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 導論：域外漢籍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意義

導論：域外漢籍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意義

一域外漢籍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視域融合

當今，人文社會科學内部的學科整合已經蔚成潮流，當研究者帶著自己原有的“視域”（horizon）介入不同學科的研究時，兩種不同的“視域”相互碰撞，當兩者融合在一起並産生新的意義時，便出現了闡釋學上所謂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這種趨向一方面是爲了打破傳統學科的壁壘，實現學科間的互動與交流，從而掘發出新的學術課題；另一方面就現在的學科劃分而言，東亞的古典學在古代其實是一體的，並没有今天如此瑣細的學科劃分，這就要求現今的學者要從更廣闊的視野對傳統的學問進行觀照，而域外漢籍研究正可以提供一個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平臺。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域外漢籍可以爲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角度、新的參照系來拓展古典文學研究的新空間。亦即在東亞漢文化圈的語境下，結合域外漢籍研究來豐富、拓展及加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包括研究資料的發掘、研究方法的創新及研究範式的轉型。在20世紀之前的前近代東亞社會，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琉球諸國，其官方及精英知識分子的主流書寫都是以漢字爲載體的，同時以儒家思想爲紐帶的精神構造也使東亞諸國的知識精英擁有共同的思想平臺。漢文化圈諸國現存海量用漢語寫成的文學文本，這爲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的傳播、接受和變形，東亞漢文學之間的交流，以及構建東亞比較文學學科，提供了極好的資料庫。

陳寅恪先生有名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新材料可以生發出新問題，有時候舊問題也可以通過新材料來解決。21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進步也需要新材料的發現，中國古典文學學者也需要“預流”，需要利用“域外漢籍”來推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進步，運用東亞漢文化圈的視角來拓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空間。本書就是以宋代文學研究爲例來説明域外漢藉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意義的。這裏先定義一下，何爲“域外漢籍”？所謂“域外漢籍”，指的是近代以前（特别是20世紀以前），在中國（禹域）之外保存的或用古代漢語寫成的典籍文獻。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内容：

首先，同屬東亞漢文化圈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國保存了很多稀見與珍貴的中國古典文學文獻，這些典籍中有不少是中國本土已經失傳的或不完整的資料，這無疑可以豐富、拓展甚至改變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認識，如與六朝文學研究有關的《文選集注》、《選詩演義》等書；與唐代文學研究有關的《文館詞林》、《游仙窟》、《翰林學士集》、《唐賢詩範》等，與宋代文學研究相關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中興禪林風月集》、《菊花百詠》、《雪岑和尚續集》、《藏叟摘稿》、《淮海挐音》、《雪峰空和尚外集》、《橘洲文集》、《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等，與元代文學研究有關的《南游寓興集》、《廬山外集》、《澹居稿》、《雪廬集》，與明代文學研究有關的《全室稿》（京都建仁寺兩足院藏明代詩僧季潭宗泐文集之稿本）等書皆是僅存於域外的文獻。

其次，古代東亞漢文化圈的日本、朝鮮、越南諸國長期以來特别注重從中國輸入文學典籍，傳到本國後，又對這些典籍加以重新刊刻，從而形成所謂的“和刻本”、“朝鮮本”、“安南本”等獨特版本。這些版本有的在存真度、完整度上有較高的價值，如本書討論到的日本蓬左文庫所藏的朝鮮古活字本《王荆文公詩注》，保存了宋本的原貌，特别是劉辰翁删削近一半的李壁原文復現於該本之中，在文本品質上優於中國流傳的元刻本；另如日本正中年間刊刻的宋代詩話《詩人玉屑》有二十一卷也比中國的二十卷傳本完整。

再次，東亞漢文化圈國家在20世紀之前的主要學術語言是漢語，也積累了一大批注釋與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著作，如日本室町及江户時代産生了大量《文選》、《世説新語》、寒山詩、杜甫詩、東坡詩、山谷詩、放翁詩、朱熹詩、明七子詩的古注本，韓國高麗時代也有《夾注名賢十抄詩》、《樊川文集夾注》這些唐詩古注本，這些注本不但數量多，而且品質高，文獻價值大，都有助於我們今天的古典文學研究，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研究對象。

最後，域外人士還用漢語創作了很多漢詩、漢文、漢文小説，即所謂“域外漢文學”，這是一塊需要深度開掘的寶藏。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主題、題材、意象、語彙，在域外漢文學中激起很大的反響，出現了很多仿作、擬作、唱和、翻案之作，這都是一種特殊的對中國文學接受的方式。其創作的範式、創作的心態與中國的士人多有差異，我們正可以運用比較文學的手段去處理這些域外的漢文學資料。與傳統的中西比較或古今比較不同，漢文化圈内的漢文學的比較，則是同一媒質下的不同時空的比較，所以從中提煉出來的方法可以豐富比較文學的研究，開拓比較研究的視野。

“域外漢籍研究”目前在世界學術範圍内也屬於前沿性的課題，並呈方興未艾之勢，已經成爲研究中國古典學新的學術增長點。2000年，南京大學率先在國内成立了中國第一家東亞漢籍研究機構——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已經成爲世界知名的東亞漢籍研究與資料中心。隨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高校與研究機構也設立了類似的東亞漢籍研究中心，漸漸形成了從東亞漢文化圈的視角來觀照東亞古典文學與文化的新的研究方法。域外漢籍範圍較廣，包括日本漢籍、韓國漢籍、越南漢籍、琉球漢籍，涵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本書擬以宋代文學研究爲例，來説明域外漢籍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作用與意義。關於日本漢籍的總體情況，可以參見筆者和沈津先生編著的《日本漢籍圖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一書。

二海外遺珍：域外所存的中國古典文學文獻

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奈良東大寺高僧奝然（938—1016）出使中國，帶來中國本土已經亡佚的《孝經》鄭玄注，這纔讓中土人士知道，遠在東瀛還保存著一些在中國已經亡佚的中國古籍。而日本保存的中國古典文學資料，那就更多了。

比如，初唐時許敬宗所編的一千卷的《文館詞林》，是一部大型的初唐時期的詩文總集，對於了解中古時期文學文化有巨大的作用。由於這部書過於龐大，早期一直以鈔本的形式藏於深宫之中，所以在中國本土漸漸失傳了，但此書後來竟然流傳到了日本，早在10世紀成書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就有著録，今有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的古鈔本殘卷。到江户時代開始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清代時開始回流到中國，並被收入到中國各種叢書中。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會以日本國内所能見到的全部《文館詞林》傳本（包括弘仁本的影鈔本、摹寫本、摹刻本及中土傳刻本），彙爲《影弘仁本文館詞林》一書出版，是迄今爲止存世的日藏《文館詞林》最全的著作。

中國學者羅國威先生在此基礎上著成《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一書，成爲目前比較便利的讀本。清朝學者嚴可均在編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時雖然利用過一部分傳本，但没有利用到最全的弘仁本，所以今天看來，此書還有很大的利用空間。

唐代是詩歌的黄金時代，而唐代詩歌批評的主要形式是“詩格”，即指導詩歌創作的法則之類的著作。這類書由於主要面向初學詩的蒙童，以及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視，唐代之後散佚嚴重。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弘法大師空海（774—835）在唐朝留學之時，收集了很多當時流行的詩格類著作，回到日本後，他將這些著作整合，收到他所編的《文鏡秘府論》中。所以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初唐文學理論著作，如上官儀的《筆札華梁》、元兢的《詩髓腦》等皆賴日本漢籍《文鏡秘府論》保存至今。

日本保存的漢籍中還有一個著名的實例，即唐人小説《游仙窟》。唐人張鷟所撰的情色小説《游仙窟》上個世紀回傳到中國之前，中國本土一直不知道其存在，而實際上此書從日本鐮倉時代到江户時代都有很多鈔本及刻本、注本存世，在日本非常流行，甚至對日本的國文學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目前存世最早的本子就是日本金剛寺所藏的鐮倉時代有注的寫本，而中國最近出版的李時人、詹緒左《游仙窟校注》收集到了很多版本，用功很深，但如果能利用日本金剛寺本就更完美了。

以上所言爲日本所保存的唐代佚籍，同樣日本也保存了很多在中國本土失傳的宋代佚籍。比如晚宋張逢辰所編的《菊花百詠》一書，此書收詩102首，全部是關於菊花的七言絶句。此書在中國失傳已久，但在日本京都的龍谷大學、名古屋的蓬左文庫還保存著兩部比較完整的鈔本，同時日本還有江户時代元禄七年（1694）的刻本，這是此書唯一的刻本。龍谷大學所藏的室町時代的鈔本，不但文字上較江户刻本要準確，而且還保存了其它各本都没有的師道國《寄題愛梅兄長菊花吟卷》以及介軒許學士《奉題百詠詩卷》兩首序詩。這本書的發現，對我們研究宋代的“百詠文學”以及晚宋的詩歌史都有重要的價值。

