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说集》重印考

陈洁

（北京 鲁迅博物馆，北京 100034）

内容摘要：鲁迅塑造的“死火”意象，与他自身文学历程相关。文学“死火”在鲁迅心中存在的证据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记从1912年以来，多次将东京时期的文学成果《域外小说集》赠送教育部同事和新文化人。《新青年》同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都公开表明赞赏《域外小说集》，在众口一词的赞誉声中，东京时期读者稀少的《域外小说集》得以于1921年由群益书社再版。《域外小说集》选译短篇小说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化人对短篇小说的提倡不谋而合。鲁迅文学梦“死火”重温的过程，经历了思想上的“温热”，和《域外小说集》的受到赞赏，因而“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再度被点燃。在钱玄同的约稿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

关键词：鲁迅；《域外小说集》；死火；短篇小说；《新青年》

鲁迅文学梦“死火”重温的过程，经历了思想上的“温热”，和《域外小说集》的受到赞赏，因而“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再度被点燃。

学界普遍认为《狂人日记》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之作。事实上，《狂人日记》并非一个突发事件。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出自己进行文艺活动始于东京时期：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这是周作人回忆他所理解的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开始。鲁迅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追述了其弃医从文的过程。此外，在鲁迅所写自传中也谈到这一重要转折：“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

提倡文艺运动的第一步创办《新生》便受到了挫败，其保存下的成绩，一是发表在《河南》上的理论和评论文章，一是翻译作品集《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被周作人称为《新生》乙编，其作为周氏兄弟“文学原点”的意义，近年来已为学界所关注。近年研究者开始将《新生》时代的鲁迅与《新青年》时代的鲁迅建立起联系。目前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倾向于将这两个时期相关联的同时，又将其视为两个断裂的时间段，而实则这两个时期间有一条连续的隐线相连。

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关联性和断裂性，在鲁迅追述创作缘起的《〈呐喊〉自序》中已存在。《〈呐喊〉自序》有一段叙述即点出了《新青年》引发鲁迅回忆起《新生》：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正是鲁迅当年办《新生》的感受。鲁迅在东京的文学活动，以既无赞同也无反对的寂寞而结束，此后多年，他“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因此而再无青年时期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近年已有研究者提及鲁迅近十年的所谓沉寂时期，与东京文艺活动的失败所受打击“当有极大关系，以往的研究者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认为鲁迅最初对《新青年》的态度比较冷淡，也与那次失败的惨痛经历有关。

创办《新青年》与当年办《新生》的那种相似的寂寞感，已然触动鲁迅，他使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说明他说出那番“铁屋子”的话，只是出于犹疑。随后，钱玄同即以将来的希望为论据说服了鲁迅。《新青年》触动鲁迅想起了过去的寂寞感受，在这段话后，他又再次谈到寂寞：“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当时也在现场的周作人回忆钱玄同的来访，使鲁迅“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埋着的火药线就是“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周作人这一回忆所用比喻的意象“埋着的火药线”，其潜伏性和燃烧性与鲁迅创作的“死火”意象很相似，“死火”其实是未死的火。而鲁迅文中所写的死火重温，与周作人所述点燃了“埋着的火药线”，是一种相似过程的两种叙述。

1919年，鲁迅曾在《自言自语》中写下《火的冰》，并在文末将此意象与人联系：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么？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

1925年，鲁迅再次以梦的形式重写了此意象——《死火》，死火是依然如珊瑚一样的火的冰。因为遇到朋友的温热，死火重温了。

鲁迅《死火》中的死火，周作人回忆中所述“埋着的火药线”，确实存在于鲁迅心中，存在的证据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记从1912年以来，多次将《域外小说集》赠送教育部同事和新文化人。《域外小说集》是鲁迅珍视的文学成果。从鲁迅20世纪30年代提及《域外小说集》的信中，可看出鲁迅对之珍视的程度：“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

《新青年》同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都公开表明赞赏《域外小说集》，在众口一词的赞誉声中，东京时期读者稀少的《域外小说集》得以于1921年由群益书社再版。陈独秀1920年3月致周作人的信中，即已表明支持重印出版《域外小说集》之意：

