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一）

有谁小学上过四个学校的吗？我就上过，这事得归功于我伟大的母亲。由于她的特别母爱，使得我有机会将当时西城学区的小学上了个遍，因而，我今日才拥有四倍于他人的小学同学，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我就读的第一个小学名叫“抗大”，学校规模小，设施简陋。我所在的小一（3）班教室，为仓库所改建，光线阴暗，唯一的照明工具，是讲台前一盏瓦数低下的白炽灯，凭借它方能看清张三李四。我的位置在第四大组的“塌拉排”（瓯语，最后一排）——第八排，在这里，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别开生面的始业教育。

始业教育的内容有三部分：一是听忆苦思甜报告，二是看《白毛女》展览，三是体验糠饼和苦菜。

报告在“抗大”简陋的礼堂举行，报告者是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农民。他时而悲愤控诉，时而泣不成声，同学们受这气氛鼓噪，或跟其高喊口号，或偷偷呜咽抹泪。我站在后排靠墙的位置，不能听清全部，也盲目地跟着附和。

下午，新生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去市展览馆参观《白毛女》展览，展览非字非画，而是以栩栩如生的蜡人形象再现《白毛女》的故事。我颇为得意，以为同学中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白毛女》。我与父母一起观摩过“蓬头散发”（瓯语，头发披散）、全身“挂零落”（瓯语，衣衫褴褛）、踮着脚尖走路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听过广播里弹唱的“温州鼓词”《白毛女》；无数次在路边的小书摊，翻阅过“人（niè）儿书”（瓯语，连环画）的《白毛女》。闭着眼睛，我都能将其中的人物——喜儿、杨白劳、大春、黄世仁、穆仁智、王大婶、地主婆等，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讲解员一开口我便惛了。她说《白毛女》描述的是“旧社会如何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又如何将鬼变成人”这么一个事实。可是，根据我平日的道听途说，“鬼”分明是人死后才变的啊？“白毛女”并不曾死，怎么能“人变鬼，鬼变人”地变来变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回家问母亲，母亲说这个“鬼”不是那个“鬼”，跟死不死的没关系，跟社会制度有关系。我听得更糊涂了，母亲见我一脸的茫然，说这事太复杂，让我先把问题搁着，等将来长大了，读的书多了就自然明白了。

第二天要体验糠饼和苦菜，老师要每个同学自带碗筷，同学们都很兴奋。我呢，虽然听说过糠饼和苦菜是旧社会穷苦人用来充饥的东东，但想当然地将其与糕饼菜蔬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回家就让母亲为我准备“大匋”（瓯语，一种特大号粗瓷海碗），想到时在老师面前好好表现。

母亲说：“你带小碗去吧。”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

“苦菜和糠饼，你以为是什么美味佳肴？告诉你，那是连猪都嫌粗糙的饲料，带‘大匋’去，你能‘吃光’（瓯语，吃完）吗？”

“可老师说表现好的小朋友奖励红花呢。”

“红花？这次你还是让给别人吧。你给我听好了，明天带小碗去，你可以慢慢吃细细品，不够，可以‘再兜’（瓯语，再盛）。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无论糠饼苦菜如何涩口，怎么粗糙，你都得想办法给我咽下去，不能剩了，更不能倒了，知道吗？”母亲严肃地说。

我虽然不明白母亲一反常态的表达，但还是遵照母亲的意思，挑了个绿色的“酱油碟儿”带去学校。轮到给我分餐时，糠饼和苦菜却意外地见了锅底，我心中万分紧张，尽管有母亲的事前的“训示”，但我还是不想失去这难得的品尝的机会，还好那分餐老师很有本事，她拿铜勺在“镬臀”（瓯语，锅底）噔噔噔刮了一会儿，居然刮出了不少苦菜，我喜出望外，赶紧拿碟儿接了，又给了我半个糠饼，我迫不及待地就大咬了一口，霎时，那“涩口”（瓯语，使舌头感到麻木、难受的味道），那粗糙，那欲咽不能的无奈，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

母亲出于对我视力的担忧，在我上学（抗大小学）的第三天，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将我转到“烈士路”就读。

