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域外遺珍：域外漢籍中所見宋代文學新文獻

第一章 宋代的東坡熱：福建仙溪傅氏家族與宋代的蘇軾研究

一 問題的提出

2013年底的一則新聞，不但引爆了收藏界，而且使宋代的一個家族也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是年9月，中國收藏家劉益謙在紐約蘇富比拍賣行以800多萬美元拍得蘇軾手跡《功甫帖》，但隨後上海博物館三位專家指該帖乃“清代雙鈎廓填僞本”。媒體同時也報導了《功甫帖》上有一個騎縫印，後經鑒定，爲“義陽世家”印。《功甫帖》的真僞到底如何，不是本文討論的議題，吸引筆者注意的是這方“義陽世家”印。即使該帖是清人的摹本，帖上的“義陽世家”印也一定是原本所有的。“義陽世家”印同時也出現在宋人徐鉉《私誠帖》、黄庭堅《嬰香帖》等北宋書法作品上。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吕公綽《真誨帖》、《致邃卿學士尺牘》中也有“義陽世家”騎縫印，並伴有朱文印“莆陽傅氏”。據《漢書·傅介子傳》載，漢昭帝時，傅介子出使西域，計斬樓蘭王，功封義陽侯。傅氏便以義陽爲郡望，後來義陽傅氏在唐五代時又移居到福建莆田，故“義陽世家”即是“莆陽傅氏”，也就是本文討論的仙溪傅氏。可見，蘇軾的《功甫帖》曾經爲仙溪傅氏所收藏，而仙溪傅氏與蘇軾的因緣並不止於此。可以説，福建仙溪傅氏是宋代研究蘇軾的世家。

北宋後期以來，宋人興起了一股追崇熱愛東坡的熱潮，仙溪傅氏對蘇軾的研究則是這股熱潮中一朵絢爛的浪花。宋孝宗形容南宋初的東坡熱潮時説：

（東坡）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

雖然“家有眉山之書”可能有點誇張，但隨著元祐黨争的消彌，在科舉的推動下，東坡成爲南宋初年士子争相效仿的對象則是事實。對東坡的熱愛，不止於當時的年輕士子，即使他的政敵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不世出的天才，蔡絛《西清詩話》卷上載王安石語：“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晚年因爲黨争，被一貶再貶到當時的蠻荒之地儋州，但這一切都不能阻擋時人對他的敬愛，他的作品依然像插上了翅膀一樣在中原大地流傳。朱弁《曲洧舊聞》卷八載：

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韻”是宋代評文評人時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術語，“不韻”猶言没有文化、俗氣。下面這則故事，以一種誇張的方式顯現了東坡在宋代受歡迎的熱度，李廌《師友談記》載：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説爲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

爲了看東坡的文集，竟然忽略了嬌妻，罔顧家庭幸福。文中的“雕本”一詞值得注意，宋代東坡熱的形成，當與彼時興起的印刷術有很大的關係。不過，這僅是東坡受追捧的外在原因，其内在原因當然是東坡超凡的人格魅力，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四記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絶。故其簡筆纔落手，即爲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於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爲士大夫所愛。

“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無疑是東坡在身前受到追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試想古今有幾人能夠與人“傾盡城府”？宋代産生了很多學問上“苞括宇宙”式的巨人，東坡即爲最出色的代表。舊題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序》云：

東坡先生之英才絶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説、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n，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

這段話概括了蘇軾在學識上的全才以及讀書的廣博，正是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造就了宋代一直持續不退的“東坡熱”。

宋代“東坡熱”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本朝人東坡研究的大規模展開。一方面是多部東坡年譜的編纂，現存宋人所編東坡年譜至少有何掄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王宗稷的《東坡先生年譜》、施宿的《東坡先生年譜》及傅藻的《東坡紀年録》。另一方面就是宋人注蘇詩的出現，現存的蘇詩宋注有施元之、顧禧、施宿所著的《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目前殘存三十六卷）、舊題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已經散佚但仍有殘本存世的《集注東坡先生詩前集》；另外還有已經全部散佚，但可以部分恢復的趙次公注東坡詩。這些宋人所編的東坡年譜、蘇詩宋注都是宋代本朝人研究東坡的第一手資料，價值極大。在宋代研究東坡的熱潮中，有一個值得注目的現象，就是福建仙溪傅氏家族至少有三位成員都著有研究東坡的著作，即傅藻的《東坡紀年録》、傅共的《東坡和陶詩解》以及傅幹的《注坡詞》。

二 宋代的福建仙溪傅氏家族

福建由於在晚唐五代時少受戰亂之禍，又有大量人口避禍遷入，兼以北宋長期休養生息，因此經濟、文化都得到長足的發展。宋李俊甫《莆陽比事》卷一云：“莆介泉、福之間，負山阻海，五季亂離，所在日尋干戈，莆獨賴以免……。”到南渡之後，福建更成爲當時的印刷業中心，因而也成爲文化的重心，朱子學之産生就與福建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朱子學也因此被稱爲“閩學”。宋代特别是南宋時期，福建産生了大批的作家、學者和理學家，朱子説：“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這主要指，到了南宋後，由於文化南移以及地緣的因素，福建在文化上的地位越來越突出。

本文所要討論的“仙溪”，即今天的福建省仙游縣，隸屬於今天的莆田市，宋時仙溪與莆田皆屬於興化軍。從地圖來看，今天的莆田市位於福建中部的臨海地區，仙游則位於莆田之腹地，並不臨海，《仙溪志》卷一載其地理形勢云：

仙游之境，南際温陵，東抵莆田，雖在重岡複嶺之中，而官道坦夷，行者便之。莆、泉之趨國都者，皆阻於大義渡，邑有山路三，東出游洋，西出九座、德化，士夫、商賈咸道此爲捷徑焉。

