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

所谓“哭庙记闻版本”，主要指记载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苏州十八诸生哭庙案的有关文献《哭庙异闻》、《哭庙记略》、《辛丑纪闻》。此三题内容大致相同，文字各有出入，存在着细节上的重要差异，本章在非确指某本时用不加书名号的“哭庙记闻”代称。在金圣叹生平研究中，因依据哭庙记闻的不同版本而造成了对原始文献的不同理解，诸如其原姓、庠姓、籍贯的考证因此而歧见纷呈。这不仅是作家生平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更关涉着对其人生旨趣的臧否；有时会因之主宰主观评价的好恶，左右有关史实的认知。围绕着哭庙记闻版本的使用、讨论和争议，则从一个微小方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进步的艰难历程，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均值得回顾和总结。

一 问题的缘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为自身包蕴的揭露封建统治残酷暴戾的文化因素，因哭庙案而被杀的金圣叹，引起了当时热衷于反满复汉的民族主义人士的广泛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撰《金圣叹死时语》，云其：

名喟，又名人瑞，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为文俶傥有奇气。少补博士弟子员，后应岁试，学使视其文不能句读，以为诡众，褫之。来年冒金氏子名科试……遂再入吴县邑庠，而金人瑞之名遂仍而不易矣。^[1]

当时所据哭庙记闻的版本，可能是《记载汇编》本《辛丑纪闻》，有光绪都城琉璃厂刻和《申报馆丛书》排印本，有关文字为：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

邱炜萲为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举人，知道“庠姓”为何物，如果以为“顶金人瑞名”不误，则只能将“庠姓张”理解成“旧姓张”了。

宣统三年（1911），乐天居士辑《痛史》出版，第一集收入《哭庙记略》^[2]，有关文字断句为：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来（原文如此——引者注）。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

此本于民国初年多次重印，成为这一时期研究哭庙案和金圣叹的最常见史料。当时博学如徐珂（1869—1928），亦云其“名人瑞，原为张采”（以下文字同《哭庙记略》）^[3]，可见该文的影响。此后，诸如圣叹“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4]，“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5]的说法，似乎成为主流。于是有了陈登原（1900—1974）《金圣叹传》中的专门辨析，他首先正面立论：“圣叹姓金名人瑞”，引用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以及圣叹有族兄金昌等清初史料，有力地证明了“圣叹姓金，固确凿有据者”，对驳斥“张姓”说立功甚伟，故后来学者认为“金圣叹的姓氏，陈登原的《金圣叹传》中辨之尤力”^[6]。同时，从反面驳论：“或谓其本名张若采，殊未足信也”。后者无论从提法还是从论证，却存在问题多多：

廖说谓名采，字若采，则沿袭“张若采说”之讹。考圣叹原名“张若采”之说，始见于无名氏《哭庙纪略》。《纪略》云：“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无名氏《辛丑纪闻》则多出“名喟”二字。谓：“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盖皆谓圣叹即张若采，以科举故，而改名也。^[7]

这里有意回避、模糊或否认“金采”和“庠姓张”的历史记载，为论述需要和方便，漏掉《辛丑纪闻》本“姓张”前面的“庠”字，虚拟了“本名张若采”的“或谓”（按照其引文，也最多是说前人谓圣叹本名张采而非张若采），并以后世有乾隆末年进士娄县张若采而证晚明金圣叹不可能有此姓名，其文献和逻辑错误以及产生原因，笔者已撰专文评述^[8]，此处不赘。此书对后世影响颇大，尤其是将宣统《痛史》本《哭庙记略》中原为一句的“庠生姓张原名采”，断句成为“庠生。姓张，原名采”（而《辛丑纪闻》的断句则全据原文，造成“后以岁试……黜革”的前后两处引文句读疏密不一），使得“姓张”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以此为文献讨论的出发点，同时由此而彻底否定“庠姓张”的存在，以致此后数十年间罕见正面引述者，其中破绽也始终没有引起注意。《辞海》“金圣叹”条长期以来保存着“一说本姓张”的提法^[9]，既是对经过陈登原改造过的原始文献的一种认同，其实也说明这一问题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何默《记金圣叹》当时便对陈登原的观点及其论证提出不同意见：“我以为这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是天下不能无同姓同名的人，如果偶然相合，就说一个是真货，一个是赝鼎，那在姓名还没有实行专有权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罢！”^[10]

建国初，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不多。只有陈登原为了便于重申“圣叹姓张不足信”的观点，在撰写《金圣叹》一文时，再引《辛丑纪闻》中有关文字，干脆改动了原文，变成“原姓张，名采，字若采”^[11]。1979年，是金圣叹研究史上重要的一年。埋没人间三百年的《沉吟楼诗选》抄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问世。黄霖先生为撰《出版说明》：

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及科试，又顶金人瑞名就试，拔第一，补吴庠生。

就个人观点而言，虽然“原名”“又名”之说未必成立，但在当代学术史上，首次明确（在我看来也是正确）地指出圣叹的籍贯和庠姓以及不提“鼎革后”号圣叹，功不可没！表面上看文字多同于《哭庙记略》，实际在关键点上采纳了《辛丑纪闻》。“庠姓张”是经过作者仔细“斟酌”后，始“认定此说可信”的^[12]。不过认为圣叹“又顶金人瑞名就试”，也显示了对“庠姓”的隔膜。按照其后来质疑“庠生，姓张”语句不通的思路，同样存在疑问：金圣叹既然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次年，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发表。这是最早一篇全面介绍金圣叹诗集的重要论文。在考证其临难家书时，文章曾涉及过有关史料的先后问题：“关于金圣叹临刑以及哭庙的主要记载有多种，若以时间先后为序，当首推成于康熙六年的顾予咸的《遭难自述》和差不多同时的无名氏的《辛丑纪闻》（《哭庙纪略》当于（为？——引者注）康熙三十年后的《辛丑纪闻》的删改本）……”并在句末的脚注中，以文中细节的有无和篇名文字的差别，来说明自己判断的依据：

