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力是双重的：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文化规范和社会环境，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来自翻译文学的刺激和影响，翻译文学在文学革命的浪潮中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清末民初，我国的文学翻译活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互动，共同造就了与中国古代文学有别的“新文学”。翻译文学首先在文学语言和审美形式上在文学内部给传统文学以冲击。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导致了文学观念的改变，使小说、戏剧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外来的影响和自我的需要使西方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清末民初就得到提升，实现了中西文学局部的沟通交流。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历史氛围提供了一个颠覆既有模式的历史契机。在西方范式与民族意识的共同作用下，新文学在语言、文体、理论、翻译、创作、批评各个方面的建构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契合，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培养了新文学的译者与作者，使文学摆脱了粗糙的启蒙工具和娱乐工具的地位，成为社会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以《小说月报》（1910～1931）为范本考察文学翻译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转型中的意义，是因为就翻译文学的输入而言，《小说月报》是近现代文学史译介数量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深远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不仅拥有高素质的作者群和译者群，更拥有为数众多的高素质的读者群。自1910年创刊以来，《小说月报》主编数次更迭，刊物的面貌和译介的重点也随之变化，几乎每次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尤其是前后期《小说月报》中译作反映的文学观念和翻译策略有巨大的差异。《小说月报》在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亦有时间跨度上的代表性，因此研究《小说月报》的译介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而生动地反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状况。

对《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研究，首先面临的是四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翻译的结果如何？本书前两章主要考察前三个问题。以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为界，整体观照和描述王蕴章、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1910～1920）和沈雁冰、郑振铎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1921～1931）的翻译文本、翻译观念、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问题，分析中国文学在与域外文学的交流中出现的新质，体察民初文学前进路上面对西方文学的徘徊与犹豫，以及新文学为建构自身而取法西方时的矛盾与两难。本书后三章主要探讨第四个问题——翻译的结果。本书试图将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与宏观层面的整体考察相结合。在微观层面，本书从《小说月报》翻译文本、历史事件和编译者观点的分析入手，回顾语体文欧化大讨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辨析小说、戏剧、新诗等现代文体建构过程中与域外文学的碰撞和交流，考察新文学者引进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建设新文学的实践，从宏观层面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和现代文学理论空间的开创。从新文学发生的角度看，两者并不是分离的，《小说月报》“现代文学第一刊”地位的确立与现代文学对自身形象的想象和建构是同时进行的。

本书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研究方法和平行研究方法，以及译介学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系统论等相关翻译理论。本书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切入，在既有文学范式崩溃与新文学范式确立的框架里，以《小说月报》为个案从细部考察转型的过程，描述和讨论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全书在力图给《小说月报》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和总结的同时，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总结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