仙游雖處於重山之中，但由於交通的便利，成爲莆田、泉州等官商人士赴當時行在臨安的捷徑。《仙溪志》卷一稱仙溪“真東南之壯邑”，可見到了宋代，仙溪成爲東南的重鎮。

更重要的是，仙溪地區文教比較興盛，故文化氣息濃厚，李俊甫《莆陽比事》卷一載：“莆爲文物之地舊矣……國家涵養日久，迄今有三家兩書堂之諺云（干戈不動，弦歌相聞）。”《（弘治）八閩通志》卷三即稱：“莆地狹人貧，唯以讀書爲業。”宋人陳襄云：“天下士儒，唯言泉、福、建、興化諸郡爲盛。”士子潛心讀書，直接帶動了科舉的興盛，邑人蔡襄曾云：“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絶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仙溪志》卷三亦云：“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蟬聯，簪纓鼎盛，甲於他邑。”宋代考上進士的仙游籍士人非常多，而以家族言，傅氏家族是仙游著名的科舉世家，該家族成員考上進士從而參與到朝廷及地方事務者甚多，這其中以傅楫一支所出人才最多，影響也最大。現參考相關文獻，將活躍於宋代的傅楫一門有關文化名人鈎稽於下：

傅楫（1042—1102），治平四年（1067）進士。少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後歷太原府大谷縣令、知吉州龍泉縣，除太學博士、太常博士。徽宗即位前爲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徽宗即位後，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後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晚年以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卒後贈少師。有文集三十卷。

傅諒友（1067—1118），楫子。紹聖元年（1094）進士，初爲蘇州吴縣主簿。歷宿州蘄縣令、尚書祠部員外郎，改膳部員外郎。知和州，未赴而卒。諒友天資恬淡，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黄老之書，無所不讀。歌詩賦頌、表牋傳記、箴銘紀志之文，甚工，有《冰廳文集》藏於家。

傅謙受，楫子。以父色補承務郎。自少刻苦，六經子史，下至隂陽道釋之書，無不涉獵，而尤長於詩。倅新安，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卒。

傅誼夫，楫子。元符三年（1100）進士。授編修職方、吏部員外郎、知東平府，改開德府、兵部侍郎，贈左中奉大夫。

傅求，楫從子。元祐六年（1091）進士，官通直郎。

傅權，楫從子。元祐間，爲太學學録。元祐六年（1091）進士。時太皇太后高家府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藝兼著者。祭酒司業以公名應命，至高氏皆尊之曰傅夫子。

傅希龍，楫從子，與從兄權、求同登元祐六年（1091）進士，官漳州漳浦令。以承議郎知漳州。時二蔡（蔡京、蔡卞）當國，不肯附之。崇寧間，詔具元符上書姓名黨籍，公與焉。

傅巖，楫從子，紹聖元年（1094）進士，授户部户漕。

傅佇（1084—1151），楫孫，重和元年（1118）進士，授滄州無棣縣主簿，調泉州南安縣丞，遷知晉江縣。轉南劍州通判，官至朝奉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

傅汶，佇長子。以父蔭補官，初調汀州清流縣尉，遷知將樂縣，尋倅廣州；擢知貴州，以薦提舉江西茶鹽事，改知德慶府。官終朝請大夫。

傅淇，佇次子。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調潮州潮陽縣尉，改知温州平陽縣，歷監察御史。遷宗正少卿，除提點浙東刑獄，提點浙西刑獄，知泉州，後除知温州，以疾卒，贈莆田開國縣男。

傅義央，楫裔孫。元符三年（1100）進士，官兵部侍郎。

傅知柔，楫從孫。宣和三年（1121）以上舍登進士第，授循州判官。擢知漳州龍巖縣，調泉州僉判，轉朝請郎，調福州府僉判，卒。

傅知新，知柔之弟。紹興十八年（1148）特奏名。

傅汝霖，知新子。開禧元年（1205）特奏名。

傅牧，知柔從侄，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授長溪縣尉、浙西運幹。

傅誠，牧子，淇從子。嘗從朱熹學，淳熙八年（1181）進士。授泉州永春縣尉。除廣南監幹，改知青陽縣，尋除提轄文思院。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

傅諴，誠弟。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倅無爲軍，改除宗正寺簿，擢淮西漕。召除尚書左司郎中。

傅大聲，誠從子。淳熙十四年（1187）進士，主福清簿，調廣州教授，改知汀州邵武縣，遷通判循州，累官至朝奉大夫。

傅丙，楫之曾孫。淳熙八年（1181）進士，授無爲教授。

傅公稜，楫之曾孫，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授贛縣尉、長溪縣尉。

傅益，楫裔孫。淳熙十四年（1187）進士，授總領兩淮運司幹。

傅熺，楫之諸孫。紹熙四年（1193）進士，授嚴州教授。

傅學古，丙子。嘉定七年（1214）進士，授縣尉。

傅燁，公稜子。嘉定十三年（1220）進士，官泉州司户。

傅萇，楫之諸孫。紹定二年（1229）進士。

傅一新，楫之諸孫。寶祐四年（1256）進士。

傅炎發，大聲侄。景定三年（1262）進士，官政和縣尉。

傅夢澄，知新孫。咸淳元年（1265）進士，官德化縣尉。

傅登炳，楫之諸孫。咸淳十年（1274）進士，授建寧教授。

傅虎臣，楫之諸孫。咸淳十年（1274）進士，授永福縣尉。

傅雷龍，楫之諸孫。咸淳十年（1274）進士，授閩清縣尉。

從上可見，仙溪傅楫一族在宋代家門很盛，至少有20多人考上進士。陸游曾云：“宋興，仙游隸興化軍，而傅氏巨公顯人始繼出矣。”仙溪傅氏家族確實是在宋代開始興起的，出現了一大批文化名人，而且是人才輩出。近人張琴云：“七傳至少師，傅氏之族遂大。”“少師”即傅楫，傅楫在仙溪傅氏家族的崛起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傅氏家族影響最大的一支就是傅楫一門。宋李俊甫《莆陽比事》卷一引《桂籍堂記》云：“父與子偕第進士者，……傅楫子諒友、誼夫，傅牧子誠、諴。餘見三世登雲，四代攀桂，諸門者不重出。”一家四世同登進士第，可謂一時盛事。仙溪傅氏後人元代傅定保曾云：“（傅氏）三百年間，科第蟬聯，簪裳舃奕，望於二州。”清代後裔傅致遠亦云：“終有宋之朝登進士二十六人，特奏名進士十八人，策名天府桂籍者三百餘人，衣冠文物頗爲稱盛。”仙溪傅氏有如此衆多的人物登第在宋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確實可稱爲當時的文化世家。從宋代開始，仙溪傅氏家族因爲重視文化傳承與家族教育，通過科舉，培養了很多人才，而且綿延數世。近人江春霖《重修傅氏族譜序》云：“羅峰傅氏爲仙游望族，自宋少師楫後，歷元及明，代有傳人。”清人陳中説：“（傅氏）有父子兄弟同登龍虎榜者，同策名天府者，同應貢太學者，同世賞入仕者，非唯一世爲然，歷十餘世無不皆然。”傅氏之所以能夠歷十餘世而不衰，與家族内部重視文教，注重文化傳承有很大的關係。

