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洛悲剧，英国特工败走麦城

一个自称是反纳粹地下组织成员的德国间谍找上门来，英国情报人员竟然认敌为友，和他们共商推翻希特勒的大计；随着慕尼黑啤酒馆的一声爆炸，希特勒毫发未损，倒让英国情报网全军覆没；两名英国特工交代的口供材料多得编成了一本书，却最终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度过了整个二战时期。

英国情报局从此凄风苦雨，几乎面临改组的厄运。

一名“反纳粹主义者”找上门来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出兵进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斯图尔特·孟席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出任英国军情六局局长，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孟席斯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毕业后任皇家近卫军步兵团和近卫军骑兵团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尉军衔。他从1915年12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19年起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1939年出任该处负责人，是军情六处的第三任负责人。上任后，他把军情六处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到了荷兰。在荷兰还没有被德军占领之前，英国政府就在荷兰首都海牙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实际上是军情六处驻荷兰的一个情报站。

英国驻荷兰办事处设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市区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负责人是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其真实身份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海牙情报站的站长。他正指挥着一个庞大的英国间谍网，准备渗透到德国内部开展间谍活动。

史蒂文斯少校有一名得力的助手叫佩恩·贝斯特，是一名上尉军官，他在荷兰已经居住多年了，长期从事间谍工作。当时，贝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市开办了一家大陆贸易进出口公司，为他的间谍活动作掩护。公司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这里成了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们活动的前沿阵地。

德国情报机关此时也在荷兰从事间谍活动，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情报站很快引起了德军保卫部和德国党卫队保密局特工们的注意。战争开始后不久，德国人决定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行一次试探，摸摸他们的底细。

1939年9月初的一天，贝斯特在公司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来信，信上说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反纳粹主义者要与史蒂文斯少校和贝斯特上尉见面，有重要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贝斯特收到这封信之后，立即向史蒂文斯少校进行了汇报。史蒂文斯少校看了这封信之后，觉得事情虽然有些突然，但却是个机会，于是就决定不管对方是谁，先同他见上一面，以探听虚实。

一向谨慎的史蒂文斯少校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情报站已经成了德国人侦破的对象，他和他的同事贝斯特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陷阱。那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反纳粹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而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的一名反间谍人员，代号为“F479”，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英军在荷兰的情报网。

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夜，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按照信中事先的约定，穿着黑色的长风衣，开着公司的小货车，来到阿姆斯特丹市区一家偏僻的小酒馆里，同这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人见了面。见面之后，费希尔自我介绍说，他是德军内部一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黑色乐队”的代表，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英国人对这个“黑色乐队”是否有兴趣，愿不愿意会见一下这个地下组织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员？费希尔当时还承诺，如果英国人对“黑色乐队”的行动感兴趣，他可以帮助英国人同德国境内的其他一些反纳粹组织联系，结成一个反战同盟，共同从事反对希特勒纳粹政府的事业。

英国情报机关早就听说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名叫“黑色乐队”的秘密反纳粹组织，其成员包括一些老资格的德国将军和军官，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这些人深信，这场由希特勒亲手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军事冒险，将会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所以一直在密谋推翻现行的希特勒纳粹政权。史蒂文斯少校也知道，英国政府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希望通过这个费希尔与“黑色乐队”取得联系，获取德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作为一名身负重任的职业特工，史蒂文斯少校对这名自动找上门来的德国人还是将信将疑，表现出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因为他的上级、局长孟席斯爵士曾一再告诫过他，对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能力不可低估，避免落入圈套。当时孟席斯本人对“黑色乐队”的态度是谨防中计，但又不拒绝与之接触。所以，那次会见的场面还是很令人尴尬，因为双方都各自心怀鬼胎，算计对方。表面上他们在轻松地喝着那种荷兰女人们喜欢喝的松子酒，品味着酒杯中那淡淡的松子的香味，但是他们却是在小心翼翼地谈着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题，仔细捕捉每个词汇所传递的信息。经过一番小心地试探之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认为眼前的这个“黑色乐队”的代表不会有什么危险，就表示同意会见费希尔所谈到的“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费希尔这时才告诉他们，那位“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叫斯切梅尔，是德国陆军运输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