《辛丑纪闻》载：“是日，余适入城，寓养育巷陈毓承家，因见十八人及松交家眷入狱……。”可见，作者是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因此文章的标题就用了“纪闻”，而《哭庙纪略》的标题就显然有节略的意思。另外，今本《辛丑纪闻》的“县总吴之行”下，有双行夹注：“吴之行，《苏州府志》作吴行之。”《哭庙纪略》即改为“吴行之”。可见，《辛丑纪闻》至少早于康熙三十二年的《苏州府志》，而《哭庙纪略》则在《苏州府志》之后。^[13]

应该说，“余适入城”之例是有说服力的，这三句在《哭庙记略》中被压缩改写成“籍没诸眷属入狱”。但是，用“纪闻”与“纪略”之别作为先后的判断理由，不够给力。因为以“纪略”之名详记某事，古今均不乏例证；如按其说法，题名“异闻”就更不可信，而《哭庙记略》一名《哭庙记》，尤足以说明这一旨意。此外，原文“吴之行”未必就能证明此本《辛丑纪闻》“至少早于”康熙府志。因为《辛丑纪闻》在记录事件过程时，面对的是实有的历史人物，且是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县吏，极有可能是不错的，错在后人抄录或刊行时；而所谓“《苏州府志》作吴行之”的夹注，亦不一定就是根据康熙本府志所校勘。事实上《苏州府志》康熙本卷八一、乾隆本卷七八、道光本卷一四五、同治本卷一四八的“杂记”类，均有哭庙案和“仓总”吴行之的记载；且有关夹注并非现存各种版本皆有，惟民国《又满楼丛书》本独有（无“州”字），无法据此判断“今本”是根据何种版本《苏州府志》所加注。同理，以《哭庙记略》已是“吴行之”来断定其晚于《辛丑纪闻》并出自府志之后，也是缺乏唯一性的：只有当此人的确名“之行”而非“行之”，据方志所改的推测或许才能成立；否则，何以见得就不是据史直书而一定是据志所改呢？

可以说，有关哭庙记闻版本和金圣叹庠姓张的争论和研究，现代是由陈登原引发，当代是由黄霖再起的。

二 一九八〇年代的讨论

由于黄霖在《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中对其基本正确的观点没有具体论证，其《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的考释又存在疏漏，并且不是针对“庠姓张”而发，故有关本姓、庠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在同一单位学者的有关著述中，仍有“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的提法^[14]。随着《沉吟楼诗选》的流播和金圣叹研究的热行，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此事。如针对当时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说金圣叹“原姓张，名采”^[15]，张国光（1923—2008）先生认为“纯系误传”：“在宗法观念很重的时代，少有改姓应试之理，如果真是冒姓中试，那中试后也应恢复原姓，岂能老死仍冒他人之姓？……这个问题三十年代陈登原著的《金圣叹传》已考证清楚，何以《全集》注释者在八十年代犹仍旧误？”^[16]对“原姓张”反诘得有力，然依然是否定庠姓张的存在。金性尧（1916—2007）先生一九八三年就圣叹“原姓”“庠姓”问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圣叹的姓氏，后世曾有原姓张的传说，实系附会，《诗选》末俞鸿筹的《读后记》也已辨正，但出版说明中还说“庠姓张……及科试，又顶金人瑞名就试。”这里的“庠姓张”一语也很费解。照字面看，好象他入庠（乡学）时是姓张的，入庠前又另有姓氏。无名氏的《哭庙纪略》中曾说“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不知是否沿引时脱一“生”字，总之也是不足信的。

并在句末注曰：“金圣叹的姓氏，陈登原的《金圣叹传》中辨之尤力。”^[17]一直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性尧，撰文批评本社出版物，可见其耿介。然而将原姓与庠姓混为一谈，将入庠误解为入乡学；对经陈登原加工过的《哭庙记略》文字深信不疑，以致视之为范本，凡写作“庠姓张”者就疑脱“生”字。难免在史实与文献两个方面都存在欠缺。

同年发表的陈洪先生《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是研究圣叹姓氏的首篇专题文章。其撰述起因，就是因为不满于多年来“认为圣叹本姓张，因故易为金”的这种“甚有影响的说法”^[18]。文章在引述《哭庙记略》、《辛丑纪闻》、《菽园赘谈》文字后，主要以新近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和《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为例，来佐证“现代人仍沿用前说”的错误。陈洪的基本观点是“金圣叹本无易姓之事，更与张采无涉”。所论“易姓”，最后必然要涉及是否曾以“庠姓”试诸生，文章从考证基本文献的版本先后入手：

《哭庙记略》最早见于嘉庆己卯自［白］鹿山房所刊的《丛刻三种》。观其所记，除圣叹易姓外，尚有其他不确之处，可知成稿时距顺治已较远。而《辛丑纪闻》最早已见于琉璃厂排字本的《记载汇编》，虽无确切年代可证，然属晚清刻本则无疑。至于《菽园赘谈》乃中日甲午之战后所著，似又晚于《辛丑纪闻》。以《哭》、《辛》二文对照，内容虽大致相同，然《哭》文质直，《辛》文则润饰、剪裁之迹颇显。……如是文野之异不一而足，椎轮大辂之别显而易见。由此可知，《辛丑纪闻》实乃袭《哭庙记略》加工而成。

虽然没有提及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但对哭庙记闻版本的基本看法，是与之针锋相对的。通过这样的论证，陈洪认为“便找到了”庠姓张的来由：“原来，《哭庙记略》行文为‘庠生，姓张。’而《辛丑纪闻》则或漏钞，或漏刻，失落了‘生’字，成为‘庠姓张’。后人不察其不词，以讹传讹，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

