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对床”的前前后后 |

韦应物有《示全真元常》诗：“余辞郡符去，尔为外事牵。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无将一会易，岁月坐推迁。”嘉祐六年（1061年）秋天，子瞻同子由以进士身份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寓居汴京怀远驿，夜半风雨大作，兄弟两人读到了这首诗。他们所见的版本第三句作“安知风雨夜”，与眼前的情景适相符合，于是生起了无穷的感慨，对从宦之后可能造成的离别充满了惆怅。兄弟俩“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好永久地在一起联床共话。风雨之夜最容易引起人们对亲情的渴望，从《诗经·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到李商隐《夜雨寄北》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可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遑论二十多年来朝夕共处、手足情重的苏氏兄弟。这一夜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同年十一月，苏轼初登仕途，出任凤翔府签判，苏辙一直相送到郑州西门，这是两人平生第一次分离。苏轼留诗一首，写道：“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自注：“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此后，“对床欲作连夜语”“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辜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等句，屡屡出现在东坡寄子由的诗词中，甚至遭谤系狱时所作的绝命诗，还在念念不忘弟弟“他年夜雨独伤神”。子由也是如此：“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燕坐微闻落瓦声，共对一樽通夜语”……以至出使塞外向大苏寄诗，感慨的首先是“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夜雨对床”成了兄弟两人心照不宣的期望和誓约。

遗憾的是，苏轼、苏辙自初别后，从此离多会少。数十年的宦海升沉，尤其是一次次的政治风浪，使兄弟俩聚而复散，大小有十余回。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苏轼还朝，兄弟于京师首次重逢，但数月后子由出为大名府推官，再度分手。翌年老苏去世，扶丧会于家乡，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落葬后，同还京师任职，结果苏辙因得罪王安石而于次年赴任陈州学官，这是三别。到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也因反对新法而离朝通判杭州，七月间路过陈州与子由相见，九月间四别于颍州。苏轼《颍州初别子由》说：“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这是因为两人都受到了变法派的排挤，不得施展政治抱负的缘故。

苏轼通判杭州期间，苏辙调到齐州，即今济南。宋代地方官惯例是三年一换治所，苏轼为了靠近兄弟，改知密州（山东诸城）。然而却到终任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才与子由会于澶、濮间。子由一直伴送哥哥来到徐州的新任所，并在徐州逍遥堂留住了一百多天，然后才赶赴南京（今河南商丘）履新，各奔前程。徐州这次聚会时兄弟俩已阔别七载，自然感慨万千。苏辙有诗道：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子瞻和诗云：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两人都想到了风雨对床的旧事。子瞻的末两句，引用了东汉夏馥避党锢祸毁变形容，弟弟夏静“相逢不相识”、凭语音察觉的典故，隐含因新旧党争而受逼害一事。

苏轼不幸言中，到第五回重逢时，兄弟两人都成了党争祭坛上的牺牲：子瞻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贬至黄州，子由也受累谪官筠州监税。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赴黄州途中，在陈州同弟弟相会，这次时间最短，只有三天便分手登程。但同年五月子由赴谪所时曾到黄州盘桓一月，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东坡起复时也特意到筠州看望兄弟，然后起行。算起来，分别是第七及第八回分袂了。

元祐初废除新法，苏轼和苏辙先后被召还朝，位登清要。“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苏辙《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两人真有“相对如梦寐”的惊喜之感。《东坡题跋》中作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书出局诗》一段，便很能说明问题：

“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留待卯君来。”今日局中早出，阴晦欲雪，而子由在户部晚出，作此数句。……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虽差胜彭城，然不若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乃为乐耳。

“同归林下”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好景不长，类似此日的“情味”也领略不多。直道难以见容于世，在新旧两党的攻讦下，东坡一次次离朝外任，整个元祐期间便有三度聚散：四年（1089年）东坡出知杭州；六年（1091年）三月还都，八月又知颍州；七年（1092年）以兵部尚书诏还，八年（1093年）又外任定州知州。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因为兄弟俩有一度同在政府，来自权幸和政敌们的压力，竟迫使他俩各自都上了《乞外郡札子》！东坡在此期间作了一首《感旧诗》，序文回忆了怀远驿“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的一幕，“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诗中说道：“……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叩门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寝已太康。青山映华发，归计三月粮。我欲自汝阴（颍州），径上潼江（四川广汉）章。……报国何时毕？我心久已降！”可知兄弟两人居官不是恋栈，实是“报国未毕”的缘故。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赵煦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绍圣是“绍述圣祖”的简称，也就是继承光大神宗朝新法的意思（以后宋徽宗还有“建中靖国”、“崇宁”，即“崇尊熙宁”之类的年号，都是政治口号的运用）。新党分子章惇上台执政，元祐旧臣的命运可想而知。先是苏辙谪守汝州（河南临汝），不多时苏轼也遭严谴，远贬英州（广东英德），中途复改惠州（广东惠阳）。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兄弟俩别于汝州，劳燕分飞，这是第十二度了。局势不断恶化，四年（1097年）五月，二苏以迁客谪臣的相同身份邂逅于藤州（广西藤县），东坡送弟弟到雷州（广东海康）贬所，而自己前往的流放地点，竟在海南岛上！这一回，不幸成了兄弟两人的诀别。“他时若许连宵话，应语宦程风雨多。”清人沈廉的这两句诗，恰可借来代表人们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