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气凌人李卓吾

李贽是明代新兴社会思潮的突出代表，是公安派精神上的导师。

尽管李贽主要不是以文学家名世，但他的一些小品，摆脱古文格套，信笔而书，发前人之所未发，尖锐犀利，不同凡响，与晚明小品作家相比绝不逊色，而且在文体上有相当鲜明的特色。

李贽杂文的特点首先是尖锐直率。如在《答耿司冠》中，李贽揭露耿定向言行不一的伪善：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所不讲。

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

李贽还尖锐地指出耿定向口是心非的性格，又把耿定向的言行与普通百姓相比较：“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此等文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直扫温柔敦厚的传统。就李贽文章的任性直率而言，可谓开晚明文风，但晚明文人的战斗性却远逊于李贽了。

李贽的眼光相当敏锐，他的翻案文章往往从似乎毫无道理之处立论，令人耳目一新。如贪生怕死自古以来被视为人的恶性之一，但李贽偏偏说怕死为学道之本：“世人唯不怕死，故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无生则无死，无死则无怕，非有死而强说不怕也。”又说，“自古唯佛圣人怕死为甚。”他认为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句是“怕死之大者”，因为其意是“朝闻而后可免于死之怕也”。（《答自信》）听李贽一说，确有道理。这便是“佞舌”的功夫了。又如李贽论君子之误国，更甚于小人。在《党籍碑》中说：“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李贽确善于做翻案文章，推倒成说，开拓心胸。他的论证常采用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从“无理”处生出道理，从常人思想不到处看问题，反映出他非同寻常的锐利眼光和敏捷的思维。

直率大胆，毫无传统文人温文谦恭的作风，这是李贽的人品与文品一致之处。比如他的自我评价便颇能表现这种风格，他在《焚书》卷四《杂述》里谈到为人须有识、才、胆，而其中，识最重要。“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有人问他对于自己识、才、胆三者的自我估价时，他说：

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二十分识》）

虽略有谦辞，但字里行间仍掩不住那种傲气、豪气和自得自信之感，自古以来敢于自称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舍李贽之外，还有多少人呢？在这里，是找不到传统文人那种温良恭让之风的，当然也更无虚饰之风了。又如《答周友山书》中论人情必有所寄时说：“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这种口吻，正是晚明许多文人自我表现、自我暴露习气的蓝本。

李贽的文章有一种“豪气”，有一种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气概，一种自视甚高的自豪感。《读书乐引》中自述其读书之乐，说他之所以在老年还能读书，是老天爷的恩赐，于是便有下面一段文字：

天幸生我目，虽古稀犹能视细书；天幸生我手，虽古稀犹能书细字。然此未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近家人，故终老龙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读书。然此亦未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得天之幸者二也。

这段话，虽似谢天之言，实是自赞之语。言自己嗜好读书而且有独具慧眼大胆思考的精神。这一段话用了六个“天幸生我”的排比句，而且分为数层，层层深入，“天幸生我目”，“天幸生我手”，至老还能有看细字的眼，还有写细字的手，这只是身体之幸，是一般读书人应有的条件，有这种天赋的人很多；但是有天生好“手”“眼”的人不一定愿意读书，而“天幸生我性”，“天幸生我情”，则是那些摒弃俗务，潜心学问者的条件，这种人已是很少有了；而“天幸生我心眼”“天幸生我大胆”，即是具有大胆的独创性，有卓越的识见和判断力，有敢于翻千古之旧案，自立一家之言的胆量，有这种天赋的人则是凤毛麟角了。这也是李贽认为最值得庆幸、最为自豪之处。而李贽在这里所言的读书，已经不是一般单纯接受意义的读书，而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解。

读李贽的文章，令人感到它是从内心迸发而出，有一股不可压抑的力量。其论说之文更如冲锋陷阵，战无不胜。他在《与友人论文》一信中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他的创作特点。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描写真正文章的形成过程中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杂述·杂说》）

这些话，不妨看成是李贽的夫子自道。李贽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发愤而作的，其作品猛烈如炽火，奔腾如飞瀑，自由奔放，富于鼓动性，其语言明白畅达，有声有色，又时时杂以口语、俚语、骈语、佛语、道家语，无拘无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和思想。李贽的文章“霸气”凌人，有一种喷薄而出、排山倒海之势，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性、尖锐性，但在艺术上看，与其语言风格关系也很密切。以《童心说》为例：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这里，以龙洞山农的一句话引起，从此议论开去，如长江大河，滔滔而来，一浪高于一浪。下面谈到失却童心之人，其言虽工，但毫无价值：

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以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于后世者，又岂少哉？

在这里，李贽采用了排比、重复等修辞方式，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近二十个“假”字，联翩而出，这铺天盖地而来的“假”之可恶、可怕与上文所言的“真”遂形成强烈的对比，而“童心”之可贵就令人信服了。李贽的文章极讲究文字技巧，注意艺术效果，它确有一种魔力，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如下文：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述·杂说》）

此段文字便是吸收了先秦纵横家的写作技巧，故形成一种排山倒海、呼啸而来的气象。又如李卓吾论苦乐相因时说：“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复丘若泰》）非常深刻的思想表达非常流畅，如珠落玉盘，美妙动听。作者很巧妙地运用了一联长对，这不是为了卖弄文字技巧，而是一种与其表达的思想相一致的形式，让“苦乐相乘”辩证思想与这种对偶的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

除了论说文之后，李贽的尺牍也十分精彩。周作人曾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议论说：“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李贽尺牍中也同样表现出他那种强烈的个性和斗争精神。如当湖广佥事史旌贤扬言要惩治和驱逐李贽出麻城，耿克念邀请李贽前去黄安。李贽认为如果去了，人们将误会他害怕了，跑到黄安“求解免”，所以便决意不去，并写了《与耿克念》一信，信中说：

丈夫在世，当自尽理。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历观从古大丈夫好汉尽是如此，不然，我岂无力可以起家，无财可以畜仆，而乃孤孑无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与无名？智者自然了了。

这些话可谓掷地作金石声，真有“大丈夫好汉”的胆气和豪情。“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悲壮之慨，千古犹能动人。这种献身精神和执拗不屈的个性，正是晚明许多文人所缺少的。他在另一封《与耿克念》的信中，又写道，他不是可以被吓跑的人，“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总之宁死不屈，这种文人中硬汉子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李贽的作品与思想对于晚明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李贽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公安派。袁宗道曾向李贽问学，他在给李贽的信中说：“不妄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袁宏道曾到麻城三个多月，从李贽问学，两年后，又与宗道、中道一起再次拜会李贽。袁宏道十分推崇李贽的《焚书》：“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李宏甫》）李贽的思想成为他创作飞跃的契机。袁中道说，袁宏道“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而中道也十分崇拜李贽，称他是“今之子瞻也”，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龙湖遗墨小序》）他还写了《李温陵传》，为李贽立传。总之，公安三袁都是李贽的崇拜者，其思想和创作都受到其直接的影响。

但是李贽的文章与晚明小品诸家甚至与公安派相去甚远。的确，就其追求个性解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方面而言，精神是相通的。但李贽文章以气胜，而晚明诸家小品以韵胜。公安派之长在于“趣”，在于情致；李贽之长则在于理，在于气势。李贽的文章充满斗争意味，而公安派的文章多闲情逸致。李贽虽不以文章名世，但其小品文，实有晚明诸子远所不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