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稗官、闾里小知与小说家

班固小说家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其实是两个问题。前者是说小说家之来源，后者是讲小说之作者。

先讨论前一问题。班固论诸子，往往谓某某家出自司徒、史官、理官、礼官等等，后世学者认为这是“王官论”。十家中其他九家的出身官职都好理解，唯独“稗官”在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说明，遂成古今小说论者聚讼不已的话题。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遍考先秦典籍，认为稗官是“天子之士”，其职责如采诗，是采言、传语者^[1]。袁行霈、潘建国从秦汉词语出发，认为稗官是“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如周代的土训、诵训、训方氏以及汉代的待诏、方士侍郎之类无实职的小官都可以称作稗官^[2]。而饶宗颐从秦汉出土文献和语音学的角度，认为“《汉志》远有所本，稗官，秦时已有之”，稗与俳优之俳音义相通，职责相似^[3]。其依据有二：（1）出土云梦秦简中“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一语；（2）《汉志》三国如淳注：“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近期王齐洲又在饶说基础上有进一步讨论^[4]。

笔者认为：（1）稗官在先秦两汉是县、乡以下各级属官的泛称。如淳、颜师古注说《汉志》中“稗官”是细吏、小官，大致不错。有四条出土文献可以证明：

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5]县、道官，其传□……。取传书乡部稗官。其［田］（？）及□［作］务□……^[6]

吏□□□□告官及归任行县道官者，若稗官有印者，听。^[7]都官之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8]

（2）如淳所谓稗音排、偶语为稗的注释，没有秦汉以前的文献支持，并不准确。此从略不论。（3）稗官的职责是广泛的，并非专职称说闾巷风俗^[9]。既然啬夫、乡部、县、道和都官等都有稗官，而且有配官印的、有秩百六十石的，则其司职必然各不相同。如淳注所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可能是指稗官中某些人，并非是专指，更不能据此推导出稗官即俳官、俳优的结论。《后汉书·蔡邕列传》说：

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埶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10]

这里为帝王陈说“方俗闾里小事”的鸿都门下待制者，似可理解为如淳所说的那种稗官。追溯上去，则汉武帝身边的待诏东方朔、方士侍郎虞初，《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谓“士传言”者，《国语·周语》所谓“庶人传语”者，也可以称之为稗官。这与中国古老的天子听政制度密切相关^[11]。

次说后一问题。稗官既然是县乡以下细吏、属官的泛称，那么稗官也可以说是出自“闾里小知者”、“市贾小民”。县乡是社会下层，闾里是民间，其社会空间一样；稗官是小人，小知、小民也是小人，其社会群落也一样。其中“小知”，盖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义》曰：“君子之道深远，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餍饫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浅近，易为穷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12]据此，则浅薄的小说只能出自“小知者”之手了。这正是班固所谓“闾里小知者”是“街谈巷语”的缀合者，而“君子不为”此“小道”的真正意图。据此，则《庄子·外物》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不妨理解为：饰小说以干稗官；桓谭所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可以置换为：闾里小知者合丛残小语。

至此，我们可以把《汉志》“小说家序”的逻辑理解为这样的三层关系：

“街谈巷语”源自“道听途说者”；

将“街谈巷语”缀合成小说的是“闾里小知者”；

故“小说家”实源出“闾里小知者”、“稗官”。

按照这样三层关系来看，古小说的生成经过两个阶段，依赖于两个群体：“街谈巷语”只是小说的初始原料，是“道听途说者”所造；饰合小语、巷语而成的“譬论”、“短书”才是小说，是“闾里小知者”或“稗官”所作。这样理解的意义在于：对古小说的深入研究，应当指向“街谈巷语”的形成、类型及其发展，应当指向“譬论”、“短书”的构成与生成，应当指向“道听途说者”、“闾里小知者”或“稗官”的构成和职能。

前两层暂且不谈，后一层稍可申说。小说家既源出于闾里小知者、小官，则其构成必然十分混杂。闾里小知者，显然多来自民间，其中不乏小说作者。《庄子·逍遥游》所谓志怪的“齐谐”，《孟子·万章》所谓“非君子之言”的“齐东野人”，《列子·汤问》所谓闻奇事而志之的“夷坚”，都是见诸记载的好作志怪、记录小语的闾里小知。稗官中小说家也比较复杂，但大多来自小官。《汉志》所列十五家小说，就有“古史记事”、“方士侍郎”虞初、“待诏臣”安成、诸子宋钘等各色人物。所以，不必将小说家圈定在方士、史官等小官中。《汉志》讲小说家源出于闾里小知者、稗官，其意图不过是说他们来自社会下层、出自民间，达到贬低小说的目的。

[1]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245-258页。

[2] 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载《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潘建国：《“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3] 饶宗颐：《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论小说与稗官》，文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第59-67页。

[4] 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6]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第74页。

[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该墓葬下葬年代约在吕后二年（前186）或稍后，属西汉早期。

[8] 《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02页。

[9] 详见陈洪：《稗官说考辨》，文载《中华文学史料（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79-94页。

[1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2页。

[11] 详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所论。

[12] 《论语注疏》，第2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