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那些年，村里常遭洪灾，吃了上顿没下顿。长大后，我便随着姐姐外出讨饭，每一处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几乎都留下了我年幼的足迹。

沂蒙山脉绵延起伏几百里，重重叠叠，岭高谷深。在最北端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溪流蜿蜒南下，东转西拐，一路接纳群山流出的十几路溪水，在大山环绕间，硬是撕开几百米宽的河床，汇成浩荡、渺茫的沂河，并折转向东，一路咆哮远去。

沂河水一年年、一代代地流淌着，流走泥沙，流走了岁月，留下苦难和贫瘠。

就在沂河水折首向东的山谷间，一条叫九曲河的支流把西部的荒山僻岭冲开了一条窄窄的河谷。顺河谷弯弯转转逆流西去40里的地方，因河水年年暴涨，泥沙淤积，在河北岸渐渐形成一片南低北高的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北依红崮山，跨过河就是南珠山，南北距离窄处不足百米，东西狭长超过10公里。顺红崮山南下的一条横亘山梁直抵这片冲积地带的中部。古人称此地为“风水脉头”，人们便安下家来，祈盼好风水能给山里人带来好年景。可穷山恶水留给山里人的只有苦难，于是人们渐渐离去。河谷依旧荒凉。后来，不知在哪朝哪代，一位姓张的猎人，毅然看中了这片土地，便落户扎根，繁衍后代，人烟渐旺。这个小山村叫作张家泉。

1933年的夏天，雨季早早地来到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铺天盖地的大雨没日没夜地倾泻在这狭窄的山谷里。不几天的时间，山洪连连暴发，浑黄的洪水顺九曲河咆哮而下，冲走了树木，冲走了庄稼，冲走了穷苦百姓的草房。村西头张西元家不仅两间草房被洪水吞没，多病的妻子也被洪水冲去。张西元和两个孩子哭天抢地，可那撕人心肺的雷鸣和暴风雨的呼啸却把一家人的悲号淹没了。

到了7月6日这天的晚上，依旧雨如瓢泼。

天黑沉沉地压在山头上，几乎把南北两座山都要压扁了。闪电和闷雷仿佛就在脑后，偶尔撕开雨帘中的一线天，瞬间又压到了头顶上，令人窒息和恐惧。

九曲河的洪水夹杂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木、沙石，横扫了这片狭窄的三角地带，恐怖和绝望在村子里蔓延。

约莫二更天的时候，村南的几户人家哭喊着奔向村北，洪水已漫上了那几户人家的草房。眨眼间，房子就被吞没得无影无踪。洪水继续上涨，村东头在南北山梁下的几户人家，由于地势较高，九曲河水暂时威胁不到他们，可顺山沟冲下来的山洪，却夹着碎石、泥沙、荒草、烂木滚滚而下，从北向南，由高及低，凶猛地压了下来。张长明一家四口还没从恐惧中惊醒过来，山洪已卷了过去，房子没了，人不见了。

这时，又一声闷雷从红崮山顶滚了下来，擦着村子的上空，“泼剌剌”地炸响在九曲河对岸的绝壁上。洪水把闷雷的余声冲走以后，雨点慢慢地稀疏了。偶尔的几道闪电从山上划过，但没了雷声，只有山洪的低吼和整个村子的呜咽交织在一起，天地一下子静了许多。

这时，村北一间石砌的草顶房里，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了阴沉寂静的夜空，一个新的生命在这苦难的夜晚降临了。

雨虽小了下来，可草房顶漏下的雨水仍然不断线，蜷缩在房子西北墙角的父亲猛地站了起来。这位还不到40岁的男人，由于被生活重担压得腰弯背驼，看上去倒像50岁般的苍老。他焦躁地把头上的雨水撸了两把，急匆匆踩着满屋的泥水奔到土炕前。土炕四角插着四根指头粗的树枝，上面遮了一条草席，由于屋子东南角雨水漏得厉害，雨水顺着草席子“滴滴答答”地把炕南头淋湿了一大片。父亲伸手把草席向南扯了扯，这才低头去看妻子怀中的儿子。孩子小脸憋得有些发紫，但眉眼清秀，小手、小腿有力地蹬踹着，小嘴大张着，一声声嘹亮的啼哭像是大声宣告着自己的降临。