费希尔所说的“斯切梅尔上尉”并不是什么“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而是德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官。“斯切梅尔上尉”真实的名字叫沃尔特·施伦堡，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情报处的国外情报科科长，还任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之职。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期间，他又担任了保安警察与陆军总部的联络官。1939年10月，施伦堡被海德里希调入中央保安局四处E科（该科负责反间谍工作）担任副科长，后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专门负责侦破地下抵抗组织。就在这时，他听说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愿意与德国军队内部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立即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开始加入了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计划是由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并亲自指挥，直接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汇报，最后上报希特勒本人批准实施的。他们想通过这次行动了解英国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破坏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沃尔特·施伦堡事先进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搬到位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观察真正的斯切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掌握了他的生活习惯，并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背景资料，直到认为万无一失。

这次会见费希尔首战告捷，他已经初步取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几天以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又应邀同费希尔见面了。由于有了上一次会见的铺垫，这一次见面就不显得那么拘谨了。三个人见面之后，不但态度热诚，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计划。从此他们三个人就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就像真正的反纳粹盟友一样。

10月30日，费希尔通知史蒂文斯说，斯切梅尔上尉即将到达荷兰边境的文洛镇，马上就可以同他们见面了。警惕性极高的史蒂文斯少校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斯切梅尔上尉”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就请自己的好朋友——时任荷兰情报局局长的范·代·普拉斯谢上校出面，在荷兰边境扣留这个“斯切梅尔上尉”，然后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真实身份。于是，普拉斯谢上校就派了手下精明的德克·克劳普中尉协助贝斯特来完成这一任务。

按照费希尔所提供的时间和车次，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在火车上找到了那个即将进入荷兰境内的德国运输部队的“斯切梅尔上尉”，把他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讯问，并且仔细检查了他所有的证件，但是并没有发现和他的姓名、身份不相符的地方，在他的行李中也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东西，于是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就相信了这个“斯切梅尔上尉”，遵照临行前史蒂文斯的指示，由贝斯特亲自开着一辆蓝色的别克轿车，把“斯切梅尔上尉”送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史蒂文斯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在大陆贸易公司的一间密室里，史蒂文斯和这个冒名为“斯切梅尔上尉”的沃尔特·施伦堡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会谈，最后还搞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设法推翻纳粹政权，立即与西方媾和，恢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等等。为了进一步取得英国人的信任，施伦堡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请求，事成之后，希望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沃尔特·施伦堡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伙，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获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他向史蒂文斯少校透露说，当时一些德国陆军军官正在密谋一项推翻希特勒政权并同盟国一起恢复和平的计划，并且透露了许多重要的细节，诸如“黑色乐队”的组织机构，一些组织成员和负责人的名单。“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番话，很快就让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放弃了必要的警惕，因为这对英国情报机关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当天晚上，那个冒充“斯切梅尔上尉”的施伦堡居然还在阿姆斯特丹住下来了，同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共进晚餐。好客的史蒂文斯用牡蛎盛情款待了这位尊贵的盟友。史蒂文斯还像老朋友一样，同施伦堡谈起了音乐、绘画艺术还有诗歌。因为“斯切梅尔上尉”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市，而杜塞尔多夫市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出生地，于是他们又找到了许多关于这位诗人的话题。在两军对垒、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能找到一个人聊一聊这种浪漫而又高雅的话题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两个人就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聊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欺骗英国人，施伦堡给史蒂文斯介绍了一位新来的客人——陆军医生“豪斯曼上尉”。其实这个人是施伦堡的一个好朋友和同伙，真实的身份是柏林大学和沙里特医院的心理学教授，名叫马克斯·德·克利尼斯。施伦堡却介绍说他是“黑色乐队”的领袖人物贝克将军的得力助手。

看上去风度翩翩、富有涵养的克利尼斯作为将军的副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史蒂文斯就像信任施伦堡一样，很快就相信了这个克利尼斯。克利尼斯进一步透露说，他的上级，也就是“黑色乐队”的一名“将军”在近日内即将飞往伦敦，与英国方面的政府要员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如果会谈成功，“黑色乐队”就要开展新的行动了。信以为真的史蒂文斯给了施伦堡一部衣箱式无线电台和一本密码，让他们使用“ON—4”呼号，与英国军情局直接进行联系。

