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纪沧桑，军情五处宝刀不老

军情五处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英国本土的安全和反间谍，一战期间，他们一天之内竟抓获了21个德裔间谍；二战期间，成功实施了著名的“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冷战”结束后的任务是监视公众人物和工会领袖，最后连首相也逃脱不了其困扰，甚至连唐宁街10号也成了其窃听的目标，并且闹出了一个英国版的“水门事件”。

军情五处的起源和发展

军情五处（MI5）现称英国安全局，是英国实施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主要机构。“MI5”实为“第五军事情报局” 的缩写字母，尽管1931年就改名为英国安全局，但其从未真正脱离过军情五处的含义，而且至今还被普遍地称作军情五处。英国内务部负责军情五处的事务。在英国前首相梅杰执政期间，他把军情五处划到了政府的名下，业务上对英国外交部负责，为政府处理安全、防务、外事、经济方面的事物搜集情报。

军情五处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德国间谍在英国四处活动，港口和造船厂是他们的首要目标。1909年，阿斯奎思首相领导的英帝国国家防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调查和解决德国间谍问题。工作小组随后提出了一个创建保密局的建议，并从军队里抽调两个军官开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弗农·凯尔上校，他当时在国防委员会的情报科工作，是有名的“中国通”；另一位是来自皇家海军的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他们合作创建了保密局，由凯尔领导的军事作战局五处（MI5）负责英国本土的反间谍工作，保卫国内的安全；由卡明负责的“军事作战局六处”（MI6）派遣英国特工去德国搜集海外情报，以了解其战略计划。后来，人们还一直沿用凯尔名字中的字母“K”称呼军情五处的首脑，就像沿用卡明名字中的字母“C”称呼军情六处的首脑那样。

从1909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间，凯尔和他的军情五处至少查获了36起德国间谍案，为保卫英国国内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天，凯尔和他的助手在前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偶然听到两个中年男人在用德语交谈。其中一个说，他接到一封从波茨坦来的信，询问有关英国备战的情况。对话立即引起了凯尔和他的助手的注意。后来经过调查，他们得知收信的那个男子是利思市孔雀旅馆的德裔老板霍尔斯坦。军情五处对那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查获了来自德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信件，并且获得了霍尔斯坦与德国情报机关的联络点。凯尔通过这些地址和信件，确认了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各地建立的间谍网和各个间谍人员的身份，获知了这些间谍的信箱号码和接头地点。凯尔和军情五处的这次行动，是早期邮件拦截行动的成功范例。由于那次行动的成功，英格兰和苏格兰警方在1914年8月4日一天之内，竟然抓获了21个德裔间谍。

军情五处的创始人凯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后来担任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达三十余年，使这个创建时规模很小的机构，到1939年时已成为具备许多专业分支的庞大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情五处随着英军参战也不断地扩大。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了军情五处，发挥他们非凡的才能。出于战争的需要，整个英国都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追捕间谍、叛徒和破坏分子。后来在海军部的情报机构“第40号房间”还配备了破译人员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

1916年，军事作战局五处改称为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但这只是机构名称上的改变，其地位、活动和人员并没有因此而变化，在编制上仍然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并对陆军大臣负责，可是它取得了独立地位，可以直接与首相联系。

然而，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缺乏吸引人的魅力，他们干的是不显眼的工作，而且功劳常常是他人的，所以军情五局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就不够风光。由于军情五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没有发挥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情报总局的规模开始缩小，从1918年的八百余人逐步下降到三百余人，有一些人试图取消军情五局，把它合并到其他部门，但由于凯尔的坚决抵制，那些人没有获得成功。

1919年11月21日，星期天，由奥蒙德·温特上校领导的英国联合情报局在都柏林地区遭到了迈克尔·科林的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在枪战中，有14名联合情报局的人和皇家爱尔兰警察厅的两名警察被打死，这对军情五处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爱尔兰共和军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人被击中。后来，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

1931年，评估对国家安全所有威胁的责任移交给了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后，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改名为英国安全局。这是该局现在使用的正式名称，当然，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总部原来设在伦敦梅菲尔区柯尔曾大街一座八层楼里，后来迁到泰晤士河畔豪斯的造价上亿英镑的新总部。在总部内存放着大约200万人的档案。除总部外，在伦敦的梅菲尔、圣詹姆斯、卢卡姆斯伯里各区都设有办事处、训练所。在英国掌管的其他领土上，军情五处也设有情报机构和海外站。此外，它还与军情六处共同使用建在格罗夫公园的侦查中心。