又如，中國唐代時形成了所謂“文選學”，出現了《文選》李善注、五臣注、公孫羅注、陸善經注等《文選》注本；到了宋代時，雖然也有“《文選》爛，秀才半”這樣的説法，但中國現存的典籍中很少有宋代的《文選》注本。現在在日本蓬左文庫發現的南宋學者曾原一所編的《選詩演義》就是一部孤本的宋代“文選學”新資料。《選詩演義》是現存宋代唯一一部《文選》注本，編者曾原一對《文選》中39家詩人、165首詩，進行了詳細的解説。《選詩演義》體現了宋代“文選學”的新特點，也與南宋時期的經學、詩學闡釋密切相關，是一部珍貴的《文選》學新資料。

再如舊題宋末元初詩僧松坡宗憩所編的僧詩總集《江湖風月集》在中國本土久佚，但在日本還有多種刊本存世，并且日本還有多種注本傳世，如《江湖風月集抄》、《襟帶集》、《頭書江湖風月集夾山鈔》八卷、佚名《首書江湖風月集》四卷、無著道忠（1653—1745）《江湖集考證》二卷、衡梅禪悦《江湖風月集訓解添足》等日語注本，此外還有日本天秀道人用漢語所著的《江湖風月集略注》一書，以及在此書基礎上，對略注加以注釋的《江湖風月集略注取舍》一書。此書的價值首先在於保存了很多宋元詩僧佚詩，如釋普濟（1179—1253），號大川，四明奉化（今屬浙江）人。著有《五燈會元》二十卷，《靈隱大川濟禪師語録》一卷，《全宋詩》卷二九五一收其詩一卷，但《江湖風月集》卷上仍存其5首佚詩。又釋智朋，號介石，爲南嶽下十八世，浙翁如琰法嗣。有《介石智朋禪師語録》一卷，《全宋詩》卷三二二八存其詩一卷，而《江湖風月集》卷上仍存其2首佚詩。又釋了惠（1198—1262），蓬州蓬池（今四川儀隴南）人。有《西巖了惠禪師語録》一卷，《全宋詩》卷三一七四録其詩兩卷，《江湖風月集》卷上存其2首佚詩。又釋廣聞（1189—1263），賜名佛智，號偃溪，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爲南嶽下十八世，浙翁如琰法嗣。有《偃溪廣聞禪師語録》，《全宋詩》卷三○九九録其詩，《江湖風月集》卷上存其3首佚詩。又釋智愚（1185—1269），號虚堂，四明象山（今屬浙江）人。有《虚堂智愚禪師語録》十卷，《全宋詩》録其詩五卷，《江湖風月集》卷上仍存其4首佚詩。又釋行鞏（1220—1280），號石林，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全宋詩》録其詩14首，而《江湖風月集》卷上所載行鞏詩，《全宋詩》皆未收，計有9首。又釋祖欽（1216—1287），號雪巖，閩之漳州（今屬福建）人。有《雪巖祖欽禪師語録》四卷，《全宋詩》録其詩三卷，《江湖風月集》卷上所載2詩，《全宋詩》皆失收。而《江湖風月集》卷下所載42位詩人，可能皆爲宋元之際的詩僧，其詩作皆不見於《全宋詩》或《元詩選》、《元詩選癸集》、《元詩選補編》等書。其中載有《江湖風月集》編者宗憩松坡本人13首佚詩。

除了可資補遺外，《江湖風月集》還有資於校勘，如釋了惠《送人之江西》“一粒收成敵萬倉”（《全宋詩》卷三一七四），《江湖風月集》卷上作“一粒收歸成大倉”。釋了惠《送僧之中川》“湫間雲冷不成眠”（《全宋詩》卷三一七四），而《江湖風月集》卷上作“龍湫雲冷不成眠”。再如釋智愚《送人之金陵》“良宵桂月耿中庭”（《全宋詩》卷三○一八），“耿”《江湖風月集》卷上作“皓”。這些異文的存在有助於增進我們對這些僧詩文本流傳的了解。

另外，由於《江湖風月集》産生於宋元易代之際，所以一些僧詩頗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時事，如卷上晦谷光和尚《聞捷書》一詩云：

閫外安危策已成，金鋒不戰屈人兵。

歸來兩眼空寰宇，一曲琵琶奏月明。

天秀道人注云：“此時宋朝與大元戰，宋軍勝戰，奏捷書也。”事實上，宋末的宋元戰争，基本上宋敗元勝多，特别是賈似道還曾暗地以議和而欺上瞞下造成所謂戰勝的鬧劇，晦谷光和尚雖爲一介衲子，可能並不了解當時的真相，但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以及强烈的感情傾向皆在詩中表現無遺。這也説明了當時的南宋臣民即使是僧人愛國的感情也是很高漲的。再如卷下載横川如珙三首詩《寄石林》云：

佛法當今誰是主，長廊繫馬北風吹。

近來買得砂鍋了，只闕鉏雲鈍鐵錐。（其一）

逆風把栬世間有，順水流舟今古無。

騎馬胡僧不上載，月明夜夜照西湖。（其二）

大法興衰關係重，出頭不得縮頭難。

春來殘雪消鎔盡，四面開窗看遠山。（其三）

這三首詩清晰地反映了元滅宋後，大量任用“胡僧”（可能是西藏的番僧）爲佛教統領，這些番僧不但佛法修養低，而且絲毫不尊重江南佛教的傳統，恣意踐踏江南佛教和僧人。天秀道人注云：“大元創國初，未知有宗門之事，出則大違本意，入則無人荷擔佛法，故出與不出，共是大難也。”如珙第三首詩表達了對元人及胡僧的强烈不滿，希望他們如春天來後的“殘雪”，很快就“消鎔盡”。這種情感既真實又大膽，恐怕也只見於這些詩僧的詩中，也得益於《江湖風月集》保存了這些僧詩。

再如高麗王子義天的《大覺國師文集》及《外集》除了具有中韓文化交流史的意義之外，亦有較高的文獻價值。高麗王子義天於元豐八年（1085）入宋，到杭州拜訪慧因寺浄源法師，並結識了許多宋朝僧俗兩界的知識人。《大覺國師文集》保存了他與浄源法師多封書信。而《外集》則留存了宋朝僧人寫給義天的書信及詩，這些書信有的不見於《全宋文》中；而詩大部分不見於今人所編的《全宋詩》中，因此可以補遺。這些宋朝僧人有有誠、浄源、元照、從諫、善聰、德懋、守明、唯勤、辯真、沖羽、守長、懷璉、了元、元浄、法圓、宗喜、慧清、宗本、智佶、沖羽，其中只有浄源、元照、懷璉、了元、元浄等人見於《全宋詩》、《宋僧録》等資料，其他的僧人僅賴《大覺國師外集》纔爲後人知曉。

另外，筆者曾研究過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也是一部在中國失傳，而具有非常高文獻價值的“古逸書”。宋元之際于濟、蔡正孫所編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融詩格、詩選、詩話及詩評等多種批評方式於一體，該書保存了《全宋詩》未收的約400首宋人佚詩，特别是大量晚宋江湖詩人，以及宋元之際的遺民詩人的作品僅見於此書，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際詩學脈絡的重要文獻。此書在東亞的流傳也極具文化史的意義，其在中國本土完全失傳，但在日本有室町時代的古鈔本以及以元刻本爲底本翻刻而成的五山版，但元刻本已佚，五山版的價值等同於元版；此書傳到朝鮮後，朝鮮也刊印了翻刻本，以及徐居正（1420—1488）等人的增注本；增注本又傳到日本，在江户時代，又在日本多次被翻刻和校刊。晚清時，和刻本和朝鮮本又回傳到中國，2007年筆者對此書加以校證，出版了整理本。《聯珠詩格》的編者是中國人，有朝鮮人的注釋，最後又由日本人校勘和翻刻，一部典籍融入了中日韓三國的元素，也是東亞漢籍史上獨特的景觀。

三域外所存的中國古代典籍的珍稀版本

中國的典籍東傳到日本、朝鮮、越南、琉球後，在當地出現了原書的翻刻本，這些版本被稱爲“和刻本”、“高麗本”、“安南本”、“琉球本”，下面以日本的和刻本爲例來説明域外漢籍的版本價值。和刻本所用的底本可能是這些典籍最早或最好的版本，因此這些和刻本就具有了獨一無二的版本學價值。在和刻本中最負盛名的要數“五山版”，五山版大部分是以中國典籍的宋元版爲底本加以翻刻而成的，甚至有的五山版的刻工就來自於中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末明初東渡日本的福建刻工俞良甫，他在日本京都臨川寺翻刻的中國典籍，如《文選》李善注、《唐柳先生文集》、《昌黎文集》、《白雲詩集》、《碧山堂集》等都是五山版中的精品，也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重要的資料。

