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報刊

身兼記者和作家的曹聚仁在多年前説過，“一部近代文化史，從側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機器發達史；而一部近代中國文學史，從側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聞事業發達史”。^[1]這一説法和傳播學奠基人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媒體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可謂異曲同工。^[2]麥克魯漢認爲，媒體是感官的延伸，所以媒體和感官一樣塑造了我們的意識和經驗。^[3]媒體從來不是中性的，媒體和訊息有點像器皿和水的關係，水倒進不同的器皿裏就有了不同的形狀，人通過不同的媒體傳送和接收訊息，所表達和感受的内容也隨之而改變。^[4]不同媒體對於作品的内容、體裁、作者、讀者、閲聽場合、表現方式、領受心態等都有不同的選擇淘汰，因而從不同方面形塑了訊息。晚清以來，報紙、期刊取代了口耳相傳、書本等，成爲傳播新訊息最重要的工具，文學的發表、流傳也和報刊分不開。幾乎所有文學作品，特别是白話文學作品，最初都發表在報刊上，説印刷報刊的機器、伴隨新聞消息報道而出現的趣味副刊，孕育了新階段的文學形態不算誇大。

近年通過報紙副刊和期刊來研究文學的風氣頗爲盛行，例如陳平原從法國年鑑學派和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處得到啟發，注意文學生産的機制和物質基礎，回到作品的生産脈絡來理解文學。^[5]林淇瀁倡議建立“副刊學”研究範疇，他的論説可歸納爲三點主張：一、副刊學的内容應該是描述的、歷史的，而不是規範的、科學的；二、把副刊和政治、經濟等社會範疇連繫起來談論；三、注意“副刊”和其他媒體（例如雜誌）的異同。^[6]Robert Scholes和Clifford Wulfman以期刊爲對象的研究，則開列了一組有待分析的項目，包括：隱含讀者、流通情況、基本作者群、内容、編輯、版式、刊物歷史，^[7]這些項目對副刊研究也是非常適切的。

印刷文化史學者夏提葉（Roger Chartier）指出，在印刷取代了手抄的年代，“作者、書商兼出版商、評論者，以及書籍檢查官員，都希望能嚴密控制意義的生産，確保他們所撰寫、出版、評注或批准的書籍，不會有任何偏離他們所規範原意的可能”。^[8]夏提葉揭示了在作者以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力量參與塑造出版物所傳達的意思，這種觀點尤其適用於副刊和期刊。相對於單一作者的書本，報刊編輯的角色吃重得多，而定期出版的模式又會把評論、檢查等出版後的反應納入到下一輪出版的考慮中，以致報刊的面貌更難以由單一的力量主導。因此處理報刊材料時，必須具備動態的自覺，特别注意種種關係和矛盾：報館、副刊主編、作者、出版管制、行業規範、行銷範圍、目標讀者、政府和政黨等，也就是必須考慮報館的方針、編輯和作者的專業理念、其他報刊和作者的競争，報館、編輯、作者對目標讀者和市場的想象、整個文學生産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互動，諦聽各種不盡諧協的聲音，把它們理解爲文學生産過程中不同力量既對抗又合作的結果。

以上構成了報刊研究的基本方法論。落實到具體操作，廣爲人知的是賀麥曉（Michel Hockx）的“平行閲讀”（horizontal reading）。賀麥曉《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第四章《集體作者與平行讀者：文學雜誌的審美維度》，詳細説明了“平行閲讀”的原理和要點，並以幾種雜誌爲例示範了實踐的方式。賀麥曉視“平行閲讀”爲針對一個特定時空——即1911至1937年間的中國——的研究方法，他以研究對象的特點來解釋爲甚麼採用這種閲讀方法。然而後來不少學者把“平行閲讀”用於不同時空的刊物上，大大擴展了應用範圍。