此文自有其学术史地位：在方法上首次不是平行地比较晚清民国本的哭庙记闻文字的异同，而是努力向上查找时代更早的有关版本；在史料上首次在哭庙记闻常见本之外，提供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哭庙记略》这一重要版本，从而为“庠姓张”问题的最终解决，埋下了有力的线索（下面再谈）。这在“文革”结束不久、传统的治学风气不彰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显得十分可贵。然而文字比勘较为粗略，不仅没有比较白鹿山房本与《痛史》本之异同，就其具体引述看，仍然是经陈登原标点断句过的《痛史》本文字，从而与关键线索失之交臂，不能不令人惋惜。至于以“庠姓张”为以讹传讹的“不词”，亦是因不明确“庠姓”的史实文化含义而产生的武断。

针对金性尧、陈洪等学者的质疑，黄霖意识到有关“庠姓张”讨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姓氏问题，而且牵涉到全面了解金圣叹的身世、品格和正确鉴别金圣叹史料的问题。”^[19]于是又撰文阐述己见。他认为“关键是要辨明《辛丑纪闻》与《哭庙纪略》的关系”，对陈洪从文献流播的角度认为“庠姓张”是漏抄、漏刻的产物，明确表示“这实在难以苟同”，并提出了一个在评价哭庙记闻各种版本时较为重要的看法：

其实，从目前所见的版本来看，两书刊刻的时间都在嘉庆以后，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因此，刊刻的先后难以证明两书实际成书时间的孰早孰晚。至于这两部书的文字，也很难作为区别先后的标志。这是因为后来者既可以把“野”加工成“文”，也可能把“文”剪裁成“质”。因此，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察辨两书内容的歧异。

并且通过五个方面的比较，最终“认定《辛丑纪闻》是一部早于《哭庙纪略》的、为当事人所记的、比较真实可靠的书”。前三点是拎出正文的异同，第四点是“纪闻”与“纪略”书名的差异，第五点是由《又满楼丛书》本的夹注推断《辛丑纪闻》早于康熙府志，可见是其《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基本观点与论证方法的展开和补充。并对“庠生，姓张”提出质疑，明确指出陈洪以为《辛丑纪闻》漏抄、漏刻“生”字是“想当然”：

只能反过来认为：《哭庙纪略》在《辛丑纪闻》的“庠姓张”中臆添了一个“生”字。事实上，细细琢磨这段文字，《哭庙纪略》因妄添一字而显得不通，金圣叹既然姓金名人瑞，怎么接着又说“姓张”呢？

这段话，是对《哭庙记略》经过陈登原加工、陈洪再次强调的“庠生，姓张”给予了文字质疑。关于“庠姓”的史实存在，黄霖为此两次请教朱东润（1896—1988）先生。朱老对此的解释是：

在旧社会，一些人由于出身寒微、侨居他乡或其他原因而不得不顶用当地某望族的姓氏而入庠，这就有了所谓“庠姓”。^[20]

可见，黄霖努力从文献与史实两个方面试图解答金圣叹是否“庠姓张”的问题，不过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进一步完善或可供商榷的馀地。故多年后徐朔方（1923—2007）先生发表《金圣叹年谱》，不仅引用《哭庙记略》“庠生。姓张”而不疑，在引述《辛丑纪闻》时竟以“庠姓张”不妥，而径改为“庠（生）。姓张”^[21]。可见在经过陈、黄一个回合的争论后，仍有学者不以《哭庙记略》为“妄添”，而以《辛丑纪闻》为“漏刻”。

黄霖文章“附记”云：“本文成后，得苏州新发现顾丹午（公燮）笔记中有关金圣叹之材料数则”，在引述了“庠姓张，字若采，原名采。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后，指出“顾氏亦吴人，博学多识，著有《销夏闲记》等。此记不但可证‘庠姓张’之不误，而且也透露了金氏之所以‘庠姓张’的一点消息。”可能是在看校样时所添加，限于篇幅，在后记中没有就“顶张人瑞”有所议论，亦没有交代何为“之所以”庠姓张的“消息”。

就在此年六月，一直以抄本形式保存在苏州博物馆的顾公燮（1722—？）《丹午笔记》，首次整理出版。该书载有一篇题为“哭庙异闻”的长文，内容与已知的哭庙文献基本一致，这是近百年来学界发现的哭庙记闻又一新史料。其中有关圣叹的简介，除了“字若来”^[22]，其他与黄霖“附记”全同。尤其是“庠姓张……顶张人瑞”应试，使得长期以来“庠姓张”或“庠生姓张”又“顶金人瑞名就试”的扞格抵牾，一朝得到了化解。虽然首次披露者为黄霖，但率先明确将这条珍贵史料用于解决圣叹本姓、庠姓这一困惑学界近百年的疑难杂症的，却是两位至今在互联网上仍然查不到任何身份介绍的普通学者。正是徐立、陈瑜先生在其《文坛怪杰金圣叹》这部著作中，首次利用《哭庙异闻》“顶张人瑞”的记载，对“庠姓张”得出了“圣叹顶名应试不是顶‘金人瑞’而是顶‘张人瑞’，这就是说圣叹原本姓金，姓张是应试时改的”^[23]这一正确理解。

只可惜这两位作者没有注意《丹午笔记》“出版说明”对顾公燮“生活于清乾隆年间”的介绍，仅仅根据书中所载《哭庙异闻》曾云遇难诸生丁子伟、周江“与予善”的记载，便做出了顾公燮“自述同哭庙遇难的丁子伟、朱时若是好朋友，所以，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的糟糕判断^[24]。至于《哭庙异闻》与《辛丑纪闻》的先后，他们认为当以前书“为最早”，后书撰写者“这个无名氏，可能就是顾公燮，因为所记基本相同……用无名氏发表，完全可以理解。要不然就是别人根据顾的手稿略加裁定写成”^[25]。虽然作者引用《哭庙异闻》有关记载来证明金圣叹曾顶张人瑞之名应试，是有关圣叹庠姓考证中最有说服力也是最符合事实的一家，但是认为顾公燮是丁子伟、朱时若（周江）好友的明显误判，却使自己的重要见解受到质疑，引出了曦钟先生对《丹午笔记》写作时间的专门考证以及对于徐立、陈瑜研究成果的严厉批驳。