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域外小说集》1909年东京初版，没有用新式标点断文，只偶尔采用了感叹号、问号等，在《略例》中说明：“！表大声，？表问难。”而《域外小说集》1921年版则明显进行了现代改装：不仅在正文中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而且书后附有《新青年》的广告。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对1921年《域外小说集》再版重印的缘由有所说明：“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其原因就在于初版之后“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着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1932年，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谈到《域外小说集》被烧掉一事。“在中国”“完全消灭”，只“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是鲁迅的艺术加工。从时间上计算，上海寄售处的火，大致是1913年、1914年。而由鲁迅日记可知，从1912年开始，到重印之前，鲁迅都一直有《域外小说集》的赠书记载。

赠书一方面是友谊的表现，也兼及广告效应。鲁迅从东京就开始以赠书的形式寻求知音，扩大影响。1919年4月一则《赠书志谢》登载于上海《神州日报》，对受赠《域外小说集》表示感谢。这则《志谢》与上海《时报》上的鲁迅亲撰《域外小说集》广告同日登载。而翌日这则广告也全文登载于《神州日报》。时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也得赠东京版的《域外小说集》，由鲁迅的朋友、蔡元培从弟蔡国亲寄予。蔡元培也寄赠鲁迅《中央文学报》《中央文学志》。

据鲁迅日记所记，鲁迅曾多次要求周作人寄《域外小说集》到京，赠送的对象一开始以教育部同事和留日同学为主。1912年8月14日，“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初八日付邮，余初二函索，将以贻人者也。十五日以《或外小说》贻董恂士、钱稻孙”。10月7日，“以《或外小说集》两册赠戴螺舲，托张协和持去”。10月17日，“晚季自求来谈，以《或外小说集》第一、二册赠之”。这五套书不久就赠完了，同年11月，鲁迅又收到周作人寄来的五套《域外小说集》，先后赠送给教育部同事夏穗卿（即夏曾佑）、游允白，周作人的同学刘雳青。

1913年，鲁迅再次收到周作人所寄五套《域外小说集》，先后赠与留日同学夏揖颜、袁文薮、钱玄同、黄侃。

1914年，周作人寄给鲁迅四套《域外小说集》，鲁迅转给许寿裳一套。1915年4月，鲁迅将《域外小说集》赠送给同事陈衡恪之弟、史学家陈寅恪，9月赠给教育部同事张春霆。1916年12月20日，“寄宋子佩信并《或外小说》第二集一册”。

1917年，鲁迅最后一次收到周作人寄来的《域外小说集》。1919年，“午后许诗堇来并持交《或外小说》二本”。1921年，“寄邵次公以《域外小说集》一本”。“午代二弟寄宫竹心信并《欧洲文学史》、《或外小说集》各一册”。“下午张凤举来，赠以《或外小说集》一册。”鲁迅在八道湾定居后，1920年，绍兴的书籍也随后运到北京；1924年，存在张梓生家的书也运到了北京。

由钱玄同日记可知，1917年，在北大、北师大都任教的钱玄同，其主要交往者是蔡元培及北大教员。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的“通信”门，登出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将文坛上尚不知名的“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与当时文坛上的名教授胡适之所译《二渔夫》、马君武所译《心狱》并举，均视为翻译西文小说的范例。

这大概是《域外小说集》所有宣传中最具效力的一次。随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同人便通过周作人受赠了《域外小说集》。1917年8月30日，周作人“上午往大学访蔡先生，遇君默，便交予《域外小说》二册”。10月24日，“上午往大学。……访蔡先生。……以《域外小说》二部留校，转交刘、胡二君”。刘、胡二君即指刘半农、胡适。周作人1917年4月到北京，12日到北大访问了蔡元培，定下16日开始在北大工作。却是直至《新青年》登载了钱玄同的通信后，周作人才将《域外小说集》赠予沈尹默、刘半农、胡适。周作人在日记中此二处都写作“交”：交予、转交，而不是“赠”或“送”。现难以考证是否为三位索书，但周作人在日记中赠送自己书籍、文章时，常使用的是“赠”、“送”。1918年4月3日，与胡适熟识的北大教授陶孟和来函索《域外小说集》，周作人次日便将两本寄出。

