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小说把眼光投向隐藏精神力量的生活领域^[1]

10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实际上，一战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因为危害国家及个人安全的危机一直存在。从这个角度看，一战不属于历史，它属于现在。

凯特·麦克劳琳在《战争书写剑桥指南》一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如何书写战争跟每一个个体的人都相关。用写作技术和表述工具准确地反映战争非常重要。人类能书写战争，丝毫不意味着能够阻止未来的战争，而只表明人类有能力真实地记录战争。同样重要的是，写作技术和表述工具能戳穿有关战争的不实之词，展露战争残酷的过程细节本身也许避免不了冲突，但至少可以让人认清危机的本质。写作技术和表述工具如果用到位，可以培养有觉悟的公民。”^[2]

西方战争史的书写以主流话语为主，忽略了很多人和事件的存在。然而，个体生命对自我身份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从未止息过。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总在某些关口提供往事钩沉的契机，总有一些作家由于各种原因着迷于曾被忽略、被遗忘的那部分人，以一己之见介入对扩展历史过往事件真相的言说，构成丰富多样的叙事作品。文学叙事也不例外。英国当代小说家帕特·巴克怀着强烈的探索动机，让她的小说主人公们在错综复杂的生活洪流中顽强地搏击着，发出他们独特的生命之声，汇入与强势主流话语的恒久对话。

巴克的战争书写聚焦创伤，不仅涉及战争的历史发生、战争暴力和战争后果，还对话强劲的英国战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自觉的文本意识和广阔的思想视域。巴克30年来出版的小说作品自始至终扎根于她所熟悉的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地区城镇社会底层劳动大众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既具有浓郁的英国乡土气息，又不乏博大的国际视野。她的战争主题小说从写作《重生》开始，随后陆续有《门中眼》、《亡魂路》。20世纪90年代这三部小说合集为《重生三部曲》。21世纪巴克接着又出版了《生命课程》（2007）和《托比的房间》（2012）。这些小说将人物聚焦在军官、诗人、医生、律师、画家、摄影师等英国中产阶级及精英一族，与此同时，来自约克郡周边底层边缘化的、另类的人物小说主人公以截然不同的文化气质与精英一族相随相伴，成为质疑与挑战这些精英阶层的人物角色，构成阶层、性别、性格，以及心理状态各不相同的人物的交集碰撞，从而使读者一窥英国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不同样态和不同声音，这些样态和声音在相互交往或交锋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为小说家的巴克则身处各种不同声音之中，让战时压倒一切的英国宰制性文化遭遇当时被压抑的群体声音的力量，构成一种动态小说的社会生活景观。

琳达·哈琴将巴克《重生三部曲》归入“历史编年元小说”^[3]，指出进入巴克战争主题小说的对话与战争反思的内在审美与洞见。丹尼斯·布朗援引评论家哈琴对巴克小说创作的后现代视角的定位时说，巴克的“小说作品在建构人类历史方面，采用反省和小说虚构的写作方式，共同奠定了对过往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再思考的基础”^[4]。巴克的每本战争小说都仔细交代创作该小说所研读的书目材料。她的三部曲“所展现的事件是官方记录中没有的”^[5]，她要讲的是被历史湮没的故事。她经常说：“有两件事让我对前线士兵的真实生活无法释怀：一是他们死在战场；二是他们在战后安然无恙地回了家。小说是关于这些回来的人的故事。他们的实际情况并非所说的安然无恙。他们不是身体有伤，就是精神受创。”^[6]巴克矢志走进战争文学中的“无人地带”^[7]。抱着如此探索的心态去书写一战，将经历一战的过程和后果放进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之中，其深度和广度值得期待。

第一节 战争与战争叙事

虽然战争技术和战略部署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着不断的蜕变，但是战争暴力始终是一个亘古未变的话题。

冲突和野蛮的对峙在人类早期就存在。然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是“原始独立的。生产力不发达，他们既不互相依靠，也没有固定财产，……彼此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经常性的关系足以构成和平状态或者战争状态”^[8]。人类文明早期的冲突和争斗遵循善和德的指引与约束。古人的政制以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他们共同制定制约双方的规范准则，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秩序和客观尺度。在古人那里，政制服从于德行，这样的政制的组建符合当时人对善的自然本性的认可，使善成为衡量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有威望的个体选择遵循与弘扬自然秩序中对美德的追求，并把这个美德当作神性的善看待。

随着人口增多，地盘、资源出现匮乏。解决冲突和战争的最高标准——善和德——开始面临个人的权力、激情和欲望的挑战。战争由谁操纵？战争又靠什么操纵？是善和德行、自然本性、秩序，还是人的权力意志？

马基雅维利是将目光投向世俗的技术性事务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基于让君主保持和维护其君权的现实性和务实性而放弃了古代政治学这个最佳政制臆想的抱负。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开始，国家统治技术成为压倒性的头等大事。

霍布斯通过重新解释自然法的概念，推进了马基雅维利的治国理念。霍布斯的自然法将人的自保本能、欲望和意志放在首位，使之成为人与人关系中阻拦不住的碰撞——战争、暴力、敌意，这就是霍布斯所描述的残酷的、临战般的自然状态。

需要了解的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不是人类原本追求德行的自然状态，它只是假借了最初的自然状态之名。弗洛伊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写下的《对战争与死亡反思》一书剖析了这种假借之名的荒谬：

代表民族的是国家，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在这场战争中，个体公民痛切地体会到和平时期偶尔才能体会到的事情——国家禁止个人犯错。国家这么做，不是希望杜绝犯错，而是像垄断烟草和食盐一样垄断所犯的错误。作战中的国家可以随意制造不公正，加害于人，让个体蒙羞。国家使用的计谋、谎言和让敌人上当的伎俩，其花招远远高于以往任何战争使用过的所有习惯性的做法。战时，国家要求国民最高限度地服从国家需要和做出奉献牺牲，同时又像对待孩子一样，对他们封锁消息，实行战时言论新闻检查，压制有见地的声音，让国民对国家的所有不利形势和一派谎言都无能为力。国家可以对他国出尔反尔，毫无顾忌地追逐财富和权力，同时又用爱不爱国这个尺度去衡量每一个个体人物。^[9]

弗洛伊德在该书中呼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善念才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希望之源。

然而，来自学界的呼吁挡不住历史与现实的利益较量。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揭开了用欲望和激情创造世界政治秩序的序幕。该政治秩序因其更容易操作而获得大批追随者，政体和机构开始把战争当作获得荣耀和占有优势的手段。战争看重的是人的社会性表现，用社会规则评判人。当“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系列，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质”^[10]成为世界主宰性话语的时候，它简洁而专横，不允许相左意见的出现。被压制的其他话语则以沉默、幽默变形的方式宣示它们的存在，形成与被社会认可的简单清晰的传统话语相对或者相反的姿态，以疯狂的、怪诞的、比喻的、象征的、隐晦的等诸多方式，传达对生活事件和生命存在的不一样的解读。

如果说康德的“敢于认知”让人从神的国度走进人的国度的话，那么人类在经历了几百年生命历程的自我认知之后，不断涌现出新的认知与发现，如同福柯不认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史观，他甚至认为启蒙现代性并不属于某个历史阶段，而始终与人共在。福柯强调人的主体思维，即有自主思想的人的认知世界的主体构型是“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气质的东西”^[11]。这个“叫作气质的东西”在面对进入现代社会的残酷现实时不会轻易认同普遍存在的绝对话语，拒绝听命处于主宰位置的工具理性话语和单一线性的思维逻辑，它相信人类古往今来所面对的难题具有同时性和永恒性。