傅氏家族的成員多有在朝廷或地方任職的經歷，《仙溪志》卷三專門列“一門監司郡守”一條就是以仙溪傅氏爲例的。仙溪傅氏家族的成員在官場上表現不俗，顯示出良好的家風，如傅希龍還因爲不阿附權臣蔡京、蔡卞而遭到打擊，這也顯現了傅氏的風骨。清人傅冠英云：“傅氏以世德厚而忠孝澤長，蓋觀於少師金石楫公，承議郎希龍公，刑部郎中諒友公，兵部侍郎誼夫公，光禄大夫佇公，直龍圖閣開國男淇公之數人者，轟轟烈烈，節秉忠貞，皆以綱維乎世宙，爲名教之功臣。”此言也並非完全出於族人的揄揚，而是有事實依據的。傅氏除在政事上有業績外，在文學上亦多有亮點，如傅佇“文章豪邁絶人，而其詩尤工”；傅諒友著有《冰廳文集》，傅謙受亦“博學能詩”，傅知柔著有《香風遺文》，傅誠亦有《雲泉霜林遺稿》。另外，傅誠還是朱子的傳人。總而言之，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在宋代是一個典型的融官員、文人與學者爲一體的士大夫家族。傅氏家族與蘇軾有很深的因緣。遼寧博物館藏唐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在“莆陽傅氏”印下，還有一方“清叔玩府”之印。這裏的“清叔”即傅清叔，宋元之際時人，與趙孟頫有交游，亦出身於福建仙溪家族。“莆陽傅氏”之印與“清叔玩府”之印同時出現，則“莆陽傅氏”之印可能爲傅清叔所鈐，那麽同樣蓋有“莆陽傅氏”之印的吕公綽法帖也可能曾經傅清叔收藏，當然這僅是筆者的推測，還需進一步的考證。本文要討論的宋代蘇軾研究專家傅藻、傅共與傅幹就出身於仙溪傅氏家族。

三 傅藻《東坡紀年録》與東坡生平之研究

傅藻所作的《東坡紀年録》（下簡稱《紀年録》）是宋代最有影響的東坡年譜，此書一直附於舊題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而行，故受衆面比較廣。宋黄善夫家塾本集注、朝鮮版《紀年録》作者皆作“傅罝”，但元明所刻《增刊校正王n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已作“傅藻”。據王水照先生研究，“罝”當作“藻”，本文從王先生之説。

傅藻，生平不詳，僅知其字薦可，福建仙溪人。從書中流露出對東坡崇敬的色彩以及對東坡事蹟的稱揚來看，年譜大概作於南渡元祐黨人平反之後。《紀年録》“熙寧八年”條載：“以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開，不獲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特置酒，作《雨中花》。”又傅幹《注坡詞》卷十一《雨中花》題注云：“公初至密州，以累歲旱蝗，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開，遂不獲一賞。至九月，忽開千葉一朵。雨中特爲置酒，遂作此詞。”這兩段文字幾乎一致，而《注坡詞》較詳，可能《紀年録》參考過《注坡詞》之注。傅幹爲南宋初之人，則《紀年録》可能成書於南宋前中期。

從《紀年録》的記載可見，傅藻之前就已經有人開始編纂東坡年譜之類的著作了。《紀年録》最末一條云：

汴陽段仲謀編爲《行紀》，清源黄德粹撰爲《系譜》，一則擇焉而不精，一則語焉而不詳。予於暇日，因二家之述，遍訪公之文集，采其標題與其歲月，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而質諸名士大夫，以求其當。

可見，傅藻編《紀年録》時參考過段仲謀、黄德粹所作的“行紀”、“系譜”，段、黄二氏生平無考，其所撰之書亦已亡佚。此二書有明顯的不足之處，即“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傅藻正是由於不滿意這兩部書，纔開始自己編纂年譜的。傅藻編《紀年録》的主要工作是“遍訪公之文集”，即廣泛調查東坡的文集。東坡的行事多見於其文集中，故其文集是第一手的資料，傅藻自己也説：“（東坡）平生出處游歷，悲歡感歎，一寓於詩與其雜著。”故東坡在文集中對其生平的記述應是真實可靠的。傅藻所做的另一個工作是“質諸名士大夫”，就是向四方學者請教，正其訛誤。正是通過這兩種方式，傅藻編成了這部比較簡潔，同時品質又比較高的東坡年譜。

《紀年録》對東坡的總體評價較高：

公自齠齔知讀書，始入鄉校，便有大志。及游場屋，爲名進士。試館閣，應制科，皆中高等。臨事以正，不能與時卷舒，而名益重，天下翕然宗師之。

這段話指出了東坡在學問上的過人之處，無論是早年在鄉校中，還是以後參加科舉及制科考試，都遥遥領先。傅藻還指出了導致東坡後來悲劇命運的一個性格因素，即“不能與時卷舒”，也就是説東坡不善於見風使舵，與世沉浮。政治上的不順並没有打倒東坡，生命的萃取與歷練反而造就了東坡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紀年録》結尾總結東坡生平時又説：“公生岷峨，負當世大名，道德、文學、政事，輝映今昔。”這一概括也相當精准，從道德、文學與政事三個方面對東坡進行蓋棺定論。最後一句“輝映今昔”無疑説明，東坡在本朝時就已經成爲經典性人物。