三 一九九〇年代的讨论

曦钟一九九一年撰文《顾公燮〈丹午笔记〉成书年代考辨》，从顾公燮的生年、《丹午笔记》和《消夏闲记》纪事的最晚时间等有力因素，证明了顾公燮不可能“耳闻目睹此案”，所谓“顾公燮写成此书，估计也在康熙初年”^[26]，当然也就成了“匪夷所思的凿空之谈”了^[27]。并指出造成错误的原因是徐立、陈瑜“显然对古人的著作体例不大熟悉，误以为书中的一切都出自本人的手笔”；《丹午笔记》中的《哭庙异闻》“只是顾公燮根据前人记载作的摘抄或改编。古人的笔记中常常抄录前人的著作，或原文照录，或稍加变动”。这些批评或看法，除去“摘抄或改编”，其正确性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后来真的还有学者因“参见《文坛怪杰金圣叹》”而复述着顾公燮与金圣叹“一同陷入哭庙案”的错误^[28]。

对《哭庙异闻》与《辛丑纪闻》、《哭庙记略》的关系，曦钟“由于这个问题较为复杂”而不想详论，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据我们初步分析，《哭庙异闻》是根据后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可能性极大，而反过来的可能性则极小”。其根据是：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哭庙异闻》中有一段关于金圣叹的话，与《辛丑纪闻》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哭庙异闻》提到哭庙案已经“载入志乘”，而且特意强调，说：“然此案已载入志乘，以雪诸生之冤，则此十七人者，固可因圣叹而传，又可因志乘而十八人相与并传矣。”所谓“载入志乘”云云，当指康熙三十年（1691）修撰的《苏州府志》记载了哭庙案。此亦可证《哭庙异闻》不可能成于康熙初年。

曦钟在文章开篇即郑重指出：“在运用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资料时，必须首先对资料的性质作一番分析考辨，如确定它的年代、真伪等等。否则，就会造成资料的误用。”这一学术原则，在其考订《丹午笔记》的成书年代中亦得到很好体现。可惜，可能与其“不想详论”“不准备来讨论”的基本态度有关，他对《哭庙异闻》与《辛丑纪闻》、《哭庙记略》关系的认定，并没有贯彻其“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才有可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真正解决问题”的原理。而是使用了以整书的年代考订代替其中一文的考订的简单方法，以书中记载了大量属于乾隆年代的事情，就怀疑“顾公燮的《哭庙异闻》究竟能否作为解决金圣叹姓名问题的确切根据”；同时，他将一个自己都未必有解决办法的问题，抛给了《文坛怪杰金圣叹》的作者和想利用《哭庙异闻》的学者：“除非考证出《哭庙异闻》另有作者，他耳闻目睹了哭庙案，而且他的记载比《辛丑纪闻》、《哭庙记略》更早更可靠，我们才可以说它‘纠正了《纪闻》和《记略》中的传讹的说法’。”

这里，曦钟并没有广泛收集资料，所以不知“庠生姓张”“顶金人瑞”的记载的确是晚清、民国本的“传讹”；他以《哭庙异闻》有“载于志乘”一段文字，就判断全文均在康熙三十年《苏州府志》之后问世，亦是不知各本哭庙记闻的抄录或刊刻者都是可以随意增损文字的；他在没有对所能看到的各种版本进行比勘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判断《哭庙异闻》“只是顾公燮根据前人记载作的摘抄或改编”，既与自己“古人的笔记中常常抄录前人的著作，或原文照录，或稍加变动”的看法不同，亦是与《哭庙异闻》就是在抄录原文时稍加变动而绝非“摘抄或改编”的实情大相径庭的；至于所谓它是据《辛丑纪闻》、《哭庙记略》“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可能性极大”，亦是缺乏根据的猜测，答案很简单，至少在黄霖、陈洪的已有研究成果中，《辛丑纪闻》、《哭庙记略》就是两种差异颇大的不同版本，即便据以抄录，也只会选择其中一种而非“两种”，尤其是“顶张人瑞”，更是难以据此“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总而言之，曦钟的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丹午笔记》的写作时间和顾公燮并非哭庙案的亲历者，却不能证明《哭庙异闻》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他对《哭庙异闻》有关记载毫无价值的版本判断，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使认识更加模糊。

时至一九九六年，陈洪《金圣叹传论》这部研究圣叹思想和美学的重要著作出版。在有关传主“姓名问题”的讨论中，作者“排比古今有关记载”，罗列各家异说，在其《金圣叹“张姓”说辨疑》的基础上，又增六种，其中首次披露了《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下年科试，顶张人瑞名……”这一新发现^[29]。闭关多年^[30]，收获可喜。然其基本观点却没有变化，论证路数亦多同旧文，只是在考述“本姓张”的文献来源时，对其所涉哭庙记闻各种版本的关系给予了更加明晰的梳理和裁断：

此说最早见于《哭庙纪略》，而刊于嘉庆己卯的白鹿山房《丛刻三种》本与刊于道光庚寅的《甲申朝事小纪》本略有不同（《痛史》录自白鹿山房本）。稍后则见于晚清的《辛丑纪闻》。相比照之下，可以看出，三者绝大部分内容相同，所不同之处则在个别文字方面。由白鹿山房本略事删削而成《小纪》本，删削、润饰而后更名，是为《辛丑纪闻》。比勘之下不难发现演变痕迹。明乎此，便找到了“庠姓张”的来由。原来，白鹿山房本《纪略》的行文为“庠生，姓张。”而《纪闻》漏脱一个“生”字，成为“庠姓张”。后人不察其不词，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31]

