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研究《金瓶梅》版本与作者

金瓶梅研究(第十一辑) 作者: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 著


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研究《金瓶梅》版本与作者

叶桂桐

一、20世纪末《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1999年初,我写过一篇关于《金瓶梅》版本与作者研究的论文,题目是:《〈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文章完稿之后,曾经投寄过国内的几个杂志与学报,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直到2001年,才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上刊登出来。该文认真全面地总结了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途径和应注意的问题,并主张在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倡导一下“汉学精神”。我的目的很明确,面对《金瓶梅》版本与作者这样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学术难题,在很难有新的突破与进展的时候,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全面地总结,克服缺点,梳理线索,确定今后的目标或方向,以便取得新的突破与进展。

但我并没有马上沿着我刚刚总结与梳理出来的线索进行新的研究,因为我深知,以往的线索,多半很难有新的推进,而新的切于点或突破口,我还没有找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决定从头开始。在方法上,我自然首先想到了道家观察事物的“静观”与“玄览”,也让自己先沉潜下来,宁静下来,“致虚极,守静笃”。

我决定从“零”开始。我把以往自己所收集到的所有《金瓶梅》研究材料,包括所有的专著、论文,以及参加会议时得到的单篇论文,一篇不落地重新认真阅读。

二、20世纪末的《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的转折与突破

由于前期的各种储备,包括完成博士论文,对于以往研究的认真全面的总结,以及从1987年到1992年期间,无数次地跑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的善本书阅览室,跑琉璃厂所得到的善本书的知识积累,对于中国印刷史,特别是对于明代版刻的学习与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对于《金瓶梅》本身各种版本的比较等所获得的知识,我觉得这次阅读,已经与以往阅读这些材料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正是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日本学者荒木猛《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藏本)的出版书肆》的文章,再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说实在话,荒木猛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此前我至少已经读过两遍,但因为他的结论,即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鲁重民所刻印,当刻于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我当时觉得他只不过是补充了郑振铎先生关于“崇祯本”的论述的新材料,在学术观点方面,并没有新的推进,所以忽视了。但这次重新阅读他的这篇论文,感觉却大不相同了:我有一种触电似的感觉。

经过反复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在荒木孟先生的结论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就是我认为,“廿公跋”的作者就是鲁重民。

我的论文《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在1999年春天就完成了,虽然投寄过两个杂志未用,但《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4期刊出了。

所以我的《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虽然是在《〈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完成后一年多才完成的,但它却比后者先刊出了将近两年。

在此基础上,我又进一步逐字逐句地认真分析对比《金瓶梅》三篇序言(跋),即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之间的内在关系,终于判定《金瓶梅》三篇序言(跋)的先后关系是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于是我完成了另一篇论文《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时间是1999年末。

该文完稿后也曾经投寄给国内的好几个相关杂志或学报,但一直未被采用,这其中原因,我想除了论文确实过长,有两万多字,一般学术刊物难以承受之外,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我的见解过于“超前”,以至于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发表这样的文章,责任编辑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过了两年多之后,这篇论文才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上刊印出来。

“廿公跋”不仅是我们判断《金瓶梅》三篇序言(跋),即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关键,也是我们判定《金瓶梅》四种最有代表性的刻本之间的关系的关键。

《金瓶梅》四种最有代表性的刻本是: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甲系(现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乙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存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本,日本有两个全本和一个残本)。

刻印于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为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

如上所述,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开端有东吴弄珠客序,这有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为证;崇祯本《金瓶梅》甲系也在卷端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金瓶梅》乙系不仅收录了弄珠客序,又在其后加上了“廿公跋”;《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沿袭了崇祯本乙系,收录了廿公跋、弄珠客序,又在“廿公跋”之前,加上了欣欣子序(这是台湾藏本的顺序,日本栖息堂藏本顺序不同)。

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的序跋出现的顺序、分布以及四种刻本刻印之先后顺序昭然若揭,除了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有薛冈的记述之外,其余都有版本上的依据。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毋庸置疑,“廿公跋”是《金瓶梅》版本研究的一大关键。判定“廿公跋”的作者是鲁重民,其写作时间为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在《金瓶梅》版本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20世纪末的《金瓶梅》版本与作者研究的转折与突破。

三、引进现代化科技手段研究《金瓶梅》版本与作者

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拙作《〈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它在今天仍然非常值得重视,现引录如下:

上面我说到与《金瓶梅》研究相关的若干文献典籍的刻印时间、地点(书坊)与版本情况,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搞清楚。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要真正搞清楚,单在文献范围中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在八九年前的临清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就呼吁,为了解决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难题,我们应该引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这一想法是这样产生的:为了弄清《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与书坊,我曾经到北京琉璃厂去向人请教,他们对我说,你把刻本拿给个别老先生看看,或者有可能。但现在这样的老先生已经不多了,何况你又拿不来版本,怎么行呢?我又向老师启功先生请教。

我说:“启先生,明代的书坊,都有自己的写工,因此各书坊所刻印的书字迹不同,能不能通过现存刻本字迹的比较来判别该书是哪个书坊刻印的?”启先生笑着说:“我没有这个本事,恐怕公安局都未必能真正做到。”

我又向北京师大化学系的先生请教,我说:“如果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和现存的当时一些书坊刻印的书进行纸张比较,能否准确地判别出它是哪个书坊刻印的?”他说:“判别这本书与另外一些书的用纸是否相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根本用不着破坏这些书,只要对这些书进行紫外线光谱分析就可以了。”

我又向当时国务院自动化办公系统设计的总工程师请教,问他:“过去各书坊刻书写工不同,字迹也不同,给你一些书,能否用电脑通过对字迹进行分析,准确地搞清楚某本书是哪个书坊刻印的?”他说:“可以做到,不过这种程序你编不了,而且要有不少的经费,你能弄到吗?”我办不到,但他总算给了我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

十年过去了。现在电脑普及了,玩电脑的人多了,懂电脑的人也多了,大概我的想法有实现的可能了。

从我撰写《〈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到现在,十五年又过去了。这十五年之中,如上所述,我们的《金瓶梅》版本与作者研究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我们引进现代化科技手段极大地缩小了范围,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目标,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可操作流程。

我为我们目前引进现代化科技手段研究版本与作者所设计的第一阶段操作流程方案如下:

(一)对比对象

(1)明代杭州书商鲁重民《辉山堂》书坊所印制的书籍:《舆图摘要十五卷》、《经史子集合纂类语三十二卷》、《四六类编》、《子史》二十卷(四库禁毁书补编42册)、《十三经类语》;

(2)日本内阁文库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二)所采用的现代化手段

(1)对上述对比对象印刷用纸的紫外线光谱进行分析比较,确认其是否为同一个书肆所印制。

(2)对上述对比对象的字体(从书法角度)、特殊用字中字的结构(比如“峰”字的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的不同选择)、异体字的选择(比如“拿”与“拏”的不同选择)等等进行比较,从而确认其是否为同一个书肆所印制。

(三)研究的目标

确认日本内阁文库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明代杭州书商鲁重民《辉山堂》书坊所印制,从而确认“廿公跋”系鲁重民所为。

充分利用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设计第二阶段的操作流程方案,主要解决《欣欣子序》的作者问题。具体方案待第一阶段操作流程方案完成后设计。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真挚地希望与国外朋友合作,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展开《金瓶梅》研究。

作者简介:叶桂桐,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教授。

 

  1. 黄霖、王安国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0—138页。
  2. 叶桂桐:《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4期。
  3. 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4. 叶桂桐:《〈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