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两汉“小说”涵义的生成

概括而言，现当代学者对先秦“小说”的解释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指琐碎、浅薄的议论；二是指故事、民间传说等。前者以鲁迅为代表，他认为《庄子》中“小说”之名，“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1]。鲁迅的论断影响巨大，此后有关古小说的论著多祖述该说。侯忠义云：“从内容来说，‘小说’即‘小道’；从形式来说，系‘琐言碎语’，即琐屑、浅薄的言辞。”杨义以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粉饰琐碎浅陋的道理去求取高大的名声，离开明达远大的境地就很远了。这里的‘小说’和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不是一回事。”^[2]此派主要着眼于古小说议论的功能，所以说它与后来的小说名同实非。关于后者，毕桂发、陆林、徐克谦、杜贵晨等学者较早论及^[3]。毕桂发说：“庄子所谓小说具体指的就是寓言这种故事性文体，而不是只言片语的琐屑言论。”陆林认为，《庄子》“小说”之“说”，“是指故事性的叙事文体”。徐克谦指出：“先秦的‘小说’或者‘说’，乃是一种说故事的文体。”杜贵晨以为，先秦“小说”一词在“小”的前提下，乃指故事的、寓意的、愉悦的谈说。此派偏重于古小说叙事的功能，并试图与后世文学性的小说沟通起来。其中，杜贵晨的说法还巧妙地把叙事性与论说结合了起来。这些新论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近几年一些学者讨论先秦的“说体”，盖沿承此派而成。

对先秦之“小说”无论采取哪种说法，都离不开对“小说”一词本身的解读和对其语境的考察。为论述方便，先录《庄子·外物》有关原文：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4]

许多论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存在着两点不同程度的偏差或误解。唐人成玄英疏“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云：“末代季叶，才智轻浮，讽诵词说，不敦玄道，闻得大鱼，惊而相语。”又疏“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云：“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问）［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5]这是将“小说”拆解为不能通于大道的“小道”、“言说”。从文字本身看，成疏似无问题，但结合当时语境看，成疏不无问题。

其一，“小说”不仅指小道理，也指故事。从《外物》篇上下文意看，所谓“辁才讽说”、“饰小说”云云，正是就任公子东海钓大鱼的寓言故事而生发的，即“说”的内容是大鱼、小鱼。从《外物》篇产生时代讲，该篇出自庄子后学之手，其写成时代大约在战国后期，大致与《韩非子》著述年代相当^[6]。而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都更加自觉地运用了以譬喻说理的方法。《荀子·非相》说：“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7]韩非子《说林》上下两篇、内外《储说》六篇，都汇集了大量的历史、名人逸事、民间传说、志怪和寓言等各类故事，并且明确将这些备用作譬喻的故事命名为“说”。因此，笔者认为《外物》篇所谓的“讽说”、“小说”，都含有志怪、寓言等类型的譬喻故事在其中，而附着于这些譬喻故事的议论则是极为肤浅的^[8]。用大量的譬喻故事来论理，正是整部《庄子》“说”的特色，《逍遥游》篇明确说鲲鹏故事是志怪者“齐谐”之言，而《说剑》篇堪称是说故事的代表。“说”之“小”，不过是庄子后学对其他学术派别的一种贬称，一种学术价值判断。此与《荀子·正名》所谓“小家珍说”的用法一致（珍，怪的意思）。

其二，“县令”不是指“高名令闻”，而是实指县官。南宋初马永卿已立“县官”新说。其《懒真子》卷三驳成玄英疏云：

盖“揭竿累”以譬“饰小说”也，“守鲵鲋”以譬“干县令”也。彼成玄英肤浅，不知庄子之时已有县令，故为是说。《史记·庄子列传》：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尝往来于楚魏之间，所谓监河侯，乃西河上一县令也，时但以侯称之耳。……且监河侯云：“我得邑金”，是以知为县令也。^[9]