又如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有五山版《山谷詩集注》，此書以宋本《山谷詩集注》雕刻而成，字型優美，文字準確，與宋本如出一轍。中華書局出版的由劉尚榮先生點校的《黄庭堅詩集注》底本是清光緒間陳三立覆宋刊《山谷詩注》，其中《山谷内集詩注》“爲日本古時翻雕宋本”，這裏的覆宋刊本就是五山版。再如釋惠洪（1071—1128）所撰的《冷齋夜話》，是宋代一部著名的詩話，也是研究宋代江西詩派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在中國流行的主要是以《津逮秘書》本、《稗海》本爲主的明刻本，有不少訛誤，及失去原真之處，而日本的五山版則翻刻自《冷齋夜話》最早的元至正三年刻本，所以在版本上品質很高。

左圖爲五山版《山谷詩集注》，右圖爲五山版《冷齋夜話》

南宋後期福建建安詩評家魏慶之所編的《詩人玉屑》是宋代最後一部，也是最有體系的一部詩話總集。魏慶之選取北宋及南宋衆多詩話、筆記、文集著作中的詩論資料，然後根據他本人的詩學思想，將這些詩論按一定的體系分門分目編定爲一部著作。中國的《詩人玉屑》傳本只有二十卷，而日本正中元年（1324）本、朝鮮正統四年（1439）本、日本寬永十六年（1639）本皆作二十一卷，比中國傳本多出一卷“中興詞話”，而且卷二十、卷二十一中“禪林”、“閨秀”、“詩餘”門亦有許多條目爲中國明清以降的傳本所無。就文本而言，正中本、朝鮮本《詩人玉屑》也更接近於原貌，錯訛也更少。如黄昇《詩人玉屑序》明嘉靖本及清古松堂本云：“既又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宋朝諸公之詩”云云，黄昇作爲宋朝人不會稱本朝爲“宋朝”，這也不符合古人的習慣，而正中本和朝鮮本“宋朝”皆作“本朝”，優於明清刻本。再如《玉屑》卷三“唐人句法·寫景”引羅鄴詩云“水閣深知世界浮”，“閣”正中本、朝鮮本作“闊”，正與《羅昭諫集》卷三、《文苑英華》卷二三○所載文本相合，而《玉屑》的明清刻本作“閣”，似當作“闊”爲優。又卷六“點石化金”條引王琪語云：“采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黄金手也”，“類”正中本、朝鮮本作“纇”。所謂“痕纇”即錯誤、累贅之意，而“痕類”實乃不詞，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元至順本《修辭鑒衡》卷一載《古今總類詩話》引此條正作“痕纇”。另外，卷七引《細素雜記》，實乃宋人黄朝英《緗素雜記》之誤，而正中本、朝鮮本“細”正作“緗”，不誤。再如，卷十二“蔡伯衲詩評”條云：“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去清新，似方學語小兒，酷令人愛。”“去”字，正中本、朝鮮本作小字注文，乃是標“番”之音爲去聲，而明清刻本則一律訛爲正文。參照一下保存在臺灣“國家圖書館”中最早的《玉屑》刊本宋末元初本，就會發現，正中本、朝鮮本忠實地保存了宋本的原貌，不過宋本僅有二十卷，比正中本、朝鮮本二十一卷本要少一卷。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正中本《詩人玉屑》

從以上例子可以明顯看出，有些和刻本漢籍特别是著名的五山版漢籍，無論在版本的存真度、完整度上，還是在文本的準確度上都優於存於中國的版本，利用這些漢籍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無疑可以得到準確的文本。

四域外人士對中國古典文學文本的注釋

在日本學者、禪師用漢字撰述的著作中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最相關的是室町與江户時代的禪師與學者撰寫的有關唐宋詩的古注本。在室町時代，注釋最多的是有關蘇軾、黄庭堅、《三體詩》、《古文真寶》的書，而江户時代有很多關於杜甫、寒山子、釋貫休、釋惠洪、釋重顯、陸游、朱熹等唐宋詩人、詩僧詩集的注本，如江户時代出現的有關寒山詩的漢文注本，據筆者統計有：

《首書寒山詩》，寬文十一年（1671）刊本

連山交易《寒山子詩集管解》，寬文十二年（1672）刊本

白隱慧鶴《寒山詩闡提記聞》，寬保元年（1741）刊本

大鼎宗允《寒山詩索賾》，文化十一年（1814）序刊本

日本江户時代出現如此多的《寒山詩》古注本，從一側面反映了日本社會，特别是禪林對寒山詩的着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寒山詩通過日本鈴木大拙對中國禪宗的介紹傳到美國，深受美國所謂“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或譯爲“疲憊的一代”）的喜愛，寒山詩也被譯爲英文等多種外語，在世界範圍内傳播，這正證明了寒山詩的國際性與超越性。西方世界的“寒山熱”，正是受到日本“寒山熱”的影響，而上世紀的日本“寒山熱”一直可以追溯到江户時代，當時出現的寒山詩古注本正是這股熱潮的反映。

日本中世的禪林中，特别流行蘇軾及黄庭堅的詩，有所謂“東坡山谷，味噌醬油”之説；五山禪師又深受朱子學的影響，對讀書很重視，對學問也非常熱心，他們對蘇、黄的詩進行了詳細而深入的注釋，其規模甚至超過了中國學者的注釋。笑雲清三（1492—1520）將瑞溪周鳳（1392—1473）的《坡詩脞説》、大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遺芳》、桃源瑞仙（1430—1489）所講一韓智翊抄記的《蕉雨餘滴》和萬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等四部蘇詩注本，以及笑雲清三自己的注解，再加上江西龍派（1375—1446）的《天馬玉津沫》部分内容和唯肖得嚴、嚴中周噩等其他“坡詩講談師”講習蘇詩的文字，然後彙爲一編，取江河淮濟四瀆入海之意，定名爲《四河入海》，凡一百卷。全書内容極其豐富，規模之大，超過了中國歷代的坡詩注本。日本的坡詩古注本具有非常高的文獻價值，如大岳周崇所著的《翰苑遺芳》二十五卷，保存了大量的宋人所撰之蘇詩佚注，如南宋初年趙次公的蘇詩之注，以及施宿、顧禧、施元之的《注東坡先生詩》已經散佚的六卷中的内容。

黄庭堅是宋代江西詩派的鼻祖，對宋代詩學影響極其深遠，同時對日本的五山文學也産生了很大的影響，萬里集九所撰黄庭堅詩注《帳中香》二十卷、序一卷是一部重要的注本。是書注釋體例略同於《天下白》，而講説大意，分段注釋，更爲詳盡，凡山谷詩中所涉人物、時事、典故等，皆備引經史子集和釋氏書以注之。萬里集九曾自題其書後曰：

胡苕溪漁隱云，陳履常有一聯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司馬温公《進資治通鑒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合，豈偶然耶。余亦於《帳中香》而盡精力，猶如温公、履常二公也，但玉石之區别，同日亦可語之乎哉。

可見此書萬里集九傾注了甚多心力，可以補充、更正宋代任淵所注的黄詩。此外，月舟壽桂（1470—1533）所著的《山谷幻雲抄》也是一部重要的黄詩集注本。月舟壽桂，别號幻雲、中孚道人，日本臨濟宗幻住派僧，近江人。曾任京都建仁寺第246世住職。其爲人博學工詩文，曾隨天隱龍澤（1422—1500）學習漢詩文。著有《月舟和尚語録》、《幻雲文集》、《幻雲疏稿》、《史記抄》八卷、《黄氏口義》二十四卷等外，還編有《續錦繡段》一書。《山谷幻雲抄》引用了五山時代衆多學僧對山谷詩的注釋，有唯肖得巖（1360—1437）、江西龍派（1375—1446）、瑞巖龍惺（1384—1460）、瑞溪周鳳、希世靈彦（1403—1488）、蘭坡景茝（1419—1501）、天隱龍澤（1422—1500）、正宗龍統（1429—1498）、萬里集九、横川景三（1429—1493）、桂林德昌（1428—？）、祖溪德浚（生卒年不詳），以及月舟壽桂本人共十三家注釋。此書的體例同於《四河入海》，抄録諸家之説，間附以己意。該書對山谷詩中的名物、人物、地理等詳加注釋，並闡釋詩意，串講大意，而且還對黄詩中的精彩之處進行評論，如卷一《宿舊彭澤懷陶令》“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引“蕭云”（正宗龍統，號蕭庵）：“‘空餘’胸中煙鬱，非詩不能寫焉。‘空’字妙也，陶雖抱本朝心，天下非本朝天下，故曰‘空’也。‘九天上’言詩語清高不染塵俗也。”又引“《香》云”（萬里集九《帳中香》）：“‘空餘’二字，瑞巖君再三沈吟，實有味外味故也。”這種對用字的揣摩，類似於詩話中的論詩之語。