《紀年録》的體例是以東坡一生的行年爲綱，依年繫以其行事與作品，如果作品中有提到其年歲的句子，便直接引出，努力做到事文相互印證。如“慶曆二年”條，《紀年録》云：“是年，公知讀書。”即引東坡《上書太尉》與《梅直講書》云：“某七八歲知讀書。”完全是根據其本人的文字來推定的。又如“紹聖三年”條，東坡在惠州，《紀年録》云：“二十五日，酒盡米竭，和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有曰：‘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這也是利用東坡本人的文字來説明其行事、心境，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年譜的可靠性。從上面的引文也可見，《紀年録》對東坡生平的記述，有些地方已經細化到日了。

年譜屬於史學著作，傅藻在寫作時雖秉持著客觀態度，但在行文中也間或流露出其個人傾向。“烏臺詩案”是蘇軾生平中的重大事件，《紀年録》對此事前後的記載，雖然簡短，但也可以看出傅藻的感情色彩：

元豐二年己未 先生四十四歲

是月（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國子博士李宜之n亦上。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後批四n。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御史台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攝，過南京，文定張公上劄、范蜀公上書救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作寄子由二詩。時獄吏必欲置之死地，鍛煉久不決。子由請以出身官爵贖之，而上亦終憐之，促具獄。十二月二十四日，得聖旨，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二十九日，受勅。

從上也可見，《紀年録》敍事的特點是簡而不亂。這段記載敍述得很有條理，通過傅藻的用字，也可以看出蘇軾無端受到政敵中傷的經過。譬如，關於“烏臺詩案”的原因，傅藻認爲是東坡的政敵“言”的結果，言外之意，東坡是無辜的，完全是政敵羅織導致的。對於東坡入獄後的情n，傅藻明確言“時獄吏必欲置之死地”，這比宋人朋九萬《烏臺詩案》收集的檔案資料在感情色彩上要濃許多。

由於譜主是一代文壇盟主蘇軾，故作爲史學著作的《紀年録》相關條目亦有一定的文學批評意味，如評東坡之文云：“公之於文，得之於天。”所謂“得之於天”，就指其文學似乎不假鍛煉雕飾，完全“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當然這個“天”也可以理解爲天資，即東坡文字並非掉書袋，或用宋人的話説“點鬼簿”或“堆垛死屍”而成。《紀年録》又云：“初公與子由師其宫師，最好賈誼、陸贄書；後讀《莊子》，以爲得其心；晚讀釋氏書，深有所悟，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這指出了東坡成長的思想資源，東坡之成功也就在於他學問上的廣博，能夠兼采衆家。

就文學研究而言，《紀年録》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或者説優點），即在敘述東坡生平之時，盡可能地對其作品進行編年。且以黄州時的創作爲例：

元豐五年壬戌 先生四十七歲

春，躬耕東坡，築雪堂居之，擬斜川之游，以淵明《歸去來詞》櫽括爲《哨遍》。五月，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詩。七月六日，與文甫飲家釀白酒，集古人句，作《墨竹詞》，爲《定風波》。十二日，書伯父中都公啟事後。既望，泛舟於赤壁之下，作《赤壁賦》，又懷古，作《念奴嬌》。

所繫之作品皆是東坡的名作，《紀年録》以簡短的筆法交代了東坡創作的觸因，對讀者了解這些作品的背景很有幫助。

從現代的學術眼光來看，作爲東坡年譜的《紀年録》可能有些簡略，但傅藻編纂時的態度與方法都是比較科學的，這部年譜在宋人所編的東坡年譜中也比較可信，因此其被宋人附在《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前並不是偶然的。

四 傅共《東坡和陶詩解》與蘇軾和陶詩之闡釋

蘇軾的和陶詩開創了當代詩人追和古代詩人的傳統，也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蔚爲大觀的“和陶詩”傳統。據學者統計，蘇軾和陶詩共有109首詩。早在元祐七年（1092），東坡知揚州時，就開始和陶淵明詩，但其和陶之作主要集中於南遷惠州、儋州之後，並在儋州時將其所作的和陶詩“集而並録之”。以此可見，蘇軾的和陶詩在宋代時就已經結集，並單獨流傳。

仙溪傅共所著的《東坡和陶詩解》是一部新見的宋人注蘇詩文獻，也是目前可知最早的注解蘇軾和陶詩的著作。傅共爲其族子傅幹所著的《注坡詞》序末自稱“竹溪散人傅共洪甫”，可見傅共字洪甫，號竹溪散人。南宋遺民蔡正孫（1239—？）所編的《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下簡稱《和陶詩話》，已殘缺）或稱傅共爲“傅仙溪”，或稱其爲“仙溪畸人傅共”。據《仙溪志》卷二記載，傅共爲傅權之子，紹興二年（1132）特奏名。《（弘治）八閩通志》卷五十三也載：“紹興二年特奏名：傅共，權之子。”傅權出身於上文考證的仙溪傅楫一族，《仙溪志》卷四載，元祐六年（1091），傅權與從兄弟傅希龍、傅求同年登第，一時以爲盛事，三人被稱爲“傅氏三龍”。其子傅共則爲特奏名出身。所謂“特奏名”，《宋史·選舉志》稱：“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録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别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張希清先生認爲，特奏名就是凡解試合格而省試或殿試落第的舉人，積累到一定的舉數和年齡，不經解試、省試，即由禮部特予奏名，直接參加殿試，分别等第，並賜出身或官銜的一種科舉制度。如傅共生活的北宋末年規定，“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御試下，進士六舉、諸科七舉省試下，年五十以上；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御試下，進士九舉、諸科十舉省試下，年四十已上”（《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四六），可予特奏名。雖然“特奏名”在地位上比不上“正奏名”，但也可以賜進士出身，踏上仕途，如《仙溪志》卷二載：“傅共，奉直郎、守國子博士、騎都尉，賜緋魚袋。”傅共在南宋初年纔被授予特奏名，這時年紀應該比較大了，但通過特奏名之後，他也如正奏名出身的進士一般獲得了一系列官職。雖然是特奏名出身，并不代表傅共學養不深，實際上傅共在學術上亦有不俗的成績，《東坡和陶詩解》即其著作之一。