又南宋末褚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八七引林疑独注亦主此说：“鲵鲋，鱼之小。县令，官之卑。皆非远大之所也。”^[10]此说可从。在战国中期以前的古籍中，如《左传》、《国语》等，很难见到“县令”、“令”的称呼。而在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如《韩非子》、《战国策》等，则大量出现了“县令”一词。而且，战国时期的县令（特别是一般的小县）是地位不高的小官^[11]。所以，晚出的《外物》篇有用鲵鲋小鱼来比喻县令卑官的说法，意谓修饰浅薄道理、讽说惊怪故事的人，只能求得县令之类的小官，成不了大气候。此为《汉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的说法提供了张本。

《庄子·外物》所谓“小说”作为学术价值的判断，以及其中所隐含的“说”的文体意义，是两汉具有文体意义之小说观形成的重要出发点。刘向、桓谭、班固（或刘歆）、张衡和徐干等所谓“小说”的要义有四：一是议论，二是故事，三是“不入流”，四是娱乐。

西汉末刘向的小说论是隐含的，并没有直接表述（直接的表述也可能失传了）。刘向序整理本《说苑》云：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复）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12]

检《汉志·诸子略》，“可观”的《新序》、《说苑》被列入儒家，而《百家》则被打入小说家。由于班固的《诸子略》主要是依据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而来，所以将《百家》称为小说的依据应当是“浅薄，不中义理”、不“可观”。从今存《新序》、《说苑》的体例看，其用故事进行议论的方式与《百家》应当是一样的，只是《百家》的义理“浅薄”些。据此，则刘向是把那些既说故事而又“浅薄，不中义理”的言说当做“小说”的。从既说故事而又说理这两大特点看，刘向心目中的小说与《庄子·外物》篇所谓“小说”，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可谓一脉相承！

比较明确揭示“小说”文体特征的，恰恰是与刘向时代相接的桓谭。《新论》佚文曰：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3]

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邪？^[14]

“丛残小语”也称“丛残小论”（《新论·正经》），虽包含古代的格言、警句、善言嘉语等，但主要是各种故事（如庄周寓言、淮南子神话）；“譬论”是指用譬喻故事来议论；“短书”是指“妄作”、“虚诞”、近于小道的著述（如《庄子》、《淮南子》），并不仅仅是指形制长度为六寸、八寸的简书。王充《论衡·书虚》亦曰：“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又其《谢短》曰：“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藉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15]如此看来，桓谭的“短书”论，明确地指出了古小说的文体特征：内容上是丛残小语，表达方式上是用故事来说理，而且好妄作、虚诞，“学术”品格上有可观、可采之辞，但只限于修身齐家而未臻于治国。此论与庄子后学之“小说”应有直接联系，因为其中“妄作”、“虚诞”说即缘于《庄子》而发；与刘向的小说观相比，在表达方式上指出了虚构问题，在“学术”品格上明确了“可观”的地位。鲁迅说桓谭所谓小说“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16]，正是着眼于虚构、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而言。

《汉志·诸子略》来源于刘歆《七略》，其“小说家”小序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7]

此中谓小说“可观”、“可采”，与桓谭的意见基本一致。其新意有二：小说家出于稗官，小说作者是“闾里小知者”；小说的内容为“街谈巷语”。前者容稍后讨论，这里先说后者。从语源考察，“街谈巷语”主要来自民间和士人两个阶层，其指向也有民间传闻琐事与关乎朝廷政事两种分别。民间传闻琐事之例书载众多，此胪列数条：

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淮南子·泛论训》）^[18]

余小时闻闾巷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时近。……（《新论》）^[19]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扞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风俗通义》卷八）^[20]

关乎朝廷政事者，书载也不少，尤以《荀子》、《论衡》和《风俗通义》为多，此摘录几条：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荀子·正论》）^[21]桓公朝诸侯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论衡·书虚》）^[22]

燕太子丹仰叹，天为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中木象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渎。俗说：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始皇执欲杀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灵，天为感应，于是遣使归国……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饰成之耳。（《风俗通义》卷二）^[23]

（孝成帝）常见中垒校尉刘向，以世俗多传道：孝文皇帝，小生于军，及长大有识，不知父所在，日祭于代东门外；高帝数梦见一儿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为代王。……治天下，致升平，断狱三百人，粟升一钱。（《风俗通义》卷二）^[24]