烈士路小学，位于城西翠微山麓。这翠微山有两道风景很特别：一是山上的烈士墓，埋葬着为建立新中国而捐躯的温籍烈士英魂，隔三岔五，来自各行业的人们，浩浩荡荡上山向这些烈士敬献花圈；二是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山上的“岩炮”每天不绝于耳。开炮时间多在上午九点，这时，学校会响起长而刺耳的铃声，于是所有师生都跑向教室，与此同时高音喇叭也开始嚷嚷：“请老师和同学们各就各位，各就各位，马上要开炮了，马上要开炮了，请大家马上做好准备，请大家马上做好准备……预备，掩耳、张嘴、下蹲、躲（钻到课桌下面躲避）。”有趣是有趣，折腾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在“烈士路”，我接受了一年的小学教育。我所在的班级共有六十八位同学，班主任姓程，六十多岁，是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老太婆（后来累死在讲台上）。她五官平平，身材中等，戴一副方框的玳瑁样眼镜，留齐整的“夹丝白”短发，短发分别用两枚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显出少有的干练与清爽。虽然我初来乍到，却意外地被程老师封为“卫生文体委员”。

在“烈士路”最令我难忘的是入“红小兵”（少先队员）。当时一个班一个学期只准入一名，推选的对象是期中考试成绩“前三”的同学。先由同学提名，再由全班同学举手表决，以最高票数依次胜出两人，然后作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考察，到期末加上“大考”成绩的百分比，最后胜出一人。

在班上，我是颇得各科老师欢心的人物。据说，除了令人刮目的“欧版”颜值外，聪明灵动、思维敏捷、发言踊跃是主因，好多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成为老师们喜欢互动的对象。到了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又位列“三甲”，与正班长齐名，并列全班第一。

“竞选”如期进行，我凭借平时的人气，提名不是问题，票数也遥遥领先，于是便感觉良好地做起了白日梦。我想我只要在考验期内保持现状，期末再考个好成绩，那么这六十八人中的第一人（红小兵）就非我莫属了。然后，在全校师生瞩目下，走上主席台光荣地接受校长亲授的“红小兵”章，再别着它神气地招摇过市……

当然，考察是令人备受煎熬的，真心地使人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把本性藏起，把本我收起。任何的行动，任何的言语都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生怕一不小心违反什么规定，而失去竞争的资格。好不容易熬到了“开宝”，爆出的却是令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我落选了。我不敢相信，也不知原因何在。后来，听说是上课发言不举手的缘故。我就更想不通了，我坐在“塌拉排”（瓯语，最后一排）就算发言不举手又碍着谁呢？凭什么就一棍子打死？程老师见我“花打蔫恁”（瓯语，精神萎靡），就私下对我说：“第一批没评上，还有第二批嘛，只要你把毛病改了，第二批程老师一定优先考虑。”老师的话当然是王道，难不成我这个“馒头还想大过蒸笼”不成？为了能加入我向往已久的“红小兵”，我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

但是，要做到发言举手，并不容易。首先，我坐在第八排，举手明显不在老师们目光的扫描范围内。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扫描极限，多在中间几大组的四五排或五六排，常常是习惯在这样的范围稍作停留，然后便吝啬地将目光收回。多少次，我以为自己马上要被“恩遇”了，结果却总是自作多情；多少次，我冲动地想站起来，如往昔那般高声地叫喊出我心中的答案；多少次，我想将手举过头顶，或干脆站起来，将举手的身躯往前作尽量的倾斜，但一想到程老师的嘱咐，我怎么能把她的话当“耳边风”呢？

毛病，总算是按照程老师的要求彻底改掉了，我如愿地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红小兵”。但我发现，我在改掉这些所谓毛病的同时，对发言也彻底失去了兴趣。于是，在公共场合，比起表现自己，我更喜欢看别人“耍宝”，而且，这种行为便由此贯穿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程老师让我如愿以偿呢，还是该见怪她违背孩子天性的教育方式？有时我甚至想，假如我当初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那么如今的我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三）