战争即是一个具有同时性和永恒性的话题。战争作为有组织的杀人途径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站在第三世界立场上的思想家法农认为，暴力的合理性只能从自卫需要角度去理解才可能确立：“尽管暴力能消除暴力”，但暴力总是“有损于人格，……所以必须加以节制”^[12]。

法农提出的节制暴力的思想是一种洞见。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在充满利益争夺与较量的政治文化场域中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同理，文学艺术所表达的与强力的抗衡与对话也常常被当作不切实际的笑谈。

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之一，战争与生存、死亡、爱恋、憎恨同样久远。人类所经历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人们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从人类早期文学中的战争生存观、荣誉观、浪漫观，到后来的现实观、自然观，以及20世纪末大行其道的新历史主义多元化视角，直至当下奉为圭臬的元叙事——这一切无不表明，战争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主题，它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人对来自自身和外部世界诸多因素的纠缠、认知与思考相伴。

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不同。历史经常由胜利者撰写，现实可能是强者的逻辑，但文学书写总是通过独特的发声方式，表达战争荣耀背后的苦难真相，表达对战争裹挟下弱者的同情，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失败的抗争者的注目，以及对这苦难世界诸多棘手问题进行苦苦思索的叩问者的敬意。索福克里斯早在公元前442年就用古希腊神话人物安提戈涅创作了同名戏剧《安提戈涅》，表达了剧中悲剧主人公与胜利者姿态截然不同的道德追问，成为最早抗衡王权权威性、话语唯一性，张扬被压抑的内在的人性与良知的不屈呼声。古希腊语安提戈涅’Avτɪγóvŋ字面意思为“不屈服、不妥协”，也是意在表明有必要坚守与至高无上的王法的理性与尊严等神圣法则并行不悖的内心情感的呼声。

遗憾的是，安提戈涅的道德追问直至今日也没能得到很好的解答。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曾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改革者、殉道者、革命者绝不会只与单纯的恶做斗争；他们同时把自己放在一种善的对立面——即不经历伤害就不可能获得真知的可信原则。……一旦一个人的智力、道德感或情感力量把他放在了社会要求法则的对立面，这时那个全新的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之间的冲突就出现了。”^[13]

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之间的冲突可谓是人间古往今来两种势力的一大隐喻。这两种势力一方代表维护集体或多数人利益的治国道德，另一方代表人伦愿望的人本需要。国家意志和生命存在的价值这两个同等合理的但却代表着不同伦理力量的对立双方难以达到相互协调与相互照应。从古至今，人类还是重复经历着这个难题带来的后果，无法真正走向“文明”或“进步”。^[14]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解决争端的方式主要还是以武力为主，胜者为王的逻辑还是生存之道。战争强力解决争端的手段不仅破坏生态、毁灭财产和生命^[15]，更造成人类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从国际政治平衡以及国家自身利益的现实出发，打击不服从大国意志的做法是帝国主义的通病。由战争灾难引起的“严厉的谴责”^[16]的呼声在历史上虽然从未停止过，但它们远远挡不住侵略行径的进行，反而“净化或认可了”这种侵略——“出于为每一次进攻行动辩护的需要而引发的仔细认真的宣传战，使公众舆论沸腾并增加了对战争行动的支持”^[17]。杰弗里·帕克等合著的《剑桥战争史》毫不隐晦西方“对财力、技术、折中主义和训练的强调，赋予西方战争独一无二的复元力和致命性”^[18]。

世界的现实尽管基于利益原则，但对战争丑行的揭露，对战争罪恶的谴责与反思从未停息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现的反抗与质疑不公之声声声震耳，虽然存在于想象世界与道德层面，似乎无助于促成世界事实的改变，但是假如没有这些抗争的声音，这个世界将失去色彩，思想将变得单调与独断，文明将暴露其野蛮和荒凉。

况且，文学艺术并非摆设。文学艺术始终在提供审美的同时承载着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历史不被人注目，乃至不为人知的过往。比如，1941年，纳粹在乌克兰城市基辅（Kiev）城外的娘子谷（Babi Yar）对34000位犹太人（主要是妇女、小孩和老人）进行了集体大屠杀，之后这种恶行一直因各种原因被德国政府、乌克兰政府、苏联政府所掩盖。1961年苏联诗人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在当地逗留时震惊于数万名无辜的死难者被官方刻意忽略的事实，连夜写下诗作《娘子谷》以唤醒公众记忆。这首诗由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以唱词的形式出现在其《第十三交响曲》第一乐章之中，从此这段苦难的历史就通过艺术形式传播于世界，有效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对大屠杀恶行和反犹主义的认识与反思。

巴克的《重生三部曲》将战地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1917年7月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脱离战争：士兵宣言》放在小说《重生》的开篇，意在让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边缘人群，以及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的呼声成为对话的主体。这种对话在人类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而改变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方式的当下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一战距今已经过去100多年，但是一战阴霾至今在英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有关一战的书写和反思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旧不绝，其原因与如下情形密切相关。

第一，一战在英国人的民族记忆中有较之二战更为惨痛的经历^[19]。正如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所沉痛哀叹的一样：“灯光在整个欧洲熄灭了。”^[20]它不仅成为“日不落”帝国从其顶峰地位开始下滑的转折点，而且造成欧美人，特别是英国人现代性范式的危机感的起点——所谓民主正义、科学进步、政治权威丧失了它们原初的魅力；它还迫使人类面对，这个充满危险和神秘莫测力量的世界亟须一种新的眼光。

第二，一战是历史反讽，或曰世界反讽的典型案例。它在战争伊始高调标榜，要以“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来换取世界的永久安宁。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目标，而且参战双方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在短暂的2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爆发。这种意图与结果的巨大反差表明，文化已经对历史发生的钳制作用完全失效。人类若要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需要重新检视自身观念。

第三，战争创伤和其他心理创伤一样，不断侵扰与之相关的人类的当下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障碍。作为历史事件的一战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所留下的历史痕迹和影响却无处不在。反省历史发生及其影响可为人类当下和未来在面临同样棘手问题时提供借鉴和启迪。

第四，过往与未来密切相关，可以说过往和现实属于同一个精神空间。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还在不断重演着历史发生的交恶，战争还一如既往地爆发。重返一战记忆，依靠昔日丰富的资源，与遥远的过去建立一种永久的联系，借助小说这个媒介与过去不断建立联系、进行沟通，可开辟思考战争复杂性的新空间。

第五，历史进程所提供的反思条件的变化和作家创作心灵的自由成为重返一战记忆永不枯竭的源泉。

第二节 巴克创作与研究综述

英国当代作家帕特·巴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文坛活跃着的一批“才华出众、性格各异，人生经历、种族背景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的作家”^[21]群中的一个。在西方评论界，她是能与拜厄特（A.S.Byatt，1936～ ）、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49～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 ）、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 ）等相提并论的英国当代作家^[22]。

