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　重返故乡

我离开学校那天是8月15日，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记得当时我正在重庆看望两个亲戚，他们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兄弟两个，一个是少将，一个是中将，住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那天晚上，山洞突然爆竹连连，并响起狂欢雀跃的呐喊声，向两兄弟一打听，才知道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喜讯。这场战争打了那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现在终于听到胜利的消息，都喜极而泣。到了9月1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胜利游行活动，蒋介石、冯玉祥等都出来跟老百姓见面，我都亲眼看到了。

1945年底，我又被派往四川江油钻井站实习，江油靠近绵阳，那里有个小市镇叫中坝，是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所有中药材的集散地，很出名。我就在江油郊外学习钻井，干了一年。抗战胜利后，国际通信逐渐恢复，印尼也宣布独立了，我联系到了在南洋的父亲和我的女友。后来结婚，直到现在已67年，育有三男一女。我太太李月美是在印尼巴达维亚读高中的时候认识的。1941年，她到马尼拉，在菲律女子大学读了3个月，后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她住在亲戚家，我俩在巴达维亚高中的时候有来往，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就中断了联系。直到1946年，她才回到巴达维亚她父母家里。他父亲是当地比较富裕的一个华侨，而且还是福建同乡会的副主席。抗战期间曾经捐很多钱服务于抗战，并资助厦门大学，跟陈嘉庚很熟。

1946年底，我准备从重庆返回南京，与我同行的还有3个同事。那时，重庆每天有3架飞机飞往南京、上海，是螺旋桨飞机，乘坐人数有限制，只能坐三十几个。12月22日早上，我凭着石油公司工务员证去排队购票，人很多很挤，突然有一个人从队伍后面窜上来，把一个信封交给售票员。售票员拿了信封，看一看，就把我们买票的申请书压到底下去了，意思是让这个插队的人优先买。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插队的人是做生意的，信封里面是钱，拿来贿赂售票员的。本来是先轮到我买的，这样一来，我想糟了，第二天可能走不了了，当时也没有钱可以贿赂。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个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的同班同学，学管理的，虽然跟他平时没什么来往，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我就马上跑到前面去，跟售票员说：“你们航空公司有没有这个人，他现在在哪？”售票员听我这么一问，就问我：“他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交大同学。”接着我就问售票员，为什么把我买票的申请压到后面，而把插队的人放到我前面去。售票员听了以后，马上又把我的申请拉到前面，对我说，你不必找你同学了，他是我的科长，你明天就可以走了。我喜出望外，拿了票，第二天就飞回南京。回来之后，才感到万分庆幸。因为第三天，也就是12月23日，重庆飞往南京、上海的3架飞机，因浓雾密布，天气恶劣，一天之内全部坠毁，乘客和机组成员81人遇难，幸免一死的仅13人。这3起空难被称为轰动中外的“上海圣诞之夜空难事件”。

到了南京以后，我暂时住在吴中英家里，并到浦镇见到了住在六合老家的母亲。当时，四川江油钻井站的工作只是请假，没有辞职，本来还要回去的。后来经同学介绍，重新找了工作，到苏州太湖西山小煤矿工作了三四个月，即从1947年1月到4月。这个小矿场靠近上海，运输便宜，是王正廷的弟弟王正黼经管的，他曾做过国民政府实业部矿业司司长，所以在那边拿到这块矿场。1947年5月，我才重新返回印尼首都雅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