祖父志贺直道。”

他出生在宫城县石卷市，两岁时随家移居东京，由祖父母抚养。相马藩主病故，身为管家的祖父一度以毒杀的嫌疑被捕。志贺说这是他“人生第一件惨事”。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志贺曾一夜写就《母亲之死与新母亲》，有人问他喜欢自己的哪个作品，他常举出这个短篇，因为“小说中的我是感伤的，但写法不感伤”。父亲是他成长的对立面，影响也不可低估。1901年发生矿毒事件，已师事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多年的志贺也要跟同学去现场考察，与矿主有关系的父亲大加反对，终未成行，从此与父亲反目。24岁时要和女佣结婚，又遭到反对，和父亲的关系更其恶化。转年从东京帝国大学退学，父亲对他愈发失望。从事文学也是父亲不满的。

学习院是贵族学校（原为官立，1947年变成私立），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当院长的1910年，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爱好文学艺术的年轻人创办了一个同仁杂志，叫《白桦》。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收摊，坚持十三年，为日本文学史留下“白桦派”。耐人寻味的是，学习院的历史上，这一批作家以后，直至三岛由纪夫脱颖而出，没出过像样的作家。白桦派成员净是些官二代、富二代，不愁吃不愁穿，起初无志于文学或艺术，只是玩玩罢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厌恶风靡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爱读托尔斯泰、莫里斯·梅特林克，也受到西欧现代艺术感化。《白桦》的内容不限于文学，也介绍西方美术，一般日本人这才知道了罗丹。大概除了有岛武郎之外，都不关心政治，有一种贵族式孤高，或者说贵族的坚毅，自我肯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没用处，自己不理解的事情无意义”。志贺更是“触犯自己的神经即为恶”，绝不像自然主义作家那样，用自怜与自卑相杂的眼光把自己描写成受难者。武者小路实笃代表白桦派思想，志贺直哉则代表白桦派艺术，最具影响力。对于志贺来说，毕生至交的武者小路是巨大的存在，但武者小路贯彻纯洁主义，而志贺彻头彻尾是享乐主义。

夏目漱石比志贺大十六岁，《白桦》创刊这一年，他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门》。同年，比志贺小三岁的谷崎润一郎以小说《刺青》出道。发表在《白桦》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到网走》是一篇不像小说的小说，崭露了志贺文学的特色：不加修饰与夸张，照实写自己所见、所闻、所触、所感。1912年在当时的权威刊物《中央公论》上发表《大津顺吉》，第一次拿到稿费。这个中篇小说写的是他在内村鉴三门下学习基督教，经历人生最大的哲学体验。他并没有成为基督徒，大概首先受不了“不奸淫”的戒律。1917年的《和解》写他与父亲从不和到和解，但作为杰作，这里没有故事，只有语言，天然去雕饰的老妪能解的语言。《在城崎》写他被电车撞伤，一个人去城崎温泉疗养，看见各种死，感慨系之矣，自省捡了一条命。这些作品与其叫小说，不如称之为文章。志贺曾自道：“若论我，小说与随笔的境界甚为暧昧”。这种“暧昧”是志贺文学的最大特色，也正是日本文学的传统。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志贺的文章好，一看好像谁都能写，其实写不来。志贺直哉不具备谷崎润一郎那样的大结构能力，也不似芥川龙之介博洽，活了88岁，作品不算多，其长处在于文体，简洁而精准，也藉以弥补故事性不足。志贺笔下使用的语汇相当少，也不用生僻的意思。他的文章自有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芥川龙之介轻蔑自然主义作家写不来文章，敬佩志贺是自己文学创作上的理想，甚至他震撼文坛的一死也是对《暗夜行路》作者的全面屈服。倘若从什么样的文章更适合于小说来看，芥川比志贺略逊一筹。

芥川龙之介与谷崎润一郎论争，以志贺直哉的《篝火》为例，主张小说没有情节也无妨。芥川自杀后，谷崎润一郎写《文章读本》，例举志贺直哉的《在城崎》，写道：“故芥川龙之介把这篇《在城崎》列为志贺最好的作品之一，能说这样的文章不是实用的吗？这里描写了来温泉疗养的人从住处二楼看见蜂的死骸的心情和那死骸的样子，那就用简单的语言活灵活现地表现。用这样简单的语言鲜明状物的本事在实用的文章里也同样是重要的。作者并不用难懂的词语或措辞，都是跟普通我们记日记或者写信时一样的词句，一样的说法，却描绘入微。”志贺被认为是文章写得最好的，有个叫直井洁的作家竟然把《暗夜行路》整个背下来。志贺直哉确立了近代语文的基本模式，被誉为“小说之神”，几乎一个人代表了近代文学。可能因为他手里有台糖的股票，箱根的土地，以创作为本位而无忧，无须靠字数赚钱，改稿就用力做减法，字数越改越少。志贺的文章向来是语文教育的范本，但近年从教科书上减少，文学终究奈何不了时代。

