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姓名字号籍贯异说考辨

面对金圣叹姓名、字号、籍贯在现当代学术史上产生的如此纷纭杂乱的种种歧见，有学者先后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姓氏问题，而且牵涉到全面了解金圣叹的身世、品格和正确鉴别金圣叹史料的问题”^[1]；“这样一位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姓名问题如此混乱而学术界竟熟视无睹，实在令人吃惊。何况，金氏的姓名字号还与其思想倾向大有关联，更应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2]。本章在广泛收集史料和参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原姓张”与“庠姓张”、“一名”或“改名”人瑞、字或号圣叹、唱经堂与贯华堂的关系、“名喟”及“名麟振”以及有关籍贯的各种意见，考辨其来源及正误，分析产生歧见的原因。

一 原姓张与庠姓张

梳理有关金圣叹姓氏，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即此人究竟姓什么？这个“问题”，大约产生在清末民初。邱炜萲（1874—1941）云：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为文俶傥有奇气。少补博士弟子员，后应岁试，学使视其文不能句读，以为诡众，褫之。来年冒金氏子名科试……遂再入吴县邑庠，而金人瑞之名遂仍而不易矣。^[3]

徐珂（1869—1928）亦云：

金圣叹，名人瑞，原为张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4]

看上去出入不大，两人所据的文献却有很大差别。一为光绪时流行的《辛丑纪闻》，一为宣统时刊行的《哭庙记略》，两文的文字如下（断句依旧，标点新加）：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补庠生。^[5]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来。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6]

之所以说邱炜萲据《辛丑》，是因为他也说“名喟，又名人瑞”；而徐珂沿袭《哭庙》的文字，更是十分明显。作为光绪举人，两人自然懂得庠姓、本姓的含义，都看出了“庠（生）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势不两立的矛盾：庠姓张就不可能顶金氏姓，顶金氏姓就不可能本姓金；换言之，在这种矛盾记载中，他们必须在“原姓张、顶金人瑞名”和“原姓金、顶张人瑞名”之间，做出抉择。他们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前者。一旦如此，自然就是原来姓张名采了。有意思的是，末代探花商衍鎏（1875—1963）一九五六年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亦云：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字若来，初为长洲生员，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第一，补吴县庠生。^[7]

也就是说，在这三位清代举人、进士的眼中，“庠姓张”和“庠生姓张”都是一回事，只是他们不予采纳罢了。这就是金圣叹研究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姓张”或“本姓张”的由来。

其实，有关问题不过是因受到原始文献的局限或误读而产生的伪题目。后世不明就里，遂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观点纷呈，亦各有缺憾^[8]。如陈洪先生曾着重“辨析‘张姓’说之源起”，他在列举了太仓张采（1596—1648）诸多事迹后总结云：

要之，张采与金采同名，且同时同郡，兼有数端相类之处，而金采又有改名之举，时代稍远，后人遂由更名臆及改姓，恰又有张采某些行迹尚存，拍之恰合，于是便有了《哭庙记略》中“本姓张”之说。^[9]

可是按常理来说，正因为同时、邻地有另一著名之张采，才更加不会误以圣叹为张采的。根据陈洪文章提供的书目线索，综合各种有关哭庙事件的文献记载，笔者发现在嘉庆年间先后问世的《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和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文字都是“庠姓张……顶张人瑞”！由此可以判断：道光年间手抄《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姓张……顶张人瑞”，脱一“庠”字；据白鹿本排印的宣统《痛史》本“庠生姓张”，衍一“生”字；光绪、民国各本《辛丑》和《哭庙》“顶金人瑞”，均误书“张”为“金”。即便做简单的数据统计：云“庠姓张”“顶张人瑞”者各有三家，云“姓张”（语句明显不通）、“庠生姓张”（可作“庠姓张”理解）各有一家，云“顶金人瑞”（明显不通）有两家。在这些纷繁的记载中，今人应该不难做出自己的选择。围绕晚清刊行的《辛丑》、《哭庙》圣叹小传异文而存在了百馀年的有关圣叹本姓、庠姓的文献讨论，至此似可结束了。

作为科举史实，“庠生”，是为明清对府（州）、县学生员（诸生、秀才）的别称；“庠姓”，是指其在补诸生时，因种种原因不能用本姓参加考试，所冒的他姓。说白了，庠姓便是以他姓代替本姓去考生员，考中后贬之者称其为“冒姓”，说得好听些就是“庠姓”。故，庠姓一定不是本姓。如果此人补庠生后，继续以庠姓参考举人、进士，一旦中举，则为“榜姓”。与此相关，还有庠名、榜名、庠籍、榜籍。此类现象，虽明令禁止，如：

顺治二年定生童有籍贯假冒、姓系伪谬者，不论已未入学，尽行斥革，仍将廪保惩黜。若有中试者，核实题参，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取同乡官保结，方许应试。^[10]

对此明文规定，却上下熟视无睹，朝野心照不宣，甚至不以为非，视为常情。如法式善曾以歆羡之笔，记载“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无锡：壬辰状元邹忠倚，乙未探花秦（长洲籍），秦又会元也，己亥榜眼华亦祥（榜姓鲍），甲辰探花周宏（榜姓秦）”^[11]。《历科进士题名录》著录顺治十六年己亥科一甲第二名华亦祥“一名鲍亦祥”、康熙三年甲辰科一甲第三名为秦弘^[12]，均不够准确；《清朝进士题名录》对秦原籍和秦弘原姓均未注明^[13]，可见问题的复杂。秦、华亦祥、周弘（后世因避弘历讳，写作“宏”）三位有冒籍、冒姓前科者，后来分别曾任顺治十八年、十五年会试同考官和康熙八年山西乡试主考官^[14]，当然对此类事情不会在意的。

对于庠（榜）姓、籍，在有关方志、郡邑总集和诸生谱、青衿录中都是直书不讳的。以同治纂修《苏州府志》为例：“陆琇，有传，本姓钮，拔贡；吴树臣，有传，庠姓王，拔贡，俱（康熙）十一年。”^[15]两人均为吴江县人士，陆琇即钮琇，笔记小说《觚》作者；树臣为兆宽子、兆骞侄。此处的表述，恰恰代表了庠（榜）姓著录的一般方式，即或写作“本姓”某，或直接写作“庠（榜）姓”某。在诸生谱、青衿录中以前者为常，在方志中则以后者为常。如苏州府昆山县志记载了“万历年贡”李大经“庠姓魏，沂水知县”，“康熙年贡”李兆“庠姓龚，丙辰恩”^[16]；名入方志《文苑传》的翰林编修、江西学政徐昂发，一直是以“管昂发”参加各级考试的，故县志便先后注明“庠姓管”“榜姓管”^[17]，均直书其事，毫无隐讳^[18]。如愿意，以后还可申请复姓、复籍。如圣叹友人长洲许虬（1625—？），榜姓顾，榜籍昆山，进士履历载其考中进士后，“礼部观政，奉旨复姓”^[19]。再如康熙末年松江府张涵：“庠姓顾，字思祖，居杨行（引者按：镇名）。年未冠入太仓学，雍正初复原姓，归本学，十三年中式副榜。操履峻洁……”^[20]有关冒姓、冒籍行为，并未影响到对其道德操守的评价。再如吴县金友理乾隆十五年撰《太湖备考》，在卷首“师资姓氏”所列六人中，于“华雨峰名鹏”之后，注明“庠姓朱”^[21]，相关诸人均是给予此书编撰以直接帮助且在世者（华鹏负责绘图），注出其庠姓，可见毫无贬义。