父亲头发梢上流下的雨水很快就冲刷掉了刚刚显现出的一脸惊喜。望着妻子苍白无力的脸庞和一双疲惫无神满是忧郁的眼睛，看看在风雨中飘摇不定、一无所有的家，听着门外轰然作响的水啸，儿子的出生仅仅给做父亲的带来了一丝欢欣，更多的却是忧虑和无奈。是啊，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在这无衣无食、贫困交加的年月，这个孩子不该出生啊！爹娘拿什么养你长大？这个不平的世界能容得下你吗？

起风了，茅草屋难遮风雨，炕头的一盏小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湿透的衣服经风一吹，父亲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赶紧伸手给妻子拽了拽被角，并叫八岁的女儿艳花从炕洞里抽出些茅草盖在娘和弟弟的身上。

又一阵风，拱开了仅剩几根枯枝的房门，油灯忽地灭了。刚刚安稳地睡在妈妈怀中的婴儿像是被惊醒一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响亮、清脆的哭声久久地回响在这凄苦的雨夜中……

我的出生，是伴着一场灾难来的。

就在那天晚上，全村的庄稼地几乎被洪水冲了个精光，村里有六位乡亲死在那场洪水里。接下来的几天里，雨虽然停了，乡亲们却没有从灾难中挣扎出来。没了庄稼，一下子断了全村人生存的希望，有几户人家携妻带子远走他乡。这苦难深重的窝啊，留下了他们的希冀，留下了他们的酸楚，他们泪流满面，一步一回头，沿着红崮山脚一条狭窄的小路去寻找新的希望和生路。

由于没有吃的，娘干瘪的乳房里挤不出一点营养给我。由于没了地，爹一扭头去南乡打短工。姐姐艳花才八岁，自爹走了以后，她几乎成了我家的顶梁柱。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她就挎上一个小篮子，光着脚板挨村乞讨，来养活多病的娘和我。山路崎岖，她稚嫩的脚板时时被扎得鲜血淋漓。娘心疼，每次总抱着她的脚，流下辛酸的眼泪。娘对她说，去近处挖点野菜采点树叶充饥吧！可姐姐每次都懂事地安慰着娘：“没事，俺不疼，你光吃野菜，哪有奶水喂弟弟呀！”

时近隆冬，妈妈的身体有所恢复，她用一件破夹袄把我紧紧地裹在怀里，又找来一些破布条，帮姐姐把脚缠起来当鞋穿，娘仨就这样一起外出讨饭。

刚下过的一场雪还没有融化，又飘飘扬扬、忽紧忽慢地下了一夜，染白了全村的茅草房，覆盖了远远近近的群山，那条山路也看不见了。娘在前头，姐姐挎着篮子跟在后头，一步深、一步浅地摸索着在雪地中挣扎。

在离村八里远的刘庄，姐姐讨来了半块地瓜，可能刚煮熟不久，还有些温热。姐姐双手捧着，央求娘快点吃下去。娘接过地瓜，看看姐姐冻得青紫的脸蛋和皲裂得皮开肉绽的小手，眼泪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你吃了吧，娘不饿。”

“不，还是娘吃，娘吃了，弟弟才能不饿！”

“好孩子，听娘的话，你吃饱了，才能给娘要饭。”

