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淡泊 穆如春风——我所接触的袁行霈先生

李炳海

我自己生不逢时，在大学本科期间没有机会聆听袁先生的授课，成为一大憾事。历史终于赐给我机会，使我能够近距离接触袁先生，摄齐受教，弥补先前的遗憾。1995年，受教育部委托，袁先生负责筹划《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作为全书的主编，袁先生把我列入分卷主编的成员之一，这对我是意想不到的殊荣，同时也是一次锻炼和考验。文学史教材编写期间，先后召开三次编委会议，一次全体撰稿人参加的会议。每次会议均持续数日，这使我能够面对面地聆听先生的教诲，亲身领略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

先生收录在《学术文化随笔》书中的《花甲忆昔》写于二十年前，当时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已经启动。先生把自己学术研究的态度归结为“守正出新”，主持编写文学史教材同样秉持这种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参编人员的普遍认同。但是，如何做到守正出新，落实到文学史编写的具体操作层面，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和解决。先生作为全书的主编，在具体落实“守正出新”方针过程中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以其特有的儒雅淡定展现了学者的大将风度。

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历时两年半，时间不是很长，整个进程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这得益于先生的运筹帷幄，调遣有方。先生首先拟定出《编写工作要点》和《编写工作条例》，经编委会讨论通过之后，又由各分卷主编负责起草各编的大纲，经先生统改为《中国文学史大纲》。在此基础上，又召开全体撰稿人参加的会议，对上述三个文件进行充分讨论，达成广泛共识之后才进入正式写作阶段。由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所以，撰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按预期计划完成。文学史教材编写期间的几次会议，事先都有充分的准备，每次讨论都很深入。李商隐是否设立专章？对先秦儒、道两家如何加以表述？类似议题都是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由袁先生拍板定音。记得有一次讨论繁简字的使用问题，涉及到“多馀”的“馀”，是用“馀，还是用“余”？对此，袁先生给出的回答非常明确：用于表示“多馀”、“剩馀”的意义，先期的汉字简化方案确实规定使用“余”。后来接受专家的建议，汉字简化方案又改为使用“馀”字，我们应该以后期简化方案为准。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先生所作的裁断均以学术规范为尺度，从而使这套文学史教材在整个体例上能够保持一致。

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成员来自多所高校，其中既有早已蜚声中外的著名专家，也有改革之后脱颖而出的新一代学人。如何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每位成员的作用，是袁先生反复强调的话题。每次会议先生都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此过程中，先生以其儒雅淡定的人格魅力和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把全体参编人员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在编委会内部，先生对聂石樵、袁世硕、罗宗强教授以学长事之，对孙静、黄天骥、黄霖教授以兄弟待之。莫励锋教授和我在编委会成员中属于后学晚辈，先生格外予以关照，提携奖掖，竭尽全力。

先生主持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还有两件事特别令我折服钦佩。一是稿费的分配，先生虽然是全书主编，但主动提出自己所得份额与各位分卷主编相同，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淡泊明志，在这件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二是先生提交的陶渊明一章的样稿，可谓精妙绝伦。我不仅惊叹于先生精深的学术造诣，典雅优美的文笔，而且被其中深沉的人文情怀所感动。该章前言提到陶渊明“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家园”。我感到自己在先生指导下参与这部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就是生活在陶渊明所筑的巢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先生指导下参加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是我在学业上的补课，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但是，我所提交的考卷，却未能尽如人意。对于我所负责的汉代文学部分，先生阅读之后写信作出批示，或指出文笔底滞，写得过于沉闷；或要求另起炉灶，重新撰写。先生当时在美国讲学，信是写于飞往哈佛途中。读过信后我很惭愧，也很内疚，最终按照先生的意见进行改写和重写。吾辈愚钝，行文很难有先生的灵动之气，但是，先生的此次教诲，是我在学术上警示自己不时想到的，已经终生难忘。

大约是在2003年，承蒙先生应允，我和叶君远、杨镰两位教授结伴，前往先生家中拜访。为了不给先生增加太多的干扰，我们把拜访时间限定在晚七时到九时之间。先生微笑着迎候我们，和蔼可亲。我曾经在先生指导下编写文学史教材，杨镰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文革前的系主任、著名学者杨晦先生的公子，先生对我们二人已经很熟悉，无须再作自我介绍。叶君远教授自报姓名之后，先生马上回应道：“你是七七级的班干部，我的印象很深。”叶君远教授事后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他说自己深受感动。一方面对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惊诧，同时又为自己能给先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而自豪。叶君远教授197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担任班长。第二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先生的研究生，随即离开北大中文系。从1978年到2003年，时隔二十五年之后，先生对当时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七七级学员的特殊感情。先生在《花甲忆昔》一文中深情地写道：“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正式招生，饱经磨炼的七七级学生给北大也给所有的大学带来了生机，写中国教育史不要忽略这一届学生的作用。”先生对七七级学生满怀厚爱，叶君远、杨镰教授均是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因此，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成为我们这次拜访先生的首个话题。

