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石晓岩女士请我为她的新著《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作序，读完书稿，我欣然命笔。

中国传统文学，蕴涵着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文化，则是西方文学的文化基因。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方文化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狂涛怒浪般地涌进中国，掀起了中西文化整合的高潮，萌生了中国现代文化。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书籍由笔画构成的汉字写成，属于象形文字系统。西方书籍则由字母拼成的句式写就，属于拼音文字系统。那时懂外语的国人凤毛麟角，国人要读西方的书，认识国门外的世界，只有通过翻译这不二途径。中国的翻译事业，沿着自然科学—人文学术—文学艺术的路线发展。与此同时，报刊和出版业的兴盛，使得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迅速进入社会，得以传播，产生影响。而且清末民初，随着留学生被大量派遣，翻译队伍中又出现了一支虎虎有声的生力军，翻译水平大为提高。

自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来，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有人统计过，1902～1916年所创办的文艺期刊就达57种。其中49种创办于商业发达的上海，两种创办于香港，九省通衢的汉口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各新办了一种（这个统计并不完全，有的地方办的文艺期刊未包括在内）。而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期刊，则数《小说月报》（1910～1931）。

《小说月报》不但荟萃了中西优秀文学作品，而且还大量刊载和评介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现代文学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徐志摩、梁实秋等，时常在这块文学园地发表译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的文章；沈雁冰先是在此发表译介外国文学的文章，然后以茅盾的笔名，与巴金、丁玲等一样，在这家刊物上将自己的处女作奉献给大众，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如果说前期《小说月报》为新文学的诞生做好了充裕的铺垫和准备；中期为新文学的萌生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的话，那么在后期则展示了新文学的成熟。毋庸讳言，在当时众多的文学期刊中，《小说月报》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难怪日后会成为研究者最关注的对象之一。

研究《小说月报》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及其贡献的成果，可谓多矣。石晓岩这本著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并不像其他研究者那样，对此全面进行论述，而是从社会的需要与文化语境的变化出发，选取该刊的翻译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这个热门话题，以小见大，探讨外国文学如何通过文艺期刊这个媒介促进本土文学创新与发展；本土文学又怎样从文学观念、艺术方法、题材及形式等方面，吸取异域文学的养料，实现自我嬗变与更新。同时，本书又能以小见大，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而生动地反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如果重复别人的论调，没有新的发现，即使作者的文笔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不囿于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建立了中国新文学这个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论调，以翻译学理论为参照，考察了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其实就是西方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肯定翻译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学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共同造就了与中国古代文学有别的新文学。恰如著者所说，在西方范式与民族意识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新文学，“在语言、文体、理论、翻译、创作、批评各个方面的建构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契合，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培养了新文学的译者与作者，使文学摆脱了粗糙的启蒙工具和娱乐工具的地位，成为社会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看法颇为新颖，又很有说服力。

其次，著者从大处着眼，把《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放在当时正在嬗变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同时又从细小处洞幽烛微，注意到该刊不同时期的几位主编王蕴章、恽铁樵、沈雁冰、郑振铎等在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翻译观念、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该刊选择翻译外国文学的文本、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等大相径庭，因而所刊载的翻译作品译风不同，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的贡献也不一样。长期以来，学界在对《小说月报》历任主编的评价中，几乎都是贬低王蕴章、恽铁樵的，认为他们把该刊办成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之一；认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扭转了刊物的办刊方针，使之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难能可贵的是，著者从头至尾仔细地查阅了每一期《小说月报》，依据刊物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也参考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既不否认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后任主编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给予王蕴章、恽铁樵主编公正的评价，还区别了沈雁冰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主编，在编辑发表外国文学译作时的不同编风及其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后，著者将域外文学的刺激、影响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以《小说月报》为中心，探讨文学翻译在参与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反映出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观念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某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著者不是满足于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推导，而是依据《小说月报》所发表的译本、评介文章，以及该刊所组织的几次关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等重大话题的讨论，展现出翻译文学怎样参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现代文学理论的开创、现代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创新的过程，揭示了转型时期文学发展的某些方面，凸显了《小说月报》中的翻译文学在参与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公正地将该刊评定为“现代文学第一刊”。这种建立在翔实材料上的论断，不但令人信服，而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此外，著者在史料的发掘、目录的分类梳理上，下了一番功夫，为后来的研究者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了方便，能使他们少走弯路。学术史告诉我们，古往今来，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会终结某一方面的学术探讨；它应能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的探讨，起到借鉴和引路的作用。《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就是这样一部新见迭出、令人深思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指路的学术著作。这正是这部颇见著者功力的学术著作价值之所在。

吴定宇

201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