我的一声长长的啼哭打断了娘俩的推让，看看怀中的我，娘咬咬牙，把那块地瓜掰成两半，直到看着姐姐吃下那半块后，才和着泪水，吃下了剩下的半块。

不知什么时候，雪又密密地飘了起来。只讨了半块地瓜的娘和姐姐，听着我一声声饥饿的哭声，只得冒着雪，强打着精神继续沿路乞讨。

在柳枝峪，大户丁光耀家的门口，雪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朱漆大门外的一根粗大的石柱上，放着一块不知是谁吃剩的烙饼。姐姐眼尖，兴奋地叫了一声娘，就快速地跑过去，伸手去拿那块饼。柱子太高，姐姐伸长了手也没抓着，急得她连忙放下篮子，侧着放在柱子下，两脚踩上去，伸手抓住了那块饼。可脚底下太滑，篮子一骨碌，姐姐摔倒了，两条腿正磕在石柱旁的台阶上。娘喊了声 “艳花”，就急急奔了过去，一把拉起姐姐，忙问磕着了没有。姐姐疼得眼泪都下来了，可依旧举起手中的饼，兴奋地对娘大声说：“娘，是烙饼！”

雪依旧飘飘地下着。

娘怀揣着我，领着姐姐踉踉跄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娘一扭头，见姐姐一瘸一拐，忙停下来，蹲下身子，掀起姐姐的裤腿，右腿膝盖早磕烂了，一道血口子翻开着皮肉，血顺着小腿渗到了破布裹着的脚上，又印在走过的雪地上。娘慌忙从破夹袄的下摆撕下一缕布条，又从里面拽出一团黑乎乎的棉花，压在姐姐的伤口上，又用布条系了一遭，打了结扣，伸手替姐姐擦去了满腮的泪水，这才立起身子，牵着姐姐，一拐一跛地朝着张家泉那熟悉的草房走去。身后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在姐姐踩出的那弯弯扭扭的雪窝旁边，有几点殷红的血迹在白雪的衬托下分外刺目，这血迹渐渐渗进雪中，又渐渐被飘飘而下的雪花盖住了。

许多年以后，每当娘给我讲起这段故事，我就觉着那天，我分明是看见了那雪地上刺目的血迹，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忘记。

九曲河水封冻又融化，融化又封冻。南珠山绝壁上的迎春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苦难的日子就这样熬了一年又一年，转眼我已经三岁。

这期间，我有一个弟弟出生了，可还没满月，就饿死在娘的怀里。爹号啕大哭，把弟弟幼小的身躯埋在了红崮山脚的一片小松林里。这片小松林里还埋着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没能熬得过风霜雨雪，就先后夭折了。爹娘生下的七个孩子中，只有姐姐艳花、我和在我五岁时出生的弟弟彦坤顽强地活了下来。从此，我们一家五口人相依为命。爹除了耕种着三亩多山岭薄地外，依旧去南乡打工。娘在家照看弟弟彦坤，姐姐和我天天上山挖野菜，去邻村讨饭。我从此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每一处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几乎都留下了我年幼的足迹。在我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贫困交加，都是人间的不平，都是欺凌辱骂和毒打。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地也是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42年的春风翻过层层深山，终于顺着九曲河谷，早早地吹进了张家泉村。屋东边土崖上生长着的几株迎春花，用力地抖一抖枝条上的积雪，顽强地把身子再伸长一点，再伸长一点，在谁也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吐出了一串串嫩黄的花蕾，在乍暖还寒的风中恣意傲视着尚未苏醒的大地。

这一抹嫩黄，竟把肃杀的天地装点得生机无限。

这一年，我刚刚九岁。

苦水中泡大的我，伴着这一抹盎然生机，吸吮着故乡土地给我的营养，渐渐长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个头虽然不高，可我有的是力气，家中的农活都是由我和爹一起操持。姐姐已经是大姑娘了，娘不放心，外出讨饭不再让她去了。娘身体好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去，身体不好时，就由我单独外出。我什么都不害怕，能光着脚走到40里外的蒙阴县。天黑我也不怕，那一条条崎岖的山路都印在我的心里。娘不放心的是怕我碰上土匪、鬼子和国民党兵。