先生回忆起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期间的求学经历，深情地提到当年杨晦先生对他的帮助。为了解决求学经费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杨晦先生介绍他到北大职工夜校任课，每月八元钱的报酬。先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道：主要是靠这每月八元的经费，我才有可能读完大学本科，才会有今天。言语之中流露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心声。

话题由历史回到当下，我们询问先生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先生淡定地回答：除了参加必须出席的一些活动，其余时间都是在家读书，从事学术研究。先生还谈到他的具体规划，要主持对十三经的重新注释和解析，他本人承担《诗经》一书。我们既为先生的壮心不已而钦佩敬仰，同时又担心工作量过大，会影响先生的健康。先生则信心十足地说：搬进这个新居，起码能多工作十年。接着，先生引导我们参观书房。各种专业书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柜里，有几套丛书还是刚刚刊印不久，先生饶有兴趣地加以介绍。先生对蓝旗营新居很满意，充满幸福感，这大概主要是因为较之先前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其实，这套住房面积并不大，各个房间都较小。尤其是客厅，显得更为狭窄。如果同时五、六人在场，差不多要到促膝而坐的地步。然而，先生在这个新居生活得心旷神怡，自得其乐。这使我想起陶渊明“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的诗句，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归有光的《书斋铭》等一系列以居室为题材的名篇佳作。徐渭的心远堂对联称：“脱屣尘缘，别有胸襟洒落；结庐人境，不妨车马喧阗。”这幅对联脱胎于陶诗，用它来形容深得陶诗精髓的袁先生，可谓得其所哉！

继这次登门拜访之后，我与先生又有过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承蒙先生厚爱，我相继参加先生的高足曹胜高和程苏东的博士论文答辩。前者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切入解读汉赋，后者是梳理十三经名称的历史生成，论文都写得很厚重。答辩委员对论文予以充分肯定，并且赞叹先生的指导有方。先生则淡然回应道：这些年来我一直跟随学生读书，是学生带领我读书。先生开口必称读书，所作的回答很轻松。其实，个中的甘苦，只有像先生这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导师才会真正体验到。先生把读书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所指导的学生也多是读书的种子。

2014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专业举办学术研讨会，先生应邀出席，并作大会主题发言。分组讨论期间，我所在的讨论组提到《诗经·唐风·葛生》一诗。有的学者根据其中“角枕粲兮，锦衾烂兮”的诗句，断定墓主是一位高级别的王公贵族。我与袁先生的高足徐建委博士私下交谈，觉得这个结论还有进一步推敲的馀地。建委博士向我介绍：袁先生认为这首诗的上述描写是修饰之辞，是对墓主的美化，不能据实求之，而应从艺术方面加以审视。建委博士提供的信息使我感觉到，袁先生的《诗经》研究正在按照预期计划稳健地向前推进，起码已经完成《国风》的绝大部分，期待先生的这部著作早日问世。

近些年我与先生的接触，也曾留下过遗憾。文学史教材编写结束后，先生征求各分卷主编的意见，是否再编一套与文学史教材相匹配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作品选的编写未能在这个群体付诸实际操作。后来见到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心中稍有失落。有时为了宽慰自己，又这样想：能在先生指导下参加文学史的编写，已是此生一大幸运。人不能太自私，更不能得陇望蜀。先生的厚爱已经使我受益良多，应该让更多的学人有机会沐浴先生的雨露春风。

先生在我心中可谓高山仰止，然而，对于先生的教诲，我也有未能遵命之处。那次登门拜访先生，我刚开口进行问候，先生就劝我尽快到医院修补牙齿。我有豁牙掉齿已经多年，确实有碍观瞻。可是，由于青年时代拔牙留下的恐惧，一直未能消除，所以，至今仍是豁牙掉齿，面目依旧，没有加以修复。我深知，先生的劝告是出于师长的爱心，为的是使晚生后学尽量变得完美。我既然在牙齿修复方面未能遵命，只能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方面作出不的努力，用以报答先生的厚爱。

2015年8月于扬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