巴克既生根于英国文化土壤，又具有开阔的眼界和独特的文本历史意识。除了在伦敦求学的几年之外^[23]，巴克始终没有远离过英格兰东北部的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24]周边地区。所以，她非常熟悉那里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生活、曾经“辉煌”的工业繁荣和七八十年代英国经济滞涨带来的工业萧条和高失业率导致的贫困窘状，以及与之相伴的教育质量下滑、技能缺乏、收入低下、居住环境恶劣、犯罪高发、疾病困扰、家庭崩溃等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巴克出版的14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均与她非常熟悉的这个工业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第一部小说《联合大街》（Union Street）几经周折才在1982年由英国“悍女出版社”（Virago Books）出版，此后她又连续在该出版社出版了另三部小说《刮倒你的房子》（Blow Your House Down，1984），《丽莎的英国》（又名《世纪的女儿》Liza’s England/The Century’s Daughter，1986），《不在身边的人》（The Man Who Wasn’t There，1989）。巴克的这些早期作品表现了英格兰东北部工业城市中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活。她笔下的底层劳动者在现存体制状态下艰难地生存，特别是底层妇女为保证家庭运转付出了努力和代价。由此，巴克被评论界主推为“英格兰北部的、地方性的、劳动阶层女权主义的”^[25]小说家。这既是媒体对她创作独特性的褒奖，也是对她创作视野的定性。对此评价，巴克不以为然。她说：“我发现我自己进入了某类作家的包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说家——英格兰北部的、地方性的、劳动阶层女权主义的——除了标签，标签，还是标签。我并不反对标签，可是如果人们只注意标签的内容，就会忽略小说本身的意义。”^[26]

“小说本身的意义”道出了巴克借助文学这个虚拟现实媒介抒发她的生命感悟的创作立场。德国文学批评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中试图为人类借助于文学的自我阐释创造出一个与社会样式不同的启导式。这个启导式具有预兆性和启示性，不与常规思维的因果关联，不受边界与越界思维的干扰，它是非线性的、神秘的。这个启导式与人类的内在情性和文学创作的自身要素密切相关。人类的内在性情既稳定又变动不居，既自私又无私，既充满关爱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既擅长记忆又擅长忘记，既博学又愚蠢……虚构与想象对这些恰恰都能驾驭。伊瑟尔提出用“三元合一”（triad，即现实、虚构与想象）代替二元对立（duality，真实与虚幻、意志与表象、清醒与癫狂、内心生活与物质生活等）思维方式，因为“三元合一”正是文本的基本特征^[27]，且都是作为证据性的经验而存在于人类的生命活动之中的。巴克在接受多娜·派瑞访谈时毫不掩饰她赞同“在过去（past）和幻想（fantasy）世界里可以更广泛地表达想法”^[28]，这同她所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谈论小说与现实关系时的观点异曲同工：“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认识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一往无前，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我们或多或少地生活在鬼魂一样的事物里……”^[29]

巴克与战争主题结缘是她所经历的生活使然。她生于二战战事正酣的1943年，主要跟着她的外祖母过着底层劳动者的生活，这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知恩图报、博览善思、特立独行的性格。她的外祖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上留有刺刀疤痕，这给了她挥之不去的记忆，让她形成自己独有的历史情结。“我一直想写有关一战的小说。我很清楚我要写的小说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与别人雷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翻阅大量的馆藏资料，最终形成小说独特的构思。”^[30]

当《重生》由英国海盗出版社（Viking）出版时，评论界开始对巴克刮目相看，认为巴克超越了作为“英格兰北部的”、“地方性的”和“劳动阶层女权主义的”作家身份，展示了她使用对话、戏仿、双关、多声等后现代叙事策略，自由纵横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军事政治、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等空间的能力，借此她得以表现纷繁复杂、相互纠缠的社会历史中的人的生活。随后，《重生》的姐妹篇《门中眼》和《亡魂路》相继出版，成为备受国外评论界好评的巅峰之作。《门中眼》曾获1993年英国《卫报》小说奖，《亡魂路》获1995年布克文学奖，1996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由《重生》、《门中眼》和《亡魂路》组成的《重生三部曲》合订本，真正地确立了巴克作为英国当代作家中翘楚的文学地位。巴克对那场战争及其战争创伤独具一格的描写，以及小说引出的相应的文化反思和生命启迪也同时为她赢得了战争题材作家的美誉。随后由同名三部曲改编的电影《重生》也在1997年由英国和加拿大电影公司联合推出，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世界了解巴克、研究其小说的热潮。

《重生三部曲》在沿袭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同时，颠覆了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模式，浓缩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多元景观，成为当代西方文学评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卫报》上有作者撰文^[31]，用几个不同的“三部曲”归纳概括了巴克已经出版的11部小说：早期的“底层劳动女性生活三部曲”（《联合大街》《刮倒你的房子》《丽莎的英国》）、一战题材的《重生三部曲》和“当代生活三部曲”［《别样世界》，《越界》（Border Crossing，2001）］，《双重视域》^[32]（Double Vision，2003）。在这三个三部曲之外，巴克还有1989年创作的小说《不在身边的人》。该小说叙述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男孩在苦苦寻找父亲下落过程中寻求自我的故事。2007年巴克出版了重返一战题材小说《生命课程》，讲述从伦敦著名的斯拉德美术学院（The Slade）走出来的青年艺术家在战争前后的生活和历史见证，特别探讨了女主人公埃莉诺的生活与艺术观。2012年巴克又出版了《托比的房间》，这部小说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早期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构成互文，是《生命课程》的姐妹篇。该小说以埃莉诺的哥哥托比的经历作为小说的主要线索，以他在战争中的“失踪，据信已经牺牲”为悬念，揭开战时英国社会很多避而不谈、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两部小说又与2014年出版的《正午》（Noonday）构成“新世纪战争三部曲”。《正午》讲的是同一群年轻艺术家经历二战年代的故事。

巴克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提到，她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与她熟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被忽略的那部分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她希望自己能够独辟蹊径，为读者展现一战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特别关注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又较少受人关注的人物，以揭示造成他们个体命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诱因，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思考。《重生三部曲》中的历史人物有作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军医的威廉·里弗斯^[33]（W.H.Rivers，1864～1922）、神经病学专家、军医刘易斯·亚兰德（Lewis Yealand，1884～1954）、军中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和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1967）等；《生命课程》和《托比的房间》中的历史人物是当时的一批有思想的画家——保罗·纳什（Paul Nash，1889～1946）、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1891～1939）、克里斯多夫·尼维森（C.R.W.Nevinson，1889～1946）、朵拉·卡林顿（Dora Carrington，1893～1932）、亨利·佟科斯（Henry Tonks，1862～1937）和布鲁姆斯伯里俱乐部的成员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与正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存在，是当时不允许发声的一群个体。巴克还以自己家庭和亲戚中不同成员与战争相关的经历^[34]作为战争“遗产”写进小说，代言了成千上万不为人知的普普通通家庭在战争中丧父、丧夫、丧子的切肤之痛，以及他们丧亲之后的悲苦无依和重新面对生活的内在力量。她自己的亲人战后难以言说的现实生活促使巴克思考“缄默”与“失声”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所以，巴克的战争小说既非她的凭空想象，也非她对该文类作品的简单重复，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回归历史小说”^[35]潮流下的产物。作为并没有亲身经历战争的当代作家，她十分清楚战争后果对人的影响。她深感，公共传媒所提供的“真相”是经过净化之后的“真相”，而“真相”之外另有“真相”。她启用“个人化的和内省的”^[36]“小叙述”撕开历史表层叙述的裂缝，释放那些原先被挤压到历史边缘的话语，说明一战后果远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过眼烟云，而是作为生活的潜流深埋在英国参战一代人的记忆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巴克的战争叙事是建立在她本人对文学的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的视角之上的。她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重负，强调过去同现在的关系，特别关注促成当今现状的历史记忆。她对战争主题的情有独钟是她如下的生活经历使然^[37]。