10月31日下午，贝斯特又开着他那辆蓝色的别克牌轿车，把这两名德国人送到了荷兰边界。在文洛小镇下车之后，施伦堡和他的同伙克利尼斯在荷兰边境接受了哨兵的检查之后，匆匆地越过边境，消失在迷蒙的雨雾之中。

德国人的阴谋诡计终于骗取了谨慎的英国人的信任。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就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孟席斯汇报了情况，孟席斯也为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不过，孟席斯还是警告史蒂文斯，在自己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交换意见之前，不要再与德国人继续谈判，同时还再次提醒史蒂文斯一定要小心谨慎，提防德国人搞鬼，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后来，史蒂文斯同“斯切梅尔上尉”他们又多次见面。 有一次，“斯切梅尔上尉”建议改变一下他们约会的地点，希望能到荷兰边境的文洛小镇去。“斯切梅尔上尉”的理由是，文洛虽然是荷兰边境的一座小镇，但是那里却有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同时还可以为到阿姆斯特丹市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他每次到这里来不仅要接受荷兰方面的检查，他自己还要编出许多借口，才不会引起自己的上级和军方的怀疑。对于“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种建议，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就同意了。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当时根本不知道，“斯切梅尔上尉”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就是荷兰边境的那个文洛小镇，最终让他们和英国情报局在荷兰的情报网兵败麦城，毁于一旦。

慕尼黑啤酒馆响起了爆炸声

几天之后，英国军情六局果然收到了“ON—4”发来的消息，称那位“将军”将在11月9日飞往伦敦，会见英国方面的高层领导人。孟席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认为那“将军”可能就是贝克将军本人，于是就安排了一架皇家空军飞机预先飞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便“将军”可以从那里乘飞机前往伦敦；同时，孟席斯也指示史蒂文斯他们，为了预防万一，不要再到荷兰边界与德国人会谈，如果有问题需要商讨，必须到海牙或者是阿姆斯特丹。因为史蒂文斯曾向他报告过，11月9日，也就是那位“将军”飞往伦敦的同一天，史蒂文斯将和“斯切梅尔上尉”在荷德边界文洛小镇的那家巴克斯咖啡馆会面，商谈一些事情，然后前往丹麦，再乘飞机飞回英国。

这时，精明而又狡猾的施伦堡知道自己已经骗住了英国人，就一心想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他的上司海德里希也同意了，看看会有什么收获。11月8日傍晚，施伦堡早早地上床休息了，以便明天能有充足的精力对付那两个英国人。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床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听筒那边传来的居然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声音。电话里的希姆莱怒气冲冲，他声称，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参加纳粹老战士年会时，现场发生了爆炸，“好几名党内老同志被炸死，损失相当大”。

原来就在1939年11月8日下午，希特勒由他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个秘书陪同，从柏林乘飞机抵达慕尼黑。他要到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亲自参加“纳粹政变纪念日”活动，并要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因为正是在16年前的1923年11月8日晚上8点45分，在几百名纳粹党徒的簇拥下，希特勒站在这家大啤酒馆的桌子上，喊出了“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发动了政变。

纳粹成功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之后，每年都要在这家啤酒馆举行纪念活动，希特勒亲临现场发表演说。1939年的这一天也不例外。

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希特勒坚持要在当晚赶回柏林。他专机的飞行员担心大雾会影响回程的飞行，建议希特勒改乘火车返回，因此晚上的纪念活动只得缩短时间，希特勒的演讲改在晚上8时提前进行。

当晚8时，希特勒身穿深褐色党卫军服，在约瑟夫·戈培尔和其他随从的陪同下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登上讲台。讲台后面以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为背景，党旗后面有一根巨大的石柱子。当时希特勒并不知道，石柱里面正藏着一枚定时炸弹，是由一个叫格奥尔格·埃尔塞尔的年轻人制作的。炸弹上面的计时器正在悄无声息地走着，它已经被设置好了爆炸的时间。只要时间一到，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将同这根石柱子一起粉身碎骨。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被称为“孤独的投弹手”。这个出身贫寒的德国共产党员是德共属下一支准军事力量“防卫军”中“红色先锋营”的一名成员。他在1938年秋就作出了要刺杀希特勒的决定。因为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纳粹势力在德国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变得更加艰难与危险，但仍有许多人选择使用暴力来对抗纳粹，36岁的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8月初，埃尔塞尔离开家乡来到了慕尼黑。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木质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工具：刨子、锤子、锯子、锉刀以及藏在特殊夹层里的炸弹，除此之外，他还带有50公斤炸药、6个计时秒表以及雷管、电线、电池。埃尔塞尔用自己的真名登记，在找到住处以后，开始了暗杀希特勒的准备工作。