这些街谈巷议者不一定都是平头百姓，往往也出自一些士人，甚至是朝廷官员，而且此风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谓“子产不毁乡校”、《国语·周语》所记“邵公谏弭谤”，都是国人议论朝廷的著名故事。至若秦汉以来，中央集权日盛，而士民议政之情亦愈炽！《史记·秦始皇本纪》录李斯上书曰：“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25]张衡《西京赋》写道：“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痏。”^[26]《意林》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27]这里所谓入朝出巷者、游说辩论之士、横议之布衣，都不是普通百姓。

据上述可以认为，无论高贵、低贱，无论政事、风俗，凡是在朝廷、君王以外谈论事物，并在一定时期、地区流行的言论，都应当是班固所谓“街谈巷语”的所指。此与桓谭所谓“丛残小语”的内涵似乎不尽一致。有论者将班氏所说看做民间性的，又有学者说“是指与朝政得失相关的庶人言论，非指一般的闲言碎语”^[28]。从上引史料所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道理，但都有失偏颇。

班固为何要强调“街谈巷语”是“道听途说者”制造的？一查语源，其用意就十分明白了。《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正义》曰：“言闻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必多谬妄，为有德者所弃也。”^[29]显然，班固是借孔子的话来贬低“街谈巷语”的社会价值，与他借子夏的话斥“小说”为“小道”的用意是一致的^[30]，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将小说家赶出“可观”九流之外的最终目的。个中班固儒家一统的思想立场昭然若揭！当然，这与刘向父子崇经尊儒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班固既贬低“街谈巷语”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为何又称之“可采”？这个问题还得从语源说起。“刍荛”是采薪者，语出《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笺：“古之贤者有言，有疑事当与薪采者谋之。”^[31]“狂夫”出自古老的格言，《史记·淮阴侯列传》：“（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32]又《说苑·丛谈》：“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汉书·爰盎晁错传》：“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顾此，则班固所谓“刍荛狂夫之议”，是特指“街谈巷语”中与朝政得失相关的言论，而非一般的民间传闻琐事。换言之，班固其实认为大部分的“街谈巷语”是没有什么政治价值的，“如或一言可采”的只是其中如“刍荛狂夫之议”的部分。《汉书》改“圣人择焉”为“明主择焉”，虽两字之差，却也流露出班固的经学立场，他是从战国以前天子或君王广泛采言的听政制度角度而言的（详后再论）。此点又与桓谭的“可采”说有所区别。

从以上讨论看来，《汉志》“小说家序”并没有给出“小说”文体特征的全面界定，班固只是对小说的内容、品格及其作者有所说明，他的小说文体观其实还是隐含在所列的十五家小说作品和“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古史官记事也”等注语中，但《汉志》强调小说内容出自“街谈巷语”的意义在于：小说既是讲故事的，又是讲议论的。

真正为“小说”之内容、功能和性质注入新意的当推东汉后期的张衡。其《西京赋》曰：

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

三国吴人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李善注曰：“《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33]参考注释，可知此中新意有三：一是首倡小说的娱乐性，将小说与上林苑中珍草异木、奇禽怪兽、高馆长亭、翠羽华盖、豹车猎狗等“玩好”等量齐观，乃是愉心悦意的玩意；二是揭示小说的方士化，将小说看做是记载医、巫、厌、祝等方术的秘传之书；三是揭橥小说的俳优性，将小说进入宫廷、优侍天子的情形概括了出来。

关于第一点，汉末徐干传承了此说。其《中论·务本篇》说：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之足以动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则亦不能为也。^[34]

这里将小说与音乐、绘画、演讲、书法等艺术相提并论，无疑是进一步明确了小说足以“尽人之心”、“动人之志”的娱乐特征。有论者以为是徐干首倡娱乐说，是没有细读出张赋“玩好”的意蕴。

关于第二点，《西京赋》“寔俟寔储”下文紧接曰“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云云，即是夸张这种医巫厌祝秘术可以使御林军知神奸，而螭魅魍魉莫能逢挡的神勇。李善注尤能揭明这层含义，曰：“《左氏传》曰：王孙满谓楚子曰：昔夏铸鼎象物，使人知神奸。故人入川泽，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旃。”^[35]如此，这里所谓小说的法力，不正如后世道教徒画的进山符箓？故王瑶认为：“张衡所言小说本自虞初的说法，也就是说小说本自方士。证以汉志所列各家的名字和班固的注语，知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36]仅就志怪小说而言，“小说本自方士”说不失为卓识之论。