母亲因为担心“烈士路”的安全隐患（岩炮的威胁），将上完一年级的我转学到了西郊小学。

西郊小学位于西郊闻名的“新殿河”畔。据说，学校以前是座殿宇。有关学校的种种传说，在坊间广泛流传，学校礼堂的主席台下，卧藏着好几尊偌大的“神像”。

我的班主任是年轻漂亮的陈少华老师，她是位仙女式的人物，相貌姣好，“细达薄肉”（瓯语，肌肤细嫩光滑）。而她最令我膜拜的形象，是穿着那件貌似“的确良”（那时最时兴）布料的黄衬衫，下配一条质地飘逸的浅色斜裙，宛如琼瑶笔下的“含烟”，我爱极了她的气质，更喜欢她上的语文课。

某天，陈老师没来上课，好事的同学一打听，说陈老师“洞房花烛”去了，同学们无精打采了几天，便自发地要去探望“仙女”。其实去探视“仙女”是假，想私下偷窥“仙女”的“真命天子”是真，看他是否配得上俺们的“仙女”——陈老师。

陈老师的“新人间”（瓯语，洞房间）就设在她原来住的校内宿舍，大家“熟门熟路”（瓯语，道路非常熟悉）直奔主题，一看，除了那玻璃小窗上新贴的两张纸刻的红双喜外，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室内的摆设都是“老花头”（瓯语，旧东西），一张大床，一个柜子，一张靠窗的旧书桌，若干凳子等，都是平日见过的。陈老师却一脸的幸福，笑得一朵花似的，一反往日为人师表的形象，不拿我们当“细儿”（瓯语，小孩子），也不拿我们当学生，客气地让座，客气地上茶，客气地分喜糖给我们。我们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着，陈老师似看穿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是找新郎吗？他去烧‘煤球炉’（瓯语，煤炉）了，一会儿就来。”我们一边惊奇陈老师的读心术，一边使劲地点头。

少时，进来了一位身材高挑，五官平平，发如雄狮（蓬开的头发像拉祜族少女的头饰一般），身着一件白色圆领T恤，看上去貌似有三十多岁的老气青年。陈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新郎。”新郎向我们微微地点头致意。我心中顿觉惋惜不已，以无知童子之心认为，陈老师太屈尊下嫁了。现在想来未免可笑。

后来，听说陈老师得了跟林黛玉一样的病——肺痨（肺结核），经常请假。于是班级的成绩和风气，从段里的“前茅”迅速地滑到了“后茅”，渐渐地三（3）班被老师们公认为全校第一号的“吵生班”（瓯语，指爱吵闹的孩子）。而各科老师的频频调换，又为班上各路“英雄”提供了良机，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这么三位同学。

第一位是我的同桌——单永强同学，他是位很有绘画天赋的调皮男生。除了画画，他仿佛对任何功课都不感兴趣。几乎是每天，上课的时候，他为了避开老师的视线，将课本翻到中央竖立在课桌的前方，然后一边做贼似的观察着老师的动静，一边躲在课本后面偷偷地画画。有时“退班”（瓯语，下课）的铃声响了，他也不收摊，常常一气呵成地完成他的“作品”。

他最喜欢画的人物，是“穆桂英”或“梁红玉”之类服饰复杂的古代民族女英雄。以“人儿书”（瓯语，连环画）中的人物为模板，用铅笔，有时也用圆珠笔飞速勾勒，三下两下便将一位头戴“双翎子”、背插“四枚旗”、全身盔甲的穆桂英呈现在大家面前。同学们赞叹不已，争先恐后地向他要画，他有时将画随意送人，有时也跟人交易，或要几张白纸，或替他做值日什么的。

