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黔渝　寄读交大

辗转数月，终于抵达贵州平越。平越是个古称，历史上有平越府、平越直隶州之称，现在改称福泉市了，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管辖下的一个县级市。当时的平越是个小县城，有一座城墙，分东、南、西、北四门，没进南边城门之前，有一座特别出名的古石桥，我们叫它“豆腐桥”。县城不在公路主干道上，路面比较窄，小汽车勉强能走，路上经常见到很多挑夫。人口共有一两千人，很久以来就是苗族的聚居地，确切地说，是熟苗族，生苗族都住在郊外。整个县城条件很落后，老百姓很穷，没有电，照明用的是桐油灯。因为贵州出产桐梓，可用于榨油，但桐油其实是很贵的，用于出口，所以桐油点灯可以说是很浪费的，但是没有其他办法。

交大唐、平两院于1938年迁到这里，进行合校，称为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当时的学生、教授、职员除了自己住宿的以外，把城里的部分孔庙都改作校舍。宿舍比较分散，教授有教授住的地方，女生有木兰斋宿舍，男生有鸿哲斋、天佑斋两座宿舍。贵州有一句话叫“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意思是贵州地势崎岖，没有平路，很难找到一块大平地可作为操场使用，唯一可以上体育课的地方，就是能踢足球的中山场，以及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这座小山爬上去大概两三百米，山顶有块平地，也叫平顶山。

抗战期间，内迁重庆、贵州等地的大学，基本都是免除学费的。我在平越的时候，交大平、唐两院的学生，都不用交学费，而且每人每天发一斤米，每月一斤菜油、一斤桐油。菜油是用来炒菜的，桐油是用来点灯，晚上看书的。那么素菜哪里来呢？每个月米吃不完，就把米卖掉，换钱买一点点素菜，碗里能见底的。当然，也有些条件好的同学，住在外边，吃在外面，会把发给他们的米退回来。而我们这些没有接济的，只能在学校雇的厨房里吃。

除了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外，当时的平越，消息渠道非常封闭。没有通信，没有报纸，也没有无线电，外面局势有什么变动，我们都不晓得。每天的消息，都要从100多千米远的贵阳传过来，我们当天是得不到消息的。不过，区域封闭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从来没有空袭警报，因为日本人不知道这地方有个学校。

我在交大贵州分校的矿冶系上了2年多的课，这段日子算是过得比较平静。一直到1944年底，日军打到独山，眼看就要进占贵阳，全校师生只好再分批经贵阳往重庆转移。当时没有车子，转移速度非常慢，正巧当时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里有个运输部，运输部的主任叫莫衡，是交大校友，现在闵行校区的教师活动中心就是莫衡的儿子莫若愚捐建的。莫衡当时管辖所有从昆明到贵阳的货车，交大校友可以免费乘坐。

所以，我们就坐莫衡安排的货车车次，从马场坪到了贵阳，贵阳之后又没有车了。只好步行，与几个同学就买一辆独轮车，把行李放在上边，一个人在前面背着，一个人在后面推着，在严冬12月天里，平均每天都走20~30公里。当时，从贵阳到重庆400千米长的公路上，日夜有百万以上的人群在徒步移动，到了一个地方，晚上就住在人家牛棚、猪棚的旁边。走了20天左右，到了遵义，浙大的总校设在这里。这时，我因为路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痢疾，走不动了，就在浙大总校的同学宿舍住了几天。后来有机会找到一辆黄鱼车，直接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我就去了交大九龙坡校园，找以前的老同学吴中英，得到他的帮助，终于在九龙坡暂时安顿下来。

抗战时期交通大学重庆九龙坡校舍

九龙坡的条件虽然也艰苦，但比起平越要好得多。它位于重庆郊外的一个江边，有电灯，每天还有船可以回到重庆。之后，我就在九龙坡那边听课。当时重庆交大的校长是吴保丰，是交通部常务次长徐恩曾请他做的。但吴保丰不常到校，主要让李熙谋做教务长，管理这个学校。到了1945年3月，交大唐、平两院找到了新的校址，在重庆郊外的璧山县，有一个市镇叫做丁家坳。唐、平两院联校就在丁家坳复课，3月份开始上课，到8月份就结束学业，正式毕业了。当然，那时毕业典礼、学士帽、毕业照，什么都没有，毕业证书是后来学校寄给我的。我的毕业成绩比较优秀，排在全系前10名，所以最早轮到工作分配。当时学校通知我，说我已由资源委员会分派到中国石油公司四川油矿勘探处工作了，叫我到重庆南岸海棠报到，总公司就在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