賀麥曉解釋採用“平行閲讀”是基於：

民國時代所有作家撰寫的所有文學作品，主要都是爲在雜誌上發表而寫的。這一時期的絶大多數文學作品，在以書的形式出版前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發現學者和批評家在閲讀和闡釋這一時期的文學文本時，更喜歡將這些詩歌、小説或散文從其語境中剥離出來，再對它們加以批評分析，竟很少將雜誌出版這一事實考慮在内，確實令人驚訝。在這一章中，我打算採用不同的方法，更公平地對待這一時期的出版實踐，以及圍繞著文學作品的生産而開展的集體的文學活動。我把這種方法稱爲“平行閲讀”（horizontal reading），以強調在同一雜誌的同一期上發表的文本間的空間關係。^[9]

他反對把文本從“語境中剥離出來”的讀法，因爲這隱含了現代西方很多有關文本和作者的概念，不適用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文學實踐。他希望藉“平行閲讀”開闢一個新途徑來闡釋文本的文學和文化價值。在賀麥曉的構想中，“平行閲讀”和“統一體”（unity）、“集體作者”（collective author）兩個概念密切相關：

一期雜誌到達讀者手中，是一個完成品，是一份文本，而不是一個語境。一拿到文本，讀者可能會馬上決定是從頭到尾，還是只讀某些部分，或者只是匆匆瀏覽，這和人們可能的其他各種閲讀方式相類似，比如説，閲讀一部小説也是這樣。换言之，一期雜誌，至少在物質的意義上以及其他可能的意義上，擁有一定程度的統一體（unity）性質；在小説的情形中，這可以通過分析和闡釋的手段來加以強調。^[10]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以一期雜誌作爲一個整體，是相對於把一期雜誌作爲某篇作品出現的語境，就像賀麥曉在同一頁前一段所説的：

轉向處在雜誌版面中的這些文本，將爲研究者提供必不可少的語境信息。這會表明文本或其作者是否屬於某一特定的團體或學派；這會提供一些有關可能的讀者或圍繞著文本發生的可能的論争的信息；還有，比如在連載小説的情形中，這會爲文本的結構分析提供有用的信息。所有這些方法都是有效和廣爲使用的，但就本研究目前的意圖看，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文學雜誌的性質。^[11]

雖然他同意那些語境信息都很有用，但認爲更重要的，是把每一期雜誌看作一個整體，這意味每一期雜誌都是一個“集體創作的文本”。^[12]賀麥曉認爲這是當時文學場域的特色，“民國時期文學生産的基本媒介和主導媒介”是雜誌而不是書籍，^[13]現代西方流行的單一作者概念並不適用，因此與雜誌主導的文學生産情景相應的，就是“集體作者”的概念。其次，賀氏把閲讀一期雜誌類比爲閲讀一部小説，一部小説可以通過分析和闡釋來突顯結構上的統一，一期雜誌也可以這樣做。總而言之，“平行閲讀”的核心是提醒讀者把雜誌上的不同元素連繫起來思考。賀麥曉在書中演示了怎樣從封面和插圖，以及目録、出版説明和廣告，抉發隱含的訊息，又以《眉語》第一期和《遊戲雜誌》第一卷作了兩個綜合示範。

“平行閲讀”廣爲學術界沿用，但賀麥曉同時提出的“集體作者”、“統一體”概念卻並没有得到同樣熱烈的響應，這似乎表示儘管他強調這些概念之間環環相扣，但没有得到普遍認同。^[14]進一步的反思，也許可以由“平行閲讀”的目的開始。“平行閲讀”究竟是想要回到歷史現場、追尋文學生産者的“原意”，還是發掘不爲當時人所知的隱義？在賀麥曉舉出的例子中，他似乎游移於三者之間。賀麥曉在《集體作者與平行讀者》一章臨近結束之處説：

在原始語境中，或更準切地説是帶著原始語境來閲讀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可以是極其豐富的體驗……這種閲讀策略針對的“文本”，是各期雜誌本身，是它們上面所有的文字和視覺内容，這種閲讀就像歷史上的讀者的閲讀一樣。^[15]