陸游是中國文學史上存詩最多的詩人，也是宋代的大詩人之一，據《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十六載：“蔣生沐藏陸詩選注鈔本，宋史温注。不甚佳。”此書可能是最早的陸詩注本，現在已經亡佚。在1980年代錢仲聯先生《劍南詩稿校注》問世之前，唯一存世的陸詩注本便是日本江户時代著名學者及漢學家市河寬齋（1749—1820）所著的《陸詩意注》、《陸詩考實》。《陸詩意注》6卷，選陸游各體詩歌525首，注釋比較簡潔，主要是對人名、地名及背景的注釋，但注釋形式同中國古代注釋一樣，引用了大量的文獻，如卷一第一首詩《寄酬曾學士學宛陵先生體比得書云所寓廣教僧舍有陸子泉在湖廣沔陽州遠致書於公》就引用了《渭南集》、《宋史》、《明一統志》、陸賈《新語》、李賀詩、《後漢書》、王逸《九思》、《史記》、《資暇録》、《唐·隱逸傳》諸書，相當詳實。但注文只是“意注”的一部分，還有不少注文相當於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評點，如卷一《晩泊慈姥磯下二首》其一“月碎知流急，風高覺笛清”注云：“風月佳趣。”簡言之，這些“意注”皆能以意逆志，而非出於臆斷，可謂放翁幾百年之後的異域知音。

寬齋除此書之外，還著有《陸放翁年譜》及《陸詩考實》。《陸詩考實》共三册，爲市河寬齋的自寫本，現藏於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是書第一册爲宋史本傳、《陸放翁年譜》以及各種關於《劍南詩稿》的跋文、著録。《陸放翁年譜》比較簡單，始於宋紹興元年（1131），陸游七歲時；止於開禧三年（1207），陸游83歲時，最後兩年的内容已經佚失。《年譜》共分紀年、時事、出處、詩四項，梗概地反映了陸游的一生，可以和同時代中國學人，如趙翼（1727—1814）的《陸放翁年譜》（見《甌北詩話》）及錢大昕（1728—1804）的《陸放翁先生年譜》（《潛研堂全書》所收）相參照。在如此相近的時代，中日兩國同時産生了三部陸游的年譜，也是令人玩味的文學史事件。《陸詩考實》第二册是陸游的《入蜀詩》共55題59首，第三册是《出蜀詩》凡79題81首。《陸詩考實》的特點與《陸詩意注》如出一轍，注釋簡短精悍，同時也引用了大量的典籍，如《入蜀詩》第一首詩《將赴官夔府書懷》引用了《入蜀記》、《南史·王僧虔傳》、《表異録》、皮日休詩、《（明）一統志》、《唐·南蠻傳》、《（太平）寰宇記》、《樂府（詩集）》、“顔魯公云”等資料。注釋也是以解釋人名、地名爲主，同時也交代詩句的背景，如《將赴官夔府書懷》“妄出丐鶴科”，《考實》云：“言紹興廿九年，公爲福州寧德縣主簿時。”正如其名“考實”所言，這些注釋確實有助於揭示陸詩的寫作背景，是一部知人論世的著作。

江户時代中期的廓門貫徹（？—1730）是日本曹洞宗的學僧，他對中國典籍有很深的了解，著有《注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復古老人卍山和南《注石門文字禪序》云：

前住那須大雄寺廓門徹公，二十餘年用心於此中，而一事一言盡考其所出，注之解之，編爲三十卷。開露覺範之藴奥於今日，揚般若波羅蜜之波瀾，潤色文字禪之枯槁，以爲見者慰歎。

廓門貫徹注釋此書所費心力甚多，二十餘年用心於此書，對釋惠洪詩文中的事典、語典“盡考其所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釋惠洪並不是宋代的大作家，但他與江西詩派諸人交往頗多，且有多種詩學及禪學著作傳世，是一位博學的詩僧。復古老人卍山和南《注石門文字禪序》云：“夫文字禪之現成，學問該博之所吐演，其典故訓詁不易解者，倚疊如山，而古來未有分疏之者，見者無不浩歎。”所以給《石門文字禪》做注，如果没有極高的漢學修養，同時對中國古典文獻極爲熟悉，那麽完成這樣的工作完全不可想象。廓門貫徹窮二十年之力注成此書，也是《石門文字禪》目前唯一的注本，疏通了《石門文字禪》中的典故字句，對於理解惠洪的作品功不可没。廓門貫徹的《注石門文字禪》體例近於李善《文選注》，引用了大量的内典外典，主要以人名、地名疏注以及詩句的出處爲主，同時還有部分的校勘。惠洪是一位深受江西詩派影響的作家，江西詩派作詩講究“無一字無來處”，廓門貫徹的這種注釋方式切合了惠洪創作的特點。廓門貫徹的注釋以釋事爲主，但其中也間插入他本人自己的見解，一般用“愚謂”的形式標出，這些見解不少很有見地，如卷一《桐川王野夫相訪洞山既去作此兼簡直夫》“鳳凰鸑鷟未入眼，今識鵷雛猶恨晚”，廓門貫徹注云：“愚謂，野夫與直夫必是伯仲之間耳，故此言從兄弟之美稱也。”又同卷《贈汪十四》“會當談笑取卿相”，廓門貫徹注云：“愚謂，此集多有‘取卿相’之句，皆本於杜詩。”指出了惠洪詩歌句法的淵源所自。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宋代很有成就的文學家，他的一些名篇如《齋居感興二十首》、《武夷櫂歌》在宋代就有注本，特别是前者還有大量的日韓注本，可能是東亞漢文學史上擁有最多注釋的組詩。據筆者統計，這些《感興詩》的日韓古注本有：

［日］林恕（鵝峰）《感興詩考》，日本内閣文庫藏林［大學頭］家寫本

［日］山崎嘉（闇齋）《感興詩考註》，日本明曆四年刻本

［日］山宫維深《感興詩解》，日本無窮會圖書館藏享保癸丑寫本

［日］奥井周齋《感興詩解》，日本無窮會圖書館藏安永三年寫本

［日］久米訂齋《感興詩筆記》，日本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寫本

［日］加藤延雪《感興詩考注紀聞》，日本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寫本

［朝鮮］宋時烈《感興詩劄疑》，載宋時烈《朱子大全劄疑》

［朝鮮］任聖周《朱文公先生齋居感興詩諸家註解集覽》，朝鮮時代刊本

［朝鮮］李宗洙《朱子感興詩諸家集解》，朝鮮時代刊本

如此多的注本，昭示了此組詩在東亞漢文學史上巨大的影響力，本書對《感興詩》的東亞注本做了詳細的研究。

韓國所藏仿《洪武正韻》大字本《雅誦》

除此之外，朱子的部分詩文也有朝鮮學者的校注。《雅頌》是朝鮮正祖李祘（1752-1800）在正祖二十三年（1799）所編的一部朱熹詩文選本，全書共八卷，前有正祖御制之序，全書按文體分類，卷一爲詞、賦、琴操，卷二爲五言絶句、六言絶句，卷三爲七言絶句，卷四、卷五爲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卷六爲五言律詩，卷七爲七言律詩、五言排律，卷八爲銘、題辭、文、贊，凡四百十五篇作品。這些作品，除有朱熹本人自注，用“原注”字樣標出外，還有朝鮮學者的校注。正祖之所以編纂一部朱子詩文選，完全與朱子學在朝鮮是占絶對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有關，而且這些作品有很大社會功用。正祖在序中説：

由今之時，造今之士，莫如學夫子之詩，而咸有所得於詠歎淫液之際。消融查（渣）滓，動盪血脈。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而非僻惰慢之志無以作。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可以興於斯，可以觀於斯，可以群於斯，而先王之詩教，庶幾窺其萬一。

簡直把朱熹的作品抬到與《詩經》同樣的高度。可能正是强調精讀朱熹作品的原文，這些注釋極其簡潔，主要解釋人名、地名，目的只是爲了疏通字句。有的注釋則是交代寫作背景，如卷四《卜居》詩題注云：“先生紹興癸亥春，母夫人遷居於屏山。淳熙乙未始居雲谷。”還有一些注釋對詩句進行簡單的校勘，如卷四《敬簡堂》“云何利害判”，注云：“‘害’疑作‘義’。”這是根據詩意做出的理校。另一些注釋則是總括詩意，如卷三《觀書有感》，其一注云：“言日新之功。”其二注云：“言力致之效。”同卷《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諸同游相與一笑》共十首詩，每首詩都有簡短的注釋，告訴讀者這首詩所要表達的微言大義，如第一首注云：“言道之全體。”這些注釋雖然簡單，但皆能從朱子學的理論語境出發，發掘朱子詩歌背後的理趣，可謂剴切之言。

這些唐宋詩的日本古注本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一些在中國失傳的唐宋詩古注就保存在這些漢籍之中。如南宋初年趙次公所作的東坡詩注，日本蘇詩古注本《四河入海》中保存了舊題王十朋所編的《王n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未見的大量趙次公注。通過《四河入海》，可以窺見趙次公注的原貌，即趙注不但有注文，而且還有趙次公唱和蘇軾的詩，這些“和蘇詩”更有趙次公之子的注釋。這種奇特的詩歌注釋方式也是中國古代注釋史上少見的。再如，宋人施元之、顧禧、施宿所著的《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被視爲蘇詩宋注中的精品，但目前僅存三十六卷，仍有六卷散佚不存，但幸運的是，在日本還保存著卷首施宿所撰的《東坡先生年譜》古鈔本，日本坡詩古注本《翰苑遺芳》中也保存著施顧注失傳六卷的佚文。