1937年，军情五处的参谋人员（总共28人）从克伦威尔路搬到了米尔班克的泰晤士大厦的两层楼办公，后来他们又搬到了霍斯费旦拐角的居住地区。此时，凯尔已经预感到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对那些潮水般涌入英国的大陆难民深感不安。到1937年夏天，已经有2万多涌入英国的德国人向警方登记，而这些外侨中就混有大量的希特勒“第五纵队”的人员，那些人都是一流情报人员。为此，凯尔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扩大机构增强军情五处的作战能力。经过一番努力，凯尔终于得到了扩充军情五处的许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八个月，军情五处获得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机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二战成了军情五处发展的契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军情五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尽管如此，到了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后，它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能有效地应付欧洲战场的复杂局面。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军情五处的活动往往只能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1941年其机构改组后才有所改变。

随着军情五处迅速扩大，办公的地方越来越紧张。于是，凯尔只好把一部分机构搬迁到沃尔姆伍德丛林中的一座监狱中办公。当时他还准备建立一座特别监狱，把属于军情五处的犯人单独关押。这样既解决了民政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住所的困难，又可以让这些犯人与外界隔绝。他任命前特别处的军官斯廷森去找这样一个合适的拘留中心，最后，他选中了里士满附近的哈姆康芒的拉齐米尔大楼，那里成了军情五处的临时特别监狱。

在整个二战期间，军情五处有相当多的内部机动人数，许多英国妇女加入到了英国情报机构。那些妇女一般是先到登记科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填写表格和进行归档工作，然后逐步升到秘书的职位，少数妇女成为军事情报官员。

随着战争的继续，军情五处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它致力于英伦三岛和英国内部的保安工作。后来，则是派人员与在海外战场组建的许多特别行动小组一起执行任务。到战争结束时，其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了战略欺骗、派遣间谍和肃清残敌，而在内部又作出了进一步改组。

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军情五处被排在新首相的改革计划之内。这一天，德国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英国内阁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

会后，首相丘吉尔莫名其妙地解除了凯尔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的职务。第二天，在丘吉尔晋见国王前几个小时，三军参谋长成立了英国本土防务指挥部。同时，英国内阁准备建立一个特别小组监督军情五处的工作。

丘吉尔上台之初，军情五处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1939年10月4日德军对斯卡帕弗洛进攻，击沉了英国海军“皇家橡树”号军舰，造成843名水兵丧生。其实，这是海军当地的预防水下攻击的措施不得力造成的，与军情五处没有什么关系，但丘吉尔却认为是军情五处的罪过；还有1940年1月的皇家弹药库爆炸案事件，丘吉尔也将责任归咎在军情五处的头上。就是这两件本来与军情五处毫无关系的事，使凯尔被撤职了。这不仅让凯尔本人感到惊愕，也使整个军情五处感到愤愤不平。

1940年11月，戴维·皮特里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新局长，他决定对军情五处进行一些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五处由30个办公室组成，分为“行动”和“管理”两个部门。在归属问题上，军情五处名义上曾先后归属陆军部、内政部管辖，但它实际上一直是首相直接控制的。

二战期间，军情五处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有“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军情五处设计的这一系列的冒名顶替的欺骗行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肉馅行动”让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获得圆满成功；1944年的“铜头行动”同样让德军统帅部错误地认定盟军将要在法国的加来地区登陆，而把防守诺曼底地区的2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抽调到加来地区，从而大大减轻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压力，促成了这次战役的顺利进行。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情五处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各处的基本结构并未触动。它主要由局长、副局长、秘书处和其他七个处编成，每个处都有自己的字母代号，由一名处长领导，几名副处长和处长助理协助处长工作。这七个处分别是：行政处、反间谍处、保安处、军事联络处、外侨处、国外控制处、政党处。