這種閲讀法似乎是要獲得當時讀者的感受。然而賀麥曉在“平行閲讀”《眉語》第一卷之後説過：

只有通過閲讀相互關聯的文本，將其作爲一個更大的整體的組成部分，才能獲得有關《眉語》的完整意義上的複雜訊息。^[16]

“完整意義上的複雜訊息”似乎是指文學生産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17]但是他分析《遊戲雜誌》卻還有另一種説法：

我對《遊戲雜誌》第1卷的平行閲讀，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閲讀。如果強調不同的著重點，從雜誌不同的欄目中選擇不同的部分，還可以有很多的闡釋方法。……用平實的語言來説，它們是文學的文本。^[18]

真正回到歷史“現場”和追尋文學生産者“原意”，當然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但研究者往往能够藉後見之明，補當時人洞察之不足。要這樣做其實不必堅持以一期雜誌爲一個整體。文本的範圍有多廣，當視研究課題而定。事實上，賀麥曉的發現恐怕也不是只閲讀一期雜誌就能够得到的。

後來，賀麥曉參與其中的晚清民國女性雜誌研究團隊，繼“平行閲讀”之後又提出三種閲讀方法：

Vertical reading（縱向閲讀）：某一主題在同一種或多種雜誌上的歷時變化。

Integrated reading（綜合閲讀）：多種同“系”雜誌（包括同一時期及不同時期）對照閲讀。

Situated reading（情境閲讀）：合併雜誌和其他材料（如傳記、小説、影像、歷史資料等）來閲讀。^[19]

vertical和horizontal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如果把vertical reading譯作“縱向閲讀”，horizontal reading似乎改譯爲“横向閲讀”更恰當。“横向”的寬度，研究團隊也有所擴展，從賀氏主張的“同一雜誌的同一期上發表的文本”，擴大爲同一雜誌的一期或多期。^[20]不過增加了多種名目之後，閲讀法似乎變得無所不包，尤其“情境閲讀”不就是一般人文及社會學科的研究法？

回到報刊作爲定期出版物的本質上，最順理成章而富於成效的閲讀法，當是擴大了的“平行/横向閲讀”，但這裏想強調的並非“平行”或“横向”，而是“縱向”的意象。爲了避免和vertical reading的語義衝突，這種讀法也許可以稱爲“合訂本閲讀”（bound volume reading）。一般人總有這樣的印象，報刊上的文字只是浮在海面的冰山尖頂，各種力量的對抗和合作在水底進行，如果没有内幕消息，研究者充其量只能通過廣泛蒐集不同的資料，比較其差異，作爲推斷的依據。這當然是研究方法的基本，不過報刊材料還有獨特之處。歷史學者Jacques Revel談論“微觀史學”（Microhistory）時説過，“改變鏡頭的焦距，不僅擴大了（或是縮小了）觀察對象的大小，而且改變了它的形狀和構成”，^[21]報刊研究先天上也有類似的效果。合訂本的讀者不是原初歷史情境的讀者，因此有可能——揆之常情更可説是必然——以高於原初讀者的速度閲覽材料，這增加的速度讓研究者對副刊在長時段累積的變化更敏感，易於發現立論的轉變、争議的進展，這是原來的讀者遠比不上的。^[22]而在争議和演變結束後的論説，往往高度簡化甚至取消了塵埃慢慢落定的過程，往昔的一堆不諧協聲響，在重述時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旋律和一些微不可辨的雜音。然則，“合訂本閲讀”的意義正在於重新聽見那些雜音。

[1] 曹聚仁《晚清》，《文壇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9），頁74。

[2]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4，p.7.“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第一章的題目。

[3] “That our human senses，of which all media are extensions，are also fixed charges on our personal energies，and that they also configure the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of each one of us.”原文用了能量和電荷的比喻，意譯略去了。

[4] 所以“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也可以譯作“傳播工具就是傳播内容”。

[5] 陳平原《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頁81—116；《作爲物質文化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國文化》，第29期（2009年），頁129—137。

[6] 林淇瀁《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2001），第一章“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頁23—51。

[7] Scholes，Robert and Wulfman，Clifford，Modernism in the Magazines：An Introduc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46-148.