唐宋詩日本古注本的學術價值表現在：一，很多中國没有注本的唐宋詩集，在日本卻有詳細的古注本，如唐代的寒山詩，中國古代没有注本傳世，但在日本卻有四部漢文古注本。再如宋代詩僧雪竇重顯（980-1052）的詩集《祖英集》在中國亦無注本，但在日本卻有一部注本《冠注祖英集》。二，即使中國古代有注的唐宋詩集，日本古注本亦可以加以補充。杜甫的詩集在中國有所謂“千家注杜”之説，近年來亦出版了新注本，如蕭滌非先生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謝思煒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日本江户時代也有不少杜甫律詩的古注本，如宇都宫遯庵的《杜律五言集解》、《杜律七言集解》、佚名的《杜律要約》、大典顯常的《杜律發揮》以及津阪東陽的《杜律詳解》，韓國朝鮮時代亦有很多朝鲜人新撰注、譯、選的杜甫詩集，如《纂注分類杜詩》、《分類杜工部詩諺解》、李植的《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杜陸分韻》、《二家全律》、《杜陸千選》等，這些日韓注本皆有可以補充中國注本之處。三，唐宋詩日本古注本中還有不少部帙較大的唐宋詩的集注本，如日本蘇東坡詩集注本《四河入海》、日本黄山谷詩集注本《山谷幻雲抄》。這些集注本，彙集了日本中世時期蘇、黄詩的注釋，從中可以窺見五山禪僧會讀、講習、研究東坡詩及山谷詩的情貌，而他們研讀宋詩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明代，正是宋詩受到貶抑的時期。何以當時蘇、黄詩在中日兩國遭遇不同的命運，也值得從東亞漢文化圈的整體上加以考察。

總而言之，研究這批唐宋詩日本古注本，對於深化我們對唐宋詩的認識，了解唐宋詩在日本的閲讀與接受都具有極大的價值與意義。

五中國古典文學與東亞文化交流

由於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傳播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時空特色，同時與東亞漢詩發展的趣味息息相關，從而爲東亞比較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日本江户時代漢詩的發展就與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有很大的關係。江户時代早期的漢詩人，如石川丈山（1583—1672）提倡盛唐詩：“大拙翁云：‘蓋欲學作詩，先習盛唐人詩，初學者不宜看晚唐人詩。”（《北山紀聞》卷一《詩教》）江户時代中期，日本思想界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以荻生徂徠（1666—1728）爲代表古文辭學派（或稱“蘐園學派”）的興起，這一學派是以反朱子學爲特徵的。荻生徂徠主張復古，他受到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人李攀龍（1514—1570）和王世貞（1526—1590）的古文辭學説的影響，故在詩學上，古文辭學派主張學習明詩。所以在江户中期，出版了很多明詩選集和注本，如舊題李贄（1527—1602）編的《皇明詩選》、《續皇明詩選》，陳繼儒（1558—1639）句解、李士安補注的《明七子詩集注解》，李雯（1608—1647）、陳子龍（1618—1667）、宋徵輿（1618—1667）同編的《明詩選》，汪萬頃輯注的《新鐫出像皇明千家詩》，穆光胤删訂、明陳素藴校刊的《明詩正聲》，陳莢、李昂枝評選的《明九大家詩選》等等。同時相傳由李攀龍所編的《唐詩選》也流行一時，友野霞舟（1791—1849）《錦天山房詩話》云：

寶永、享保之際，詩人大率慕仿嘉、隆七子，以高華相矜，故刻飾雖美，餖飣可厭。其弊也，黄茅白葦，彌望皆是也。

這些明詩選集的出版並没有推動江户詩壇的進步，反而使當時的詩人陷入模擬剽竊古人的惡習中，所以到了江户中後期之後，一些漢詩人六如上人（1734—1801）、村瀨栲亭（1744—1818）、菅茶山（1748—1827）、山本北山（1752—1812）開始反對古文辭，提倡清新自然的宋詩，宋詩開始在江户詩壇上流行起來，友野霞舟《錦天山房詩話》就説：“寬政以降，世崇宋調，詩風一變。赤羽餘焰，幾乎滅熄。”久保善教《木石園詩話》載：“至延天之時，宋詩盛行，《瀛奎律髓》、《聯珠詩格》幾於家有其書矣。”《瀛奎律髓》、《聯珠詩格》之所以流行，與此書多選宋人之詩有很大的關係。在這股風潮下，江户詩壇開始大量刊刻宋代詩人的文集，如柏木昶（1763—1819）編的《宋詩清絶》、《續宋詩清絶》，大窪行（1767—1837）、山本謹（1771—1855）編的《宋三大家絶句》，大窪行、菊池桐孫（1769—1849）編的《廣三大家絶句》，卷菱湖（1777—1843）編的《宋百家絶句》，菅原琴、梁川卯編的《宋三大家律詩》陸續刊行，以及陸游的《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放翁先生詩鈔》、《增續陸放翁詩選》，范成大的《范石湖詩鈔》、《石湖詩》（《田園雜興》）、《范石湖四時田園雑興詩鈔》、《石湖居士蜀中詩》被翻刻刊印，都極大地促進了江户漢詩朝新的方向發展，也使江户漢詩更加成熟。從上可見，江户時代的漢詩發展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間並非單純的“接受與影響”的關係，江户詩壇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也是有選擇的，同時時代風會的變化也會影響到對中國文學的接受。

另一方面中國古典文學在域外流傳的過程中，還出現了變形，甚至翻案的現象，其中充滿了文化意味。本書研究了歐陽修《醉翁亭記》在朝鮮流傳的例子。朝鮮漢文學中對《醉翁亭記》的追摹並非直接的模仿，而是經過了變形與創新，從而等同於新的文學創作，譬如，至少有兩位朝鮮士人把《醉翁亭記》改編爲《醉翁亭賦》，如沈義、金麟厚皆作有《醉翁亭賦》。他們所寫的《醉翁亭賦》都突破了原作的格局與文體，同時將原記描寫的焦點從“亭”轉移到“翁”上，特别是“醉翁”内心世界的描寫上，與其説是“醉翁亭賦”不如稱之爲“醉翁賦”。朝鮮士人也將《醉翁亭記》作爲“記”體文學的範本，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影響並非是單純的效仿，仍是在原作基礎上有所創新，如尹斗壽《醒翁亭記》、權以鎮《勝滁亭記》、奇正鎮《醉石亭記》，都對原作有所突破。朝鮮文人在接受《醉翁亭記》的過程中，努力打破原作的文體形式與寫作格局，或破體爲之，或翻案爲之，造成一種新穎的效果，從而取得了藝術上的進步與創新。

域外漢籍研究對於理解東亞漢文化圈的文學交流也有著重大意義。在東亞漢文學交流史上，中國古典文學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古典詩歌中的贈答詩、唱和詩，頻繁應用於前近代東亞的外交場合。朝鮮使臣與中國士大夫、越南使臣與中國士大夫、朝鮮通信使與日本文人僧人、中國使臣與琉球學者、朝鮮使臣與越南使臣之間都留下大量的用漢語寫成的唱和詩如朝鮮所刊的《皇華集》就是明朝使臣與朝鮮文臣之間的酬酢之詩。從東亞外交唱和詩流露出的感情可以看出，域外人士對漢文化的認同，這些文獻是研究東亞漢文化圈、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好材料。

明萬曆年間，越南使者馮克寬（1528—1613）去北京參加明朝皇帝的萬壽節，在使館中與朝鮮使臣相遇，便有詩歌往返，其《答朝鮮使臣李晬光》説：“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聖賢書。”雖然兩國在地理上相距甚遥，但在文化心理上兩國非常相近，因爲兩國的文化都受益於儒家文化的沾溉。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越南使臣阮公沆（1680—1732）與朝鮮使臣在北京相遇，又以詩贈之：“威儀共秉周家禮，學問同遵孔氏書。”“周家禮”與“孔氏書”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共”、“同”兩個字，點出了兩國擁有共同的思想平臺。其後，越南使臣何宗穆在北京有詩贈朝鮮使臣云：“道理淵源攸一揆，衣冠禮樂卻同符。”胡士棟贈朝鮮國使云：“敷文此日車同軌，秉禮從來國有儒。”乾隆二十六年（1761），越南使臣黎貴惇在北京有詩《送朝鮮國使》也説：“異邦合志亦同方，學術本從先素王。”明代滅亡後，朝鮮與越南依然保持著明代的衣冠制度，詩中雖然强調兩國在“衣冠禮樂”上相同，但更多的是“道理淵源”即思想觀念都秉持著儒家的禮儀傳統。