“小说之神”的说法是套用他的小说题目《小僧之神》，一字之差，本来半开玩笑的说法却弄假成真。确立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的《范的犯罪》（1913年）、做了善事却觉得落寞的《小僧之神》（1920年）在20世纪日本短篇小说中也属于上乘。准确地说，志贺是短篇小说之神，他一生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那就是《暗夜行路》。

1913年末，夏目漱石通过武者小路实笃约志贺直哉为东京朝日新闻写连载小说，他大为高兴，动笔写《暗夜行路》的前身“时任谦作”，但过了半年，似乎是知难而退，向夏目漱石推辞。夏目夸过他：“在艺术上是忠实的，他有一种信念，不是有自信的作品就不发表。”却只怕这次推辞也成为心理压力，三年后夏目漱石去世才得以解脱吧。《暗夜行路》终于自1921年1月在杂志《改造》上连载，翌年出版《前篇》。接着连载后篇，却像是难以为继，中断过九年，1937年方告结束。旷日持久的进程，结构的松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却也自然酿出了日本文学传统的随笔性风味，简直是“东方的睿智”。川端康成的《雪国》不也是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么。

《暗夜行路》里主人公时任谦作是祖父和母亲所生，当然是虚构，但虚构也自有来由，志贺在《续创作余谈》中写道：

“我不懂事的时候，父亲曾去过釜山的银行工作，还去过金泽的高中会计科工作，那时我的母亲留在东京。而且，我13岁时母亲33岁死去，祖父在母亲的枕边哭出声：天可怜见，还没有真正享受就死了。父亲当时却没哭。此印象留到后来变成我对父亲的反感，一想象自己也许是祖父的孩子，这种记忆一下子以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我心里复苏了。”

不过，祖父是世上他最尊敬的三四人之一，所以要另找个模特当小说里的祖父。正好有一个出入他家的花匠，他讨厌这个把家产败光、听命于儿子的没出息老人。时任谦作的原型基本是志贺本人，而谦作之妻直子，他本来尽量不要写成自己的内人康子，起初体格等完全是别人，但不知不觉地渐渐就写成跟康子相近的人物了。

志贺曾说过，西欧作家们把通奸写得过于轻松，而且对通奸的妻子给予同情，他看了大为不快。既然写自己身边事，要正确评价其作品就必须了解作家的实际生活。志贺也有过外遇，跟京都祇园小路茶屋的女佣，五大三粗，好像他就喜欢这样的女性。康子发现了，他却不肯表态跟情人分手，康子说“那我就不活了”，他只好说分手。小说家阿川弘之是志贺直哉推上文坛的，从志贺63岁交往到88岁去世，撰著了评传《志贺直哉》（但阿川说他只“传”未“评”，作者评起来就让人不知传谁了），写道：“直哉的心情丝毫未收敛。若探究真心，全无跟女人分手的意思。不过是用给她钱的形式欺骗妻，欺骗自己，也欺骗那个女人罢了。”杂志《改造》约志贺写小说，总算写出了一篇《琐事》，偏偏写的是自己瞒着妻去见那女人的隐情。样本寄到家里，他撕掉《琐事》那几页，以免被康子看见，却不料康子的熟人看见了，写信来打听。为什么非暴露自己见不得人的老底不可呢？这就是西欧自然主义在日本无能地异化所造成的文学认识或理念，哪怕毁了家庭或本人的生活，也必须追求真实，把它写出来，那就是文学，那才是文学。或许也不无受虐的快感吧。这种日本文学近代化的特产叫“私小说”。它的故事不是“编”的，而是“真”的，真人真事。《暗夜行路》里母亲通奸生了他，娶的媳妇也通奸，时任谦作是怎样的心境呢？中野重治批评这个小说是“自用”小说，没有升华为“通用”，“户籍上叫志贺直哉的人在这里为收拾他的心写这个发表”。时任谦作最终在大自然中得到净化，宽恕了一切。不止于赤裸裸暴露个人的生活以及丑恶，逐渐提纯“私”（我），与生活调和，就叫作“心境小说”，志贺直哉的《在城崎》是一个典型。