一 大量的阅读积累

巴克11岁开始尝试练习写作，直到30年后她的第一本小说问世，其创作道路多有挫折和磨炼。她自述自己的亲属都与战争和死亡有瓜葛，所以她特别喜欢挖掘与一战相关的历史人物。齐格弗里德·萨松和威尔弗雷德·欧文诗作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少年时期就熟读萨松和欧文等战争诗人的作品。两位诗人早期诗歌中对未来的憧憬和参战热情与他们参战不久后诗歌中理想幻灭的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大量诗歌中冷峻的现实主义手法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厌恶、对人类苦难的认同和对普遍人性的呼唤。十几岁时她在外祖母家里开的炸鱼店做帮工，盛放炸鱼和土豆条的报纸成了她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13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38]，二十几岁时开始读心理学家、军医威廉·里弗斯的心理学著作《冲突与梦》（Conflict and Dream，1923），书中针对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患“弹震症”的研究引发过对战争创伤的争论，成为巴克日后创作《重生三部曲》的源泉。从文学角度看，战争时期的诗歌、回忆录和私人日记与教科书、历史文献一道成为后现代视角下对战争再认识的主要途径。

二 她的丈夫大卫·巴克对她进行文学创作的支持与影响

大卫是杜伦大学动物学教授。他不仅是巴克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而且还把自己专业领域研究里弗斯的成果介绍给她，这成为她小说创作的灵感和新视野。巴克在小说合集《重生三部曲》中始终把里弗斯放在主要位置，不仅呈现他作为军医、心理学家和科学家的一面，更呈现了他作为人类学家的一面。巴克借用他在太平洋西南部美拉尼西亚（Melanisia）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经历，随他进入原初人类的生存现实，进行跨时间、跨地域、跨种族的历时对位思考，反思欧洲战争的残酷现实和白人文化优越论。

三 被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点化走向创作道路

卡特是英国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以无与伦比的独创风格改写欧洲经典童话而著称文坛，对当代英国女性的写作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称其为英国文人的膜拜对象。1979年巴克出现在安吉拉·卡特在阿冯基金会^[39]（Arvon Foundation）的“创意写作”课堂时，只是一个会写“从学校学到的应该羡慕的东西”的新手，她在卡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定位，获得了“写作许可”和信心，从而坚定了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展现人类面对残酷命运的写作目标。安吉拉·卡特不仅让巴克认识到只有来自独特生命体验的写作才是创作之本，还把巴克推荐给悍女出版社（Virago），使她的第一部小说《联合大街》在1982年顺利出版。自此，巴克走上了成为英国当代小说界不可或缺的作家之路。

四 巴克长辈家庭成员生命轨迹对她进行生命叩问的撞击

巴克与战争结缘的原因首先是她的身份之谜。她出生于二战时期，是母亲醉酒之后“与幽魂做下的种”^[40]。她的父亲是谁，连母亲都说不清。巴克所能知道的是，1942年母亲像很多年轻的姑娘一样走出家门成为战时志愿者，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这是母亲直到2000年去世之前一直津津乐道的事情。那时海军基地的小伙子们让她激动不已，年轻的她充分享受了一段快乐浪漫的日子，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帕特的父亲。他若不是已经阵亡就是下落不明了。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没有人去追究。由于当时未婚先孕被认为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母亲生下她以后一直对外人讲小孩是她的妹妹。母女俩那时候与帕特的外祖母艾丽斯和继外祖父威廉生活在一起。在巴克七岁时，母亲嫁了人从外祖母家搬了出去，留下巴克继续与外祖母一起生活。巴克1989年创作的小说《不在身边的人》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男孩寻找自己身份的故事。因为不知生父是谁，男孩在生活中万分困惑。他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解决“我是谁”、“男人是什么”等问题。起初男孩在家里、周边寻找父亲的线索，后来在剧作和影片中寻找——20世纪50年代正是英雄理想形象大放光彩的时期。男孩比照现实和想象中男性的样子寻找着他的生父，不肯无果而终。但最终他还是认识到，男人根本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非要按照所想的模式去找，必然陷入虚幻与徒劳。很显然，巴克通过男孩的成长和顿悟“挑战了传统观念中普遍认可的男人角色”^[41]，因为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充满矛盾和问题。与小说中的男孩主人公不同的是，生活中的巴克满足于跟外祖母和她的几个姨婆在一起的生活，并不执着于通过寻找生父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但她的境遇让她对自己身份的背景成因和文化惯性充满好奇，所以相关话题成为她终身相伴的影子和小说中探索的主题。跟外祖母一起生活让巴克同时体味一战士兵幸存者的家庭生活，她惊异于男性经历战争创伤后的怪癖和沉默：“小时候我是不敢哭的。”巴克回忆说：“他（外祖父）要是听到屋子里有孩子的哭声就会勃然大怒，那怒火可以把房顶盖掀掉。外祖母告诉我，有一次他们把我藏在柜子里，一说起那件事，外祖母和母亲心里就不舒服。由于我外祖父家的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一些，他们都是讲究人，每当这些亲戚来做客时，他们就把我藏起来，让我睡觉，或者把我放在楼上。没人敢提起家里竟然还有我这个人的存在。”^[42]

巴克家庭成员中有两类截然不同的长辈——沉默的男人与爱说的女人，他们不同程度地激发了她创作的欲望和文学想象。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个勤务兵。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德国士兵捅了一刀。幸亏当时身边的军官出手快，“一发子弹打在那个德国兵的眉宇之间，使得他没来得及搅动和抽回他捅进外祖父身体内的刺刀……”如同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画作《多疑的多玛》（1595）中多马伸手想亲自触摸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伤口，巴克小的时候也曾带着好奇和疑问用手触摸外祖父的伤口，只是外祖父始终神情木然，丝毫没有反应^[43]。从此，巴克外祖父身上的战争伤疤成了巴克的战争记忆，成为她个人与外祖父一家家庭生活中解不开的谜。她外祖父去世前还确信自己的死是这个伤口恶化的结果。正是这种情结成为巴克用小说展现战争创伤的最初动力。

巴克后来的继父也曾当过兵。和她的外祖父一样，继父也是那种很难说出一句完整话的人。所不同的是，他脾气狂暴，对前妻留下的孩子乖戾，不像外祖父那样缄默无语。巴克还有一个叔叔参加过二战，是个安静的人，但他神经质，对自己4岁的孩子没有一丁点儿的耐心。巴克丈夫的父亲也曾经打过仗，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和他的美国太太住在纽约市的一套小公寓里，可他偏说自己所待的地方是战壕。他动手打老婆，认定她就是那个杀了自己兄弟的德国兵。她公爹的亲身经历催生了巴克创作小说《别样世界》中乔迪（Geordie）^[44]的形象。