反间谍处是军情五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第一任领导人是贾珀·哈克准将，后来由盖伊·利德尔接替。该处下设许多科组，其中包括塔尔·罗伯逊的一科一组，主要对付德国间谍；一科三组，负责反破坏；五科一组和三组，负责反颠覆。同反间谍处有密切联系的是其他有关的情报单位，如休·特莱弗·罗伯所在的无线电保安局，在萨里的哈姆康芒审讯中心和邮政总局的信件截收队。反间谍处许多工作人员是在战争期间被破例征召录用的，由律师、学者、正规军人、记者以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组成。

反间谍处在英国的重要工作基础是地区保安联络军官网，总共有12名地区保安联络官。他们与地区专员、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局局长密切合作。艾伦·麦基弗上校领导整个联络网。

军情五处在处理反间谍事务时一直都有一种被掣肘的感觉，那是因为英国法律没有授予军情五处拘捕权，它要拘捕间谍必须通过英国伦敦警察局或是别的警察部门，这样非常容易贻误战机，也确实给军情五处增添了许多麻烦。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改变。

1945年5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时，军情五处着手减少活动，让大量的工作人员复员，这意味着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冷战前后的军情五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情五处的主要任务是清查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这些行动让其内部出现了信任危机。特别是苏联支持德国建立“柏林墙”之后，情报来源被切断，一度使军情五处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战后的军情五处也极大地受执政党的影响，特别是首相对它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它是“膨胀”还是“萎缩”。这时的军情五处不再那么声名显赫，它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败而有些不尽如人意。许多情况下还得依靠美国的情报机关才能进行有效的间谍活动。但是它高效的运作方式、缜密的组织机构、丰富的作战经验仍然是各国间谍不可小视的克星。

二战以后，西方的情报机构把注意力转移到冷战方面，军情五处也不例外。它当时的主要职责就是“反谍保安”，防止别国、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情报间谍活动。这一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类似，但它不享有警察权力，不能进行人身搜查；如需搜查和逮捕，必须会同伦敦警察厅进行。

冷战结束后，军情五处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国际国内的恐怖活动，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在国内进行的恐怖活动，防止英国核武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技术的扩散泄漏，调查国内工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的政治活动，防范国外针对英国所从事的各种间谍活动。它依靠广泛的秘密情报人员进行窃听、监视、邮检等手段实施自己的职责。

一般情况下，军情五处仅在英国本土活动，遇有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它也执行海外任务。总之，对军情五处来说，英国的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要对付由纳粹主义崛起引起的问题，而且还要对付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

冷战时期，情报部门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就是英国首相威尔逊宣布他自己成了军情五处的监视目标。1947年10月，他发现有人进入他的家中，一些个人资料被窃，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迹。此事发生后，他宣称自己成了军事五处的监视目标。他确信军情五处的右翼成员阴谋反对他，想让他下台。据说该阴谋与威尔逊对莫斯科的常规访问和他与苏联政党的联系有关。

14个月后，威尔逊令人吃惊地辞去了首相职务。

那时，不仅是威尔逊，很多威尔逊内阁的高级领导人都成了军情五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目标。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军情五处还通过它不断扩大的部门，监视公众人物、记者、教师、和平主义者、律师和内阁大臣。许多著名人物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

对所谓的颠覆运动的跟踪持续了很多年，耗费了军情五处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档案。而与此同时，真正需要关注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例如北爱尔兰，那里虽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军情五处和其他情报机构（包括军情六处）的竞争中，那里却一直处于低效、管理混乱、错误迭出和自相残杀的状态中。当时曾有一次由军情五处领导的行动，其目的原本是揭露宗派主义杀手，但是由于假情报的干扰，最后竟变成针对工党政府部长们的行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普遍开始反对情报机构对人民进行的监视活动。然而，军情五处对普通市民的监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对通讯系统的监听也变得更加普遍。

自1909年成立以来，军情五处一共公布了100万份档案，涉及100万个人名。这些档案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积累的文件和数据相比较，这个数字还不算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8万份二战以前的档案被销毁。1988年，还有约50万份档案作为调查目标保存在军情五处。这中间有4万份属于最高保密级别，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有关官员才可以用口令读取这些资料。另外还有25万份档案也作为保密材料保存，但是军情五处的职员在目前工作中可以使用。