埃尔塞尔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会悄悄溜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石柱，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8点45分，往年希特勒的演讲都是在8点30分准时开始，到9点30分准时结束，前后持续一个小时。而到了8点45分的时候，他的演讲将进入高潮。因为这个时间是他人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也是德国当代史的一个标志。

可是，当天晚上8点希特勒一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后，就提前开始了他的演讲，省去了往年那些老一套的开场白和对1923年纳粹党发动的那次叛乱的赞扬，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当晚赶回柏林的事。这一次希特勒演讲的重点是猛烈抨击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以他天生的演讲才能为那些狂热的纳粹党徒打气。希特勒的这次演讲出人意料地只持续了三十来分钟，就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结束了。大约在8点30分左右，他在一群纳粹高层的簇拥下提前离开会场，迅速向火车站赶去。而埃尔塞尔设计的爆炸时间却是在8点45分。就是这十来分钟之差，让希特勒躲过了一劫。如果他晚走十几分钟，世界未来的局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就很难说了。

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这时只剩下大约100来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在8点45分的时候，石柱里的那颗定时炸弹准时爆炸了。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厅中央放置炸弹的石柱被炸得粉碎，同时还炸塌了楼台和大厅的屋顶。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成为一堆粉末。爆炸造成8人死亡，至少62人受伤。

就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一片狼藉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离开了慕尼黑，当火车中途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

炸弹爆炸时，埃尔塞尔已经来到了通往瑞士边境的途中。由于欧洲大陆又一次燃起了战火，这里的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他来到边界栅栏附近准备越境时，不幸招来德国边防军士兵的盘问，他被捕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出卖了他——当时他身上除了带有一把剪断栅栏的钳子外，还带有一张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一根引信，一枚“红色前线战士协会”的徽章和几张制造炸弹的图纸。真不知道埃尔塞尔事先为什么没有将这些东西处理掉，难道说是要留作纪念吗？

经过五天漫长的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埃尔塞尔到底顶不住了，终于在11月13日招供了。不过他并没有供出任何共犯，并且声称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的帮助。他刺杀希特勒完全是出于信仰和对纳粹政权的仇恨。那些审讯他的纳粹党徒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新的名堂，就把他送到柏林城外的集中营关押起来。1945年2月，格奥尔格·埃尔塞尔被转移到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最终死于党卫军的枪下，连尸体也被残忍地焚烧了。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大发雷霆。不过，他并不相信这只一个普通的德国人的个人行为，而认定此次暗杀行动是由英国情报部门策划并实施的。尽管并没有任何情报能证实这起爆炸事件同英国有关，但纳粹当局还是以这起爆炸事件为由头，悬赏20万美元寻找英国情报部门与暗杀有关的线索。德国的新闻界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尘嚣甚上。希特勒本人也决定立刻对英国人实施“报复”，命令取消原定的那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决定以英国的荷兰情报站为突破口，武力绑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两名英国特工，并把他们押送到柏林。

既然元首已经作出了决定，海德里希只有立即执行。他找来一位擅长绑架的下属——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命令他带领20名精心挑选的党卫军士兵前往荷兰配合施伦堡完成这一任务。冷酷的瑙约克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行家里手，德国保安局的暗杀、绑架等活动大都由他负责。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带领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出发了。

11月9日一大早，施伦堡与匆匆赶来的瑙约克斯仔细商量了行动计划，一行人乘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了。与此同时，施伦堡通知了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约他们下午2点30分在荷兰边境的文洛小镇那家咖啡馆见面，说是有重要情报告诉他们。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还不知道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生了爆炸事件，出于对施伦堡的信任，他们决定如约前往文洛小镇同他见面。