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人称“明季入学者多冒他姓”^[22]。如晚明吴县吴安伏（崇祯十年进士吴嘉祯之弟）便是“庠姓严，名龙”^[23]。有人还把此类事情堂而皇之地载入年谱，如清水宝璐辑其祖水佳胤（1582—1651）（胤，清代避胤禛讳写作“允”）应试经历：佳胤原名相胤，万历二十八年十九岁时被取入鄞县“县庠”，该年入泮者超额录取六名，水相胤在其中；万历三十六年，“提学陈以公前系溢额所取，摈不与考”；万历三十九年三十岁条下记载道：

复应童子试，郡守戴业取公第一。县令江欲荐其门下士首选，禀于守曰：“水系黜生，难以服众……”郡守不得已，改作第二。翌日，郡守召公语之曰：“汝以不更旧名应试，致有此厄。吾欲为汝更名，送提学试，何如？”公固辞曰：“父命也，君子已孤不更名。”郡守必欲更之，乃仍父所命者留下“胤”字，将上“相”字更为“佳”字。

经过一番意意思思地推辞并改名，次年便被“提学王^[24]取入郡庠第一名”^[25]。郡守戴指宁波知府戴新，县令江指鄞县知县江秉谦^[26]。此例虽是改名非改姓，借以说明改姓之某种原因和可能，还是有其说服力的。明末如此，清初亦然。即以圣叹友人论，刘隐如庠姓潘，戴之儦庠姓吴，同为顺治二年诸生；许来先“榜姓朱”^[27]，为顺治十一年拔贡；熊林庠姓张，顺治十三年诸生；陆志舆榜姓吴，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可能是存在着“冒认他人三代，恬不为耻”^[28]的社会舆论，家谱中一般只会记载庠名、庠籍，对“庠姓”是不予记载的。如圣叹友人王学伊的女婿吴县申庄（1641—1719）“由吴江县庠生考授州同”^[29]；圣叹的外孙吴江沈培祥（1679—1741）“庠名佳，字元兆……杭州府庠生”^[30]；哭庙十八诸生中的苏州丁观生（1610—1661）“浙江嘉善庠生，改苏州府庠”，其堂弟丁观澜（1625—1661）“庠名兰，字紫迴，长庠生”；观澜弟丁王肃（1645—？）“吴庠增广生”^[31]，而在诸生谱中无“丁王肃”，只有“王肃”并小字注为“丁柱波”，为顺治十八年诸生^[32]。由此可知其本名柱波，庠姓王，庠名肃，亦知道此人为何要改姓应试了：该年七月，其亲兄和堂兄均死于哭庙案！丁柱波同年参加庠生试，如不冒名，恐怕很难被录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庠姓、榜姓的研究十分不够，包括专门的进士题名录的整理文献。如果说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查不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申时行”的名字，恐怕不会有人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甚至网上有篇《中华姓氏源远流长》之文，将“榜姓”列为第三十二姓，仅列一人为“榜姓徐：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汝默，号瑶泉，晚年号休休居士。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博主注释曰：“榜姓的来源、郡望、人口分布等诸多情况，无从考究。仅查出一名历史人物明朝状元，且其他情况不详。”居然将以榜姓“徐”参加科举考试的申时行（1535—1614）^[33]，视为姓“榜”、名“姓徐”者。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却说明了对于庠姓、榜姓史实文化含义的隔膜，这亦直接影响到对金圣叹的姓名和科举经历的研究。如黄霖先生将“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试”置于一体；张国光先生认为“在宗法观念很重的时代，少有改姓应试之理”^[34]；金性尧先生认为“庠姓张”一语很费解，“好象他入庠（乡学）时是姓张的，入庠前又另有姓氏”^[35]；陈洪先生通过比勘各种版本的《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认为“庠姓”为“不词”，并出注说明：“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36]应该承认在现有的语词类工具书中尚未载有“庠姓”“榜姓”等词，但是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朱东润对庠姓的解释中，至少“顶用当地某望族的姓氏”之说或有疑问：如果所冒姓氏皆特指，各府县学每次入学生员均有定额（顺治一朝十八年，长洲、吴县共录取十次诸生，每次名额分别约四十名^[37]），且被取者多为出身文化世家的望族子弟，哪里还会愿意让外人来占其份额呢？从有关记载看，改后的姓氏可能只是一个与原姓名不同的符号而已。

二 一名、改名及字号

明确了圣叹姓金名采，曾以“张人瑞”之名考诸生，后遂名人瑞，存在的问题是“金人瑞”是其“一名”还是“改名”，以及使用这一名字的大致起始时间。就笔者理解，“一名”（亦名）说的含义，是指金采与金人瑞两名同时并存；“改名”说是指：将“采”改为“人瑞”，“采”为原名、旧名，遂废而不用。在学术史上，主“一名人瑞”说的学者较少，主要是民国版的《辞源》、《辞海》和孙楷第（1898—1986）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撰金批《水浒传》提要，多数提法都是“改名”尤其是“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38]，连最早利用《哭庙异闻》证明金圣叹庠姓张的学者也认为“因为顶‘张人瑞’名应试，所以入清后就废除了金采的原名，而改名人瑞了”^[39]（这个“因为……所以”没什么逻辑关系），甚至有工具书干脆略去“原名采”之说，直接云“名人瑞，字若采，号圣叹”^[40]。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黄霖“亦名人瑞（或云人瑞是明亡后更名）”的兼收并蓄，也就不难理解了。

固然金采因考试需要而改庠姓张名人瑞，此后遂有金人瑞之名。现在要讨论的是：一，由金采到金人瑞，大约在何时？二，用“人瑞”名后，是否还自称或被称为金采？

先看第一个问题。“明亡后改名”说之所以居于主流地位，是因为首倡者为时代较早的清初廖燕（1644—1705）。所撰《金圣叹先生传》云“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41]，后人多信之不疑。徐朔方（1923—2007）先生是首先予以否定者。他以“圣叹”在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中“已用作自称”为例，指出“可见改名之说是后人附会的”^[42]。陈洪亦不同意廖燕观点，以崇祯十四年《第五才子书》序言和十七年初春撰《赠顾君猷》诗均自称“圣叹”，认为“自号‘圣叹’为明代之事”；并进而以书中第二十二回批语“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推论“这条批语系‘六才子书’之说尚未形成时所作。那么，金氏自号‘圣叹’当在二三十岁间”^[43]。他们都不赞同明亡后改名说，可是在金批《水浒》中又没有名人瑞的例证，所以徐朔方是将“更名人瑞，字圣叹”改作“改名圣叹”来笼统论说，陈洪亦只能含糊地指出“‘圣叹’为鼎革后与‘人瑞’一起所更改的字与名，亦不确”，无法直接证明廖燕“鼎革后更名人瑞”之说的错误。迄今所见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史料，见叶恭绰（1881—1968）《遐庵清秘录》。这是一部记其所知书画、金石文物的著作，在著录“金圣叹跋尾”的《明邵弥山水卷》时，除了全文过录圣叹长篇跋语，还记载了“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落款后的两枚印章的形制和文字：椭圆形的是“圣叹”，方形的是“人瑞”^[44]。甲申指崇祯十七年（1644），夏尽日为六月末^[45]（叶恭绰云为“甲申四月”^[46]恐误）。此时清兵刚占领北京，黄河以南多在明朝治下，胜负本在两可之间。南明七月初五派左懋第等北上议和，尚有“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之论^[47]。可见廖燕“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之说乃“臆测之词，事实是金圣叹在‘鼎革’前即名人瑞、字圣叹了”^[48]。至于圣叹“顶张人瑞就试”的时间，据圣叹乡人郑敷教（1596—1675）说，金氏以泐大师降乩于吴中一带，当时是“倾动通国者年馀”，后因“（金）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49]。说明圣叹降乩的高潮期前后仅持续“年馀”，约在崇祯八九年间，遂因科、岁试不利，“再经黜落”，因而渐渐退出此道，那么“顶张人瑞就试”，大约就在崇祯十年（1637）左右圣叹三十岁时^[50]，具体时间待考。崇祯九年钱谦益尚称之为“金生采”^[51]，至少此时尚未以“人瑞”行。