我记得我从不曾得过他的古装人物画，尽管我很喜欢他画的古装画，但终究没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思来想去，多半是由于“三八线”的问题，或考试的时候我未能尽心帮助他的缘故，他大概是记着这些个恨吧。实际上在“三八线”的问题上，他不曾吃过什么亏。他每次用粉笔划“三八线”时，总是故意地将线画过我这边半寸或一寸的位置，末了还得意地对我说：“不要过来啊，过来是小狗。”我懒得理他，尤其在上课的时候，可他却不然，如果不画画，他无法打发这无趣的上课时间，所以纠缠这些也不失为他的乐趣。但是，我有屡试屡验的“杀手锏”，每次不耐烦的时候就淡淡地对他说：“记住啦，考试的时候不要用到我。”这时，他会立马改变态度，向我讨起好来。有一次，他还画了一棵白菜着上色送给我，那白菜画得可真像，白玉般的茎干，翡翠样的菜叶，我至今记忆犹新。又有一次，不记得为什么事闹矛盾，他干脆照着我的侧脸用铅笔勾画起来。不一会儿，一个五官清秀的小女孩，梳着一条乌黑油亮的“七股”留腰辫，戴着一朵西瓜红的硬纱大头花，端坐在书桌前，呈认真听课状，还是惟妙惟肖。

若干年后，我偶然想起他当年的画技和天资，猜想，他——单永强该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了吧。

第二位是班长——陈培南同学，他是我见过的性情最温和、最“哭死卒”（瓯语，爱哭的孩子）的男生。他的位置在我的前一排——“貌着”（瓯语，仿佛）是第五排，由于长得白白胖胖，名字里又带有“南”字，同学们就依谐音给他起了个“喃喃”（瓯语，称小猪为喃喃儿）的绰号。平时，同学们很少叫他培南或陈培南，大多数的时候直呼其“喃喃”，他也不计较，照样嘻嘻哈哈应着。

他常穿一件米黄色“的卡”或“卡其”类材料的上衣，忘了是中山装还是夹克装的式样，干干净净的，给人的感觉很清爽。他成绩好，办事积极认真，但经常被那些调皮的同学欺负弄哭，大多数的时候是缘于作业本的收交。他是班长，所有作业本，均先由四大组的组长收齐后交给他，再由他交给有关老师。组长们收作业一般都很顺利，到了他那里，便有那些调皮的使出各种手段进行捣乱。有一次不知为何，几个男生将他的“簿儿”（瓯语，作业本）像抛绣球似的抛来扔去，他忙于来回奔波就是抢不到手，直至“簿儿”被抛得掉页，他放声大哭起来，他们才满意地作罢。

第三位是学习委员——严刚彦同学，也令我记忆特别深刻。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聪明灵动、又有点小坏，学习成绩很优异，但捣蛋的手段也很高明。大多数的时候，班上那些恶作剧的“排阵”（瓯语，谋划）都少不了他，他常常充当“拉屁军师”（瓯语，出馊主意的人）或“破蒲扇”（瓯语，煽风点火）的角色，每当那些恶作剧实施时，他便退居“二线”，或“坐山观虎斗”，或“暗中指点”。成功时，他躲在一旁坏笑，失败了，他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有时，他也加入欺负陈培南行列，有时，又跟陈培南出入成双，形如“铁杆”。但是，所有的“阴谋和阳谋”，无论是否捅到老师那里，他这个始作俑者仿佛很少受到老师的责备。我不知道是他金蝉脱壳的本事太好，还是他成绩的光芒足以掩盖他的淘气。然而，冷眼旁观的我，却因此将他的名字牢牢记刻在心中，以至于几十年后，当我们因工作关系偶遇时，他一报出大名我便马上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成绩拔尖又颇为“腹黑”的小男孩。

往事如烟，如不是他的提起，走在路上，我如何会认得他就是当年那个既聪明又淘气的严刚彦同学呢？

（四）

四年级下学期，我被母亲转到和平小学就读。这次，我真的不想离开，可母亲说这一下雨就“水漫金山”的新殿河，让她很不安心。

想想也是，特别是台风季节，好几次新殿河的水都满到了校门口。这时，我是爽到骨子里去了。停课当然是我喜欢的，不停课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穿着雨鞋，十分过瘾地踩着过岸的河水去上学。这时，母亲总是叮咛再叮咛，让我无论如何要沿着安全的一侧行走。我是个旱鸭子，也颇知配合，知道不是“上凳上桌”（瓯语，得寸进尺）的时候。有会水性“好高”的同学，为显示自个的能耐，故意走在被水淹没的河沿而不慎颠入河中成“落汤鸡”的。当母亲屡屡听到这些消息，转学的决心更大了。