《東坡和陶詩解》（下簡稱《詩解》）在宋代就已經刊刻並流傳，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五著録：“《和陶集》十卷，蘇氏兄弟追和。傅共注。”李俊甫《莆陽比事》卷三亦稱“傅共注釋《東坡和陶詩解》”，《仙溪志》卷四云：“（傅）共三薦奏名，文詞秀拔，有《東坡和陶詩解》。”《（弘治）八閩通志》卷五十三載傅共有“《東坡詩解》”，清人郝玉麟等所修的《（康熙）福建通志》卷六十八《藝文一》亦著録“傅共《東坡和陶詩解》”。《詩解》全書目前已經亡佚，且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著録，可能元以後漸行散佚。不過幸運的是，蔡正孫所編的《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十三卷中大量援引傅共的《詩解》，可以從中一窺《詩解》的原貌與特色。

宋代的蘇軾和陶詩注本，除了《詩解》之外，最詳細的當屬施元之、顧禧、施宿所作的《注東坡先生詩》卷四十一、四十二。下文試通過與施顧注相比較，來看《詩解》的特色與價值。

施顧注雖然成書在《詩解》之後，但似未參考過《詩解》。施顧注學術性較强，注坡詩基本采用李善注《文選》的方式，注重釋事。《詩解》雖然也有釋事，但重心主要在釋意，即注重對和陶詩詩意的闡發。一是對和陶詩總體詩意的解釋，如解蘇軾和《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云：“公之此詩意，言待金成以作丹，不若禦氣之無所待也。”又解蘇軾和《歸去來辭》云：“東坡此篇全寓養生反照之理，兼釋、道二家之論而發明其意也。”這兩處對東坡詩文大意的闡釋可謂言簡意賅，但深得文理。另一是對和陶詩某些句聯大意的解釋，如解蘇軾和《答龐參軍》“丱妙侍側，兩髦丫分”云：“此言周彦質使稚子歌舞，以樂東坡也。”解蘇軾和《歸園田居》其一“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云：“周公之誅管、蔡，爲社稷計耳。若使窮而僅有茅三間之居，則無是事矣。”此處對東坡詩意的解釋雖簡但很到位。除了闡釋詩意，《詩解》有些地方還交代了蘇詩的寫作背景，如解蘇軾和《移居二首》其一云：“公在惠州，初居水東嘉祐寺，後遷水西，近李家潛珍閣，密邇州治，故有‘閭巷彭角’之喧雜。”有此介紹，此詩寫作的緣起就豁然開朗了。

《詩解》與施顧注對同一典故的不同解釋也值得關注。蘇軾和《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三“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施顧注卷四十二引《楚辭》屈原《遠游》“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來解釋蘇詩中“丹丘”之出典。從典故出處來説，施顧注是準確的，但無法解釋蘇詩的詩意。王逸《楚辭章句》卷五云：“丹丘，晝夜常明也。”朱熹《楚辭集注》卷五亦云：“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也。”可見，在《楚辭》的語境中，丹丘是神仙之鄉的意思，所以用了介詞“於”；而蘇詩“丹丘”前没有介詞，可見非地名。《詩解》釋此聯云：“丹丘子，古神仙人。淵明此詩言神仙事，是志在乎丹丘也。”《詩解》將“丹丘”具體化爲一個神仙。“丹丘”從《楚辭》中的神仙之鄉，到唐代時開始變爲了神仙之名，如陸羽《茶經》曾云“漢仙人丹丘子、黄山君”，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也説“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東坡這裏用的是唐代以來的新觀念，《詩解》的解釋雖然没有出處依據，卻是準確的。

《詩解》還有一點值得表出：蘇轍之詩，古人無注，而《詩解》對其和陶詩的注釋，則爲古人唯一的注釋。其釋子由之詩的方式同於釋東坡之詩，也重釋意，如解蘇轍和《勸農》“計無百年，謀止信宿”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閩人多以舟載田器，寓居廣南，耕田不爲長久之謀，但爲二三歲之計。”此注結合蘇轍貶謫之地海康的習俗來解子由之詩，讀者讀罷則可對詩句的背景有深入的了解。

雖然目前《詩解》只存殘篇，但通過對佚文的解讀，可以發現《詩解》不同於追求“無一字無來處”的宋詩宋注典型特徵，而重視對詩意的闡發，這是其最明顯的特色。

五 傅幹《注坡詞》與東坡詞最早之研究

傅幹的《注坡詞》是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宋人所作的東坡詞注，也是現存最早對坡詞進行研究的著作。《注坡詞》南宋時就已在杭州刊刻。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這裏，洪邁將注者姓名弄錯，傅共只是序者。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著録：“《注坡詞》二卷，仙溪傅幹撰。”這裏的“二卷”，當爲“十二卷”。從這些著録的錯誤來看，似乎時人對這部書並不是太重視。可能也因爲這一原因，《注坡詞》的刻本早佚，只有鈔本流傳於世，今有劉尚榮先生的點校本。雖然没有刻本流傳下來，但《注坡詞》在南宋時就已經有了一定的反響。舊題陳鵠《耆舊續聞》卷二云：“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藩《補注東坡長短句》真跡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録》云：‘康昆侖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内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輥雷聲’，而傅幹《注》亦以‘輥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顧禧所作的“補注”，補的當是傅幹之注。《注坡詞》可能在元代時還有傳本，元延祐庚申（1320）刻本《東坡樂府》葉曾序云：“好事者或爲之注釋，中有穿鑿甚多，爲識者所誚。”這段批評似乎針對的就是傅注。