從1607年到1811年，即朝鮮王朝後期與日本江户時代，朝鮮王朝向日本派出了12次通信使，與日本進行外交交流。朝鮮使臣與日本接待者之間留下了大量的詩歌唱和集和筆談集。享保年間刊刻的朝日唱和詩集《桑韓星槎答響》中，日本和尚月心説：“兩域山河同一天。”朝鮮使者姜柏也説：“吾邦即鄒魯，弦誦溢海東。規矩法中國，冠服華且穠。”兩國“同一天”的“天”並不是地理上的“天”，而是日朝兩國共同服膺的儒家文化。在這種朝日交往的場合，中國并不在場，但中國文化的影響無處不在，“規矩法中國”云云，説的是朝鮮不但在禮樂制度上效法中國，在思想觀念上也是秉承漢文化。

明人李之藻（1565-1630）説過：“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利瑪竇《天主實義》序）東西方之間的人尚且如此，何況同屬漢文化圈的東亞諸國知識人。從上面的詩歌中可見，其中一個關鍵字就是“同”，無論朝越使者之間，還是朝日使者之間，他們都在强調彼此文化間的“同”。“同”正是建立在東亞漢文化圈這個文化平臺之上的。在這個文化圈中，中國古典詩歌在外交與文化交流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只有浸潤在這個文化圈的人纔能理解這些詩歌背後的意藴。

六本書的主要内容

下面對本書的主要内容略做介紹。本書分爲三輯，主要以宋代文學研究爲例，來具體説明域外漢籍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

第一輯《域外遺珍：域外漢籍中所見宋代文學新文獻》。

第一章《宋代的東坡熱：福建仙溪傅氏家族與宋代的蘇軾研究》。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在宋代是一個研究蘇軾的世家，其成員著有多部研究蘇軾的著作，本章利用韓國所藏的孤本詩話《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所載的傅共《東坡和陶詩解》加深了我們對仙溪傅氏的認知。傅氏家族成員傅藻所著的《東坡紀年録》是宋代最著名的東坡年譜，此譜的特點就是嚴格依據東坡本人的作品來排定蘇軾的生平，並努力將其可考的作品一一繫年。此書在中國一直依附於舊題王十朋所編的《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而流傳於世，而在日本還保存著朝鮮所刊的《東坡紀年録》單行本。傅共的《東坡和陶詩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注釋蘇軾和陶詩的著作，也是一部新發現的宋人注蘇詩之作。傅共注蘇軾和陶詩注重釋意。傅共族子傅幹的《注坡詞》是現存最早的東坡詞注本，《注坡詞》在東坡詞的背景介紹、語彙解釋以及詞意闡釋上都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而其對蘇詞中“今典”的解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傅幹還用了“以蘇注蘇”的方法，用蘇軾的其他作品來印證其詞。總之，宋代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對蘇軾的研究不但對蘇軾作品有保存整理之功，而且推動了蘇軾作品的傳播與經典化。

第二章《〈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與蘇軾和陶詩的宋代注本》。本章以韓國所藏《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中保存的三部宋人所注的蘇軾和陶詩爲中心，討論了何以在宋代出現數量頗多的和陶詩注本。在宋人注宋詩中，宋人所作的蘇軾和陶詩注現存可見的多達四種，其中由南宋遺民蔡正孫所編的《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中的就有三種。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和陶詩宋注是施顧注蘇詩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兩卷，其注采取了李善注《文選》的方式，注重典故的勾稽，但亦能結合當時的時事箋釋坡詩。其最大的價值在於題下注，對和陶詩的背景及涉及的人物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傅共所著的《東坡和陶詩解》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蘇軾和陶詩注本。其注不但進行校勘，解釋典故，而且還能結合其本人親自踏訪東坡生前遺跡之經歷來注詩。蔡夢弼的《東坡和陶詩集注》以解意見勝，其闡釋受到了朱子學的影響。蔡正孫的《和陶詩話》是現存最早的蘇軾和陶詩研究專書，其注釋主要集中在和陶詩創作背景的介紹、和陶詩典故的補注以及和陶詩詩意的闡發上。蘇軾和陶詩的宋代注本或多或少與朱子學以及閩浙兩地的地域文化有關。

第三章《曾原一〈選詩演義〉與宋代“文選學”》。本章以《選詩演義》爲例考察了南宋時的“文選學”及其與南宋後期詩學之間的關係。南宋學者曾原一所編的《選詩演義》是一部僅庋藏於域外的孤本宋代“文選學”新資料，也是現存宋代唯一一部《文選》注釋書。編者曾原一對《文選》中39家詩人、165首詩，進行了詳細的解説。宋代詩學界出現了“選詩”的概念，當時學者從《文選》中將詩歌部分抽出來作爲學習的對象。《選詩演義》的編纂正是這一時代氛圍的産物。《選詩演義》與曾原一的文學思想息息相關。曾原一不滿於晚宋詩壇一味學習晚唐詩的偏狹，故《選詩演義》多選漢魏詩人之詩，而不甚重齊梁詩人，同時曾原一將最高的詩學標的設定爲《詩經》。受到詩騷闡釋傳統，以及晚宋詩學闡釋、真德秀《大學衍義》經義闡釋的影響，《選詩演義》的解詩方式呈現出一種“諷寓闡釋”的特徵，認爲“意在言外”，其解詩不重文字訓詁，而注重字面意的推演與發揮，體現了宋代“文選學”的新特點。

第四章《域外漢籍中所見宋代江西詩派新資料及其價值》。本章首次向學界公佈了30多首新見的江西詩派詩人佚詩，爲近年來發現的最大宗的江西詩派新資料。江西詩派是宋代影響最大的詩歌流派，其25位詩人有一半以上没有文集存世，有些詩人僅有數首詩歌流傳於世，但在域外漢籍中還保存著不少的江西詩派新資料，如《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中有2位江西詩人的佚詩，《續新編分類諸家詩集》則有11位詩人的29首佚詩。《聯珠詩格》的編者蔡正孫（1239—？）對入選的所有詩歌都有簡短的評點，可與同時代方回（1227—1305）《瀛奎律髓》評點及劉辰翁的詩歌評點相並觀。《聯珠詩格》有朝鮮學者徐居正（1420-1488）等人的增注，這些注釋既釋事又釋意，是東亞學術史上最早的江西詩派詩歌的注釋。江户漢學家宇都宫由的（1634—1709）的《錦繡段詳注》及五山禪僧月舟壽桂（1470—1533）的《續錦繡段抄》中有十數首江西詩派詩歌的注釋，是日本最早對江西詩派詩歌的研究。朝鮮與日本的注釋都可以視爲域外對江西詩派的早期接受。

第五章《域外漢籍中所見南宋江湖詩人新資料及其價值》。因爲南宋寶慶元年（1225）發生的“江湖詩禍”，南宋時所編的《江湖集》散佚不全。本章從《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中興禪林風月集》、《新選分類集諸家詩卷》等域外漢籍中共輯得33位江湖詩人69首佚詩。《聯珠詩格》共選入43位江湖詩人209首詩，每首詩都有編者蔡正孫的評點，這些評點完全從藝術角度入手，對衆多江湖詩的藝術特色與技巧進行了言約意豐的點評，迥異於蔡氏同時方回《瀛奎律髓》對江湖詩的苛評。蔡正孫的評點乃是目前數量最多、時代較早的江湖詩評點。朝鮮著名學者徐居正等人對每一首詩予以詳細注釋，這是東亞學術史上最早的江湖詩注釋及研究之作，其學術水準完全達到當今學者古籍整理的高度。日本漢籍《錦繡段》、《續錦繡段》也入選了大量江湖詩人的作品，這兩部書的注釋：宇都宫由的之《錦繡段詳注》、月舟壽桂的《續錦繡段抄》都對入選的江湖詩進行了詳細解釋。《中興禪林風月集》的注本也對入選的5首江湖詩予以了注釋。朝鮮活字本《選詩演義》中保存了江湖詩人黄文雷、利登多則論《文選》詩歌之語，是研究宋代《文選》學的寶貴資料。其他一些日本漢籍中也保存了不少江湖詩人的資料，如五山禪僧瑞溪周鳳（1392—1473）的日記《卧雲日件録拔尤》就有《中興江湖集》流傳到日本的明確記録。日本元禄八年（1695）翻刻的宋僧釋元肇（1189—？）的《淮海挐音》（中國已失傳）有江湖詩人趙汝回、周弼的兩篇序文，爲《全宋文》所未收。五山版南宋詩僧釋行海的詩集《雪岑和尚續集》（中國已失傳）亦有江湖詩人周弼的資料。而周弼所編《三體詩》的時間也可以通過室町時代的古注本《三體詩素隱抄》及明曆刊本《首書增注唐賢三體詩法》加以考得。