男人们的无语、沉默与乖戾成了家里女人们聊天争论的话题。巴克从小与外祖母及外祖母的姐妹们一起生活，有机会饱食民间天然养分。她一直倾听她们关于战争故事的谈话和争吵，亲身感受她们面对生活困苦时的乐观和坚忍，而这种特质正是英国男性所缺乏的。这，恐怕是造成男性“失语”转而用身体的各种“怪异”表达受创心灵的原因之一。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加上她深厚的政治历史学养，跨学科、多方位的思想参照，以及她本身具有的批判质疑性思维，为她在文本内外构筑了丰富的互文空间，形成她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和方式，成为有别于其他战争时代以见证者身份书写战争的作家。

除了个人的独特经历和感悟，巴克战争小说的独特视角也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青年一代反抗主流文化传统的运动与思潮有关；与世界范围内移民潮所形成的生活范式的变动有关（不管移民是出于自愿还是作为难民被转移输送，人们都在世界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发生联系），当代很多优秀作品都围绕“连根拔起和转变”这类主题进行探讨绝非偶然^[45]；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所进行的深层文化反思密切相关，它包括学界对二战中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反思与批判，对越战老兵和他们的亲属所承受的无法弥补的精神折磨的再书写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对女性和儿童遭受暴力问题的普遍关注，以及“9·11事件”带给世界的巨大的内心恐慌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欧美在20世纪末以来回望历史这种“向后”的思考维度，借助历史反思认识当下世界复杂的生活，避免任何形式的简单化判断。

传统文学叙述以其权威化的定势思维方式简化了战争主题的纷繁复杂，它用社会记忆代替个人记忆（经验），用社会话语塑造每一个个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再现历史的叙述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它以人的切身存在作为政治表达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表现人如何被形成、被界定，被同一种社会力量操纵和控制，乃至于人的身体和精神被这些力量折磨、扭曲，甚至摧毁。用如此方式书写是因为书写者有话要讲；因为历史的全部面目无法穷尽，因而有必要继续表达历史的未竟之意；因为世界存在许多不同样态的生活，需要通过书写揭示世界本来多样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景观。

由此，巴克的战争小说书写是“对话”式的。作为英国写一战题材小说作家群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也是这方面最有特色的作家，巴克一如既往地关注人作为生命本体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即使表现人（前方的和后方的、男性和女性等）在战争状态最压抑的生活时，她都十分讲究美学上的策略，让人物的经验能够在语言观照的上下文语境和复杂的文化系统中得到确认，留下印记并产生特定的意义。相对于传统战争小说宏大叙事的范式，巴克的战争小说所提供的是历史性叙事与回忆性叙事相互观照与对话的范式，以重新审视当年一战社会文化所认定的文化成规。对话，和独白一样，都源于书写者对所面临世界问题的探索。“对话理论”的提出者巴赫金指出，“对话不是我们对他人敞开胸怀，恰恰相反，对话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他人关闭在外”^[46]。笔者认为，巴赫金的“对话”初衷是欲言者不得不自诩中心，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在社会认可的话语之外。他们有话要说，他们的话语不同于既定的观念存在；他们不可能信马由缰，因为他们必须在已有的观念平台上展开思想。他们之所以可以言说，是因为人类看待自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47]。当今的人类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需要更大的勇气面对探索自我深渊和其多个面孔。自我作为个体一路走来，跳出了既定的本质存在，否定了单靠冥思建立起的幻想，形成了与他人相互的、应答式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存在共识。因此，这种自我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前人交流基础上的不断探索和覆写^[48]。覆写方式本身已经显示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对话”的内在特质。

源自法国的启蒙思想开启了人类溯古推今、展望未来的宏大思考。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 ois Xavier Comte，1798～1857）的进化图式说曾让处在世界发达水平的欧洲精英们信心满满，同时也让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那样的浪漫理想主义者忧心忡忡。人类进程的进步说是一种来自占尽世界优势的欧洲强国的自我标榜的价值标准。它有着明显的狭隘性，表现在其试图将科学至上的简约化的社会观念当作适用于全球的普世伦理要求。这种蛮横片面的霸权逻辑的危害早被意大利启蒙思想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识破，他使用“新科学”命名他所探索的“人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与他所处时代的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格格不入的另类学说，即一种基于人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的人文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取决于人自身；人只能认识他创造的东西，人文科学不仅区别于自然科学，而且高于自然科学；文化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文化的创造方式就是自我表达；我们可以理解各种文化形式，其途径为重构想象”^[49]。“重构想象”的路径一定离不开“对话”。这种社会性自我的投射虽然变动不居，使人们无法达到统一的认识，但它拓宽了人类自我认识的空间。

与此同时，符号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确认并弘扬了维科开辟的认识自我与社会文化的路径。符号学通过语言的符号表意功能把人内心最隐蔽的、非理性的本能也包容进关于人的整体认识之中。当下，如果谈到自我，至少离不开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域（人格理论）、玛格丽特·米德^[50]的人类社会学视域和查尔斯·泰勒^[51]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视域。自我的观念丰富多样，这让自我和世界构成的关系充满迷思和悖论。迷思和悖论原是生活之本，单一方式界定出来的社会自我是历史上代表权力一方势力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做出的指令，让其当作生活指南，甚至尊为宝典，会贻害无穷。弗洛伊德、米德和泰勒的学说各有其生成谱系和渊源，如果能够在融合的视域中综合分析、合理运用，那么就可以拓宽我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由此，不妨把人的关于自我的观念理解为一个变动的连续带，一端是人内心最隐蔽的、非理性的本能，另一端是社会文化定位下的高度理性化的个体。置身文化语境中自我的概念就像处在这个轴线不同位置上的点，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随时发生移位^[52]。人是复杂个体，由复杂个体构成的社会文化总体更是自不待言。尽管如此，认识这个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是不可能的。需要改变的是人如何看待自己、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观念。

巴克的对话途径是建立在她充分认识到人与世界复杂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她使用历史性叙述展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下的景观及局限，表达文学对社会历史文化之思；她用回忆性叙述揭示社会表层下的人性自我的存在，展现跨地域、跨时代人的共性追求，使人正视人的心理现实之根，直面认识现存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她还把对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唯一的主题，而艺术所能提供的空间和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大又让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正因为如此，巴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那种在1914年8月表现在德国和英国年轻人身上的理想主义的狂热……把战争当成一个更加美妙世界的开始”^[53]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她通过小说反观历史，颠覆文化传统赋予男性对战争幻想的传统叙事，促成对历史发生的连续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形成与历史过往的内在的反思与对话，以便使人类能够清醒地认识当代不断地复制过往生活的矛盾与困境。她的作品强调过去同现在的关系，特别关注促成当今现状的历史记忆，展现由战争这个特殊状态所呈现的社会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上的吊诡因素。她的战争题材小说不仅具有“女性的温婉敏捷”，更具有“道德精神的力量”^[54]；她的女性视角也会探视到男性作家忽略的角落，拓宽人们对战争灾难给人造成的侵入性、持久性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并在此语境下开启跨代际的、跨历史阶段的、跨性别的、跨阶层的人物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巴克的战争小说，特别是其《重生三部曲》，已成为西方世纪之交以来的阅读热点，作品早已进入西方高校文学课堂。西方国家主要文学刊物也随着巴克小说的不断问世，特别是随着其三部曲的好评如潮，有了越来越多的评论文章和作家访谈录。2012年文学在线（Literature on Line）收录的国外研究巴克作品的文章达百篇之多，研究专著有6部，PQDT文摘数据库已收录研究巴克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专论十几篇。2005年是巴克作品研究丰收年，很多学者^[55]在各自出版的文学专著或编写的文学教材中都有章节专门讨论巴克的小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约翰·布莱尼根（John Brannigan）的巴克研究专著《帕特·巴克》。这部研究专著将巴克的小说放在后现代语境下并从文学文化批评的视域进行审视，与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对其小说标志性的主题、意象与象征、叙事策略、艺术手法等做了精辟的分析。布莱尼根认为：“巴克20多年来出版的小说都与挑战、质疑现代英国社会历史最重大变革的内容有关。”^[56]他因此将巴克的小说创作归于“一种批判现实主义——这是一种跟在后现代余波之后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仅吸收了后现代自身的否定审美方式，更是经过了后现代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创作形式的批判性质疑”^[57]。