[8] 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著，謝柏暉譯《作者序》，《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14—18世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xxi。但夏提葉也指出，“在另一方面，閲讀，從定義上來説，總是捉摸不定，很難受到全面地控制。……讀者從不循規蹈矩地閲讀，總是能够顛覆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種種規範和訓言”。同上書，頁xxi-xxii。

[9] 賀麥曉（Michel Hockx）著，陳太勝譯《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115。

[10]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23。

[11]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23。

[12]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25。

[13]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24—125。

[14] 由雜誌充當“文學生産的基本媒介”推論到“集體作者”，中間有很大的跳躍，是否恰當很成疑問。小説的結構和一期雜誌的結構可以類比的想法不無疑點。一方面，雜誌的結構（欄目）通常十分晰地向讀者展露，小説則不一定。另一方面，打開雜誌，讀者可以隨意選讀，也可以用不同的順序來讀完全本，小説則通常順序讀下去。

[15]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66。

[16]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43。

[17] 賀麥曉在這個例子裏，似乎想通過分析雜誌展示的編輯人員姓名和照片，以及作品，特别是兩篇小説，來證明《眉語》並非完全伸張女權或維護傳統男權，而是在兩者之間的廣闊灰色地帶裏。如果這就是《眉語》的“完整意義上的複雜訊息”，那麼“集體作者”的概念是就整期雜誌，而不是個别作品而言。

[18]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51—152。

[19] “The aim of this network is to combine different 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develop new methods to examine the understudied gendered journals publish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team developed what they have begun to call horizontal，vertical，integrated，and situated readings of journals. By horizontal reading they mean close reading of all material（text，images，and advertisements）included in one issue or a series of issues of a particular journal. Vertical reading refers to studying one particular theme in one or several journals over time. Integrated reading means reading journals against other journals，such as those within the same“family of journals”（for example，those published by ShangwuYinshuguan [Commercial Press]），other women’s journals of the same period or over time，and other journals more generally. Finally，situated reading integrates the study of other source materials，for example，biographical，fictional，visual，or historical/archival sources.”Doris Sung，Liying Sun and Matthias Arnold，“The Birth of a Database of Historical Periodicals：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in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Vol 33，No.2，Fall，2014，p.227.研究團隊的介紹見“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網站（http://womag.uni-hd.de）。閲讀方法的中文名稱爲引者所譯。

[20] Doris Sung，Liying Sun and Matthias Arnold，“The Birth of a Database of Historical Periodicals：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in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Vol 33，No.2，Fall，2014，p.227.在最近出版的論文集裏，研究團隊重新把horizontal reading的範圍縮小爲一期雜誌，vertical reading也收窄爲同一種雜誌，integrated reading則擴大爲包括雜誌和其他出版物；並説明horizontal reading的前提是雜誌實際具有的意義多於明文宣布的，這種讀法目的在於趨近當時讀者的閲讀體驗，同時通過並置傳統上認爲不同類的材料，鼓勵對圖與文提出新的詮釋。然而上文已分析過，這兩點不是同一回事。見Joan Judge，Barbara Mittler，and Michel Hockx，“Introduction：Women’s Journals as Multigeneric Artefacts，”in Michel Hockx，Joan Judge，Barbara Mittler ed.，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A Space of Their Ow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8-10.

[21] Jacques Revel，“Micro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Arthur Goldhammer trans.，in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ed.，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New York：New Press，1995，p.495.中譯採自劉永華《費雷、夏蒂埃、雷維爾：“超越年鑑派”（代譯序）》，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劉永華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xx。

[22] Revel説得很清楚，放大和縮小没有優次之分，最重要是改變了比例。同上注，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p.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