傅幹，生平不詳，據傅共《注坡詞序》知其爲傅共族子。傅共又云：“幹字子立，博覽强記，有前輩風流。”可見，作爲仙溪傅氏家族成員的傅幹亦有良好的學術修養。《注坡詞》不但有傅共之序，而且傅幹在注釋中也引到傅共的意見，如卷八《點絳唇》其五，傅幹注云：“此後二詞，洪甫云，親見東坡手跡於湖陽吴子野家。”文中的“洪甫”就是傅共。傅幹注解注重用實物資料與文本資料相互印證，如卷十一《鷓鴣天》其一，傅注云：“此詞真本藏林子敬家。”“真本”恐亦是“東坡手跡”之類的文本。傅幹除了利用這些真跡之外，還利用了口傳史料，如卷十二《翻香令》，傅注云：“此詞蘇次言傳於伯固家，云老人自製腔名。”這是利用自己接觸到的當時的口傳資料，證明《翻香令》之詞調爲東坡原創，具有第一手史料的價值。傅幹在注釋時還參考過一種現已不知著者的東坡詞注，亦即其稱之爲“舊注”的書。卷十《浣溪紗》其八“萬頃風濤不記蘇”，傅注云：“舊注云：‘公有薄田在蘇，今歲爲風濤蕩盡。’”卷十一《鷓鴣天》其二“嬌後眼，舞時腰”，傅注云：“舊注：東坡書此詞，至‘嬌’字下誤筆再點，因續作下語。”又卷十二《烏夜啼》“二南依舊能詩”，傅注：“舊注：‘湖妓有周、召者，號“二南”。’”這些“舊注”，可能是當時早於傅注但已失傳的東坡詞注，幸賴傅幹之注可見一斑。

劉尚榮先生點校本前言《〈注坡詞〉考辨》詳細討論了傅幹《注坡詞》的學術價值，對此書在箋注、題序、編年、辨僞與輯佚上取得的成績，作了詳細的説明，廓清了幾百年來對此書“穿鑿甚多”、“注釋蕪陋”等不正確的認識。筆者認爲，除此之外，傅注在坡詞的背景介紹、語彙注釋以及詞意闡發上亦頗有價值，兹論述如次。

《注坡詞》的特點之一，就是所注之詞如有本事的話，盡可能將其交代清楚，所以此書多次引用到專門發掘宋詞本事的楊繪《本事曲》一書；除此之外，在注釋中，傅幹也努力對所注之詞的創作背景予以揭示。如卷一《水調歌頭》其一“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傅注云：“歐陽文忠公知滁州日，作亭琅玡山，自號醉翁，因以名亭。後守揚州，於僧寺建平山堂，甚得觀覽之勝。堂下手植柳數株。後數年，公在翰林，金華劉原父出守維揚，公出家樂飲餞，親作《朝中措》詞。讀者謂非劉之才，不能當公之詞，可謂雙美矣。詞曰：‘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不但指出東坡此詞直接襲用了歐陽修詞的原句，而且提供了詳細的背景介紹，坡詞創作的緣起一目了然。又如卷十一《浣溪紗》其十三，傅注云：“公守湖，辛未上元日，作會於伽藍中。時長老法惠在坐。人有獻翦彩花者，甚奇，謂有初春之興。作《浣溪紗》二首，因寄袁公濟。”這些注釋，在後來的東坡詞集中，竟然被改頭换面，删去原文中的“公”，而直接被當作東坡的自序。

傅共稱傅幹“博聞强記”，恐非虚語，從《注坡詞》的引書可見傅幹對傳統典籍的熟悉，其徵引的書籍包括經史子集諸部，甚至佛經、小説也信手拈來。如卷二《念奴嬌·赤壁懷古》“談笑間，强虜灰飛煙滅”，傅注云：“‘灰飛煙滅’，《圓覺經》語。”相關説法，亦見於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十九及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劉尚榮先生認爲：“邵博、張端義之書在《注坡詞》後，當係采傅幹之説而有所發揮也。”

另外，筆者發現，傅幹還有豐富的音樂學知識，在注釋與音樂有關的詞作時，能充分發揮這方面的長處，因而注釋得很有特色。如卷一《水龍吟》其二“龍須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匀繞”，傅注云：“笛製取良籜通洞之，若於首頸處，則存一節，節間留纖枝，剪而束之，節以下若膺處則微漲，而全體皆要匀浄，若《漢書》所謂‘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審如是，然後可製。故能遠可通靈達微，近可以寫情暢神，謂之‘龍鬚’、‘鳳膺’、‘玉肌’，皆取其美好之名也。”如果不了解笛子製作的相關知識，讀者可能就一讀而過而不仔細追究。傅幹對這三個詞彙的解釋，讓我們知道蘇軾用字並不是隨意爲之的。再如卷五《南歌子》其十六“疊鼓忽催花拍，鬥精神”，傅注云：“今樂府，大鼓則有疊奏之聲，曲拍則有花十八花九之數，蓋舞曲至於疊鼓花拍之際，其妙在此，故曰‘鬥精神’。”這是結合舞曲知識來解釋。又如卷八《哨遍》其二“《霓裳》入破驚鴻起”之傅注：“今樂府拍謂之樂句，故舞者取此以爲應。諸大曲擷遍之後，謂之‘入破’，故舞者每以此爲入舞之節，則《霓裳羽衣》之曲，亦莫不然。”這些音樂和表演上的術語，隨著時間的流逝，今人多已不知其詳。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解釋《長恨歌》中“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云：“白氏《長慶集》伍陸《卧聽法曲霓裳》詩所謂‘宛轉柔聲入破時’者是也。至樂天於‘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句中特取一‘破’字者，蓋破字不僅含有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爲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傅幹此注可謂陳先生解釋之先聲。

傅注對坡詞其他語彙的解釋，至今仍有學術價值。如卷二《西江月》其十二“壁上龍蛇飛動”，傅注云：“文忠公墨妙多著於平山堂。‘龍蛇飛動’，言其筆勢之騰揚如此。”又卷五《南歌子》其七“雷輥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傅注云：“‘雷輥’，言其潮聲如雷。‘雲翻’，言其潮勢如雲。”這些解釋没有引經據典，但皆能一語中的。薛瑞生先生《東坡詞編年箋證》，鄒同慶、王宗堂先生《蘇軾詞編年校注》在這些地方的注釋幾乎一字不易全襲傅注。