《暗夜行路》不仅是志贺直哉的代表作，也是近现代日本文学的代表作。从一些作家的记述足以见得它当年影响之大——

芥川龙之介在《齿轮》中写道：“我躺在床上读起了《暗夜行路》，主人公的精神斗争一一对于我有切肤之感。和这个主人公相比，我觉得自己多么蠢，不知不觉地流泪。同时，泪又不知不觉地给了我的心情平和。”

宫本百合子在《两个院子》中写道：“前一阵子写长的小说时，伸子一直在桌子上放着的是《暗夜行路》。”

这里的“我”和“伸子”读的只是前篇，《暗夜行路》前后篇收入志贺直哉全集出版是1937年10月，卢沟桥事件已发生。小津安二郎在入侵中国的战场上读到了岩波书店1938年出版的文库版全本《暗夜行路》，记在日记里：搭乘去安庆的客货两用船，“不断想起时任谦作乘下行船去屋岛。读完已十来天，仍有点神韵缥缈，感动犹新，快哉”。

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家红野敏郎也曾被征兵，回忆：当了一年俘虏，1946年夏天复员后寄居亲戚家，忘了饥饿捧读《暗夜行路》，背负不属于本身责任的命运考验的时任谦作决定性地影响了以后的人生。

战败后，既有评论家中村光夫那样否定志贺直哉，也有予以肯定如评论家本多秋五。志贺人生最后二十年间，除了小品和书信，几乎什么也不写。他不大读书，几乎没读过战败后文学，就战败后文学发言多属于即兴。从未见过太宰治，也很少读他的作品，但战败后太宰治一跃为流行作家，出现太宰热，1947年9月志贺在“谈现代文学”座谈会上就被问到对太宰治的印象，于是说：我讨厌，装疯卖傻，这种样子让人喜欢不起来。后来又批评太宰治的《犯人》和《斜阳》，“没意思”，“满纸大众小说的芜杂”，“贵族女儿使用的语言好像乡下来的女佣”云云。身为文坛大老，频频被请去开座谈会，话题差不多，结果就像是定向的反复攻击。太宰治可不是好惹的，立马在杂志《新潮》上发表《如是我闻》予以猛烈反击。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说：“对志贺所代表的既成文学的批判是文学史上留给后世的纪念碑式的文章。《如是我闻》使战前私小说完全丧失了权威，成为战后新文学的进军号。”不久后太宰自杀，志贺懊恼自己的不慎发言是不是他寻死的一因，撰写《太宰治之死》。太宰治、织田作之助大骂志贺，坂口安吾甚至说他俩被志贺直哉气死了。中村光夫说这些无赖派是“穷鼠反噬”，却无力冲破志贺的权威之壁。既畏惧巨人，又渴望站到巨人的肩上，采取的策略往往是谩骂，这样的例子在大陆作家中也屡见不鲜。

志贺直哉向来不关心社会问题。读东京帝国大学，读了两年英文学科，又转入国文学科，没多久退学。文学家中村真一郎问过他，写那样的文章受谁影响，答曰“小泉八云”，这位入赘日本把日本捧上天的英国人作家的英语文章很简明。志贺懂英语，不懂法语，但正当日本被美国占领不知何去何从的1946年，他发表三千字随笔《国语问题》，主张用法语取代日语，因为法语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最美的语言”，“有逻辑性的语言”。此话当真？那他一辈子的文体功业先就泡汤了。“已不是战后”以后，人们对志贺的主张仍耿耿于怀。日本语学家大野晋说：把志贺当“小说之神”足见大正年代、昭和初年的日本人把握世界之浅薄。文学家丸谷才一说：考虑到志贺是用日语写作的代表性文学家这一要素，我们不禁为近代日本文学的贫瘠与程度之低而害臊。三岛由纪夫也说：战后竟然有文学家说要把日语改为法语，我珍重日语，要是失去它，日本人就失去灵魂。不过，若往好里想，莫不是志贺觉得倘若非灭了日语不可，那么，宁用法语，也不用占领军的语言。拥护志贺说也代不乏人，例如当过东京大学校长的莲实重彦，他是巴黎大学博士。

志贺爱迁居，平生搬了二十六次家，小林多喜二登门造访还留住一宿是奈良，芥川龙之介访他则是千叶县。在奈良租房四年，结庐九年，完成了《暗夜行路》。高畑的旧居如今为奈良学园所有，修葺复原，或可凭之遥想当年被称作高畑沙龙时高朋满座的情景。千叶县我孙子市有个白桦文学馆，好像“我孙子”这地名常被我们当笑话，却很少有人去那里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