此段论述，执简驭繁，辨别明快，令人不得不信。并在句末出注：“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说明不仅不同意其《金圣叹“庠姓张”辨》认为《辛丑纪闻》“早于”《哭庙记略》的意见，并且以庠姓“尚缺”文献佐证为由，对朱东润的说法不予采纳。对照陈洪所举十例，细味其“尚缺文献依据”，当是指仅《辛丑纪闻》一家误书为“庠姓”，尚无其他此类史料出现此词。因而连孤证都谈不上，自然不予采信。与其《金圣叹“张姓”说辨疑》相比，删除了“然《哭》文质直，《辛》文则润饰、剪裁之迹颇显……如是文野之异不一而足，椎轮大辂之别显而易见”百馀字，当是在基本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对黄霖批评的接受。只是不明何故，在黄霖文章附记，徐立、陈瑜专书和曦钟批驳文章中均已征引的《哭庙异闻》有关文字，为何在《丹午笔记》出版十年后，尚不被其所关注。

四 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讨论

笔者自一九九〇年代初开始涉足金圣叹的史实研究，十多年来一直侧重其生平事迹尤其是交游资料的收集整理，直到“辛巳大雪前五日”即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日写成的《〈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32]，才首次因评述俞鸿筹“稗史有云本姓张氏，或云名喟，皆臆造不足据”云云，发表了对于圣叹“庠姓张”的看法，归纳起来为如下三点：

第一，为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之说溯源，认为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经过核对，发现其引《申报馆丛书》本的原文并非“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33]。猜测圣叹“姓张”是经陈登原片面征引所导致。其实不妨将《哭庙记略》“庠生姓张”视为一句，这样与“庠姓张”并无二义（考虑到“生”与“姓”在形、声上的相近，从校勘角度看，更倾向于“生”为衍文）。第二，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并列举了多条记载“庠姓”的文献实例和圣叹友人刘隐如、戴之儦、熊林及丁兰（十八诸生之一）弟丁王肃等皆是庠姓与本姓不一致者等史实。针对“庠姓”不词说，认为“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第三，关于《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认为当属苏州顾公燮（1722—？）撰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之《丹午笔记》中所收的《哭庙异闻》为最早，其中有关金氏“庠姓张……顶张人瑞就童子试”^[34]的记载“颇具参考价值”：顶张人瑞就试，较之后出之“顶金人瑞名”的记载或后人的“顶张采名”应试的理解，应该顺理成章得多。

在学术史上，这段文字首次较为广泛地征引了明末清初有关“庠姓”的史料文献，对其作为明清史实与古籍成词，进行了必要的考订；对“庠生姓张”的生成和含义，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今天看来，仍存在以下缺陷：

1.对陈洪、黄霖刊发于《江海学刊》上的专题文章没有参考，尤其是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早已引用《哭庙异闻》来解释“庠姓张”的成果未加征引，是不符合科研要求和学术规范的。陈、黄二文的确是失于知见、没有注意；徐、陈专著，一九九〇年代初就看过，可那时尚无考证“庠姓”的念头，待多年后考证此问题时，却早已将此书抛置脑后。

2.对《哭庙异闻》早于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问世约三十五年的提法并不正确，《丹午笔记》的“撰成”时间，绝非在乾隆五十年。因所记之事，有明确晚至“乾隆五十五年蒙圣明洞鉴”者^[35]，且体味其“乾隆年间”的叙述语气^[36]，成书或在嘉庆初年，故仅早于白鹿山房本问世约二十年。

3.将较早问世的本子视为“祖本”，虽然可以说是受到陈洪著作提法的影响并相信其对《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各本的比勘，但主要是自己沿袭古籍传播一般规律的思路，没有从事亲身校勘的结果。据所知各本比较，应不能说《哭庙异闻》是《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更可能的是它们各自有其“祖本”。

4.认为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其出处“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稗史”《哭庙记略》“名人瑞，庠生。姓张……”和《辛丑纪闻》“名喟，又名人瑞。姓张……”不够准确：在同治年间的笔记和善书中，便有“名喟”的说法；在陈登原将《辛丑纪闻》“庠姓张”改为“姓张”之前，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有很多圣叹原姓张的观点。

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缺陷，如果别人不愿接受对“庠姓张”自以为“毋庸置疑”的考述，笔者也无话可说。此后能够看到的有关论述，有陈洪收入自选集的《金圣叹姓氏辨疑及其字号的思想文化内涵》，文末未标具体出处，只注“1986.4”，似为写作而非发表时间（有关期刊数据库亦未查得此文）。看其具体论述，系以其《金圣叹传论》有关内容为主，兼采《金圣叹“张姓”说辨疑》的部分文字，又适当增加、改写一些串联语而成。如“这样一位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姓名问题如此混乱而学术界竟熟视无睹，实在令人吃惊。何况，金氏的姓名字号还与其思想倾向大有关联，更应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37]，便是作者前此著述所没有，当为编入选集时所加，代表了对这一论题学术意义的新认识。

在金圣叹研究的学术史上，最为晚出的重要成果是吴正岚女史的《金圣叹评传》。在哭庙文献版本异同上，她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顾公燮《哭庙异闻》“当为目前可知的最早资料”、《辛丑纪闻》与其“内容接近而文字有不同”，同时指出《辛丑纪闻》“在同类史料中记载最为翔实……其底本的成书年代亦当较早”，痛史本《哭庙记略》“录自刊于嘉庆己卯（1819）的白鹿山房《丛刻三种》”，《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文字与《辛丑纪闻》最接近而稍略”，分别与黄霖和陈洪的意见相近。但是，这种梳理与其相关研究是疏离的，而非促进的。如关于金圣叹的姓名字号，面对不同说法，可能是作者认为有些问题无法解决，故仅“确认”了姓金、名采、人瑞为“后改之名”，在分析圣叹“屡屡游戏科场”时，征引的四种哭庙记略文献，均是从“为文倜傥不群”开始，^[38]完全回避了“庠姓”记载的存在。甚至在说明其他说法“无据”时，引述“《哭庙纪略》、《辛丑纪闻》中‘姓张……后以岁试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金人瑞名’之说”为反证。尽管括注“参见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2—25页”且彼此观点相似，其实被参者是当不起漏掉“庠”字这个责任的。

