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一女生到唯一女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拿到康奈尔大学的入读通知书，就从重庆出发来到美国，当时我把在交大读书的成绩单交给康奈尔大学，他们就直接把我安排在毕业班里，本来可以到建筑系去的，但我不要做建筑师，想做工程师，所以仍然读土木工程专业。与在交大的情况一样，我在康奈尔土木系中又是唯一的女学生，也是最小的。班上的男同学都是二战后刚从军队退伍的美国青年，陆军、海军、空军都有，因为那时美国政府免费供给所有退伍军人进大学。二战后的美国大学生无尖端学问可谈，也没有追求高科技之必要，只要基础学科有个好根底，继续考个工程博士学位并不困难。但是，如果选择毕业求职的话，就相当难了。这不仅针对华人女学生而言，就是美国女性要想成为工程师同样也是非常不易的。

1946年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合影(前排左6为李沅蕙)

我当时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处寄发求职信，都没有结果。有些地方明确告诉我，他们不会录用女性的土木工程师。后来有一天，我到一家名称为Amman & Whitney的桥梁工程顾问公司去求见O.H.Amman先生，他是瑞士人，来美创业后成为著名的桥梁专家，纽约、华盛顿的好几座吊桥都是他设计的。大概他自己也深知外国人当时在美国谋生艰难，所以想助我一臂之力，他跑去问公司经理，是否可以增加一个新工程师名额。经理回答说现在没有空缺，O.H.Amman先生摇摇头，对我说：“不碍事，下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我很感念他的诚恳帮助，让我有了第一份工作。一年后，我凭着宝贵的工作经验另寻出路就顺利多了。

美国人做事态度非常认真，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如他们造了一座桥，因故坍塌了，他们会主动对公众承认一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报道出来，一点也不马虎。我当时能进公司，他们也是觉得我有这样的性格与态度。不过，每次轮到职位晋升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我升级了，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女工程师，如果把我升到很高的位置，恐怕到时候找我做事的客户会减少，影响他们的效益。这大概就是一般职业妇女经常说起美国职场中有“玻璃式屋顶”的现象存在。总之，加入工作队伍容易，但继续升迁则很难如愿。

这种体会使我后来独立创业时意识到要争取男女待遇平等的条件。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条例，给女性业主的工程公司在国家建设工程合同上予以优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单独开业，主要从事高速公路、桥梁、水管、水厂的营造建设与环境卫生工程的设计。如城市水管的设计，可以先通过电脑软件进行工程建模，理论上先将整个城市中的水管埋好，然后开始检查压力，如果水压不够，发生火灾的时候，消防车中的水是抽不来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要研究哪些地方水压偏高或偏低。正常标准通常是保证能够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消防车还能提上来100磅左右的水，这些都是先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出来的。

董李沅蕙接受母校采访

说起计算机，我算是同辈中很早使用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在环境卫生方面的创业是与计算机一起成长的。记得1960年代用IBM650计算机时，必须用卡片输入，每次分析水管线网问题，总得打几百张卡，顺次装在纸盒内。每次移动这些盒子，真怕把它们倒翻，如果次序乱了，就不可收拾了。后来改用纸带输入，之后又进步到用磁盘和音频输送资料，软件程序的更新更快。回想当时中国大陆正处在“文革”的噩梦之中，等到醒来的时候，西方科技已经高飞，很多人都有望洋兴叹之感。

第一代计算机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受邀去台湾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当时台大就买了一台最新的计算机，是IBM的。所以我一去台湾，就成了富有经验的电脑行家(operator)。在台大教书的那一年是1965年，刚好是我在康奈尔大学毕业20周年。值得一提的是，20年前我在康奈尔土木系是唯一的女学生，20年后我在台大工学院是唯一的女教授。这说明事隔20年，女性不念工科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我当时是班主任，专门管毕业班，学生都是男的。他们写论文都要用电脑的，开始老是出错，于是就拿着论文打印稿找到我家里来，一定要让我帮他们指出错在哪里，请我修改。我要是不给他们改好，他们就坐在我家里不肯走，简直要住在我家，真是被弄得没办法。可能也是因为我带的那班毕业生是台湾最早接触计算机的一代，大家的学习兴致都比较高，生怕自己落后。

1965年，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生暨教师合影(前排右3为李沅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