至于第三点，小说作为帝王随从“从容之求，寔俟寔储”的“秘书”，其内容不仅包括三国薛综所谓“医巫厌祝之术”的方士故事，而且也应包含汉末应劭所谓“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历史故事，以及朝廷俳优的滑稽故事。这些以“秘书”侍奉帝王者，身份正类似俳优。《史记·滑稽列传》曰：“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37]其中记有汉武帝时倡优郭舍人、侍郎东方朔等人应武帝召问的滑稽之语。王齐洲以为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周书》，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而其内容多为具有传奇性和故事性的短篇^[38]。其说很有道理，不过还可以加上滑稽性的故事，如《太平御览》卷四五六载录不明来历之《周书》，或许是其佚文：

魏襄王欲为中天之台，诫曰：“敢谏者死。”绾乃负操捶而入曰：“臣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愿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对曰：“臣闻天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高七千五百里，基址当广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大王必欲为之，先起兵以伐诸侯，及四夷尽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输，当给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无以应之，乃罢。^[39]

如此，至三国时出现“俳优小说”《笑林》就毫不奇怪了^[40]。

综上，先秦两汉时期“小说”的涵义，经历了由小说文体之名而至小说之实的发展过程。战国晚期出现的“小说”并不是一个常见、固定的词，其中心涵义的“说”，可以指议论、学说，也可以指言说、故事，是一种可以称为“说体”的文体。两汉之际，“小说”一词固定了下来，并逐步具有了文学性的文体意义。其中，刘向的小说观隐含着“小说”的故事性，体现出自战国晚期以来子书故事化的趋向；桓谭的“短书”论明确了“小说”以譬喻、虚诞论理的言说方式，同时也明确了“小说”的可观、可采价值，是论缘于《庄子》“小说”而来；班固的“小说家序”则沿承刘向的“浅薄、不中义理”说，将“小说”的内容进而贬斥为“街谈巷语”；张衡的“秘书”说隐括了“小说”方士化、娱乐性、俳优化的内容、性质和特征，为“小说”注入了新的涵义。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

[2]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3] 毕桂发：《略论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理论》，《许昌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陆林：《试论先秦小说观念》，《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徐克谦：《论先秦“小说”》，《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5期；杜贵晨：《先秦“小说”释义》，《泰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4]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93年，第925页。

[5] 《庄子集释》，第926、927页。

[6] 参见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7]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86页。王念孙曰：“分别”当在下句，“譬称”当在上句。今本多作“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8] 陈洪：《古小说史三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9] ［宋］马永卿：《懒真子》，明万历商濬刻稗海本，第31页。

[10] ［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详细引证，参见陈洪《古小说史三考》一文。

[12] 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 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7页。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百家”不是书名，只是百家之说的总称。然《汉志》中列有《百家》一书，其佚文也可证上述意见。

[13] ［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卷三一江淹《李都尉（从军）陵》李注引，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页。

[14]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537页。

[15]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99、557-558页。

[16] 《中国小说史略》，第151页。

[1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

[18]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459页。

[19]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49页。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28页。

[20]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

[21] 《荀子集解》，第322-327页。

[22] 《论衡校释》，第195页。

[23] 《风俗通义校注》，第90-92页。

[24] 《风俗通义校注》，第93-94页。

[2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页。

[26] 《文选》，第43页。

[2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94页。

[28] 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叶岗《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的理论总结》说：“《诸子略·小说序》为我们构筑了小说发生的民间空间和民间状貌，确立了小说内容源自民间的性质。”（《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2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5页。

[30] 《论语注疏·子张》篇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正义》曰：“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第2531页）

[31]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1页。

[32] 《史记》，第2618页。

[33] 《文选》，第45页。

[34] ［魏］徐干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年，第288页。

[35] 《文选》，第45页。

[36]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小说与方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37] 《史记》，第3203页。

[38] 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

[3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2096页。

[40] 详见陈洪、孟稚：《论汉魏六朝俳优小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