对陈洪《金圣叹传论》中的有关论说，黄霖一直没有回应，故至今不详其《金圣叹“庠姓张”辨》“附记”所云“透露了金氏之所以‘庠姓张’的一点消息”的具体所指。在后来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第六编中，袁震宇撰第五章《清代前中期戏曲批评》，介绍金人瑞“又名喟，号圣叹，本姓张”，黄霖撰第六章《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云金人瑞“生平已见第五章”^[39]。这种建议读者参读的“已见”，是对有关观点的默认，还是对陈洪申说的妥协，不得而知。二〇〇八年在黄霖主编的一部新著中，又云圣叹“庠姓张，曾顶金人瑞名应科试，故亦名人瑞（或云人瑞是明亡后更名）”^[40]，既没有受到《哭庙异闻》“顶张人瑞”说的影响，而“或云”说是否也流露出一丝对坚持“庠姓张”的犹豫？陈洪于新近出版的《金圣叹传论》的增订版中，在有关提法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亦有些微改动：将最初文章中的“后人不察其不词，以讹传讹，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等文字^[41]，继《传论》初版时删去“以讹传讹”并加注释“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之后^[42]，又删去“不察其不词”，并将注释改换成“陆林撰文称有更早于此本三十馀年的《哭庙异文》^[43]，已作‘庠姓张’，且称庠姓‘极为普遍’。此说虽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但考虑到金圣叹生前及身后百馀年间并无‘张姓’之说，信从这种百馀年后的野史笔记，似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44]。虽然其书先后五六次正面引用更为晚出的同类文字《哭庙记略》来描述圣叹生平事迹，不因其为野史笔记而不予信从，但是自此认同“庠姓”为词，不再要求论者出示有关文献依据，还是说明了没有提及篇名的那篇拙文自有其学术作用。只是细味其“虽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评价，似乎是说拙文未能征引圣叹时人或身后百馀年内有关其“庠姓张”的记载，故再多的旁证亦无济于事。对此，笔者不予置辩，将此问题留待他人的裁定与探讨吧。

凡此，皆说明有关迷雾尚待廓清，讨论远没有达成共识，亦仍有继续进行的必要。

五 “庠姓”记载的文献依据

行文至此，笔者想指出的是：就文献而言，金圣叹“庠姓张”的讨论，早在三十年前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发表时，就已经应该结束了；然而这种结束，并非以否定“庠姓张”的文献存在为结论，而是相反。至少在一九八五年《丹午笔记》出版后，金圣叹“庠姓张”应该得到板上钉钉的确认。这样说，不仅有关学人会闻之愕然，笔者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这一事实的。解决问题的关键线索，就是陈洪文章及其相关著作提到的“嘉庆己卯白鹿山房所刊的《丛刻三种》”本之《哭庙记略》。笔者所见为国家图书馆藏本，扉页作“哭庙记”，正文大题作“哭庙记略”，文中第三十六叶便是金圣叹小传所在，其中有关文字竟然是“庠姓张……顶张人瑞名就试”！

为了对哭庙记闻现存已知文献有关“庠姓张”的记载有个直观的比较，下面根据问世时间先后，依次对1.《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2.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3.《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道光十六年抄自隐兰逸叟《旅窗随笔》），4.光绪琉璃厂刻本《辛丑纪闻》（《申报馆丛书》本、民国《又满楼丛书》本文字相同），5.宣统《痛史》本《哭庙记略》列表以观：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扉页和第三十六叶B面）

且不论版本系统如何、各自问世先后，哭庙记闻原始文献在“庠姓张”“顶张人瑞”这七个字上的真实面貌（以及“名喟”为晚出一家之言），应该是不辨自明了。后世学人可以不认同金圣叹“庠姓张”这一史实，但是恐怕再也不能说哭庙文献所记不是这种说法；一切同意或反对金圣叹曾冒姓应试的观点，都应该以哭庙记闻所记的确是“庠姓张……顶张人瑞”名就试为文献起点。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史料，就是由陈洪首次发现的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只是不知其为何会引作“庠生，姓张”并回避“顶张人瑞名就试”（其实这句更重要），所以上文认为是失之交臂，为之费解（莫非另有一种白鹿山房《丛刻三种》本在？）亦为之惋惜！

百馀年来因对哭庙记闻各种版本有关文字的不同理解和“庠姓”认识的模糊，产生了金圣叹是否“庠姓张”的种种歧见。归纳起来，某些学者根据“庠（生）姓张……顶金人瑞”而认为圣叹原姓张，固然不合圣叹姓金的基本史实，却是根据“庠姓”的原理，从后四字推断出来的，与金采和张采事迹吻合度的高低应无关系^[45]；某些学者根据同样文献而认为圣叹就是庠姓张、顶金人瑞就试，则不明张、金于此犹如冰炭不同器，是只可存一的；某些学者坚持文献记载就是“庠生，姓张”，或许以为这样有利于对圣叹原姓张观点的驳斥，不料因回避“庠姓张”的文献事实及其与“顶张（金）人瑞”的呼应关系，而又没有去证明哭庙文献作为“野史笔记”在整体上的不可靠性，以至于越是坚持原始文献就是如此，越是容易导致更多的学者相信圣叹原姓张。《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长期以来保留着“一说本姓张”的异说，笔者以为便是对经过有关学者改造并屡屡论证的哭庙文献记载的就是“庠生，姓张”的认同，这可能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梳理围绕着这一现当代学术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学文献研究个案，笔者觉得颇有一些感受值得总结。

（一）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关于文献研究的重要性，早已是无须赘言的常识了。在哭庙记闻研究中，以曦钟《顾公燮〈丹午笔记〉成书年代考辨》开篇所论最透彻：