那时大土匪刘黑七就常常窜来周围村庄烧杀掳掠。听我爹说，头几年，刘黑七领着土匪一路杀到我们村西20里地的张家旁峪村，一夜杀了一百多口人。刘黑七原名叫刘桂堂，从1918年起拉起了土匪队伍，无恶不作，祸害乡里，许多村庄的人被他杀光，尸横遍野，白骨累累，成了无人敢靠近的“无人区”。后来，他窜到费县，安下据点。他残忍地声称：“有我就没有费县百姓”，“要把费县杀个鸡犬不留”。刘黑七杀人极其残忍，有点天灯、放天花等做法，还叫土匪用碾把小孩碾碎。当地百姓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1943年11月，八路军鲁南部队一举将其剿灭，乡亲们拍手称快，并抬着刘黑七的尸首在周围村庄游行。在费县的柿彦村，一位老人拿刀从刘黑七腿上割下一块肉，非要尝尝这个害人精还有没有人味。

日本鬼子的部队是1938年底越过鲁山进入沂源县的。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带领省府机关驻扎在鲁村，闻听鬼子进入沂源，吓得慌忙迁到了离张家泉40里地的东里店。1939年6月7日，鬼子出动飞机，疯狂轰炸了东里店。一时间，省政府驻地火海滚滚、尸横遍地，沈鸿烈仓皇逃到临朐县。三天后，鬼子在东里店建起了炮楼，设立了据点，并频频扫荡周围村庄，让百姓吃尽了苦头。

国民党的部队除了吴化文新四师以外，还有秦启荣的第五纵队，还有五十一军。他们不但不抗日，闻风就跑，反而处处和八路军作对，制造摩擦，屠杀抗日队伍。

乡亲们渐渐都看明白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才真正是咱穷人的队伍。老百姓不顾鬼子兵和国民党的层层堵查，偷偷给八路军送信、送饭，掩护伤员。

屋东边土崖上的迎春花还在迎寒绽放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家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爹告诉我们姐弟仨，以后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南乡的亲戚，因生活困难投奔我们家来的。爹和他上山不一会儿，就砍来些树杆子，和些黄泥，屋后有的是石头，拣些大的来，接着屋东头的墙，砌起屋基来，娘和我们姐弟仨见状，也都过来帮忙。那亲戚很和蔼，他一把抱起弟弟，放在东土崖上，随手脱下身上的一件布衫披在弟弟身上，然后回过头笑着对我说：“朱彦夫，你来看着弟弟，看我给你盖新房子！”

那亲戚好大的力气，一伸臂轻轻地就抱起块大石头。

天傍黑的时候，爹和亲戚悄悄地走了，第三天的早上才匆匆回来。爹很兴奋，手里还拎着一袋子高粱米，娘忙接过来。爹笑着对娘说：“给孩子们做顿饱饭吃吧！”随即，爹和那亲戚顾不上休息一会儿，接着就又去搬石头，和泥巴，垒起那房子来。石头墙垒到一人半高的时候，爹扛过树杆子搭在上面，又盖上树枝，上面均匀地铺上一层茅草，茅草上又厚厚地涂上了一层泥巴，又铺上茅草。爹和那亲戚又上山砍来一些树枝，盖在茅草上。那亲戚高兴地对爹说：“好，新房盖好了！”爹抱来一把茅草在屋里铺开，就算床了。娘又找出床破烂被子，铺在茅草上，那亲戚在上面坐了坐，很满意的样子，爹和娘都笑了。

晚上，一泡尿把我憋醒了。我爬下炕来，摸着屋里东西方向的一道土墙，这墙是爹前几年砌的，墙里边靠房子北墙的地方睡着姐姐。我顺着墙，睡眼惺忪地摸到门口，推开门来到屋外。天上有几颗星星，一轮满月除了偶尔有几朵浮云遮住外，均匀地向大地播撒着月光。四周静悄悄的。山村的夜就是这样静谧，为生计而奔忙了一天的乡亲们天天都在唉声叹气中、在恐惧中、在饥饿中慢慢睡去，总祈盼着天亮醒来的时候，不会再有欺压百姓的坏人，不会再有饥饿。