再看第二个问题：“人瑞”是“一名”还是“改名”，在有了“人瑞”名后，“采”是曾用名、旧用名，还是仍用名。这个问题，从金氏自己著述中找证据比较棘手，他似不喜欢以俗名而喜以法名“圣叹”自称，唯在明文从简潇湘八景图册的手书跋语下，钤有白文“金采之印”、朱文“圣叹”二印，写作时间是“崇祯甲申十一月几望”^[52]，即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半年前曾自称“人瑞”；此外，就是在其《葭秋堂诗序》的开篇和结尾，分别自称“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人瑞”^[53]。可见“采”与“人瑞”是并用的。范良（1630—1664）顺治十六年评选《诗苑天声》，在卷首“海内订正诸先生姓氏”中列四百九十六人，第五十八人是“金采圣叹”^[54]；徐增（1612—？）《九诰堂集》所载“诸名公旧序”和“赠言”，均有金圣叹之作，在“圣叹”之下，分别著录“金采，字若采，又名人瑞”、“金采，字若采，一名人瑞”^[55]；吴江沈永启（1621—1699）“游同郡金采之门……采异之，故又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则皆金采所命也。”^[56]寓居金陵的周亮工（1612—1672）在康熙初年刊刻的尺牍选集中，或称“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57]，或干脆以“金彩”列目^[58]。长洲徐增是圣叹“非常亲密”的友人^[59]，吴江沈永启是圣叹“相与潜究性命奥窔”的弟子^[60]，久居江宁的周亮工于圣叹生前身后刊刻其著述多种^[61]，根据他们对圣叹名字直接和间接的表述，结合上引文献，可知“金采”是伴随其一生的用名，人瑞是中年后始用名。至于在什么场合下用采，什么场合下用人瑞，何为主，何为从（是否存在着主从，或仅是一个习惯问题？），则不得而知。似乎友人著述多称金采，身后文献多称金人瑞。并非绝对的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什么问题，是否“金人瑞”更接近于改回本姓后官方注册之学名，有待研究。

关于金采字号，亦存在两种异说。一，字若采还是若来；二，圣叹是字还是号。有关第一点，《辛丑纪闻》云“原名采，字若采”，《痛史》本《哭庙记略》作“字若来”（嘉庆白鹿山房本同）。“若来”说认同者寡（只有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除外），一九三〇年代陈登原引《痛史》本时就直接写作“若采”。直到《丹午笔记》于一九八五年出版，其中《哭庙异闻》亦云圣叹“字若来”，遂有学者以此为佐证，指出“字也不是‘若采’，而是‘若来’，《哭庙纪略》是对的，《辛丑纪闻》搞错了”^[62]，后来也有人附和这一提法^[63]。从哭庙文献看，《哭庙记略》系统和嘉庆抄本《丹午笔记·哭庙异闻》作“字若来”，《辛丑纪闻》系统和道光抄本《甲申朝事小纪·哭庙纪略》作“字若采”，均有形近生讹的可能，无法据“采”否定“来”或相反，只能从时人的称谓中找证据。除了上引徐增的记载外，另如嘉善李炜（1621—1679^[64]）顺治初年曾寄诗其师沈起（1612—1682）问候圣叹，有“海内传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之句^[65]；顺治十六年临济宗高僧道忞（1596—1674）奉召进京，顺治帝问他是否知道“苏州有个金若寀”^[66]（此两例亦可间接证明“名采”是伴随圣叹始终的），都说明了是“若采”而非“若来”。

有关第二点，多数学者受康熙时廖燕“更名人瑞，字圣叹”的影响，将之视为字；部分学者认为是号，亦可从乾隆时王应奎《柳南随笔》“圣叹其法号也”找到根据。早在康熙初年，赵时揖《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即云：“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陈洪在引述这段文字之后，对此有很好的辨析：“圣叹以此为号，纯属明志之举，既非与‘人瑞’相配之字，亦非与‘喟’相配之字。后人因疑‘圣叹’与‘人瑞’之不相关，转造出‘名喟’一说，与事实相去更远。金昌为圣叹兄弟兼学友，其字为长文，而号为‘圣瑗’，亦可证‘圣叹’非字。”^[67]首次将“圣叹”非字分析得如此明晰！近年来有关研究又有新见，吴正岚女史敏锐地发现：“从金圣叹兼容儒释道三教的学术特征来看，圣叹之号很有可能受到了儒学之外的典籍的启发。”如金圣叹将佛教先哲也尊为“圣人”，比如《圣人千案》称禅宗法师为“圣人”，又如《语录纂》卷一称儒释两家典籍为“一切圣人文字”。故“圣叹”之“圣”，还有可能是佛门之“圣”。并且从《法华经·譬喻品》中，找到一段文字“汝等当知，此三乘法，皆是圣所称叹。……是诸众生脱三界者，悉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皆是一相一种圣所称叹”，认为这可能是“圣叹”之号的另一个来源。因为，“圣所称叹”可直接简略为“圣叹”，比起从《论语》“夫子喟然叹曰”推演出“圣叹”来，“还少一转折”：“金圣叹自幼就研读《法华经》，又好尚天台学，这当是他抽取《法华经》上述文字以自号‘圣叹’的原因”^[68]。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三点补充意见：

其一、要重视金氏本人的说明，他曾在著作中正式署名“金人瑞法名圣叹”^[69]；其友徐增在《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和“赠言”中两次著录金氏时，亦都是以“圣叹”而非以金圣叹、金采或金人瑞立名（在“赠言”中先后录入“圣叹”“圣文”的诗作，分别在两名下注“金采，字若采，一名人瑞”、“庄严，旧字友鸥，震泽塔寺”）。“法名”指皈依佛教者所特取的名字，又作法号（法记当即法号）、法讳、戒名，即出家僧尼于剃度仪式举行过后或在家居士于皈佛受戒时，由法师授予的名号^[70]。圣叹“自幼受得菩萨大戒”^[71]，说明受戒得名之时甚早。既为师父所授法名，故取义应与佛学教义有关，只是不当为“自号‘圣叹’”或“圣叹以此为号”。圣叹熟谙此道，崇祯九年（1636）四月在吴江叶绍袁家扶乩时，为皈依门下的其亡女叶纨纨、小鸾和亡妇沈宜修授戒，分别赐予“法名智转，法字珠轮”，“名曰‘智断’……字曰‘绝际’”，“法名智顶，法字醯眼”^[72]。此种佛教信徒取法名的宗教习俗，在江南一代，不仅盛行于当时，至晚清依然如此。浙江绍兴的鲁迅回忆其早年：

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73]