进行学术研究，需要广泛收集材料，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才有可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真正解决问题。有时候，一项新资料的发现，能够使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或者推翻旧有的结论。但是，在运用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资料时，必须首先对资料的性质作一番分析考辨，如确定它的年代、真伪等等。否则，就会造成资料的误用。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有几人能真正践行呢？在以金圣叹“庠姓张”为中心的哭庙记闻版本研究中，除了陈洪之外，包括笔者在内，都没有做“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功夫。如果说陈登原在一九三〇年代和黄霖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只能局限于光绪、民国本《辛丑纪闻》和宣统本《哭庙记略》讨论问题，从而也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在这些版本的话语系统内，无论是“庠生姓张”还是“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应试，都是难以调和、不可并存的矛盾记载），但是在一九八三年陈洪披露了嘉庆白鹿山房本之线索后，依然仅就光绪以来各本争论“庠生姓张”中“生”之有无，不去参校各本就判断《哭庙异闻》据《辛丑纪闻》、《哭庙记略》“两种抄录、改编而成的可能性”，就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要想了解到较为珍稀的白鹿山房本，不仅要有追求严谨的文献研究之心，还需要走出书房、走出单位甚至需要奔赴外地，进行辛苦地实地调查（与今日可在互联网上查找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不同）。作为侧重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陈洪能有此心已属不易，且有此行，且持续此心此行多年更难能可贵，所以能够先后发现白鹿山房本和《甲申朝事小纪》本这两个相对早期的重要版本，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关键的锁钥和重要的参证。但是也必须强调的是，文献调查的目的终究应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证明已有的观点，因为这牵涉到对已发现文献如何使用。早在一九三〇年代，陈登原为了肯定圣叹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人格精神，借助对《痛史》本和《申报馆》本哭庙文献的加工改造，彻底否认了“庠姓张”的文献与史实存在^[46]；五十年后，陈洪对嘉庆本和道光本的先后发现以及后来对《哭庙异闻》的视而不见，也是为了继续佐证原本是“庠生，姓张”的认识。由其提供的文献线索最终证明其中“生”字仅是《痛史》本一家的衍文，且其后的逗号是陈登原所加。可谓徒有文献发现之劳，解决问题之功却拱手他人，个中原因，值得反思。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永远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尊重前人与史料复勘

回顾数十年来的纷争，令人思考如何对待前人引述的史料证据的问题。引起圣叹是否“庠姓张”讨论的“厉之阶”，是陈登原《金圣叹传》征引的《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人，皆以为其原始面貌就是如此，最多是将句号改为逗号。不料现在经查宣统年间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这七字竟然为一句“庠生姓张原名采”。也就是说《痛史》本辑刊者在为此文断句时，并不认为圣叹“庠生。姓张”，这只是陈登原为了论证“姓张”不成立而特意如此标点的，所以拙稿前此曾多次说到这种标点是他的“改造”或“加工”。可是，无论是陈洪附和陈登原时的征引，还是黄霖觉得是《哭庙记略》臆添“生”字而显得不通，以及本人认为“庠生姓张”乃一句、“生”为衍文时，都没有想到对照原文。尤其是对于笔者的观点而言，原本就是一句，比拙文“不妨将有关四字视为一句”的悬拟，要有说服力得多！再如对待陈洪提出的所谓白鹿山房本亦是“庠生。姓张”，后来学者对此均坚信不移^[47]，致使“庠姓张”的研究一直局限于光绪以后《辛丑纪闻》“庠姓张”与《哭庙记略》“庠生姓张”谁是谁非的重复辩驳，难以形成共识。将复勘引文、查阅原著作为学术研究的原则，亦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老生常谈，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忘记，尤其是稀见古籍的核查，其中繁难亦一言难尽。这一个案再次告诉我们，前人在引用史料时，会因为种种原因误读、误书或省略所见文献。对待前人研究，既要有敬畏之心，又要有审视之念。其实践意义不仅是永远应对前此研究持有怀疑的态度，而且通过“复盘”前人对原始材料的取舍、加工，体会其对文献的独特理解，其学术的创获和疏漏亦自不难发现。胡念贻（1924—1982）先生曾示人以撰写学术论文之法：

除了遍读这一专题有关的材料之外，更要紧的还是要从相关论文中搜索它们引用了些什么材料，舍弃、遮掩、省略甚至歪曲了些什么材料。仔细揣摩、认真排比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作出驳议，提出商榷，更重要的是可把这个专题研究推向深入，引导出更深层次的结论来。^[48]

真是经验之谈，堪称作文“诀窍”，也说明了我们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抱有怎样的学术态度。

（三）文献研究与史实研究

从事清代文学实证研究，要注意文献研究与史实研究的结合。在有关金圣叹“庠姓张”的研究中，陈洪偏重发掘哭庙记闻的各种文献，笔者偏重收集有关“庠姓”的各种史实，只有黄霖兼顾文献与史实。陈洪对珍稀文献有发现之功，然因先入为主，疏于综合比勘，没有从中得益，所用材料从本质上没有超出陈登原，观点自难成立；笔者收集明末清初“庠姓”史实颇丰，然哭庙文献正面仅引《哭庙异闻》一家之说，难成定论。在前此有关研究中，可以说黄霖从一开始就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其《金圣叹“庠姓张”辨》认为哭庙文献“刊刻的先后”难以证明“实际成书时间”的早晚，重要的是要察辨“内容的歧异”，更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为何其观点不被金性尧等许多学者所采纳呢？或许与在论证上存在缺憾有关。如其在文献方面认为考证是否庠姓张的“关键是要辨明《辛丑纪闻》与《哭庙纪略》的关系”，这一观点只是在辨析光绪以后各本时，才有意义，然而围绕着晚期各本文字异同而生的争论，当对方不想接受你的意见时，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无用功，缺乏一锤定音的效力，因为永远也无法解释“庠姓张……顶金人瑞”的矛盾。而一旦囊括了嘉庆、道光各本，在“庠（生）姓张……顶（金）张人瑞”的讨论内，问题就如上自然解决，也就没有研究哭庙记闻各种版本的太多必要。因为除了光绪以后各本的个别文字的刊刻之误外，嘉庆、道光各本大多是没有问题的。在史实方面，黄霖仅仅依据朱东润的口头解说，没有一条史料引证“庠姓”为“词”，难怪陈洪以“尚缺文献依据”为由而仍然认为“不词”，亦难怪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仍然通书回避“庠姓”一词。其实，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文献上利用陈洪提供的资料线索，确证哭庙文献的原始面貌就是“庠姓张……顶张人瑞”，还要在明清文献中找到大量以“庠姓”“榜姓”应试的史实事例，庶几可以说服不同意见者。当然，这一在笔者当年撰文时尚需积累史料多年的研究思路和实践，在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大行其道的今天，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实现了。