忽然，院子东北角的那白天刚盖好的新房子里传出一阵说话声。虽然声音极低，可还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打了一个激灵，那泡尿也不知跑哪去了。我愣了一会，给自己壮了壮胆，“可能是爹和那亲戚还没睡？”我不再害怕，就朝那房子走来。那房子没有门，只在我家房子东墙角这地方留了一个豁口当门。可能是听到脚步声，有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借着月光，我认出是爹，这下我完全放心了，几步走近了门口。爹也认出了我，他表情很凝重，略一犹豫，低低地对我说了声“进来吧！”转身就走进了屋里。我一步迈进，爹早就麻利地点上了一盏油灯。灯光下，那亲戚坐在茅草搭成的铺上，看见我，忙站了起来，把我拉过去，叫我也坐在那铺上。爹回过头来，蹲下身子，顺手抓过一块石头垫在腚底下，坐在了我的对面。

“彦夫，爹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要保密，知道吗？”爹表情很严肃，几句话说得我晕头转向，我不知道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见我一脸茫然和惊讶，那亲戚朝我坐的地方挪了挪。

“别吓着孩子！”他摆了摆手，打断了爹的话。

“我早就听你爹说过，你是个很勇敢的孩子。”那亲戚伸手扶在我的肩膀上，亲切地对我说着。

“告诉你吧，我是这个！”他伸出右手，作了个 “八”的手势，脸上含着笑意，一双明亮的眼睛信任地看着我。

“嗬！原来你是……”

那亲戚伸手止住了我的话：“小声点，这可是秘密啊！”

他脸上的表情也和爹一样的严肃和认真。

嗬！原来是八路军！我心里一阵惊喜。虽然当时我才九岁，可在南乡要饭的时候，早就听说八路军的事了：八路军专打鬼子，个个像天兵天将，会飞檐走壁，手里的枪百发百中。八路军对咱老百姓最好，走到哪里，就帮哪里的老百姓干活。我还听说，离这80里地的黄庄有的是八路军，在那里打跑了国民党兵，老百姓有吃有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没想到我们家里也有八路军了，爹还说他是亲戚，准是嫌我是小孩，不敢跟我说实话！其实我早就想见见八路军了，过了年的时候，我要去黄庄要饭，娘嫌太远，说啥也不让我去，这几天我还一直想去呢！

爹脱下褂子，披在我身上，轻轻地，但是很凝重地对我说：“千万要记住，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南乡的亲戚，不能……”

我兴奋地点了点头，转脸去看着那亲戚，亲戚依旧满脸笑意地看着我，朝外努了努嘴：“去睡吧！我和你爹还有事商量。”

我躺在床上，那一夜再也没有睡着。一直在兴奋地回想着这意外的惊喜，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亲戚，还有爹。

我爹叫朱青祥。朱家在张家泉是独门独户。听我爹讲，朱家祖辈一直住在蒙阴县上东门村。从我爹朝前数七辈的时候，才因贫寒而迁到了这里。我娘叫郑学英，也是蒙阴县人。有一年讨饭讨到村里，我爷爷可怜她孤苦一人，就收留了她。爷爷去世后，她就嫁给了我爹。爹一辈子正直、刚毅，不畏艰难，嫉恶如仇。乡亲们谁家有灾有难，他总是倾其所有给予帮助，虽是独门独户，在村里却很有人缘。爹的这些优秀品质对我后来影响极大，我应该感谢他给予我的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爹常年在南乡打短工，肯定早就接触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很可能正是由于他具备这些品质，八路军的部队极其信任他，并安排侦察员住进我家，利用我家作掩护，四处侦探敌情。