巴克坚持用艺术眼光反映英国社会、政治和历史现实的诸多棘手问题，这是她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主要原因。2005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莎伦·蒙特（Sharon Monteith）等主编的《帕特·巴克作品评论集》（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是西方巴克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呈现出追本溯源、深入浅出、视角和方法精彩纷呈的景观。专集按照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分成了五个部分，收录了来自不同国家学者近二十年对巴克前十部小说的18篇研究论文。论文从不同层面集中讨论了巴克对英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和性别等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艺术表现，展现了被传统叙事忽略的群体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的抗争与寻求。后现代语境下的巴克始终不放弃对社会文化惯性与定势的思考与批判，她对存在意义的探寻让她始终执着于对被否认、被忽略或被简约化的群体的重新定位。这体现了巴克基于历史与现实思考的策略和立场，这种主场既是对过往历史生命历程的积极回应，也是对生存现实的深入挖掘。2011年由维勒主编、蒙特作序的《帕特·巴克作品评论集》续篇《再读巴克》（Re-Reading Pat Barker）出版，所录入的九篇论文在原来探讨的伦理与道德、信念、犯罪、心理分析和精神病、记忆和创伤、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再现政治问题等之外，又加入了艺术与视域、美学与情感等美学与伦理新命题的探讨，说明巴克小说所具有的时代性、审美性和内在生命力等多重内涵。

探讨社会文化结构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大卫·沃特曼2009年的《帕特·巴克和社会现实中介》的主题。他通过分析巴克的前11部小说，说明人的个体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是如何被渗透了社会意识的语言塑型的，以及社会文化烙印和创伤经验是如何在巴克的每一部小说中以不同形态如影相伴的。巴克小说描述性再现历史事件的方式可使读者在面对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的多声话语之中理解其多元复杂的内涵。巴克在小说中展现生活复杂的吊诡因素，意在说明诸多社会和人生话题可以无限敞开的魅力。

相比之下，国内对巴克的研究明显不足。首先，巴克30年来创作的14部小说目前还无一本被翻译成中文，这势必妨碍国内读者进一步了解巴克和其作品。其次，国内的巴克研究论文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见相关资料有王丽丽在2001年出版的英文教材《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中收编的巴克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简评^[58]；张和龙《小说没有死——1990年以来的英国小说创作》^[59]中提到巴克，称其《重生三部曲》是阅读“回归历史”或历史小说不可忽视的作品；翟世镜早在199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专著《当代英国小说》的后记^[60]中特别说明，由于时间、资料等原因，书中没能收入帕特·巴克等优秀小说家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后来，翟世镜在2008年的专著《当代英国小说史》^[61]中弥补了先前的遗憾，他专设了独立的一整章内容比较详尽地介绍巴克和她的小说。近几年国内学术刊物开始出现研究巴克小说的文章^[62]，大都集中讨论巴克小说有关战争创伤的描述以及小说中男性人物经历战争环境而出现的身份困惑，远没有形成深入的学理分析以及探究巴克创作战争小说历史和现实语境关系的系统论述。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人系统涉足巴克的创伤叙事研究。尽管“战争小说”、“记忆”和“创伤”被普遍提及，文学中的“叙事”也常见。但是，把这几个概念放在一起，会发现巴克战争小说所暗藏的错综复杂的新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关备受摧残的人类身体的认知无不被一一颠覆，同时又无不以一种象征的方式给予经过死亡洗礼的人类以重整再生的希望。

巴克在小说中呈现的阐释性价值诉求很值得进一步探讨。她继承了英国文学中的问题意识和文学承载道德的传统，她为人类如何正视历史与当下的苦难与创伤提供了女性的视角。她将自身的价值取向通过“女性的温婉敏捷”和“道德精神的力量”隐蔽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表象之中。她摒弃简单、武断的价值引领，代之以展现生活的艰深与复杂；她用文学想象开启多方位、多层面的认知与对话，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通过巴克的作品理解英国小说的创作态势和趋向，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开阔视野，从而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当代英国小说创作和研究的长处，以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拓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所以让我国读者更多地认识巴克，形成对巴克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第三节 著作主旨与研究路向

本书以讨论巴克一战题材小说，包括由《重生》《门中眼》《亡魂路》组成的《重生三部曲》，以及《别样世界》、《生命课程》和《托比的房间》等为主线，以巴克其他小说中主人公的一战经历和其他作家相关暴力书写为辅线，分析巴克使用诸多表达媒介所表述的创伤叙事，包括口述史的、身体语言的、诗歌的、绘画创作的和音像出版物的创伤叙事，揭开战争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巴克通过故事背后的故事所展开的多方位的对话。研究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阐述巴克战争小说创伤叙事的语言特征、文化意义、对话思想以及诗学特征，重点通过巴克书写战争的方式、目的和意义的文化语境和文本表达，寻找巴克小说独有的对话特征和其对话思想背后宽阔的历史洞见，进而为建立巴克小说研究的对话诗学视域打好基础，以便抛砖引玉，思考为何战争暴力仍被当今世界当作解决冲突主要手段的非理性传统，同时通过巴克的一战创伤叙事了解当代英国文学在战争书写领域的新思考。

本书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章，创伤叙事与巴克的一战主题小说。本章主要厘清创伤概念和创伤叙事的渊源和关联，说明巴克的创伤叙事是小说作者让叙事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思考与调解生活中不可知的、混乱的、麻烦的困境，是与现存盛行的社会话语构建的创伤叙事并行的话语存在。

第二章，通过巴克小说的内部语言——身体的叙事——揭示肉体创伤之痛和精神创伤之深，消解战争神话。本章试图厘清被战争裹挟的官兵身份的困惑。其中的悖论是，身体是人的身份的载体，但人又不能自主地拥有自己的身体。人隶属于社会，被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赋形，即被文化概念下理想身体的样态——健壮、灵活、美貌等所定义。这种对身体认知的偏离很难让人坦然地面对战争伤害下的残疾身体。本章讨论小说人物在战壕生死场上、噩梦缠绕中、死亡笼罩时的各种无意识身体表现，分析这些来自身体内部语言所形成的对传统理性神话、英雄神话和性别神话的消解。

第三章，通过小说中使用的表达媒介，揭示其对认知战争真相的表述与思考。本章主要论述巴克小说中人物用口述、诗歌、绘画等表达媒介揭示战争之思，形成与宏大叙事相对与相左的个人小叙事，表现小说人物面对社会意识形态对不同见解和思想的打压，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展现具有意味的反映战争真相的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以拨开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的遮蔽，修复创伤之路。巴克在小说中以时空跳跃的方式讨论艺术再现战争创伤难以言传的痛苦现实，形成了同历史阐释和见证的互文与参照。艺术再现“二度创伤”能使对话在跨时空的、充满想象力的“遮蔽”与“敞开”的碰撞中逐步展开，让读者在感同身受中面对创伤记忆。

