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奠定诗名的《凤翔八观》|

提起田居诗会想到陶渊明，提起相思言情的七律则会想到李商隐，诗人在某一题材或体裁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便会被尊为这一门类的不祧之祖。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将这种情形形象地称为“独家专利”，并认为韩愈、苏轼的赋咏古物的七古都算得开了一门。苏轼晚出，而能在这一门上变“独家专利”为两家专利，实质上更不容易。奠基的作品，便是嘉祐六年（1061年）在凤翔签判任上作的《凤翔八观》。这是由八首七古和五古合成的组诗，分咏石鼓、王维吴道子画、真兴寺阁等八处当地的文物古迹。“八观”到南宋末已经七零八落，亏得苏诗为它们保留了永久的风采。

读这组诗，有两点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诗人作诗千姿万态，其实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是给别人读的。前一类也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自娱诗，因为满足创作欲便是诗人一快，因而我们能够读到《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梅尧臣）《余病痢医者误投参芪遂至大剧》（袁枚）的这一类题目。后一类则负有使命，小至指定的对象（如酬赠），大至风动天下，甚而在空间外还希望突破时间，要对千秋后人负责，所以这两者之间，便有如日记与著述般的区别，前者一般较平易、自然，后者则常刻意为之。相形之下，读者对后者的移情作用要求也更高些，好比听到人家屋里的歌声容易陶醉，而对歌星登台演唱却容易苛求一般。《凤翔八观》的写作意图在小序里说得明白无误：“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属于后一类，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

大诗人多杰作，常常是接二连三，有时真使人相信天下才共一石让他们独占了八斗。这固然因为才情不同寻常，但也有“地势使之然”的关系。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努力扮演与地位相符的角色，成名的诗人便容易有构造力作的使命感与居高临下的习惯。苏轼当时仅二十六岁，在此以前虽与父兄作有《南行集》，但才名彰而诗名未著。然而在《八观》诗中，毫无惧色，俨然以第一流诗人自命，借用组诗中的一句，“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点。

注意了以上两点，我们便能明白诗人在《凤翔八观》中的刻意创新，也便能懂得这组诗精彩和成功的原因。

首先，诗人在咏物摹形的同时，极注意传神，让读者于视觉形象外获得心领神会。《凤翔八观》中有一首记维摩诘的塑像，是唐代雕塑家杨惠之的作品。维摩示疾，文殊问病，是著名的佛经传说，这座维摩像的古塑，便有“病骨磊嵬如枯龟”的外形。诗人却先从《庄子·大宗师》的一则寓言故事谈起：“昔者子舆病且死，其友子祀往问之。”子舆病得不轻，鸡胸驼背，全身佝偻，面颊直缩到肚脐的部位，却还是跌跌撞撞地跑到井边照镜子，感叹造物伟大，给了自己这副尊容。由病子舆过渡到病维摩，便见到“至人外生死”的本质。随后用了一组对比：“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最妙的是临尾的一句“时有野鼠衔其髭”，则不仅“病”，而且“残”了，维摩在病容下的神气却栩栩如生地现了出来。

其次，诗人有意讲求章法上的开阖变化。《真兴寺阁》：“山川与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与鸦鹊，浩浩同一声。”这是极写楼阁之高，以致纵目所见，迷茫一气，侧耳而听，音响难辨。这几句在气象上虽不及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雄大，但视觉结合着听觉，“漠漠”“浩浩”四字中还可体现出心荡神摇的恍惚状态。接下去故意设问：“此阁几何高？何人之所营？”复从寺中悬挂的画像引申了寺阁的营建者宋初中书令兼凤翔节度使王彦超。诗笔转而描绘他的威武魁伟，“铁面眼有棱”“身强八九尺”，从而得出了“与阁两峥嵘”的结论。由阁而人，由人而阁，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这种在章法上的回旋起伏，造成了“以健胜”（陈衍《宋诗精华录》本诗评语）的强烈效果。

第三，诗人还有意识地在组诗中从意境上推陈出新，例如《秦穆公墓》使用了翻案的手法。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位有为的国君，但他临终时竟用了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包括子车氏的三个很有才干的儿子，当时人称为三良。《诗经·秦风》的《黄鸟》诗，便反映了这次殉葬事件，所谓“临其穴，惴惴其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苏轼在诗中却认为，秦穆公能不杀秦晋殽之战中的败将，“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今人不存杀身感报知己的古风，可见“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把古人题目翻了个身来为今用，在立意上是新颖的，不过结论总有点惊世骇俗。弟弟苏辙的和诗便表示异议：“诗人尚记临穴惴，岂如田横海中客？……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子由同哥哥唱反调，这是仅见的一回。

认真追究起来，诗人这里的翻案也并非毫无根据。《黄鸟》诗郑玄的笺，就有“自杀以从死”“亦得其所”的说法。《汉书·匡衡传》注，说是秦穆公与三良饮酒，约定“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三良许诺，“公薨，皆从死”。潘岳《寡妇赋》，也说“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损生而自引”。不过这只能作为谈助，诗人标新立异之时，原不曾想到去考订历史的。三十年后东坡作《和陶咏三良》诗，开宗明义便说“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又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不消说也是为了诗作创新的需要。胡仔以为是“晚年所见益高”（《苕溪渔隐丛话》），王应麟以为说明“前辈学识日新日进”（《困学纪闻》），这样的理解就未免流于偏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