天快放亮的时候，我还在迷迷糊糊地想着这些事情：有八路军来了，这下可好了！看谁还敢欺负咱穷人，兴许咱张家泉也快和西乡的黄庄一样了，老百姓有吃有喝，想干啥就干啥！唉，他怎么才来了一个人呀，那鬼子和土匪一大帮一大帮的，他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杀完呀！要是我也能帮他杀坏人就好了，我有的是力气，胆子也大。唉，他们总说我太小，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呀！快点长大吧！想着想着终于慢慢睡着了。

那晚上之后，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干活或者外出要饭时，我都有使不完的劲。平日里看惯了、走惯了的穷山穷水，这时候在我眼里竟亲切了起来。有时见到那个亲戚，我就止不住地想笑。

不知过了多少天，有一天晚上，爹和那位侦察员又悄悄出去了。可到了早上，俩人谁也没回来。娘和我们姐弟仨起初谁也没在意。娘当然知道这个秘密，她安慰姐姐和弟弟：兴许是走远了，隔几天准能回来。可一连几天过去了，俩人还是不见踪影。娘有些着急了，就叫我出去找找，我一听很高兴。爹总不让我跟他们去，这下我总算能来个 “跟踪追击”了。

挎上篮子，我一溜烟就窜上了村东的山路。远处有一伙人影影绰绰看不清。再往前走了一会，我猛然发现人群中有高头大马正晃晃悠悠走过来。不好！是鬼子来了！鬼子常来周围村庄扫荡，都是骑着大马，举着明晃晃的刺刀。我不及细想，赶紧猫着身子跑回了村里。娘见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忙问是怎么回事。我喘着粗气，手指身后，半天才说清楚是鬼子来扫荡了。娘也很慌张，忙叫姐姐领着弟弟到山上躲躲，又吩咐我快帮她把东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藏起来。

我刚把侦察员的茶缸和皮带、衣物等藏进屋后的树林里，鬼子兵就进村了，而且是直奔我家的院子！

我心里一惊，莫非是爹和侦察员的事让他们知道了？我担心娘有不测，又从树林里跑了出来，三步两步就窜进了院子。娘见我又跑回来，着急地喊我快跑。这时，鬼子兵已涌进了院子。

我一眼就看见鬼子兵身后的几个汉奸抬着一个人。鬼子兵一挥手，几个汉奸向前紧走几步，“扑通”一声把人扔在了娘和我的眼前。

啊！是爹！只见爹血头血脸，身上褂子早就撕成缕了，裤子也只有半截。赤着脚，血顺着腿一直流到脚上，黑乎乎的，早就干结了。胸膛上一片一片的血渍，也都干结成黑乎乎的颜色。

娘见状脸都吓白了，继而扑到爹的尸体上号啕大哭起来。我惊得像脑子炸开一般，那黑乎乎的血渍一片片在我眼前旋转起来——爹死了？爹死了？爹叫鬼子杀了？这怎么可能？这是怎么一回事？爹让鬼子发现了？那血渍在我眼前转得更快，我感到天旋地转，“扑通”一声趴在娘的身上。这时几个汉奸走过来，一把扯起了我娘，连拖带拽扔在了鬼子的脚下。从马上跳下来的那个鬼子对旁边的汉奸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那汉奸走上前，朝着娘的头凶狠地踢了一脚。然后又一把扯起来，恶狠狠地问道：“他就是你男人？他敢领八路去侦察皇军的据点，就该杀！快说！八路是不是住在你家，还有什么东西在你家？快说！小孩，你也过来！”

“他是俺亲戚，他爹领他出去打工，俺啥也不知道！”娘挣开汉奸的手，抹了一把头上淌下来的血迹，一把把我拉到身后，眼睛里没有了悲伤和恐惧，平静地回答道。

“八格！”为首的鬼子大吼一声，“唰”地一下抽出指挥刀，架在娘的脖子上。

悲伤和愤怒涌上了我的心头，九岁的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一下挣开娘的手，一步跨到娘的前面，挡住了娘，涨红的双眼狠狠地盯着眼前这个狰狞的面孔。