下午2时左右，施伦堡按照约定时间提前来到了荷兰境内文洛镇的巴克斯咖啡馆。这是一家很普通的边境咖啡馆，遮阳篷上装饰着带条纹的图案，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儿童游乐场，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然而，就在距离边境线不远处的德国境内，瑙约克斯和他手下的党卫军士兵已经埋伏在一个隐蔽点里，正在紧张地等待着施伦堡发出的信号。

大约2时20分左右，贝斯特开着那辆蓝色别克牌汽车，沿着狭窄的街道缓缓驶来。这辆车里总共有三个人，除了贝斯特之外，还有史蒂文斯和荷兰情报人员克劳普。快到那家咖啡馆时，他们似乎发现了气氛有些异常，因为有人在一个拐弯处探头探脑地朝这里张望，于是他们立刻把车停了下来，并且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将子弹顶上了膛。他们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就把车子慢慢地开了过来，最后停在咖啡馆前面。他们的一举一动被站在咖啡馆门前的施伦堡看得一清二楚。施伦堡看到绑架的时机已经成熟，马上向瑙约克斯发出了行动的信号。

正当史蒂文斯他们停下车来准备下车时，一辆深褐色的敞篷军用大卡车从德国方向呼啸而来，撞断了边境栏杆，径直朝咖啡馆冲来。车上满载着配备自动武器的党卫军士兵。据守边境哨所的荷兰士兵不知所措，正要上前阻拦时，两名党卫军士兵开始用冲锋枪扫射，两名荷兰哨兵当场倒在血泊之中。贝斯特一见事情有变，立即发动车准备逃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辆大卡车已经冲到了咖啡馆门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瑙约克斯和四名党卫军从还没有熄火的车上跳下来，打开别克车的车门，把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从车内拉了下来，并且抢走了他们的公文包和散落在车上的所有文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戴上了手铐。荷兰特工人员克劳普见势不妙，马上掏出了手枪，但是两支冲锋枪同时向他扫射过来，克劳普的身体几乎被打成两段。

瑙约克斯命令手下把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拖到大卡车上，调转了车头，向德国方向驶去。英国情报局在荷兰最重要的两个特工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就这样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他们当天就被押到了柏林，扔进了保安局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地下室里。

希特勒对这次绑架行动十分满意，他在总理府里亲自接见了施伦堡、瑙约克斯和其他参加行动的党卫军人员，并授予他们每人一枚铁十字勋章。

这就是英国情报史上不堪回首的“文洛事件”。

阴差阳错的悲剧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捕之后显得十分紧张不安，他们深知纳粹党卫军审讯人员的残酷。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并没有对情报人员进行训练，告诉他们一旦被捕后应该怎样对付审讯，怎样保守秘密。此时，史蒂文斯与贝斯特唯一期望的就是，那些盖世太保们不要对自己进行严刑逼供，否则他们肯定受不了。史蒂文斯还一直惦记着那份没有来得及销毁的英国特工名单，因为这份名单上，除了有英国派往荷兰的特工的名字和潜伏地点之外，还有英国派遣到欧洲各地的特工人员的名字。他为此感到由衷的羞愧与自责。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没有经受得住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采取了同德国人合作的态度。因为还没有等到盖世太保们挥动皮鞭，史蒂文斯已经崩溃了，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史蒂文斯知道得太多了，以至于盖世太保们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把他说出来的东西消化掉。后来德国的情报机构把他们招供的内容汇编成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英帝国的情报工作报告》。他们把这本书发给纳粹情报机关的特工们，差不多是人手一册，供他们学习借鉴。在这份厚厚的书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被介绍得一清二楚。这真帮了那些纳粹特工的大忙。

由于贝斯特与史蒂文斯和德国人主动合作，他们在纳粹集中营不但没有受到酷刑，反而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在整个关押期间，他们还享有娱乐健身活动，不时到集中营外边打打网球，甚至还能到慕尼黑大戏院去享受一番，当然，他们身后还是有人跟踪的。尽管如此。他们仍担心盖世太保会把他们两人杀了，那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他们在集中营里度过整个战争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才恢复自由。史蒂文斯还当了一名翻译，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极为凄凉。