第六章《宋元之際古逸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考論》。本章對中國已經失傳的宋元之際于濟、蔡正孫所編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的文獻進行了全面研究。《聯珠詩格》融詩格、詩選、詩話及詩評等多種批評方式於一體，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際詩學發展的重要文獻。該書選取唐宋詩人一千餘首七言絶句，分爲三百餘格作爲詩歌的法則，每一首詩都有蔡正孫本人的評釋。這些評點著眼詩歌的藝術特色，可以和蔡正孫的另一部詩學著作《詩林廣記》相參照，保留了宋元之際遺民詩社詩歌評點的樣貌。《聯珠詩格》元代以後在中國本土失傳，但在日、韓兩國流傳不替，最早的版本爲日本的五山版和朝鮮的古刻本。《聯珠詩格》對於研究唐宋文學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及文學批評價值，此書保存了約400首《全宋詩》未收的宋人佚詩，其中既有宋代著名詩人的佚作，如趙蕃、劉克莊、戴復古、方岳、姜夔、趙師秀、謝枋得等都有一定數量的佚詩，亦有一大批《全宋詩》未收的南宋江湖詩人、遺民詩人的作品。《聯珠詩格》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該書中不少詩歌直接描寫了當時的一些社會歷史事件，一方面使這些詩歌具有了史料價值，另一方面一些模糊的歷史事件也因這些詩歌得到了具體的呈現。《聯珠詩格》真切呈現了晚宋的社會歷史現實，反映了蔡正孫强烈的遺民意識、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也折射了丙子兵禍（1276年元兵滅宋）給士人心靈造成的創傷，從入選的詩歌中也可看出當時遺民的心態。蔡正孫的詩歌評點，清晰地反映了他對社會及歷史的見解，在南宋遺民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第二輯《域外受容：宋代文學在域外的傳播與接受》。

第七章《歐陽修〈廬山高〉、〈醉翁亭記〉在朝鮮漢文學中的追摹與變形》。本章探討了歐陽修的兩篇名作《廬山高》與《醉翁亭記》在朝鮮流傳的情況。早在高麗時期，歐陽修的作品就流傳到東國，其文集在朝鮮也多有流傳與翻刻，不過在朝鮮時代，其創作的《廬山高》與《醉翁亭記》兩篇作品在朝鮮得到了最多的追摹與仿作。究其原因，就在於其文體與藝術上的獨創性。朝鮮文人在追摹《廬山高》時，有的完全繼承原作的韻律，但在内容表達上加入了東國的元素；有的則完全突破原作，采取“以文爲詩”的方式，進行再創作。對於《醉翁亭記》則幾乎没有亦步亦趨的模仿之作，有的是“變記爲賦”，寫作《醉翁亭賦》，將寫作的重心從亭轉移到醉翁，描寫醉翁的心態；有的是對記體文學上進一步突破與創新，創作了諸如《醒翁亭記》、《勝滁亭記》、《醉石亭記》之類，既與《醉翁亭記》相關聯，又有所突破的作品。在前近代的東亞漢文化圈，中國古典文學是東亞漢文學的本源，東亞其他國家的漢文學受到中國文學的沾溉與滋養，同時也生發出許多創新與變形。由於東亞漢文學屬於同一系統内的文學創作，所以以“推源溯流”法爲基礎建立東亞漢文化圈内的比較文學，在方法論上極具可行性與操作性，可以豐富比較文學的理論建構。

第八章《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在東亞社會的傳播與影響》。本章將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放在東亞中日韓漢文學的語境中，考察其在三國的流傳與影響。《感興詩》的内容涉及理學本體論、道統論、正統論，對儒家經典錯訛的看法、對當時教育及科舉制度的批判，以及對佛、道所謂“異端”的排斥。其影響力不但在中國自宋迄清不衰，而且遍及東亞漢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兩國。《感興詩》在中國不但是士人經常寫作書法的對象，而且曾刊刻於石，塑造了其經典性，但其主要的傳播方式是注本、追和以及評論。本章仔細考訂了中國宋元明清時代多部《感興詩》注本，努力揭示其注釋特色；又簡略勾勒了自宋至清追和《感興詩》的作品。中國對《感興詩》的評論主要分爲兩類，一類是從文學層面來看《感興詩》，一類是從思想價值層面來看《感興詩》，無一不對《感興詩》給以很高的評價。《感興詩》在日本也有多部注本，本章以其中影響最大的山崎闇齋《感興詩考注》及其衍生文本爲例，説明日本《感興詩》注本的特色，及其與日本朱子學的關係。《感興詩》在朝鮮有比中國和日本還要廣泛而深入的影響，這主要與朱子學在朝鮮時代是主導學説有關。朝鮮士人不但書寫、吟誦《感興詩》，還以詩句中的辭彙作爲自己書齋的名稱；並且士人還在日常講習中討論《感興詩》。在朝鮮還産生了兩部《感興詩》集注性質的著作，即任聖周的《朱文公先生齋居感興詩諸家注解集覽》以及李宗洙的《朱子感興詩諸家集解》。通過《感興詩》這一個案，我們可以看到，面對朱子的同一組詩，東亞社會士人的接受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這也顯出東亞三國對朱子學接受的不同面向。

第九章《文人傳記的不同書寫——〈宋史筌〉、〈宋史〉文人傳、〈藝文志〉書寫之比較》。本章比較了中國元代所編《宋史》以及朝鮮時代所編《宋史筌》對宋代作家傳記的書寫。朝鮮正祖李祘君臣有鑒於《宋史》的蕪雜無緒，並認爲宋朝的風氣人物與朝鮮相似，宋朝歷史對朝鮮有勸戒作用，所以對《宋史》加以重編，編成148卷的《宋史筌》。《宋史筌》除了在體例、分類、編排上與《宋史》有不少差異以外，在歷史書寫上也有不少差異。《宋史筌·文苑傳》共入選作家94人，附録24人，共118人；而《宋史·文苑傳》入選82人，附録13人，共95人，兩者相重者87人。與《宋史·文苑傳》相同的是，《宋史筌·文苑傳》也是收録北宋文人多，而南宋文人少；不同的是，《宋史筌·文苑傳》將《宋史》中未列入《文苑傳》並單獨成傳的文人也收録其中，除了收文人以外，《宋史筌·文苑傳》還收録了一些史學家和學者，擴大了《文苑傳》的範圍。《宋史筌》之《蘇軾傳》與《王安石傳》主要是在《宋史》本傳的基礎上删節而成的，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而《朱熹傳》則增加了不少内容，這些内容有助於理解朱子形象的完整性。《宋史筌》在删節的過程中，有的地方删節過甚，從而造成了史實的錯誤與邏輯的混亂。還有不少地方，《宋史筌》對於《宋史》的錯誤未能加以糾正，而沿襲其誤，甚至有的地方還增加了新的錯誤。《宋史筌·藝文志》主要利用《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録解題》等資料編纂而成。就集部而言，在傳統的楚辭、總集、别集、文史四類之外，又增加了“奏議類”；並在一些典籍的歸類上，也與《宋史》有明顯的差異。《宋史筌·藝文志》雖然糾正了《宋史·藝文志》不少錯誤，但其總體的著録上並没有超過《文獻通考》的範圍。

第三輯《域外版本：宋代文學典籍的域外刊本及其價值》。

第十章《朝鮮活字本李壁〈王荆文公詩注〉之文獻研究》。南宋李壁所作的《王荆文公詩注》（下簡稱《詩注》）是宋人注宋詩中的精品。李注最早的版本爲宋眉州本及撫州本，眉州本亡佚已久，撫州本僅存十七卷。《詩注》目前的通行本是元本，元本是經過宋末元初詩歌評點家劉辰翁删節的元大德五年（1301）王常刊本。王常本对宋本的李注进行了大量删節，同時删除了大部分“補注”，但仍保存了宋本部分“補注”。日本蓬左文庫發現的朝鮮活字本《詩注》集合了宋本及元王常本《詩注》的特徵，即朝鮮本保留了被劉辰翁删削的大量李壁原注及“補注”、“庚寅增注”，亦有劉辰翁的評點。朝鮮本與王常本不但注文有差異，正文也有不同之處。兩者注文的差異除卻有無删削之外，也頗有異同。朝鮮本有一些詩不見於王常本，可能王常本刊刻時刊落了，而且王常本與朝鮮本注文位置也多不同。王常本的注文是章節附注，即在每首詩的正文之後，評則爲雙行夾注，插在正文之間；而朝鮮本的注文爲内文夾注，注文在每句詩之下作雙行夾注。王常本對宋本的李壁注多有删節，但仍保存了宋本一些注文，且不見於朝鮮本李壁注。王常本又保存了數十條朝鮮本未收的劉辰翁評點。《永樂大典》殘卷中也引到《詩注》，《大典》所收的《詩注》的底本是宋本，而非王常本，其文字與朝鮮本幾乎完全相同。“補注”並不是朝鮮本所獨有的，王常本亦有“補注”，有時在卷末單列出來。有時朝鮮本的“補注”與王常本的正注相重合，朝鮮本的“補注”與“庚寅增注”亦有相重複之處，王常本正注也有同於“庚寅增注”的地方，此外還有朝鮮本之“補注”作王常本之正注，朝鮮本之正注作王常本之“補注”，朝鮮本之“庚寅增注”作王常本之正注的情況。於此可見，李壁注版本的複雜性。同時朝鮮本《詩注》也有不少脱誤之處。