这段轶事，对于理解和了解“圣叹”之为法名及其得名时间，不无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金氏“成年后改名喟，法名圣叹，为儿子命名雍，字释弓，全都采用《论语》的成句”，以此证明“像他这样的人有意识地反对孔孟之道，那是难以想象的”^[74]。在当代学者的论述中，这是笔者仅见的指出“圣叹”是“法名”的记载。可既是法名，必非取义《论语》；且金雍有的字号亦是具有佛教含义的，徐增在撰于顺治九年（1652）的《怀感诗》中，称其为“金十力释弓”^[75]，赞其是“师子国中金作界，象王家内玉为人”，十力、狮子国、象王均是佛典中词汇。即便是“释弓”，亦可能是“帝释弓”的简称，即虹的佛学名称。圣叹女名法筵，意指佛门法事之坐席，可见圣叹一家与佛教的渊源甚深。

其二、圣叹友人，亦有法名“圣□”者。如圣叹族兄金昌自署“矍斋法记圣瑗”^[76]。再如帮助其刊刻金批小说、戏曲和唐诗的“贯华堂”主人，徐增《怀感诗》著录其字号和名便是“韩贯华圣住”，徐增本人则法名圣行^[77]。值得注意的是，在《怀感诗》“韩贯华圣住”之后，依次是唱经先生、云在法师圣力、开云法师圣诵、童真法师圣首、庄严法师圣文、解脱法师圣供^[78]。唱经即圣叹，以下诸人除了童真外，皆见于《鱼庭闻贯》并多见于《沉吟楼诗选》，都是圣叹与之交流诗艺的苏州诗僧。包括圣叹、徐增在内的八人，很可能是一位高僧所赐法名。韩氏，在金批著述中，或写作“韩贯华嗣昌”^[79]，此人不仅助刻其书，还参与批评《西厢记》：“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惊梦》金批）可能此人名住（圣叹亲家韩俊，当为其兄弟行），一名（或字）嗣昌，法名圣住，法号贯华。然据《鱼庭闻贯》首条《答王道树学伊》以及家谱“学伊，行四，字公似，号道树”^[80]判断，王伊却非道树之名。此处当是三人为佛门师兄弟，传承辈份的演派字为“圣”，按古人称呼惯例，可省略法名中之共用一字。如木陈道忞，时人一般称为“木陈忞”。也就是说，很可能王学伊法名圣伊。圣叹弟子史尔祉撰《九诰堂甲集后序》，凡四言“叹先生”、两言“我叹师”，虽写于圣叹身后之康熙五年（1666），似不应理解为忌讳株连或尊师避讳，或许只是对法名一般的习惯简称。也就是说，由“韩贯华圣住”判断，假如不是徐增过于尊崇圣叹，对“唱经先生”的规范著录或许就是“金唱经圣叹”：即法号唱经，法名圣叹；“金采，字若采，又名人瑞”，则是其俗名、字。但是，脱略礼法的圣叹，自己却不甚讲究辈分问题，如为弟子沈永启“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在降乩时，以泐大师身份出场的他，自称法名智朗（其师法名智），给叶小鸾母女起的法名都是“智”字派。《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鲁达出家，长老赐法名智深，圣叹特为批出：“竟与长老作弟兄行。”当是对其日后证果非凡的一种预许。

其三、最初只是具有佛学含义的法名“圣叹”，后来被使用者本人赋予了儒家人格内涵。清初赵时揖所云邵然转述的“先生之称‘圣叹’何义”，现代学术史上，由周作人首次在《谈金圣叹》［附记］二中所征引，这是有关金氏自释“圣叹”含义的最早文献记载，说明圣叹服膺于《论语》所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之志。周作人经过与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比较后得出结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81]洵为确论。廖燕为广东曲江人，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82]，其时圣叹友人多已凋零谢世；廖“传”跋语亦云“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诸事，当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及闾里传闻而来。近人征引廖氏《金圣叹先生传》，多是根据民国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四所收者，编者已将原传跋语略去，因此使用者均未注意到廖氏来吴，已是圣叹死后三十五年之事了。故对其所云圣叹事迹，实有重新逐一衡估史实可靠性的必要，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其撰金圣叹传，文字多袭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如廖云圣叹“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馀，不无犯鬼神所忌”^[83]，所谓“说者”云云，就是对赵氏序言“夫泄文章之秘，岂诚造物所忌耶”^[84]的暗引和生发。时揖字声伯，号晴园，杭州人，与李渔有交往，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大理寺司务^[85]。金批杜诗由其首次选刊，自序云“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搜求遗稿”^[86]，可见其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即圣叹可能自青少年得法名圣叹后，随着人生思想的变化，中年后赋予此佛教法名以儒家人格的某些认同。这种对“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肯定，体现出“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既有“洒落疏狂”^[87]的一面，亦包含着自甘清贫而闲适的享受自然、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实乃以洒脱随性的处世方式和忘世自乐的生命态度，代替了对功名事业的兢兢业业和富贵利禄的孜孜矻矻。这种人生志向或境界，一定不是在顶张人瑞名应试时所具备，恐怕是其遭遇坎壈、生活窘迫的晚年所生发出的理解。甚至在鼎革之际以“涅槃学人圣叹”为邵弥画卷题跋落款时，可能还没有对曾点之志的认同，那年圣叹三十七岁。

三 唱经堂与贯华堂

与金圣叹关系至密的室名斋号有两个：唱经堂与贯华堂。在现当代的金圣叹小传中，记载其号唱经、室号唱经堂的学者不是太多，最早是隋树森说“唱经是他的堂号”^[88]，当代有查洪德、李军指出圣叹“喜学佛，书斋名唱经堂，人称唱经先生”^[89]。在圣叹生前身后，世人或称之为“唱经子”^[90]（“子”系尊称），或称为“唱经先生”^[91]、“唱经主人”^[92]；或简称为“唱经”，如族兄金昌仅在《唱经堂杜诗解》正文评语中就提及“唱经”六七次。此外，刘献廷因为曾读明乌程潘基庆“会解”本《南华经集注》，“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遂问圣叹之子金雍是否见过“潘本”，金雍答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93]今存清抄本《沉吟楼诗选》，附一圣叹著述书目，共载所著“外书”十三种（包括“第一”至“第六”才子书）、“内书”二十一种（包括易学、佛道之书），数目之丰、记录之细，非知其创作内情者不能办。而就是这份书目，却被总题为《唱经堂遗书目录》^[94]；换句话说，在此目编纂者眼里，无论第几才子书都应冠之以唱经堂。其资料来源，或系辑者沈重熙（圣叹女婿）据金昌刻《杜诗解》卷首《才子书小引》末附《唱经堂内书外书总目》增补，或系选者刘献廷得自圣叹子金雍，或系沈氏子得自圣叹女法筵^[95]，可信度极高。从这些记载看，“唱经”及其相关名称，是圣叹的别号和斋名，是毫无疑问的事。

至于贯华堂，作为首篇金圣叹传记的作者，清初廖燕云圣叹“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鼎革后，绝意仕进……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96]，对后世影响甚大。如徐朔方先生便据此认为“圣叹所居名贯华堂，廖燕记之于身后，圣叹季女《悼二侄女》诗亦云‘贯华堂畔长青苔’，无可怀疑。圣叹有诗《贯华（韩住）先生病寓寒斋，予亦苦痁不已》，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也。”^[97]对此，笔者认为其有关“贯华堂乃金圣叹斋名的辨析，于理欠顺，于事有疑”，曾撰文商榷^[98]，并于发表前寄徐先生请教，得其热情鼓励。十馀年来，笔者对此问题继续有所思考，现综合新知、扬弃旧文，重加考论，阐释如下。惜先生已归道山，无以赐教了。

