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的英语自传与包贵思

倪婷婷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不轻易对人谈及个人身世经历的杨刚却为美籍老师包贵思留下两节英语自传，这样的信任不只源于两人深厚的感情维系，也源于对彼此信仰的尊重同情。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包贵思对杨刚英语文学趣味的养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知，甚至信仰理想与个人关系的体悟，都起到重要的影响。《童年》、《狱中》作为包贵思留在人世的遗产，为中国语境中的读者理解杨刚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关键词：杨刚；包贵思；《童年》；《狱中》

在杨刚（1905—1957）的英语文本中，除短篇小说《日记拾遗》因被收入斯诺主持编译的《活的中国》而及时为世人知晓外，自传《童年》、《狱中》和长篇小说《挑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杨刚生前的好友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童年》和《狱中》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杨刚最早的英语作品，据译者文洁若说明，“原稿用打字机打的，《狱中》一节，标题旁用钢笔注明写于1931年”。这两节英语自传是萧乾在1979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搜寻到的，它们是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捐献给哈佛—燕京研究所的遗物的一部分。这两个文本在1982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时总题名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自传》，1984年出版的《杨刚文集》收纳这两节自传时也冠以同样的总题名。

一

《童年》和《狱中》是两节可以独立成篇的自传，它们分别记述了杨刚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些经历。由于是初稿，构思剪裁难免粗疏，可文字的表现却不失生动。在杨刚笔下，生活的实录同样具备了小说叙事写人应有的传神，传主倔强叛逆的鲜明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心理变迁的过程也得到相应的展示。《童年》依次提炼出保留在作者记忆里早年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时的画面：故乡环境、大家庭变迁、父母个性、家塾教育、“闹革命”事件以及与“无敌”塾师的较量，它们以片断的形式组合为一个有机体，让读者从中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杨刚个性品格和气质禀赋生成的背景，也初步了解了杨刚对自我身份的定位。《狱中》则集中叙写了杨缤（杨刚学生时代用名）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后的牢狱生活，这是一个人生断面的展示，虽说缺乏足够的历时性经历的交代，但这个非常事件对阐释杨刚的人格立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被侦缉队抓捕的经过，关进拘留所后的见闻：狱友的遭遇、看守的牢骚，还有在警备司令部经受严刑逼供的情景等等。这些看上去不经意的琐碎记录，都直接统领在杨刚的阐释策略之下，这就是：“祈求专制者的末日早早到来”，尽管这一寓意在文中只是点到为止。在常人心目中，被捕入狱以至受刑该是惊天动地的个人事迹，杨刚却处理得平缓自如、波澜不惊，似乎本应如此。这种平淡的笔触反而凸显出作者凛然镇定的形象，任何读到这篇自传的人也必定会从中感受到杨刚用英语行文时追求朴实自然风格的用心。

如果说杨刚和斯诺的关系主要是围绕《活的中国》而形成的；那么对杨刚来说，包贵思的意义则绝不仅仅止于《童年》、《狱中》的保存者。包贵思是杨刚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一个被燕园工友们称作“包教士”的虔诚基督徒，而那时的杨刚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虽然信仰有别，但双方的坦诚和彼此间相互的尊重，使得这种差异并没有妨碍到她们亲近的关系。在杨刚所认识的美国人中，杨刚与包贵思的交往时间之久、对她的感情之深，无人可比。从1928年起，杨刚和包贵思保持了20年之久的忘年友谊，直到1950年底包贵思离开中国后彼此再也没有联系。包贵思曾参与到杨刚某阶段的个人生活中，是杨刚一些个人性史实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对杨刚施以援手而不求任何回报的人。所以，和斯诺等人不同，包贵思对杨刚不可能是那种站在旁观者角度去接受杨刚自传性经验诉说的倾听者。在杨刚的情感世界里，包贵思是老师、挚友，有时甚至还是母亲，总之她是值得信赖、值得亲近，甚至可以对其任性撒娇的长者；但是，以杨刚的政治立场来看，包贵思的国籍、信仰、文化及意识形态观念还是令她无法避免终究是个“局外人”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对身边的同志、同胞这些“自己人”无话不谈却绝不言及个人身世经历的杨刚，反而可以放心地为包贵思留下自己的传记材料，这不能不归结于杨刚对包贵思这个“局外人”的充分信任。起码在杨刚的心里，无论包贵思对自己的身世经历做何评价，她的声音必定都发自真诚的良心，而包贵思的“局外人”社交圈所限也不至于为自己带来什么意外后果。事实上，杨刚与包贵思相处时从来不惮于包贵思的意见，甚至常常与她直面交锋却不伤及彼此感情。在杨刚一生中，除了母亲以外，包贵思恐怕是能让她在真正意义上解除戒备、卸掉盔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