第十一章《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正中元年（1324）跋刊本〈詩人玉屑〉考論——兼論〈詩人玉屑〉在日本的流傳》。《詩人玉屑》是南宋最後一部詩話總集，也是研究晚宋時期詩學思想的重要文獻。《詩人玉屑》版本衆多，中國國内的版本主要是二十卷本系統，而日本和朝鮮的刊本則爲二十一卷本系統。日本正中元年玄惠跋刊本是目前最早的二十一卷本，也是連接中國版本與日韓刊本的紐帶。正中本的底本來自於宋本，從版本的行款，到刊刻的風格，以及文本的準確度都是最接近於宋本的版本。正中本又有宋本没有的卷二十一，即在“詩餘”之後又多出一門“中興詞話”。《詩人玉屑》東傳到日本，其不但爲日本帶來了中國本土流行的宋代詩學，而且因其具有詩歌創作指南的性質，故從日本中世時期到明治時期，多次被刊刻，成爲詩學教科書，在日本流傳頗廣。《詩人玉屑》在晚宋刊印後不久就流傳到日本，日本很快就有了翻刻本，即正中本，正中本又流傳到朝鮮，明正統年間朝鮮又以此爲底本刻成了朝鮮本，後朝鮮本又回傳到日本，日本寬永十六年（1639）又以朝鮮本爲底本翻刻成寬永本。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流寓日本期間讀到寬永本，發現了不同於中國二十卷傳本的域外刊本系統，遂以寬永本爲校本對《玉屑》進行重新校勘和增補，後其哲嗣王仲聞先生對王國維校本加以點校出版，這個點校本遂成爲我們今天閲讀《詩人玉屑》的通行本。《詩人玉屑》在東亞的流傳是所謂東亞“書籍環流”的又一個典型案例。

第十二章《和刻本宋代筆記譾論》。“和刻本宋代筆記”是“和刻本漢籍”中的一種類型。從現存的和刻本宋代筆記來看，數量並不多，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首先，有些和刻本宋代筆記保存了宋代原本的面貌，在卷帙上比中國的傳本要完整，最典型的是日本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實類苑》，此書的中國傳本爲六十三卷，而日本元和七年（1621）刊刻的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實類苑》則爲七十八卷全本。和刻本的序跋可以考鏡宋代筆記在日本的流傳、刊刻情況以及日本學人對筆記的評論。宋代筆記流傳到日本後，日本刊刻者往往會根據日本讀者的需要對宋代筆記原本做一些加工，包括對原書的增入校勘、插圖和注釋等，特别是宋代筆記的注釋最有學術性，如大槻誠之所著的《入蜀記注釋》就是東亞對陸游《入蜀記》最早的注解。宋代筆記很早就傳入日本，日本文獻中記録了宋代筆記在日本被閲讀與刊刻的情況，如室町時代禪僧日記中就有當時五山僧侣閲讀宋代筆記的記載，而江户時代各書肆的出版目録則記録了宋代筆記在日本被翻刻的情況。

七結語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國古典文學作爲擁有悠久學術史的學科，其研究史已經有非常豐厚的積累與沉澱，如何在21世紀進一步創新和拓展是衆多古典文學研究者必須思考的時代課題。從域外漢籍切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利用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用漢語書寫的海量的文學文獻，可以爲古老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注入新的血液，既提供了一大批新材料，提煉出一系列新問題，也可以爲古典文學研究提供新方法。

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上，從域外漢籍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著還不多見，本書嘗試以宋代文學研究爲例，來展現域外漢籍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作用與意義，將來會擴展到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利用域外所存的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可以擴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空間，增加大量從前研究者未曾利用過的新材料，並利用這些資料重新反思傳統中國文學史的敘述，甚至可以改變和深化我們從前對中國文學史的認知。將域外漢籍研究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結合在一起，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研究，兩者的視域融合無疑會産生新的學術意義與學術範式。本書强調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納入到整個東亞漢文化圈中加以觀照的方法，即張伯偉先生提出的“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的理念，以此來考察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社會的流動、影響、接受與變形，探究東亞各國知識人如何内化、發揮與改造中國古典文學經典的，並闡發其流傳與影響背後的思想文化語境，從而從更廣闊的視角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意義。

總之，域外漢籍研究不以“發現”爲貴，而以“發明”爲學術的標的。儘管域外保存了很多珍稀的文獻，但介紹這些資料並不是最終的目的，抉發文獻背後的文化史意義纔是更爲高遠的學術境界。

陳寅恪《陳寅恪集·陳垣〈敦煌劫餘録〉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
關於“域外漢籍”的定義，參見業師張伯偉先生《域外漢籍答客問》，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会科學版）2006年第1期，後收入張伯偉師《域外漢籍研究論集》附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羅國威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參見張伯偉師《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又張伯偉師《論唐代的詩學暢銷書》，載《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又參見曹小雲《日藏慶安本游仙窟校注》，合肥：黄山書社，2014年。
關於金剛寺本《游仙窟》，參見山崎誠《鐮倉時代末期寫游仙窟有注本殘卷影印翻刻并に解説》，原載《鐮倉時代語研究》第八輯，東京：武藏野書院，1985年，後收入其所著《中世學問史の基底と展開》，東京：和泉書院，1979年。又參見東野治之所編的《金剛寺本游仙窟》，東京：塙書房，2000年。
參見卞東波《〈詩淵〉所引張逢辰〈菊花百詠〉考》，載卞東波《宋代詩話與詩學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最近朱剛、陳玨先生著的《宋代禪僧詩輯考》收録了《江湖風月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又參見張聰《〈江湖風月集〉研究》，南京大學文學院2012年碩士論文。又參見王汝娟《松坡宗憩〈江湖風月集〉成書與解題》，載王水照、朱剛主編《新宋學》第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參見柳田聖山《〈江湖風月集略注〉解題》，載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十一輯，京都：臨川書店，2000年。
《高麗時代漢詩文學集成》本，首爾：民昌文化社，1994年影印本。《高麗大覺國師文集》，黄純艷點校，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
參見鮑志成《高麗寺與高麗王子》附録四《義天的中國師友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版。
劉尚榮《黄庭堅詩集注》點校本前言，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五山版《冷齋夜話》已經由張伯偉師點校出版，參見張伯偉師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關於寒山詩的日本古注本，參見卞東波《寒山詩日本古注本的闡釋特色與學術價值》，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又參見張石《寒山與日本文化》，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
參見上村觀光《応仁乱より観たる五山の学問》，載《五山文学全集》别卷，京都：思文閣，1973年。又參見芳賀幸四郎《五山文学の展開とその様相》，載《国語と国文学》第34卷第10號，1957年。
“大岳”有時也寫作“太岳”，但現存大岳的手跡，自署寫作“大岳”，見上村觀光編《五山詩僧傳》，東京：民友社，1912年，第167頁。
萬里集九《笑雲三公侍史所謄書〈帳中香〉跋》，見市木武雄《梅花無盡藏注釋》第七，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93年，第562頁。
月舟壽桂生平參見上村觀光編《五山詩僧傳》，東京：民友社，1912年，第354—357頁，又參見玉村竹二《五山禪僧傳記集成》，東京：講談社，1983年，第160—161頁。另外，幻雲還著有東坡詩的抄物，見於米澤市立圖書館所藏的東坡詩抄中。
關於《幻雲山谷抄》，參見根ヶ山徹《月舟壽桂講〈山谷幻雲抄〉考》，載《東方學》第115輯，2008年1月。
邵懿辰撰，邵章續録《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第745頁。
關於《陸詩意注》，參見郝潤華《市河寬齋及其〈陸詩意注〉》，《文獻》2003年第4期，第170—177頁。關於《陸詩考實》，參見都軼倫《市河寬齋〈陸詩考實〉研究》，《文獻》2015年第1期，第141—153頁。關於市河寬齋所作的陸游年譜，參見一海知義《市河寬齋の“陸放翁年譜”》，載《日本中國學會创立五十年記念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中譯本《市河寬齋的〈陸放翁年譜〉》，載一海知義著、彭佳紅譯《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以及金明蘭《市河寬齋撰著〈陸放翁年譜〉考》，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八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關於廓門貫徹的學術淵源與《注石門文字禪》的特色，參見陳自力《日僧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評述》，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0期；張伯偉師《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譾論》，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又見《注石門文字禪》點校本前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關於朱熹的文學成就與文學活動，參見莫礪鋒先生《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著録蔡模《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陳普《文公朱先生武夷櫂歌注》。
關於江户漢詩與中國文學理論的關係，參見松下忠《江户時代の詩風詩論：明·清の詩論とその摂取》（明治書院，1969年；中譯本，范建明譯《江户時代的詩風詩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
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九卷《錦天山房詩話》，東京：文會堂書店，1920—1922年，第392頁。
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九卷《錦天山房詩話》，第406頁。
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七卷《木石園詩話》，第518-519頁。
參見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載《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