徐著所论，就理而言，本来圣叹自述应该更可信，却说不得以此为据；廖燕自云“予于丙子岁来吴”^[99]，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知之圣叹，多自“读先生所评诸书”得来（如上引对“圣叹”何义的解释，当得自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却言无可怀疑，故难免给人以于理欠顺之感。邓之诚先生早就指出：“燕尝至吴门，访人瑞故居，莫知其处。盖去人瑞之没已久，不能详其事，故误谓人瑞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100]就事而言，有两种事实，一种是今存《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选批唐才子诗》最早刊本，版心皆镌“贯华堂”，甚至书名亦冠此三字；稍晚的著述亦有著录其撰《贯华堂集》^[101]或“字贯华”^[102]者；尤其是圣叹死后，钱塘赵时揖从其“故友”金昌等人处“搜求遗稿”^[103]编成的“评选杜诗”和金昌辑刊的“才子书汇稿”，均冠以“贯华堂”。另一种事实，则是金氏自己还曾多次提及友人“贯华先生”，如《第六才子书·惊梦》批语“知圣叹此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也”，其诗另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或称其为“韩贯华”^[104]。故陈登原一九三〇年代就指出：“韩贯华名住，字嗣昌，贯华其法号也。初刻本七十回《水浒传》，版心有贯华堂字样，世以为贯华堂主人，即金圣叹，实误。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六《艺文》类，有云：‘金彩《贯华堂集》，无卷数，吴县人。’实即相沿所误。”^[105]此后，分别有邓之诚云“贯华乃韩氏堂名”和黄霖先生云“贯华，系金人瑞的好友韩住字贯华的堂号”^[106]。

故仅就上举两方面的事实，实难判定贯华堂为何人斋名。然而就逻辑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是根据圣叹“自有唱经堂”^[107]包括“遗书目录”是如何冠名^[108]，来判断其非“贯华堂”主人。因为圣叹是可以既有“唱经堂”又有“贯华堂”的，犹如不能据“唱经堂”而否认“沉吟楼”一样^[109]，古人即便只有数间陋室，亦可一室一号，此无关乎贫富。同样，亦不能根据韩住号“贯华”，来认定其斋名就一定是“贯华堂”，钱谦益号牧斋，也没有个“牧斋堂”啊。徐朔方说“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不无道理。要说明这个问题，需找到更加有力的例证。

例一，本人的视角。《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自言“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十二岁用时五月评《水浒》，真实性此处无意置喙，只是想说某某堂“所藏”，似非自家所有之口吻；“日夜手抄”，似非自家所有之行为。对此早有贤者高论在前，陈登原即以此为据，认为：“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不然，何至于云‘便得’？又何至于‘日夜手抄’？‘日夜手抄’云云，意者，假韩住家书，故竭全力以赴之乎。”^[110]

例二，友人的视角。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聂先欲请徐增介绍去拜见圣叹。徐遂回忆起遇见圣叹的两次经历：“至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又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聂先遂问究竟可以“在何处见（圣叹）？”徐增答道：“不在唱经堂见，（就）在三千大千世界中见。……圣叹既无一处不现身，则无一处不可见。”^[111]结合其曾对王学伊说“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112]，可见唱经堂乃圣叹家居之所，而慧庆寺与贯华堂，则是其出门讲经、讲学时常去之处，属于“三千大千世界”。慧庆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五里地，是去虎丘必经之地；而贯华堂，则应与在同一篇《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中所说的“贯华、道树去见，圣叹即现身为贯华、道树”之韩贯华有关。

例三，家人的视角。圣叹有一子三女，子为金雍，季女名法筵。故法筵所撰《悼二侄女》诗，所悼者必为金雍次女（侄女指兄弟之女）。其诗曰：“贯华堂畔长青苔，寂守孀闺扃不开。梁燕旧时曾作伴，不胜哀怨一飞来。”^[113]金雍生于崇祯五年（1632），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圣叹遇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114]。发配流边时，独子金雍始二十九岁，已有两女，自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如果年稍长而又未至及笄之龄，则须与其父一起被押送至流放地，荒凉之宁古塔无所谓“贯华堂畔”；但假如次女其时尚幼（完全可能），按照规定“凡子女之抱持者不解”^[115]，则可幸免押解，故其长成后，仍可嫁在苏州。其“寂守”之“孀闺”，按常理应是夫家居所，故邓之诚云此人“为人瑞孙女之适韩者”^[116]；但韩氏是其外家（《鱼庭闻贯》第二十六条为《答内父韩孙鹤俊》^[117]，即韩俊乃金雍岳父，与韩住当为兄弟行——取名皆以“亻”为傍），固然母系近亲结婚在古时很常见，然金二小姐亦有非嫁韩家的可能。据当时情境猜想，或许是在家难发生后，苏州城内的金家房产已荡然无存，年幼的二小姐被托付给韩俊。其成人后，外祖父为其择嫁，不幸丈夫早逝，因种种原因夫家难居，只得退居韩家。至于“贯华堂”，可能是韩氏兄弟共有之堂号（如未分爨，此为常见现象），悼诗中“长青苔”“扃不开”始有可能。就已知文献来看，不知此种解释于情于理，是否可以差强人意。只是可以肯定，金雍之女无论是否嫁给韩家，守寡后孀居之贯华堂，绝非房屋家产早已充公的金氏之屋。

除了以上三个视角外，其遗书刊刻的蛛丝马迹亦不能放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初刻本”^[118]之《唱经堂才子书》，记载五家收藏。其中人民大学图书馆查无此书^[119]，江西铅山县文化馆藏书待查，其馀各种包括南京图书馆藏《贯华堂汇稿》，扉页均是：横书“新镌”两个大字，下为三栏，右栏为“吴门同学诸子编次”，中栏即书名为“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左栏为四行小字：

一刻杜诗解 一刻古诗解 一刻左传释 一刻释小雅

一刻释孟子 一刻欧阳永叔词 一刻通宗易论 一刻圣人千案

一刻语录纂 一刻随手通

一刻唱经堂诗稿 外文集 嗣刻 读易堂藏板

卷首为《叙第四才子书》和《才子书小引》，次为《唱经堂总目》，分别为《外书总目》九种、《内书总目》十三种。书目后有征稿启事：“同学有得遗稿者，乞尽录篇目，寄学易堂，以便征刻。”当为金昌所撰。卷首的一叙、一引，均出自圣叹族兄金昌之手。正文收书十种附一种，共十五卷，依次为“圣叹外书”六种附一种：《杜诗解》四卷附《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古诗解》、《左传释》、《释小雅》、《释孟子四章》、《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各一卷；“圣叹内书”三种：《通宗易论》、《圣人千案》各一卷，《语录纂》二卷；“圣叹杂篇”一种：《随手通》一卷。^[120]所有的书名（除了《借杜诗》）在正文大题中，均冠以“唱经堂”三字！故从《中国丛书综录》以来的对该书的著录^[121]，都是出自今人的理解而非原貌的反映。问题是：为何实质上应是“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的这部丛书，要在扉页上冠以“贯华堂才子书汇稿”的总名呢？金昌为这部书撰写的总序《才子书小引》曾交代刊刻缘起：“间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而金昌又怕“万一其书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夫人生世上，不见唱经书，即为不见如上诸书矣，能不痛哉？能不痛哉！”遂于“兹暮春之月夕，仆以试事北发，辱同人饯之水涯，夜深偶语及此，皆慷慨欷歔，若不胜情。仆曰：‘岂有意乎？’皆举手曰：‘敬诺！’因遂呼笔识之如左。仆既竟去，殊未知诸子将何以为之所也。”从“识之如左”分析，原文是有一份“同人”“诸子”名单的，当是在付印时被删去。看来，此部丛书乃圣叹之“吴门同学诸子编次”并醵金付梓，其中当由金昌负主要的编辑之务，韩贯华一如既往地任主要的刊刻之责。所以，才会各子目均冠以“唱经堂”三字而扉页题作“贯华堂才子书汇稿”。