贝斯特出狱后回到了乡下，一直在乡间居住。尽管他远离政治中心，但是当英国政府把“文洛事件”的全部责任推给秘密情报局的时候，秘密情报局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贝斯特的身上。英国秘密情报局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苛刻地认为，他们俩还真是要感谢德国纳粹。正是由于纳粹把他们抓去了，他们才保住了一条性命，活到战争结束，而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在战场上牺牲，或者是死在当年的伦敦大轰炸中。面对这样的非议，贝斯特并没有过多的在乎。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成为历史；何况当年战争来临的时候，自己并没有袖手旁观，应该说同样是出生入死战斗过。在那样的年代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贝斯特怀着平静的心情居住在自己乡间的房子里，活到了90多岁才寿终正寝。

不过这起“文洛事件”，的确让英国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使得他们在欧洲大陆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濒于瓦解。贝斯特和史蒂文斯领导的谍报网曾经是英国情报机构获取纳粹情报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的被捕，整个谍报网群龙无首，完全瘫痪了。八个月后，法国的沦陷实际上断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情报活动，军情六处的活动也不得不从零开始。

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德军内部那个“黑色乐队”从此也销声匿迹了。那些本来准备推翻纳粹政权的将军们这时也不得不小心起来，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时时都在提防盖世太保找到什么把柄。这个反纳粹组织也名存实亡了。

“文洛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战线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克制不复存在，坐在咖啡馆里刺探情报的时代从此结束，使用武力成为家常便饭，情报战由此开始升级了。

其实整个“文洛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是一场连孟席斯和他的整个秘密情报局都无法预知的阴谋。这次事件还出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孟席斯的对手、希特勒的谍报局长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1887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十分富有且颇具权势的家庭。1905年他怀着崇高的爱国心加入了德意志帝国海军，1916年夏天，他被德国间谍机关派往西班牙，开始了自己的情报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卡纳里斯由于以前的海上服役经历而被委派去指挥潜艇，先后在“柏林”号、“西里西亚”号巡洋舰及威廉港分舰队司令部任职，参加过多次暗杀行动。1923年，卡纳里斯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与戈林的结识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向戈林表示，可以协助希特勒上台。

戈林听后大喜过望，在他的引荐之下，卡纳里斯向希特勒送交了有关德军全体军官的材料，这些材料详细记述了德军军官的政治倾向和经济情况。这对希特勒日后控制德军军官层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33年1月，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冯·施莱歇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准备通过立法来取消容克地主的津贴，以此缓和失业危机。为了保密，施莱歇把这一改革方案的文件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卡纳里斯神通广大，竟然将文件的副本偷出来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拿到文件副本后有了十足的政治资本，当他把文件摆在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面前时，基于保护容克地主利益的需要，兴登堡不得不把施莱歇赶出了内阁，希特勒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德国的总理。

自此，卡纳里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35年起任隶属陆军部的谍报局局长，曾先后参与过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苏联入侵的活动。但是卡纳里斯对希特勒也是颇有不满，他曾经私下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

卡纳里斯对希特勒的不满与日俱增，他想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希特勒的对外扩张。作为情报局的头目，他所能做的当然就是把希特勒的计划透露出去，让希特勒不敢贸然行动。

当然，对于卡纳里斯在德国的政治倾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早就熟知了，因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秘密情报局的谍报人员马希尔就对孟席斯说，卡纳里斯对希特勒有很大意见，可以争取过来。但是，卡纳里斯是德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秘密情报局深知这项工作的艰难。

但是，不管英国秘密情报局怎样推测，卡纳里斯自己正在设法与秘密情报局取得联系。而且，卡纳里斯还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与国外取得联系，与西欧国家谈判一下停战协议；另一手是准备在国内发动政变，逮捕希特勒等人。

卡纳里斯把与外国联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属下奥斯特。作为人事处长，奥斯特掌控着谍报局的整个电讯联络系统，这为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奥斯特找到了秘密情报局的联系人路德维希·米勒，让米勒来往于德国与英国之间。

希特勒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计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传出去了。希特勒大为恼怒，立刻让卡纳里斯去调查。调查自然是毫无结果。不过，希特勒毕竟是老奸巨猾，既然敌人已经知道了“黄色方案”，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在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斯泰因的建议之下，攻击方向改为人迹罕至的阿登山区，然后攻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趁势再从西、北两个方向进攻巴黎。至于进攻的时间更是一再改变，这样就使奥斯特屡次向西欧国家提供了虚假的情报，以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对奥斯特情报的信任大打折扣。