鬼子“嗖”地一下抽回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娘见状又伸手想把我拉到身后，一拉没拉动。正在这时，鬼子的刀“唰”的一声劈了下来，我只觉得右肩膀一阵钻心剧痛，一下子就瘫倒在娘的脚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见自己还躺在院子里，娘正坐在我身旁放声大哭。

鬼子已经走了，我一阵欣慰。忽听身后僻叭作响，我一扭头，肩膀上一阵剧痛，眼泪都疼得掉了下来。可眼前的情景更让我震惊：鬼子把房子点着了，干透了的茅草顺风向“呼呼”地燃烧着，东边的小屋己烧完了，只剩下残垣断壁。

“娘，快救火！”我一边喊着，一侧身想爬起来，可撕心的疼痛一下子又使我晕了过去。

当我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炕上，姐姐坐在旁边。

“这是咱张婶子家，咱家的房子让鬼子烧了，张婶说要找几个人帮咱再盖一间！你肩膀还疼吗？咱娘给你捂上灰，都包起来了！”

“咱爹呢？”我咬着牙，朝上起了起身子。

“咱爹死了，张婶子……”姐姐终于没忍住，眼泪涌了出来。

娘和张婶领着几个人把爹埋在了屋后的树林里。原来的房子没法再盖了，就搭了几根杆子，捆上茅草，把东边的小屋简单地搭成了“团瓢”。

我右肩膀上被鬼子砍去了巴掌大的一片肉，骨头碴子白森森地露在外头。娘用草烧成的灰捂在上面，用破布条子缠了起来。天渐渐热了，伤口化脓，娘用剪子剪开皮肉，挤干净了脓血后，又抹上灰，再包起来。九岁的孩子，哪能承受这种创伤，疼在我身上，也疼在娘心里，娘天天守着我，抹不完的眼泪。

有好几天不见姐姐了，我就问娘，“姐姐上哪了？要饭去了？”

“你姐姐……她……”娘吞吞吐吐。

“我姐姐怎么了？娘你快说呀！”我忍着痛，一骨碌爬了起来。

“你姐姐……苦命的孩……子……哟……”娘像是被戳着了痛处，拉长了音，两手揉搓着头发，放声大哭起来。

原来，爹死了，我又受伤起不了床，家里一下子塌了天。弟弟又小，一家人要吃的没吃的，要住又没住的地方，娘一狠心，把姐姐卖了！一个鲜活的大姑娘，仅仅换来了两斗谷子！弟弟饿得又哭又叫，娘狠了狠心去碾上碾了些回来，又去山上挖了些野菜，捋了些树叶，和在一起烧了两碗糊糊端给我和弟弟。看着弟弟狼吞虎咽，娘又悲从心起：“彦坤啊，你这是吃你姐姐的肉啊！我可怜的闺女啊，娘对不住你，你可别怨娘啊，娘也是没办法呀……”

娘的哭声悲悲切切，时断时续，我再也忍不住了，和娘抱头哭在了一起。

拿姐姐换来的这两斗谷子，弟弟也没能喝上几碗。一天傍晚趁娘不在家，我唯一的一位大伯把他骗出院外，塞在一个挎篓里，架在驴背上，连夜翻山越岭，卖到蒙阴县去了。我的这位大伯叫朱青山，一辈子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嗜赌成性。因赌欠下巨债，就把我弟弟卖了还债……

大伯的结局也很惨。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他偷割“国军”的电线，被抓住后一顿暴打，抛尸荒野。

可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弟弟哪里去了，娘经不住这一连串的打击，精神彻底崩溃了，成天疯疯癫癫，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又大笑不止，看着那谷子就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喊着：“闺女，你回来了？你的肉真香！”一会儿看着我就叫彦坤，一会儿又坐在院子里，低头喊着我爹……

短短几天时间，我一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幼小的我，早早就看透了这吃人的世道。我要报仇！我要砸烂这吃人的社会！我要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