最后想简单地说一下笔者对哭庙记闻版本的初步看法：

1.光绪、民国间问世的各种《辛丑纪闻》为同一版本，唯《又满楼丛书》本有校勘者所加随文校记；陈洪指出《痛史》本《哭庙记略》录自白鹿山房本，完全正确，嘉庆以来刊行的各种《哭庙记略》均为同一版本。

2.黄霖认为《辛丑纪闻》早于《哭庙记略》的观点，基本可信，不能仅据后添出“名喟”判断其整体文献的早晚，然认为《哭庙记略》乃《辛丑纪闻》的删改本则未必成立，前者亦有其非得自删改之独家文字；陈洪认为《辛丑纪闻》是据《甲申朝事小记》本删削、润饰而成，似不可信，《辛丑纪闻》的文繁程度绝非润饰可达到。

3.《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和晚出的《辛丑纪闻》本之间，文字出入很大，恐怕不存在谁抄谁、谁改谁的可能，亦不能根据问世早晚判断谁早于谁。实情当是各自的抄写、刊行者，在面对同一祖本或由其衍生的各种父本时，均有删削和润饰，差别唯有程度的不同。

笔者今后想做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那个最接近原貌的本子来（如果有），同时找出其他本子中是否有比该本更接近原貌的段落或文字。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篇专题论文需要解决的烦杂棘手的问题了。

[1]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2] 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初版，1914年已印第5版。

[3] 徐珂：《水浒传西厢记》，《清稗类钞》“著述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34页。

[4] 罗暟岚：《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清华周刊》1924年3月《书报介绍副刊》第9期。

[5] 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6] 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

[7] 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页。

[8] 陆林：《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2期转载。

[9] 《辞海》1979年版至1999年版，即第三、第四、第五版。

[10] 何默：《记金圣叹》，《古今月刊》1942年第1期。台湾1974年《中国文选》第88期、1979年《中华文艺》第18卷第1期、香港1983年《孔学月刊》第21期。

[1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按：据文末后记可知，此文乃1954年12月所写，系据“旧作《金圣叹传》”压缩改写而成。

[12]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13] 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页。

[1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15] 《鲁迅全集》第9卷第137页，第12卷第4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 张国光：《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7] 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

[18]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19]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0] 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2页。

[22] 顾公燮：《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62页。

[23]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8页。

[24]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8页。按：此处云“朱时若”当为笔误，该书第102页云“顾与此案遇难的丁子伟、周江是好朋友”。

[25]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103（脚注）、102页。

[26] 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102、103页（脚注）。

[27] 曦钟：《顾公燮〈丹午笔记〉成书年代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28] 周劼：《狷狂人生：金圣叹的人生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29]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0] 此书文末“赘语”落款为“1989.12初稿于无碍居，1996.1改定于幽斋”，第234页。

[31] 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5—26页。按：此外在辨析“金喟”之不可信时，再次说明“《辛丑纪闻》出自《哭庙纪略》，已见前文。《哭》初成文于康熙；传抄中多有改动，而改为《辛》则为晚清事”，见第29页。

[32] 此文约两万字，因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约稿，次年寄呈。后因多时没有发表，恰被黑龙江大学《学府》邀约长稿，在征得复旦方面同意后，遂以《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为题转投，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次年压缩后以《金圣叹基本史实考论——〈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为题，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该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转载。近得友人孙甲智告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网络在线刊物《中国文学演变》2003年第1期亦刊发此文，“辛巳大雪前五日草毕”见文末。

[33] 佚名：《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34]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4条《哭庙异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按：此本系据嘉庆二十四年抄本整理，所引文字，经苏州友人徐刚城先生代为与苏州博物馆藏原抄本核校，准确无误。

[35]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5条《小旦王子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36] 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2条《召棠郇黍遗爱》，第185页。《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大力教师》亦记“乾隆年间”事。

[37] 陈洪：《沧海蠡得——陈洪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38]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63—64页。

[39]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50页。按：将金批的小说视作清初产物，值得商榷。

[40] 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41] 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42]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9页。

[43] 此据网上所载陈洪文字剪贴，《哭庙异文》当为《哭庙异闻》的笔讹；纸质本作“《哭庙》异文”，疑为编辑所改：虽意思可通，恐非本意。

[44] 陈洪：《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5、28页。

[45] 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据《明史·张溥传》“娄东二张”的记载，认为“其一亦名张采，俱为‘复社’人物。二人事迹亦见于《社事始末》。如此，金圣叹更不应为张采所化出”，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中国文艺研究丛书”，第17页。

[46] 陆林：《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47] 笔者也是直到2011年8月底腰伤初愈后，忽发奇想，着手整理一本设法兼容各种版本文字差异的哭庙记闻文本时，才开始按照陈洪著述提供的书目，收集嘉庆、道光各本的。也就是说，上面列表中的重要发现，不是因为“庠姓张”研究需要“详尽地占有材料”所取得，而是属于搂草打兔子的碰巧。

[48] 胡明：《文学所的五十年和我的二十五年》，《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