因爲是本朝人注本朝詞，所以傅注對宋代特有的名詞術語的解釋，又不見於他處，其價值則是唯一的。《注坡詞》卷七《菩薩蠻》其五“身閑唯有酒，試問遨游首”，傅注云：“成都風俗，以遨游相尚。綺羅珠翠，雜沓衢巷，所集之地，行肆畢備，須得太守一往後方盛，土人因目太守爲‘遨頭’云。”東坡是蜀人，“遨頭”寫的是蜀地風俗，但如果無注，則今人恐不解。薛瑞生先生《東坡詞編年箋證》，鄒同慶、王宗堂先生《蘇軾詞編年校注》亦全引傅注。再如卷九《減字木蘭花》其十二“春牛春杖”，傅注云：“今立春前五日，郡邑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門外之東，是日質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而官吏各具縷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農之意。”卷十一《少年游》其一“蘭條薦浴，菖花釀酒”，傅注云：“近世五月五日，必以菖蒲漬酒而飲，謂之飲浴。”這些地方，皆與宋人的習俗與生活有關，後代讀者脱離當時語境之後，不一定能理解，故傅注對這部分宋代當日語彙的解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傅幹《注坡詞》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色，即“以蘇注蘇”，用東坡本人的作品來注其詞，從而使其不同類型的作品之間可以相呼應。如卷一《滿庭芳》其一“坐見黄州再閏”，傅注云：“公作《黄州安國寺記》云：‘元豐二年，余自吴興守得罪，以爲黄州團練副使，明年二月至黄州。’與陳季常詩序云：‘余在黄州四年，余三往見季常。’‘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以是二者考之，則知公自元豐三年二月到郡，七年四月移汝州，其實在黄州四年零兩月也。元豐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則‘再閏’可知。”這則注釋相當於一條小的考證，傅幹采取了非常科學的方法，就是用東坡本人的文字來印證其詞。再如，卷三《西江月》其十三“使君才氣卷波瀾”，傅注引蘇詩云：“文章曹植今堪笑，卷卻波瀾入小詩。”卷四《定風波》其二“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傅注引蘇詩云：“漸覺春風料峭寒。”用蘇詩中相似的用語來與蘇詞相參證，可見東坡之詩詞在遣詞用意上有一種所謂的“互文性”，有利於我們思考蘇詩與蘇詞之間的互通關係。

南宋初年，雖然持“詞爲小道”之見者已少，但詞仍然是不能與詩比肩的文類，更不用説用傳統注經史的方法加以箋注了。産生于南宋初年的傅幹《注坡詞》是目前留存至今的唯一宋人注蘇詞之作，其對坡詞的注釋，歷經數百年，學術價值至今依然没有磨滅。

六 結語

美國學者希爾斯（Edward Shils）認爲，“延傳三代以上的、被人類賦予價值和意義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傳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蘇軾研究也是福建仙溪傅氏家族的傳統。從仙溪傅氏家族的蘇軾研究這個饒有興味的文化現象出發，有幾點值得我們思考：

一、從文化史來看，一個家族的多位成員，爲東坡編纂年譜，注釋東坡的詩詞，也是罕見之事。這一方面是宋代追崇東坡風氣使然，另一方面也與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在宋代成長爲文化世家有關。從傅共與傅幹的親緣關係，以及傅藻對傅幹成果的援引來看，蘇軾研究已經内化爲這個家族的文化傳承。直到今天，透過《功甫帖》上“義陽世家”之印，依舊讓我們感到傅氏家族與東坡之間的深厚因緣。在宋代有所謂“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的説法，這與當時的科舉有很大的關係，要通過科舉考試並寫出出色的文章，蘇軾的詩文是極好的範本，所以傅氏家族撰作出這麽多蘇軾研究的著作，可能也是因應了當時科舉社會的需要。近年來，宋代文學研究走向深入，宋代家族與文學研究也成爲學界的熱點。通過傅氏家族研究蘇軾的個案，又引發了我們對宋代家族與宋代學術研究的新思考。與唐代家族以經史、以禮傳家不同，宋代家族更注重對“斯文”的傳承，一家數輩人皆有文集、皆有學術著作的現象屢見不鮮，而像傅氏家族這樣多人對蘇軾執著地進行研究也是文化史上鮮見的。

二、從文學傳播學來看，仙溪傅氏家族對東坡的編譜、箋注活動也極大地促進了東坡作品的保存與傳播。傅藻《東坡紀年録》一直附於舊題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的卷首，因爲王書又十分流行，所以傅譜成爲最流行的東坡年譜。筆者還在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見到一部朝鮮版《東坡紀年録》的單行本（日本儒學家林羅山舊藏），那麽此譜還曾傳到朝鮮並被翻刻；日本中世時期所編的蘇詩古注本《四河入海》考證東坡生平時也大量援引《東坡紀年録》，則此譜亦是日本學人認知東坡生平的主要資料。可見，傅譜在東亞範圍内對東坡文學的推廣，對東坡生平的認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傅共《東坡和陶詩解》是目前可見最早的宋人所著的東坡和陶詩的注本，對於蘇軾和陶詩的傳播與經典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直接影響了宋元之際蔡正孫《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的編纂。傅幹的《注坡詞》也是目前現存最早且唯一的蘇詞宋注，在《注坡詞》之前，蘇詞存在真僞混雜、佚失嚴重的情況。傅幹經過一番努力，對蘇詞進行了去僞存真、拾遺補闕的工作，確定了當時能見到的、屬於東坡的272首詞，奠定了我們今天接受蘇詞的基本文本，元明以後的蘇詞版本皆本於傅本。《注坡詞》很早就東傳到日本。1353年，日本京都東福寺第二十八世住職大道一根據入宋求法的圓爾辨圓禪師的藏書編成的《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録儒書等目録》就著録有“《注坡詞》二册”。所以傅幹《注坡詞》也曾經是日本人認識蘇詞的重要文本，對於蘇詞的保存與傳播功莫大焉。