第四章，通过创伤记忆的叙事，寻求面对战争创伤的认知与修复。巴克小说的主导叙事方式——记忆，从战争创伤的临床治疗入手，将记忆的缺失与拥堵作为身体症候。在深层动因上，它们和官兵的其他身体症候，比如结巴、失语、失忆等一样表明对现实的不满与抗议。小说中的记忆机制既是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艺术表现的形式。作为生命的形式，它唤回人的尊严，成为人的灵魂的自我拯救方式。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记忆以其非逻辑性的形态揭示人物深层的心理动机，与小说主人公现实心理空间的理性追求构成了巨大的张力。梦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记忆，为小说人物留下了更为深层复杂的阐释线索。巴克通过表现个体创伤的梦魇式记忆的无声存在，同国家出于政治秩序需要强加于人生活的单一的集体式丰碑化记忆之间进行对话，揭示由强大的人类组织机构推动的战争带给人的生活和心灵的冲击。

第五章，巴克战争小说的对话诗学。巴克小说既有将自己的创作融入历史发生的自觉，又有内心不断涌动的女性的敏感、同情心和直觉，这使巴克的叙事迥异于处于主宰地位的男性战争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在新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环境中可以形成对“文本”和“历史”非常独特、震撼的阐释。她小说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阶级话语和“性别”话语时而共谋、时而对峙，可以窥见她在创作深层次上三个定位的对话：一是时代定位，二是创作定位，三是认知定位。处于边缘话语立场的创伤叙事话语具有女性特质，其存在是对男性话语主导的传统战争观念的反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观念一直让人错误地以为，只有男性承担了战争的伤害和牺牲。这种观念从反面证明了女性被历史无情压抑的事实。战争题材虽然不缺少女性之声，但她们作为独立存在的声音之微弱，是她们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本章通过巴克小说中女性的战争生活叙事，反思女性战争观的历史传承，进而反观女性特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成与战争书写主流话语的对话。

总之，站在20世纪后半叶以降不断变化的现代生活立场上的巴克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恶果，以及随后世界局势的冷战对峙，民族、种族、宗教冲突，世界瞩目下的国家内战、“9·11”恐怖袭击，等等，再度回顾百年前的一战发生，其反思力度和广度是深邃而有意味的。巴克独特的小说视角、独特的人生感悟和独特的话语体系保证了她在小说视域上的连贯性。她在遭受了极大破坏的小说世界里展开对现代英国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积极探索。她的小说世界可以为读者提供参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女性思考，进而形成人类审视自身的参照系统，有助于打开当今读者的视界。她通过艺术形象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既成的文化定势与常规，呈现社会语境下事物的动态发展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万变，强调张力下的探索与包容、阐释中的质疑与批判和面对现实的积极开放的对话姿态。她通过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搭建了相互交流的阐释空间，为读者提供了对战争与暴力多维的认知空间。

[1]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三联书店，1998，第212页。

[2] Kate McLoughli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r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I.

[3] 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London：Routledge，1988）5.

[4] Dannis Brown，“The Regeneration Trilogy：Total War，Masculinities，Anthropology，and the Talking Cure，” Sharon Monteith et al.（ed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5）188.

[5] Wera Reusch，“A Back Door into the Present，” tran. Heather Batchelor，Web.archive.org，http：//www.lolapress.org/reus_e.htm（2011-10-21）.

[6] Wera Reusch，“A Back Door into the Present，” tran. Heather Batchelor，Web.archive.org，http：//www.lolapress.org/reus_e.htm（2011-10-21）.

[7] 一战时期在以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为主的西线战场，英法共同对峙德国时双方各自挖了一连串的壕沟实行阵地战，其中间地带被称作“无人地带（No Man’s Land）”。

[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7页。

[9] Sigmund Freud，Reflections on War and Death，trans. Dr.A.A.Brill and Alfred B.Kuttner（New York：Moffat，Yard and Company，1918）13-14.

[10]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

[11] 〔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534页。

[12] Richard C.Onwucinibe，A Critique of Revolutionary Humanism：Frantz Fanon（St.Louis，Missouri：Warren H.Green，1983）78，69.

[13] George Eliot，cited in Ruby V.Redinger，George Eliot：The Emergent Self（New York：Alfred A.Knopf，1975）315.

[14] 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

[15] 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的5200多年中，地球上大约发生过14500多次战争，平均每年将近3次，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达36.4亿人。真正的和平时期累计在一起只有300年左右。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卷入战争的有33国15亿以上人口，约1850万人死亡，军民伤亡总数达3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仅仅20多年后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几乎无一幸免，战火席卷了61个国家20亿以上人口，战争硝烟遍及亚、欧、非及大洋洲，约5500万人死亡，军民伤亡总数超过9000万，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二战结束60多年来，全世界局部战争从没停息过，平均每年有四五场，死伤军民达2000万人之多。转引自李公昭《战争·生态·文学——以美国战争小说为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9页。

[16] 〔英〕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第590～591页。

[17] 〔英〕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第591～593页。

[18] 〔英〕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第596页。

[19] 英国一战期间是跨海作战，总共“动员了800万人，死178万人，伤200万人。死伤总数远远超过二战”。见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第420页。

[20] 转引自〔德〕于尔格斯《战争中的平安夜》，陈钰鹏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28页。

[21]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第72页。

[22] 诸多评论表述类似观点，如Richard Locke，“Chums of War，” Bookforum，Feb/Mar 2008，http：//www.bookforum.com/inprint/014_05/2049；Lynda Prescott. “Pat Barker’s Regeneration trilogy：Lynda Prescott examines the interweaving of fiction and history in Barker’s novels.” The English Review Nov.2008：17.

[23] 巴克1961年18岁时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65年取得世界史学位后在米德尔斯堡做教师。1969年她结识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动物学教授大卫·巴克，随后与他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有关巴克的生平和经历如不另注则均出自Sharon Carson，“Pat Barker，” British Writers，Supplement Ⅳ（eds.）George Stade and Carol Howard（NY：Scribner’s，1997）45-63和Donna Perry对巴克的两次访谈内容：Donna Perry，“Going Home Again：An Interview with Pat Barker，” The Literary Revie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riting，34：2（Winter 1991）235-244；“Pat Barker，” Backtalk：Women Writers Speak Out（New Brunswick，NJ：Rutgers UP，1993）43-61.

[24] 米德尔斯堡位于英国东海岸中部的蒂斯（Tees）河口南岸，附近有煤和铁矿区，是英国最早发展煤炭贸易和炼铁工业的重镇。随着英国工业的日益衰落，该地区一度陷入平均收入远远低于英格兰其他地区的境地。

[25] Rob Nixon，“An Interview with Pat Bark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45，No.1（Spring，2004）5.

[26] Rob Nixon，“An Interview with Pat Bark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45，No.1（Spring，2004）5.

[27] 〔德〕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4页。

[28] Donna Perry，“Pat Barker，” In Backtalk：Women Writers Speak Out（New Brunswick，NJ：Rutgers UP，1993）46.

[29] Vladimir Nabokov，Strong Opinions（New York：McGraw-Hill，1973）11.

[30] Rob Nixon，“An Interview with Pat Bark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45，No.1（Spring，2004）6.