《域外小说集》因其选译短篇小说，在晚清的小说界很少得到读者认同：“《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而这种文体却正契合胡适提倡的短篇小说理论。胡适对《域外小说集》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显然，胡适对《域外小说集》的赞赏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1920年2月6日，高语罕写信向胡适借《域外小说集》。胡适在回忆中依然不忘对《域外小说集》的欣赏：“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欣赏《域外小说集》的古文，其日记所记在选中学国文选本时，便将其列入第一年的首选：“第一年，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林琴南小说等。第二年，近代人之文，梁任公、章行严、章太炎等。第三年，所谓‘古文’时期，自韩愈到曾国藩。第四年，自六朝到周、秦。每时期自然夹入韵文。”此处提及《域外小说集》时译者写为“周作人”，因为1921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署周作人译，序言亦署周作人，实为鲁迅所写。《域外小说集》1909年在东京初版时，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1921年重印时，鲁迅为了提携周作人，愿意以周作人的名义独署，除了曾以周作人为作者署名，还以周作人的名字赠送贺年片。

刘半农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出版，刊载了刘半农与王敬轩（钱玄同化名）的双簧信。刘半农的复信中驳斥了林琴南的译作，抬出的典范译作是《域外小说集》。随着《域外小说集》得到《新青年》同人的赞赏，久不创作的鲁迅也加入了《新青年》的文学活动。第4卷第3号《新青年》还登出了“除夕”诗的唱和，包括沈尹默的《除夕》、胡适的《除夕》（“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诗中写明“拿笔方作除夕歌。/……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

刘半农在《除夕》诗中写入了在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谈天的情形：

（一）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二）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鲁迅和周作人在1918年2月10日旧历除夕时，接待刘半农来访，这是刘半农首次出现于鲁迅日记中。刘半农的《除夕》诗回忆了这次聚谈的内容。《新青年》4卷5号登出《补白》：“周氏兄弟，都是我的畏友。一天，我做了首斗方派的歪诗，寄去请他哥儿俩指教”，同期登出了周作人给刘半农写的回信和“奉和寒星诗翁‘中央公园即目一首’”。