三、從蘇軾研究史來看，福建仙溪傅氏家族的蘇軾研究也值得表出。作爲具有超凡魅力的“克裏斯瑪”（Charisma）式的人物，蘇軾在本朝就成爲研究對象，傅氏家族的三部作品作爲蘇軾同時代人對他的研究在蘇軾研究史上也頗有貢獻。首先是專業，傅藻在《東坡紀年録》編纂過程中，“遍訪公之文集”、“質諸名士大夫”，體現出科學的編譜態度；傅共著《東坡和陶詩解》也親自踏訪了蘇軾在惠州的白鶴峰故居；傅幹《注坡詞》除利用傳世文獻之外，還大量參照當時能見到東坡手書“真跡”。這種采用實地考察，利用第一手檔案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來都是十分專業的研究方法，體現了傅氏家族成員良好的學術素養。其次是眼光好，蘇軾創造的和陶詩是宋代新興的文類，雖然宋代有學習蘇軾寫作和陶詩者，但對其的研究則寡少，而傅共則十分敏鋭地把握住了這一新的學術動向，首次對其加以注釋與研究。同樣，蘇詞在宋代影響很大，但很少人將其作爲學術研究的對象，以至於蘇詞在宋代就出現了僞作、誤收、佚失的情況，傅幹《注坡詞》則以古人注經史的方法與態度對蘇詞加以注釋，開闢了蘇軾研究的新天地，《注坡詞》可能也是最早的宋人注宋詞之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在著録傅幹《注坡詞》之后，又著録了兩部宋人注宋詞之作，即曹鴻所注的葉夢得詞集《琴趣外篇》三卷、曹杓的《注清真詞》二卷，此外宋人陳元龍注周邦彦詞，著成《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恐亦受其影響。傅藻、傅共、傅幹分别選擇年譜、和陶詩、詞來研究蘇軾，既有分工合作的意味，又可看出他們獨特的學術眼光。總之，仙溪傅氏家族可謂東坡的功臣。

1. 張琴《羅峰傅氏重修族譜序》云：“當晚唐時，有尚書僕射、招討使傅實者，從王氏南來，卜居泉州東湖。”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首，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2. 宋代的傅洵美最早使用了“義陽世家”一詞，見其所著《義陽世家事略》，載傅奉璋等編《南安傅氏族譜》，民國十七年（1928）刊本。
3. 關於宋人喜愛蘇軾的熱潮，參見内山精也《〈東坡烏臺詩案〉流傳考——圍繞北宋末至南宋初士大夫間的蘇軾文藝作品收集熱》，載《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 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頁。
5. 張伯偉師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第181頁。又參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鞠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6. 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05頁。
7. 李廌《師友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7頁。
8.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2頁。
9.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務本堂本卷首。
10. 參見王水照先生所編《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 李俊甫《莆陽比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7頁。
1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二《答蔡季通》，《朱子全書》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78頁。朱子此語雖是從天文學上立論的，但也客觀道出了閩浙在當時的重要性。
13. 宋趙與泌、黄巖孫編，元黄真仲重訂寶祐五年（1257）所修的《仙溪志》卷一云：“仙游之與莆田，其始一縣也，莆之與泉其始一郡也，莆泉之與福建其始一全閩也。”《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271頁。
14. 《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第8271頁。
15. 《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第8271頁。
16. 李俊甫《莆陽比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4册，第187頁。
17. 《（弘治）八閩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3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9頁。
18. 陳襄《古靈集》卷十四《與陸學士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九《興化軍仙游縣登第記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册，第8301頁。
21. 下文對傅楫一門的考索，主要參考了《仙溪志》、《莆陽比事》、《（弘化）八閩通志》以及昌彼得、王德毅等編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民國十五年刊本）。
22. 《（弘治）八閩通志》卷七十一作“淇之從孫”。
23.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三《傅正議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4. 張琴《羅峰傅氏重修族譜序》，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一，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25. 李俊甫《莆陽比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4册，第195—196頁。
26. 傅定保《正倫堂記》，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一，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27. 傅致遠《傅氏重修世系序》，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一，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28. 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首，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29. 陳中《羅峰喬木圖序》，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一，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30. 《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册，第8302頁。
31. 傅冠英《傅氏重修世系序》，載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一，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32.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三《傅正議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3. 參見王水照先生《〈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前言》，載《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第10—11頁。
34. 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二“宋特奏名進士題名”中著録，傅藻“字彦文，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丑科同黄同榜進士，官監岳，著《東坡紀年》。”不知這段記載依據何在，姑録備考。
35. 本文所用的《紀年録》乃王水照先生《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本，文繁不一一注明頁碼。
36.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見《蘇軾文集》卷四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18頁。
37.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引《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38. 關於傅共《東坡和陶詩解》，詳見本書第二章《〈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與蘇軾和陶詩的宋代注本》。
39. 參見金甫暻《蘇軾“和陶詩”考論》第一章《蘇軾“和陶詩”概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40. 蘇轍《欒城後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02頁。
41. 傅密纂輯重修《仙溪羅峰傅氏族譜》卷二“宋特奏名進士題名”中著録，傅共“字洪甫，權公子，解元，宋高宗紹興二年壬子科同張九成榜進士，授奉直大夫，三請任湖陽、增城、東莞知縣，除五羊知録，著《仙溪集》，注《東坡文集》，又注《和陶文集》，《大夢志》、《南都賦》。”姑録備考。
42. 《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第8293頁。
43.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3册，第751頁。
44. 《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第8322頁。
45. 脱脱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609頁。
46. 張希清《論宋代科舉中的特奏名》，載《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參見裴淑姬《論宋代的特奏名制度》，《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47. 《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第8284頁。《仙溪志》本條又載，傅共崇寧三年（1104），曾任仙溪縣令。未有任何功名而任縣令，這一點令人懷疑，兹俟考。
48.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6頁。
49. 李俊甫《莆陽比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4册，第223頁。
50. 《宋元方志叢刊》第8册，第8322頁。
51.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3册，第751頁。
52. 《全唐詩》卷八百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9260頁。
53. 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02頁。
54.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第632頁。
55. 舊題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02頁。關於《耆舊續聞》的作者，最近有研究認爲，可能並非陳鵠，參見許勇《〈耆舊續聞〉作者非陳鵠考》，載《文獻》2016年第3期。
56. 參見劉尚榮《蘇軾詞集版本綜述》，載《傅幹注坡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401頁。以下引用《注坡詞》皆取自該書，文繁不一一注明頁碼。
57. 參見劉尚榮《傅幹注坡詞》，第50頁。
58.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0頁。
59. 薛瑞生先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29頁、第515頁。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35頁、第623頁。
60. 薛瑞生先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卷一，第114頁。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第111頁。
61. 參見E.希爾斯《論傳統》（Tradition）傅鏗、吕樂所的譯序《傳統、克裏斯瑪和理性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頁。
62.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00頁。
63. 參見王水照《宋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64.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第6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