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以前的记录已被销毁，一些间谍案件的调查遇到了困难，所以英国政府采纳了对文件不作销毁处理的决定。即使如此，冷战结束后，经审查，仍有11万份档案被打上记号销毁，其中包括苏联和“华约”国家情报局试图从英国颠覆组织中招募间谍的行动。显然，在那个时期，英国有数以千计的人仍处于监视之下，其中包括当时的“核裁军运动”主席布鲁斯·肯特。

不仅如此，甚至连唐宁街10号也成了军情五处窃听的目标，并且闹出了一个英国版的“水门事件”。

军情五处窃听唐宁街10号与麦吉尼斯之间通话的惊人内幕被媒体曝光后，不亚于在英国政坛引爆了一枚原子弹。“新芬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结束对“北爱共和军”成员的监视和秘密行动，但暗地里却继续对“新芬党”和“北爱共和军”成员不信任。

实际上，军情五处的任务正在变得更加艰巨。日益增多的恐怖分子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2007年11月5日，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乔纳森·埃文斯说，英国的恐怖组织正在想方设法招募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恐怖活动，其中一些孩子年仅十四五岁。英国境内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可能多达4000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增加了一倍以上。

埃文斯表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从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向英国发动恐怖袭击。埃文斯还透露，他计划进一步增加军情五处的人手，到2011年把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增加到4000人。

军情五处目前大约有2000余名雇员，其中妇女约占二分之一，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约为四分之一。军情五处的女情报人员大多有学位，与男同事一样献身于情报工作。她们比男士更谨慎，不容易暴露身份，更擅长于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素质较高。该局录用雇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英国的文官体系进行筛选，其次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匿名“广告”吸收新人。

据估计，军情五处每年的经费大约在3亿英镑左右，其中44%用来打击国内恐怖活动，26%用来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反间谍和防扩散活动占25%，反颠覆活动占5%。

1992年，英国内阁将对付最为棘手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任务交给了军情五处，让其提供爱尔兰共和军进行恐怖活动的情报。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军情五处面临三大目标：集中力量打击北爱尔兰的恐怖活动，防范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协助侦破恶性的有组织犯罪。英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军情五处的支持力度，为其增加了大量的经费，并批准其招募新人，扩充实力。军情五处在英国情报机关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军情五处的局长们

英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人事任命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从来不对外透露。在1993年以前，军情五处总负责人全部由英国首相秘密任命，他们的身份也从不公之于众。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军情五处的掌门人也第一次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现将这15位掌门人的姓名及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第一任局长：弗农·凯尔少将。任职时间：1909年—1940年。1909年，当时还是上校的弗农·凯尔与他人一起创建了秘密情报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成功地捣毁德国设在英国的间谍网，为避免重要情报外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任局长：A·W·A哈尔克。任职时间：1940年—1941年。他一直是凯尔的得力助手，长期是该机构“B活动区”的负责人，属于过渡性人物。

第三任局长：戴维·皮特理爵士。任职时间：1941年—1946年。他任职时是安全局历史上最为繁忙的一段时期，进行了许多成功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

第四任局长：珀西·西利托爵士。任职时间：1946年—1953年。他任职期间主要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间谍组织，粉碎在英国进行的外国势力的颠覆，其中包括揭发剑桥间谍帮。1955年他出版了自传，成为出版自传的首位安全局局长。

第五任局长：迪克·怀特爵士。任职时间：1953年—1956年。1953年他开始担任安全局局长职务，1956年调至秘密情报局担任局长职务。他是唯一接连担任这两个情报机构局长职务的人。

第六任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任职时间：1956年—1965年。他曾被指控为苏联的秘密间谍，后来发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七任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65年—1972年。

第八任局长：米歇尔·翰利爵士。任职时间：1972年—1978年。

第九任局长：霍华德·史密斯爵士。任职时间：1978年—1981年。

第十任局长：约翰·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81年—1985年。

第十一任局长：安东尼·杜夫爵士。任职时间：1985年—1987年。

第十二任局长：帕特里克·沃克爵士。任职时间：1987年—1992年。

第十三任局长：斯特拉·雷明顿夫人。任职时间：1992年—1996年。她是英国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也是该机构第一位被公开身份的总负责人。

第十四任局长：史蒂芬·兰德爵士。任职时间：1996年—2002年。

第十五任局长：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夫人。任职时间：2002年至今。布勒是前检察总长、大法官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爵士的女儿，毕业于牛津大学，她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