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轮上绽放的梦想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复杂。1937年，我离开了学习和生活4年的母校，来到南京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筹备处报到，在湘潭下摄司筹建新厂。半年后到了昆明，先在机器厂的重机床组，后在木炭汽车组工作了一段时间。1940年，来到香港，任中华书局的保安实业公司机器厂工程师，后来香港被日军占领，我就辗转到北平，当了教师，在北大工学院教几门工科基础课程。

1944年，我经商丘过日军防线，步行了8天才搭乘交通工具，经西安、宝鸡、成都，到了重庆，由前交大教授包可永委任为工业处专员。当年，很荣幸，我考取了教育部留英美奖学金往英国的实习名额，异国他乡的生活从此开始。

离开祖国，从印度搭船到英国，我先在精密机器及工具制造实习一年，后来在仪器制造和动力机厂各实习半年，1947年，从英国前往美国，在好友魏重庆、沈家桢等合办的人人公司工作，并开始经营些进出口生意。从1949年到1976年二十余年间，我主要在United Tankers Corp.、Falcon Tankers Corp.从事油轮业务，如修理、改良造新船、改旧船等等。

吴德楞(左1)在英国实习时留影

在离开交大工作的日子里，觉得母校教育使我最为受益的是物理学，什么问题都可以用它来分析，因果分明，很快能找到答案。我举两个小例子，那时我在香港保安实业公司机器厂工作，车间里一部德国“放特”齿轮滚铣机的说明书不见了，也没有此机的齿轮配合表，就无法正确地铣出螺旋形齿轮。那时正是战争时期，无法去向德国索取说明书，这责任就落在我身上，要我编出配合表用来滚铣各种角度的螺旋形齿轮。这部机器我还是首次看到，但是我不怕，也不怕油污，把机器打开，把此机整个驱动系统摸索得清清楚楚。再把每个供应的齿轮点清，求出工作物和铣刀连动的关系，然后把齿轮搭配比率从小到大一步步进行计算。结果费了两个星期，把齿轮搭配表算了出来。厂里工人还将信将疑，把一块木材作为加工件照所需规格试铣，结果十分满意。从此，这机器就能日夜生产了。

第二次是我在一家船公司任职时，本公司的另一位工程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的一家船厂监工修理一艘货船。修好之后，出海试航，两次都因主柴油机发热而半途返回。该工程师和船厂都束手无策，公司很着急，不单是停航开销很大，而且运货合同不能履行，损失更大。我那时在南非开普敦刚刚修好一艘游轮，送走之后正准备回纽约，公司来急电，要我立即前往安特卫普，我到了之后马上上船检查，发现主机冷却器是新换的，是经过船级社检查批准的。我将新冷却器的冷却面积算了一下，并去废物堆找出旧冷却器，把其面积也计算一下，发现面积相差很多。我很奇怪美国船级社为什么不算面积就批准代用。我问轮机长为何要换冷却器，他说旧冷却器漏水厉害，无法修理，不能再用。我觉得这新冷却器太小，一时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冷却器，只好冒险去将旧器取来，加压试验，果然漏水严重，但仔细看，发现漏水主要来自最上的几排管板的接合处，从上流下，所以好像全都在漏。我命令技工将上面几排管子，有的堵管，有的拧紧，结果便止住漏水。于是我去说服美国船级社的检查员。经电报往来得到船级社总部批准后，我便告诉船厂把修好的冷却器换上去。通过试航，完全满意，次日即开航出海。

所以，很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让我有了如此深厚的知识功底，再经过十几年的辛苦经营，我在造船业也算小有成就。1950年代，我们将旧的运油船改装为运粮船，这在美国可是首次，登上了地方报纸的头版新闻；我参与改良了两艘3.6万吨的油轮，这个对造船业的贡献也比较大；1960年代，我们将普通油轮改装为液体硫磺船，因为装有自己设计的自动排除爆炸性气体的装置，所以运转多年，从没引起事故，让我甚是欣慰。此外，我还参与在新造的油轮上使用中速柴油机为主机，并采用高度自动化设备，使原来43名船员减少至19名，提高了工作效率。

1976年，我离开了造船业，与友人组织阿塞柯公司(Aceco Industrial&Commercial Corp.)，1980年代便独自经营进出口生意，直到1994年退休。

我的夫人李宝珍跟我是1938年认识的，她在成都华西医学院读医科。1948年2月23日，我跟宝珍在波士顿结婚，徐绍梯、王安和胞弟德楣都来参加婚礼。宝珍于1988年退休，在麻醉科工作40余年，从来没有重大事故，也从未被病人投诉，这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的下一代有二男一女，孙辈有四男一女。长子永炘，医学博士，现在是康州大学教授，肠胃科主任兼肝癌研究所主席，大媳妇张小愔是康州大学副教授，有两个孙子。次子永烽，物理学博士，现在IBM工作，二媳妇何雯，也在IBM，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三女永焘，医学博士，在新泽西州医院工作，女婿格兰特·卜瑞士，医学博士，也在医院工作，有一个外孙。如今儿孙满堂，是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了！

吴德楞、李宝珍伉俪早年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