1940年，希特勒进攻北欧，卡纳里斯让奥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秘密情报局，但是秘密情报局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置之不理。

卡纳里斯的屡次报告毫无效果。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军突然盘旋在荷兰上空，一场突击战斗就这样打响了。毫无准备的荷兰自然是失败了。秘密情报局对德国的突袭十分惊诧，在世人的批评声中，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除此之外，卡纳里斯还建立了自己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系渠道，那就是通过英国海外情报站伯尔尼情报站进行活动。1939年，波兰被德国占领，波兰驻德国的军官希曼斯卡上校的夫人就成为中间的联系人。而卡纳里斯也派出了一名属下到瑞士，并以外交身份保护希曼斯卡夫人，许多机密情报就是这样迅速传出，交到了伦敦秘密情报局的手中。

当初，最先与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海牙情报站站长史蒂文斯联系的人是费希尔。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费希尔竟然是一个双面间谍。几年前，他决然地反对纳粹的独裁统治，并且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逃出了德国。但是他马上又开始后悔了，就通过关系打探自己是否还可以为德国政府效劳。当时德国正是用人之际，有这样一个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费希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顺利打入了反对希特勒地下组织的内部，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当费希尔与贝斯特见面的时候，他宣称德国统治阶层内部有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黑色乐队”，很多高级军官都在里面。但是费希尔对这些高级军官的情况却始终缄口不言，这无疑是给英国秘密情报局留下了一个悬念。

其实早在战前，英国就知道了德国阵营内部有人对希特勒不满，甚至在德军总参谋部内也有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张伯伦政府虽然对德国宣战，但苦于军备虚弱，不敢真正大规模对德军作战。如果英国能“通过某些渠道”直接向德军呼吁，很可能取得极有价值的成果。

不过，丘吉尔反对同德军妥协。但是，他的反对无济于事。尤其是当卡纳里斯为首的情报局特务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英帝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免让英国人感觉可信。在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与德国人接触的时候，孟席斯最希望他们在文洛小镇见到的，应该是希特勒的谍报局长卡纳里斯将军。

所以，1939年11月9日对孟席斯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正在执行一场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一旦成功，历史也将会重写。他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来自荷兰情报站的消息。英国若是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这场战争，那么无疑将会是孟席斯最大的功劳，从此可以叫任何怀疑自己能力的人闭嘴。

那天凌晨5点钟，贝斯特与史蒂文斯在荷兰情报军官克洛普的带领之下，前往荷兰的文洛小镇时，心里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认为马上就要见到的是一位反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贝斯特与史蒂文斯想象着，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将要因他们而改变，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飞黄腾达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

当时在车上，贝斯特一直在不停地抽着香烟，或许只有吸烟才能掩饰住他内心的激动。史蒂文斯当时则是不停地在记录着什么。当贝斯特问他在干什么时，史蒂文斯说，他正在列出一个荷兰秘密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名单，一旦欧洲的战事发生改变，这些谍报人员就能全身而退。但是他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正是那个“斯切梅尔上尉”——施伦堡，改变了“文洛事件”最后的结果。

施伦堡是以德国最高统帅部运输部的霍普特曼·斯切梅尔上尉的身份出现的。遗憾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太不专业了，否则这个“斯切梅尔”究竟是不是档案中的斯切梅尔，是很容易搞清楚的。

“文洛事件”发生后，卡纳里斯的谋划也彻底地落空了。从此他完全失去了英国人对他的信任。后来任凭他如何向英国人解释，为他们提供情报，但英国人就是不予理会。不久以后，希特勒不仅解除了卡纳里斯谍报局长的职务，而且还把他送上了绞刑架。

“文洛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的秘密情报局也经历了一场大的变动。当时丘吉尔已经是英国的首相了，他极力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情报机构，并打算将秘密情报局撤销。但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部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希望自身的权力受到限制，因此纷纷反对。

于是，孟席斯也因此而得以继续在幸存下来的秘密情报局中任职。

不过，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孟席斯的秘密情报局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他依靠密码学校的力量，不仅成功地破译了德国的“哑谜”密码，而且制造了“超级机密”，协助英军屡建奇功——秘密情报局从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