说到这里，不能回避一条材料：《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为《鱼庭闻贯》，乃金雍所辑其父致友人讨论唐诗的信札。在开篇题记中金雍说明，在“寒家壁间柱上，有浮贴纸条，或竟实署柱壁，其有说律体者，又得数十馀条”。细检其书，得自“唱经堂”东、西柱或东壁者，有第五、十九、四十三、五十九、七十八条等五段，而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仅第三十五条“人本无心作诗，诗来逼人作耳”两句。固然以数量多寡来判断“何为‘寒家’斋号，似已呼之欲出了”^[122]略嫌草率，即便仅一条亦可得自自家堂柱啊。可是，我们不能无视以上种种迹象，仅据此一则，便认为贯华堂是金家之堂。因为，毕竟金雍“寒家壁间柱上”云云，只是在总体上交代《鱼庭闻贯》所辑一百馀条其父论唐诗的来源之一，而非讨论“贯华堂”的归属。考虑到此百馀条中还包括圣叹与亲家韩俊的书信，而称呼皆以金雍口气拟之，金雍即便视韩氏“贯华堂”为“寒家”，不为大过；而且《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与韩贯华又有着密切关系，收入与之长函两封，且极可能得其资助始能出版，阑入一条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亦属自然。那么，圣叹批诗之心得为何会贴在韩家堂柱上呢？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圣叹的批书方式。其“性疏宕，好闲暇”，评点诸书并非正襟危坐于自家书桌前苦思冥想之产物，而是随时随地“兴至评书，奋笔如风”^[123]，故“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124]，随手将灵感来临时的笔记纸条贴于友人之堂纯属自然之事；应该说，除了自家唱经堂外，挚友韩氏贯华堂可能是其最为常居的批书之所。这就带出来了第二个问题：金家与韩家的距离。金诗《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有怀贯华》后两句云“今夜一庭如积水，关窗塞户两衰翁”，说的是自己与韩住的邻居关系；另外在《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中，叙及与金雍岳父韩俊“鸡飞相及为德邻”的亲密之景：“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可见金、韩两家同居一巷、相距甚近，且为通家之好、姻娅之亲，所以贯华堂应是圣叹“素所往还”之最频繁、金雍收集批语最便利的处所。民国蔡冠洛即云其“常踞贯华堂上讲解经义”^[125]，“常踞”比之廖燕“所居”，措辞准确得多。

另外一类史料亦不可视而不见：这就是《赖古堂尺牍新钞》初集卷五“金人瑞”小传“字圣叹，一名彩，吴县人，《贯华堂集》”和《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金彩”小传“字贯华，吴县人”。两书一刻于圣叹死后的次年（康熙元年），一刻于康熙六年（1667）。此两部书均由清初著名文人周亮工（1612—1672）主持刊刻，此人与圣叹渊源颇深，在圣叹在世时，就刊行过友人王仕云“评论”金批《第五才子书》，在康熙二年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刊刻圣叹遗书《天下才子必读书》^[126]，并“不远数百里驰书”^[127]向圣叹挚友徐增求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尺牍新钞》中对圣叹的一切介绍都是准确无误的：至少名“彩”就是“采”之误，至少“字”圣叹就不够准确（金氏自称“法名圣叹”^[128]），“字贯华”亦从不见他人称述，故其云《贯华堂集》并不可信。那么为何在对圣叹的介绍中出现如此随意的现象呢？《尺牍新钞》均由亮工子侄周在浚、在梁、在延抄录，分别大约收入二百三十和二七九人，难免在小传方面凭印象为之而产生粗疏讹误，如周亮工与之相交十多年的嵇永仁（1637—1676）^[129]，在康熙元年刻本《尺牍新钞》和康熙六年刻本《藏弆集》的卷二中，先后被写作“吴门人”、“江南吴县人”，而实情是“祖居虞山（常熟），父中书君以官居金陵，（永仁）先生尝游梁溪（无锡），乐其山水，家焉”^[130]，籍贯与苏州何尝有关系？故我们既不能据《尺牍新钞》判断著录者对被著录者毫无了解，亦不能据彼此交往的实迹认为所著录的一切皆翔实可靠。

至于“西泠赵声伯重订”金批“评选杜诗”二卷冠以“贯华堂”，则未必是出于对堂号归属的认同，极可能依据的是“贯华堂”刻第五、第六才子书和唐才子诗的惯性，毕竟“唱经堂”在出版界和读书界还是一个很生疏的名号，尤其是在苏州以外的地方；版心下署“贯华堂真本”，未必真的得自贯华堂，以“真本”相号召，显示出刊刻者对招徕读者的市场性的关注（金昌辑刊“才子书汇稿”糅合“贯华堂”和“唱经堂”，或许也不无兼顾市场和存真的考虑）。同样是刊刻于圣叹死后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并有徐增撰于康熙二年（1663）之序，因出自金陵著名书商周亮工及其长子周在浚，故全书无一处可见“贯华堂”三字，更不要说加在书名之上了。仅此一条，似可说明“贯华堂”乃是一个与刊刻者有关的字号，与著述者金圣叹没有直接关系。

四 喟与麟振（徵）疑伪

就圣叹“名喟”的说法而言，给予现当代学者影响较大的晚清以来的文献，当为邱炜萲《菽园赘谈》和一九一八年石印本《才子尺牍》（署名尤侗撰序）卷首之《金圣叹先生小传》。《才子尺牍》全名《金圣叹陈眉公尺牍》，书中内容为实用书信文体分类样本，绝非金圣叹著作。民国新修地方志，已云“十八人祠在阳山，祀清初哭庙案金喟等”^[131]，可见影响之大。最早对圣叹名喟予以否定的，是陈登原。他分别从文献和意思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辛丑纪闻》页十一云：‘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但他书无言圣叹名喟者。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并进而猜测“非关其原名为喟，因生圣叹之号；殆先有圣叹之号，而后有喟名者欤”^[132]。建国后，他将《金圣叹传》压缩成三页纸的短文时，可能是认为“他书无言”不确，又补充了“尤侗《金圣叹传》：‘先生生于绝续之际，原名喟，字若采。相传先生之父供孔子像，忽闻像上起喟叹，而先生适生。因命名曰圣叹云。’”并注出处为“《才子尺牍》卷首”。然在按语中，只是针对“圣叹姓张”予以批评，笼统地说“《纪闻》之说，自无足据”^[133]，并未对“名喟”说明确否定，较之原著，观点反而模糊了。但是当代多数学者并不采纳他的意见，如何满子先生依然认为“以圣人自拟，就是他自名喟，字圣叹的原因”^[134]，赵景深（1902—1985）先生并因此而发挥：“自名喟，字圣叹，是自比圣人，俨然以当代孔子自居”^[135]，黄霖先生自《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之后的各种著述也坚持“名喟”说。