和平小学，是我就读小学中离家最远的一所，位于西门大桥头的东向南侧。我的班主任是刘信娟老师，四十多岁，留着“学院派”的齐整短发，穿着朴素（那时基本上全民皆素，普遍的颜色是军绿和海军蓝）。颇为特别的是，夏天她喜欢着咖啡色的男式丁字形皮质半凉鞋（与我祖母同款），配上米白色的丝袜，走起路来微微有点“八字脚”（瓯语，走路时双脚呈八字形）。她是我见过的最不苟言笑的小学老师，唯独跟学习委员——婉华交谈时会露出灿烂的笑容。有人说，那是婉华生得“割切”（瓯语，漂亮），也有人说婉华跟刘老师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我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不然，她婉华怎么会有“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浩荡皇恩？大多数情况下，刘老师多呈严厉状，同学们都很惧怕她。她只消往讲台上一站，用那剑似的目光朝台下一扫，大家便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好像老鼠见到猫似的。但即便如此，也有“大猫走出爻，猴头爬上称大王”的时候。

记得班上几个调皮淘气的男生，最喜欢玩的恶作剧之一，便是将畚斗、“搽扫”（瓯语，扫帚）之类的卫生用具置放在教室前门的门框上，门大约开着三四十公分“许恁”（瓯语，那么）大，等到上课的铃声一响，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往教室跑，第一个推门而入的人，不是被颠落下来的“搽扫”砸到，就是被畚斗套住，这时站在旁边看“闹热”（瓯语，热闹）的他们，便笑得前仰后翻、捶腿拍桌。但“猪肚吃多爻，总会屙吃出”。有一次，那畚斗没有扣砸到同学，却套到了一位代课老师的头上。这下可砸了锅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之后，便陪着以赵八为首的几个捣蛋鬼，被班主任刘老师批得是屁滚尿流。

那天，刘老师愤怒到了极点，赵八等早被勒令站在讲台旁示众。

刘老师从学习说到纪律，又从纪律说到品德，历数赵八们的种种不是，末了还拿我作比较，着实让我很不好意思。说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我那时请假跟父母到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常州、南京旅游去了），拉下这么多功课，还能写出了这样好的作文（我写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讲台上宣读），说他赵八天天在学校，不但什么都没学会，还天天被人告状……

赵八大概是想表示一下自己是“谷砻下雀儿——老吓吓”的意思，朝某同学嬉笑做鬼脸，恰巧被刘老师看到，刘老师火不打一处来，一个健步上去，“一脚躄”（瓯语，用脚侧背击人谓之扫脚躄）飞扫过去怒叱道：“我让你嬉皮笑脸，嬉皮笑脸，站好！”赵八没有想到会被刘老师逮住，更没有料到刘老师的动作会这么神速，这么到位，这么利索，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摇晃几下勉强站住了。也许是连吓带痛的缘故，他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哭相，扁了扁嘴，再也不敢造次了。

刘老师的行为，虽然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动机，但若在现在，体罚学生可是犯法的呢，如被家长得知，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不知刘老师是否后悔过？

更不知赵八同学是否还记得此事？

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于东瓯南浦之抱朴轩

1. 馒头还想大过蒸笼：瓯语，此比喻学生怎能跟老师作对，不听老师的话呢。
2. 三八线：原指朝鲜半岛北纬38度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即日本投降后南韩北朝的临时分界线。此借指当年同桌常用粉笔在桌子中间画线为界，双方均不过线，一旦过线则常借此口角。
3. 大猫走出爻，猴头爬上称大王：瓯语，大猫指老虎，意思是老虎不在家（森林），猴子就取代老虎的位置，自己当起大王。此指班主任不在，同学们就无法无天了。
4. 猪肚吃多爻，总会屙吃出：瓯语，猪肚指猪的胃，通常是没有食物的残渣（粪便），但胃肠是连在一起的，吃猪胃吃多了，吃到本在肠子里的粪便，在所难免。此处指某事做多了，难免会发生意外。
5. 谷砻下雀儿——老吓吓：瓯语（谚语），此比喻经历事情多了，吓胆大了，不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