[31] Belinda Webb，“The other Pat Barker trilogy，” Guardian，Tuesday 20 November 2007.

[32] 描写当代背景下英国战地记者斯蒂芬从萨拉热窝、科索沃、阿富汗和美国回国后闭门写作的生活经历和雕塑家凯特在其丧夫后的生命承担和艺术思考。

[33] 里弗斯是贯串《重生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1864～1922），是著名的神经学专家、人类学家。小说中的里弗斯是位军医、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特殊身份让他成为小说中连接并思考前线与后方、军人与百姓、长辈与年青一代、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纽带。

[34] 巴克的外祖父亲历一战并在腹部留有伤疤，但他对自己的战争经历很少开口，这属于比较典型的战争创伤综合征。另外，生于1943年的她始终未能从自己母亲的嘴里得到过生父的任何确切情况。战争情势让那个时候出生的很多孩子无从得知他们父亲的下落。参见Peter Kemp，“Pat Barker’s Last Battle？”，The Sunday Times（July 1，2007）。

[35] Malcolm Bradbury，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523.

[36] Tim Peters，“PW Talks with Pat Barker War as a Human Experience（Interview with Barker about Life Class），” Publishers Weekly（Nov.12，2007）34.

[37] 关于影响巴克创作的生活经历均来自如下访谈资料和文字介绍，本部分不一一注释。Sheryl Stevenson，“With the Listener in Mind：Talking about 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with Pat Barker” i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eds.）Sharon Monteith et al（Columbia，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5）175-184.Pat Barker，“Conversation between Pat Barker and Caroline Garland”，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s（2004）185-199.Maya Jaggi，“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The Guardian（August 15 2003）.Donna Perry，“Pat Barker” in Back Talk：Women Writers Speak Out（New Brunswich，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3）43-61.

[38] Kennedy Fraser，“Ghost Writer，” The New Yorker Vol.84 Issue 5（March 17，2008）41.

[39] 阿冯基金会由英国著名作家约翰·菲尔法克斯（John Fairfax）和约翰·牟特（John Moat）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主要举办文学讲座和培训，其中“创意写作”培训班聘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向喜欢写作的人传授写作技巧和经验。安吉拉卡·特曾在基金会担任主讲教师，她的方法启发了不少后来成名的作家，其中有至今活跃在英国文坛上的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等。

[40] Kennedy Fraser，“Ghost Writer，” The New Yorker Vol.84 Issue 5（March 17，2008）41.

[41] Pat Wheeler，“Transgressing Masculinities：The Man Who Wasn’t There”，in Sharon Monteith et al.（ed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5）129.

[42] Kennedy Fraser，“Ghost Writer，” The New Yorker Vol.84 Issue 5（March 17，2008）41.

[43] Kennedy Fraser，“Ghost Writer，” The New Yorker Vol.84 Issue 5（March 17，2008）41.

[44] 《别样世界》是巴克1998年出版的小说，讲述生活在英国纽卡斯尔的尼克一家五口人的现代家庭生活与家庭矛盾，与之并行的另一条线索是尼克102岁的祖父乔迪。乔迪经历过一战的残酷岁月，特别是他哥哥在战场上被炮弹掀起后挂在铁丝网上哀嚎不断的场景，让他不忍其兄遭受如此折磨而亲手结束了哥哥的痛苦。从此，哥哥成为他一生的梦魇，甚至在弥留之际他都未曾摆脱他哥哥死亡带给他的阴影。

[45] Tim Peters，“PW Talks with Pat Barker War as a Human Experience（Interview with Barker about Life Class），” Publishers Weekly（Nov.12，2007）34.

[46] M.M.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The Bakhtin Reader，Pam Morris（ed.）（London：Edward Arnold，1994）88-96.

[47] 关于自我的定义至少有12种之多，说明人对自我认识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参见Jennifer L.Aaker. “The Malleable Self：The Role of Self Expression in Persuas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Vol.36，No.1（Feb.，1999）45-57。

[48] 原文是palimpsests（古时羊皮卷非常珍贵，僧侣们经常将原先的文字刮掉，在上面再写一层，原先的墨迹还会隐约可见）。此概念最早出自英国维多利亚晚期作家沃特·佩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一书，用来表达柏拉图思想本身的渊源——看似新事物的同时也是旧事物，即建立在旧事物基础上的覆写——以此表达思想的成因是历史沉淀、积累的结果。法国叙述学家热奈特把自己于1979年、1982年和1987年用法语分别出版的三本“跨文本关系”课题的成果论著称为“羊皮卷稿本”，即指他自己的著作是在先前文本基础上的继承与连接。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著作英文版本文献：The Architext：An Introduction. Trans. Jane E.Lew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alimpsests：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Lincoln NB：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7）；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Lewin.Foreword Richard Macksey（Cambridge 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9] 何卫平：《人文主义传统与文化哲学——以维科为基点的两个层面的透视》，《光明日报》2011年2月15日。http：//www.qstheory.cn/wz/xues/201102/t20110215_68283.htm（2013-2-10）。

[50]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

[51]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

[52] Gordon Wheeler，Beyond Individualism：Towar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Self，Relationship，and Experience（Hillsdale，NJ：Analytic Press，2000）67.

[53] Wera Reusch，“An Interview with Pat Barker，” http：//www.lolapress.org/elec1/artenglish/reus_e.htm.（2011-10-21）.

[54] http：//www.bookpage.com/0802bp/pat_barker.html.

[55] 2005年出版的巴克研究可在如下书目中获得。Nick Bentley（ed.），British Fiction of the 1990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eter Childs，Contemporary Novelis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Suman Gupta and David Johnson（ed.），A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Reader：Texts and Debat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Brian W.Shaffer，A Companion to the British and Irish Novel 1945-2000（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5）；Vincent Sherry（ed.），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56] John Brannigan，Pat Barker，（Manchester：Manchester UP，2005）165.

[57] John Brannigan，Pat Barker，（Manchester：Manchester UP，2005）174.

[58] Wang Lili，A History of20^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Jinan：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01）329-332.

[59] 张和龙：《小说没有死——1990年以来的英国小说创作》，《译林》2004年第4期，第193页。

[60] 翟世镜等编著《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第735页。

[61] 翟世镜、任一鸣：《当代英国小说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300～309页。

[62] 国内研究巴克的相关文章有：刘建梅《帕特·巴克和她的〈重生三部曲〉》（《外国文学动态》2008年第5期）、《巴克〈重生〉的救赎主题》（《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评帕特·巴克新作〈生命课程〉》（《外国文学动态》2011年第6期）、《〈生命课程〉：艺术与战争的对话》（《南开大学学报》2014年增刊）；刘胡敏《试论巴克〈再生〉三部曲对“创伤后压力症”的描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回归自然，治愈创伤——帕特·巴克〈双重视角〉解读》（《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男子气概”的解构与重构——解析〈越界〉里汤姆的男性危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创伤和“边缘性人格障碍”艺术表现——帕特·巴克后期小说文本解读》（《华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走出阴影，重获新生——〈越界〉、〈双重视角〉里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无法言说的伤痛——帕特·巴克后期作品中的战争创伤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王韵秋《从〈重生〉看创伤后的男性身份重建》（《名作欣赏》2009年第8期）、《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战争与艺术：解析巴克小说〈生活阶级〉》（《名作欣赏》2010年第8期）；王剑华《走向无界：解读〈鬼途〉中的二元叙事》（《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