对此，陈洪先生是唯一提出异议者，也是对自己“又因圣叹之号，转生出别名为‘喟’（取《论语》中孔圣‘喟然而叹’语意）”^[136]旧有观点的修正。他归纳前人的意见为两点：有无“金喟”之名；如果有，是“初名”还是最后一次的改定名。继而辨析了《辛丑纪闻》、《才子尺牍》与《清代七百名人传》“均为清末民初之作”，故认为“金喟”说的问世不早于晚清，“至于清中叶以前，特别是金氏亲朋友好的著述中，从无‘金喟’之说。因而，金圣叹并无‘喟’之一名，自然也就不存在‘喟’为本名还是最后定名的问题了”^[137]。陈洪以金喟不见于亲朋友好之相称，来判断其伪，甚为合理；认定《才子尺牍》是“托名无疑”的伪书，亦极正确。然云该书有“所谓尤侗的《金圣叹传》”则不确，是沿袭陈登原《金圣叹》的提法。卷首的《金圣叹先生小传》是没有署名的，当为该书民国出版者所撰。陈登原所引篇名、作者皆有误，文字亦非小传原文，原不足据。故引《艮斋杂说》对圣叹的诋抑以证所谓“尤传”实不足据云云，不是太有必要。二〇〇九年新版《辞海》增加了“又名喟”三字，说明这个问题尚需再论。

在陈洪所征引、辨析的三例中，后两例均为民国读物，无足重轻，唯有光绪《辛丑纪闻》一家来源较早，且是哭庙文献中唯一云“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者。晚清率先附和此说的邱炜萲，所据就是《辛丑》。固然“名喟”这两个字的确不是哭庙文献原本就有的，但也并非光绪时刊行者所添加，自有根据。在上海毛祥麟（1812—1883）《墨馀录》中，已云“金喟，字圣叹”了^[138]。这篇题名就是《金喟》的六百字短文，其所记内容不出光绪时始刊行的《辛丑纪闻》和《哭庙记略》，堪称此类文献的压缩改写版。然细究其具体文字，似乎出自《辛丑》，例证有三。

其一，云圣叹“初补博士弟子员，以岁试文怪诞被黜，明年科试，易名人瑞，就童子试”，可见所据为“庠姓张……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只是因为毛祥麟看出“庠姓张……顶金人瑞名”的矛盾，索性回避了张姓、金姓的提法。

其二，“旋有教授程邑，参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见’之讪，又阴指抚臣”，“金人瑞‘十弗见’之讪”一句，事见《辛丑》，文字作“金人瑞因有‘十弗见’之笑焉”，“记录了金圣叹对任维初这个贪官酷吏的轻蔑和嘲笑，竟为《哭庙纪略》所无”^[139]。

其三，此案判决是“拟不分首从斩决，妻子财产入官，于是同时死者一十八人，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姚刚、徐玠、叶琪、薛尔张、丁子伟、金人瑞、王仲儒、唐尧治、冯郅也”，十八人姓名顺序与《辛丑》相同，而《哭庙》“姚刚”在“薛尔张”之后。

由此三点可以判断，此文云圣叹名喟，当是毛祥麟照抄所见之《辛丑纪闻》的结果，而非其擅自添改。从《墨馀录》“同治庚午仲春上海对山毛祥麟”自序的内容分析，同治九年（1870）已成书，可见那时已流传有记载着“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的《辛丑》了。

在《墨馀录》之前，仍有圣叹“名喟”的记载。王利器（1911—1998）先生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便录有出处为周思仁《欲海回狂》的有关文字：

金圣叹（姑苏盛传）

江南金圣叹者，名喟。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又著《法华百问》，以己见妄测深经，误天下耳目。顺治辛丑，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140]

周思仁（1656—1739），一名梦颜，字安士，苏州昆山人。生平以利济为怀，所著劝善书有《安士全书》四种传世，《欲海回狂》为其中第二种。卷首有“康熙壬戌十有一月既望姑苏顾萼青林氏题”，可知是书写于本年秋。乾隆彭绍升（1740—1796）撰《周安士传》，阐释其“博通经藏，深信因果”的言行，便主要依据其《欲海回狂》和《万善先资》行文^[141]。但是，“金圣叹者，名喟”六字是否出自其手，尚属疑问。该书原刻本未见，王利器所据本不详，笔者所知最早者为同治四年（1865）问世的“江都映垣熊兆奎重刻”本（扉页背面署“同治三年夏月邗江熊氏重刻”，康熙原序后有“同治四年菩萨戒妙空子郑澄德拜序”^[142]）。此本在上引一段后，另行有“原本作‘荆某’，讳之也。今则久远矣，特为订正”的说明。从“今则久远”固然可以推测改去荆某、直书名讳是同治年间事，可是在原文中，“金圣叹者，名喟”究竟是“荆某名喟”，还是仅为“荆某”二字呢？在道光年间问世的善书《桂宫梯》中，有如下一段：

江南荆某，博古嗜奇，才思英敏，自谓世无出其右者。多著淫书，以快其议论，所评《西厢》等书，极秽亵处，往往摭引佛经。顺治辛丑，以邪说系狱，受刑极隆，子孙为丐。^[143]

《桂宫梯》为江西人徐谦撰，序文作于道光四年（1824），刻于道光十八年。此则，由编者辑自《祥云集》，较之上引同治版，在某些字句上却可能更接近《欲海回狂》的原貌。周思仁该书卷一首为《法戒录》，专讲“色欲”之害，共“因果二则，一法一戒”，可取法者为“冒嵩少”（如皋冒起宗，冒襄父）先进事迹，标注“出《冒宪副纪事》”；可戒者原本当作“荆某”，标注来源为“姑苏盛传”。而《水浒》并无“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的现象，故不涉及者反近原本。且《欲海回狂》写于哭庙案后二十一年，圣叹后人尚在，如果的确“名喟”，反而未必直书。所以，笔者同意陈洪的“金喟”问世不早于晚清的观点，只是具体化为同治初年。圣叹已逝世二百年，始冒出“名喟”之说，当然不可信。

相比较“名喟”说是由“圣叹”臆断出“喟然而叹”的名、字联想的生成之迹，有关金氏之名的又一说法“麟振”的出现，就十分蹊跷了。学术史上首次将这两个字与金圣叹联系在一起的，是周采泉先生对《唱经堂杜诗解》的解题：“人瑞，一名喟，一名振麟，字圣叹，别署贯华主人。曾冒名张彩应童子试……”^[144]从其相信名喟、别号贯华和冒张彩名等，此小传的学术水准一般，加之没有交代“名振麟”的出处，研究金圣叹者无人注意。可是，此说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一九六〇年代万曼（1903—1971）先生就指出“《八千卷楼书目》著录的还有金麟振《唱经堂杜诗解》四卷”^[145]。只是研究金圣叹者没有关注杜诗学的研究成果，而周采泉著作中将“金振麟”与金圣叹联系起来又没有引起杜诗学者的注意，因此梳理清代杜诗学时，仍有“金麟振《唱经堂杜诗解》四卷”之说^[146]，而有关金圣叹的专题研究中，从未有提及“名振麟”或“麟振”者。据万曼提供的线索，在民国排印本《八千卷楼书目》中，可发现多处有关著录：