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使鲁迅在东京时期的文学成果《域外小说集》得以重印，《域外小说集》选译短篇小说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化人对短篇小说的提倡不谋而合。鲁迅因东京时期文学活动的挫折而冷却的热情被再度点燃，在钱玄同的约稿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继而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1. 作者简介：陈洁，文学博士，鲁迅博物馆馆员。
2. 周作人：《新青年》，《鲁迅的故家》，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4.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5.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6. 鲁迅：《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第342—343页。
7.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计划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周作人：《〈河南〉——〈新生〉甲编》，《知堂回想录》，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8. 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并列举了相关论文：杨联芬《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顾钧《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王宏志《“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9. 如李怡：《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王玮：《“呐喊”前的“心声”——鲁迅加入〈新青年〉及其原因探究》，吉林大学未刊硕士学位论文。
10.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1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页。
12. 参见徐改平：《结集在〈新青年〉以前的胡适与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
1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442页。
14. “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周作人：《新青年》，《鲁迅的故家》，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64页。
15. 周作人：《新青年》，《鲁迅的故家》，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第163页。
16. 鲁迅：《火的冰》，《鲁迅全集》第8卷，第115页。
17. 鲁迅：《320116致增田涉》（译文），《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6页。
18. 陈独秀：《陈独秀致周启明》（1920年3月11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251页。
19. 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域外小说集》，周树人发行，己酉二月十一日印成。
20. 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群益书社1921年版。
21.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7页。据周作人所述，上海群益书社重印《域外小说集》时，所加的新序，虽署名周作人，实则是鲁迅所写。参见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22.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7页。
23. 参见谢仁敏：《新发现〈域外小说集〉最早的赠书文告一则》，《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
24. 参见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25.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王世儒编，1911年4月4日，“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1911年5月9日，“寄周豫才《中央文学志》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216页。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16页。文中“或”为“域”之异体字。下文同。
27. 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24页。
28. 季自求，周作人南京水师学堂的同学，参见“季天复”条目，《鲁迅全集》第17卷，第149页。
29. 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25页。
30. 参见1912年11月23日鲁迅日记：“晚得二弟所寄书三包……《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各五册，并十八日发。”《鲁迅全集》第15卷，第31页。
31. 参见1912年11月25日鲁迅日记：“以《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赠夏穗卿先生。”12月1日，“至南通州会馆访季自求，以《或外小说》两册托其转遗刘雳青。”12月14日“游允白来，以《或外小说集》二册赠之。”12月16日“游允白索《或外小说》，更以二部赠之。”《鲁迅全集》第15卷，第31—34页。
32. 参见1913年2月16日鲁迅日记：“收二弟所寄《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十二日付邮。”《鲁迅全集》第15卷，第49页。
33. 夏揖颜，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参见“夏揖颜”条目，《鲁迅全集》第17卷，第191页。
34. 参见1913年鲁迅日记：2月18日“晨得夏揖颜信，云将南旋，赴部途中遇之，折回邑馆，赠以《或外小说》第一、二各二册”。2月27日“下午季巿遣人来取去《或外小说集》第一、二各一册，云袁文薮欲之”。9月29日“午前稻孙持来中季书，索《或外小说》”。“三十日上午以《或外小说集》二册交稻孙，托以一册赠中季，一册赠黄季刚。”《鲁迅全集》第15卷，第49—81页。
35. 参见1914年鲁迅日记，1月27日：“得二弟所寄英译显克微支作《生计》一册，又《或外小说》第一、第二各四册，并二十二日发。”9月17日：“夜季巿来，索去《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一册。”《鲁迅全集》第15卷，第103、134页。
36. 参见1915年鲁迅日记：4月6日“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9月9日“以《域外小说集》二册贻张春霆”。《鲁迅全集》第15卷，第167、186页。
37. 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252页。
38. 参见1917年5月13日鲁迅日记：“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鲁迅全集》第15卷，第284页。
39. 鲁迅日记1919年10月2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380页。
40. 鲁迅日记1921年3月16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427页。
41. 鲁迅日记1921年7月30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438页。
42. 鲁迅日记1921年8月29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440页。
43. 参见鲁迅日记，1920年1月19日，“上午在越所运书籍等至京，晚取到”。1924年3月15日，“旧存张梓生家之书籍运来，计一箱，检之无一佳本”，《鲁迅全集》第15卷，第394、504页。
44.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通信”门，1917年8月1日。
45.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上），鲁迅博物馆藏，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90页。
46.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上），第703页。
47. 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917年4月“十二日晴。上午至大学访蔡先生，言定十六日始每日四小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上），第664页。
48. 参见周作人日记，1919年1月25日“以银三元向编译会购得《欧洲文学史》十部，赠君默、半农、逷先、幼渔、癯安各一”。1918年12月2日“收《新青年》三号十本，以一送仲侃”（应为1918年第四卷第3号，载有周作人《童子Lin之奇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中），第6页；《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上），第787页。
49. 参见周作人日记1918年4月3日，“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说集》”。4月4日，“致陶君函，小说集二本”。《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上），第742页。
50.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8页。
5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4年3月版，第3页。
52. 《高语罕致胡适》（1920年2月6日），高语罕在信中写道：“适之吾兄：……你那里有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么？若有，请寄把我一看，看完便寄还。”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3页。
53. 转引自耿云志辑《胡适回忆〈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54. 参见胡适1921年7月30日日记：“与常熟人赵欲仁、孙绍伯等谈。孙君现在爱国女学教授国文，与我谈中学国文选本。我随口拟了一个选材的计划，记在下面，备日后的修改：第一年，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林琴南小说等。”《胡适全集》第29卷，季羡林主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55. 据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平素舍名务实，一切都愿意由他的二弟出面，例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原是他自己的著作，就用他二弟的名义印行。再如一次新年我去，看见鲁迅先生正在用一颗木质名戳，印在空白的红色贺年片上，‘恭贺新禧’等字样都是现成的，盖上去的却赫然是他二弟的名字”。孙伏园：《〈鸭的喜剧〉——〈呐喊〉谈丛》，孙伏园、孙福熙：《孙氏兄弟谈鲁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56.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
57.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
58. 参见《鲁迅年谱》第一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59.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