《释小雅》一卷，国朝金麟徵撰，《汇解》本；

《左传释》一卷，国朝金麟振撰，《汇解》本——卷二经部；

《释孟子》一卷，国朝金麟徵撰，《汇解》本——卷三经部；

《唱经堂杜诗解》四卷附《古诗解》一卷，国朝金麟振撰，原刊本——卷十五集部；

《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国朝金麟振撰，《汇解》本——卷十七集部。^[147]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几种书均出自金圣叹之手，见《贯华堂才子书汇稿》（一名《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八千卷楼书目》二十卷，是晚清钱塘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所藏普本图书目录，由丁丙及子立中编纂，藏书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整体售予江南国学图书馆。所谓“汇解”，该馆书目有著录：“《贯华堂汇稿八种十二卷》清长洲金人瑞。原刊本。善乙。五册”^[148]，列于“丛部·独撰类·清迄见（现）代之属”，故没有单出各子目。

该书现藏南京图书馆，善本书号为132627。每册封面墨笔手书题作“贯华堂汇解一册”、“贯华堂汇解二册”……；在各册书根部位，分别有楷书“一贯华堂汇稿、唱经堂杜诗解”、“二唱经堂杜诗解”、“三唱经堂杜诗解”、“四唱经堂杜诗解、古诗解、左传释”、“五止唱经堂释小雅、释孟子、欧阳永叔词、沉吟楼借杜诗、通宗易论、圣人千案”等。第一册正文前依次是“贯华堂才子书汇稿”扉页、金昌两篇序引、唱经堂外、内书目录，与常见的清初刻本《贯华堂才子书汇稿》无异，只是全书缺少《语录纂》、《随手通》两种。笔者在较长的时间内，都认为此本乃才子书汇稿的最早刻本，理由是：在形式上其书根颇似原刻所有，“五止”说明原刻只收此八种。但是在二〇〇八年十月的一次阅读中，意外地注意到其扉页被抠掉了左栏第三行（以前仅仅认为是正常的残破），对照他本，其文字是“一刻语录纂 一刻随手通”十字，而这两种恰恰是原刻本之最后作品并为此本所缺者。忽然悟出：此书乃书贾作伪而成！某人得到一部清初原刻《贯华堂才子书汇稿》，仅缺最后两种，为卖善价，遂做如下处理：1.抠去扉页有关书名；2.将原为《杜诗解》附录的《沉吟楼借杜诗》移至《唱经堂批欧阳永叔词》之后；3.重新装订，在各册封面上杜撰书名“贯华堂汇解”，在书根处楷书题写各子目。最后一招最具迷惑性（至少对于笔者来说），第一招（笔者在叙述时列为第一，书贾在作伪时却可能是最后的举动）却恰恰暴露了主观造假的马脚。《八千卷楼书目》的作者根据封面将此部丛书略称为“汇解”可以理解，但是将各卷大题下均标有“圣叹外书”并无一处提及“麟振（徵）”的金氏评点著述，著录为“金麟振（徵）撰”，同时又将《西域风俗记》和《唐才子诗甲集》，均正常地著录为“国朝金人瑞撰”^[149]，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莫非八千卷楼主人当初在收入“汇解”时，作伪的书商就是如此相告的？“汇解”既为伪名，依附而生的金麟振（徵）便值得怀疑；且一作“振”，一作“徵”，又非形近而讹，音也存在韵母的不同，显示出书写时的随意；加之时代晚出，毫无史料参证，金圣叹“一名麟振”的说法难以成立。定稿并出版于一九三〇年代的《清续文献通考》，作者刘锦藻（1862—1934）将《释孟子》亦著录为“金麟徵撰”，然在《西域风俗记》“金人瑞撰”后，记其“字圣叹，江苏吴县人，诸生”等^[150]。按照该书体例，人名后皆有小传，光秃秃的“金麟徵撰”四字，当是据先行问世的《八千卷楼书目》而来（包括“西域”是“西城”之误），是以讹传讹的产物，不足为佐证。

五 籍贯“吴县”说献疑

古人在籍贯方面与今人无甚差别，这与字号繁多的文化现象不一样。犹同今人有祖居、寓居、祖籍、学籍地一样，古人的籍贯亦会因为相同原因而造成著录的歧异。金圣叹籍贯异说的产生，与祖居、迁居无关，却受制于圣叹庠生学籍由长洲而改吴县，且吴县、长洲皆为苏州城的附郭县^[151]等历史文化因素。以下试予辨析。

（一）籍贯三种说法

金圣叹的籍贯，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历来说法纷纭，主要有三种：吴县、长洲和苏州。其中尤以吴县说占主流，常被学者引用的史料主要有：

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吴县人，《贯华堂集》。——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五

金彩，字贯华，吴县人。——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

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

金人瑞，字若采，江南吴县人。诸生。——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

金彩，《贯华堂集》（吴县）。——［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六《艺文二》

由于这些文献的权威性，使得吴县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如建国以来的各版《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持此说。

至于长洲说，在古代较少直接的史料。唯有道光年间张穆（1805—1849）撰《阎潜丘先生年谱》引《行述》，云阎若璩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152]。至现代，谭正璧先生是较早在工具书中主张是“江苏长洲人”^[153]的学者，陈登原先生首先征引乾隆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等记载，指出圣叹家在长洲^[154]。稍后蔡冠洛亦云“金人瑞，长洲人”^[155]。建国后较有影响的两家，一是黄霖先生撰影印本《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一是陈洪先生撰《金圣叹传论》，均持此说：

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长洲（今苏州吴县人）。^[156]

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氏，家居憩桥巷。^[157]

陈洪并出注说明“据《吴县志》，憩桥巷‘兼隶长洲县’，故金圣叹事迹载于《吴县志》”，可见思路与陈登原一致。只是没有说明为何“兼隶长洲县”即亦同时“兼隶”吴县而遂认定为长洲人。唯严云受先生《金圣叹事迹系年》虽持长洲说，但对史料的具体理解却有不同。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哭庙记略》载“金圣叹，长洲人”，该书“成书时间距金氏较近，记载较可靠。如别无更有力的证据，难以否定《记略》中金氏为长洲人之记载”；二是认为金氏“原居长洲乡村，后迁居苏州西城，该区属吴县”，其根据是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认为“此地在苏州西城，乃是金氏中年以后之住址。其出生与早年生活地应在长洲乡村”^[158]。只是在通行本《哭庙记略》甚至现存哭庙文献中并无圣叹籍贯的明确记载，而憩桥巷在苏州西城之说亦不够确切，由此而生的长洲说不够有力。

在吴县说占据主流地位的同时，亦有泛指金圣叹为苏州人者。康熙中期，松江华亭孙辑《皇清诗选》，于卷首“姓氏”著录“金人瑞，圣叹，苏州，《贯华堂集》”，卷十八收入《燕子来舟中》，署作者为“金人瑞，圣叹，江南苏州人”^[159]；康熙后期吴江周廷谔《吴江诗粹》收金法筵诗，云其为“吴趋采之幼女”^[160]，雍正五年（1727）吴江李重华撰《沉吟楼诗选》序，云“吴趋金先生”^[161]，吴趋即吴门，代指苏州。此处的“苏州”，不是指作为行政区划的苏州府，而是自然地理区域，类似今苏州市区。针对一九八一年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有关金圣叹的注释，或言长洲人（一处），或言吴县人（四处），张国光先生撰文指出：“金圣叹本是苏州城市居民，当时吴县、长洲各方分管苏州城之半，故金圣叹实为今之苏州市人，似不应注云‘今江苏吴县人’。”^[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