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古体诗书写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

王晓隽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济南 250000）

内容摘要：王蒙的古体诗创作是被忽视的存在。他的古体诗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题材有田园山水诗、边塞诗、悼亡诗等，形式有律诗、绝句、汉俳；重视诗歌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在影响人的情绪上更直接和剧烈；激起读者强烈的情感；追求神韵的诗歌美学，神韵是一种印象主义，强调瞬间的感受和直觉，擅长抓住事物最富有代表性的一瞬间，是一种直觉主义，追求动感和神似；真性情的流露，杜绝虚假的感情和空洞的形式主义描写、追求真诚是王蒙诗学的理想之一，没有真性情的书写，王蒙的古体诗就失去了重要的发力点和阐释的文学场域。

关键词：古体诗；音乐性；神韵；真性情

中国古典诗歌在文学革命的大潮中迅速式微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宿命，1919年后的中国诗人中很少是以写古体诗出名的：郭沫若是自由诗的代表，单纯从诗歌的审美角度上讲，他的自由诗不如古诗写得好；聂绀弩的古诗写得声情并茂、文采飞扬，但他蜚声文坛是因为杂文创作的犀利幽默，他的古诗写作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现代诗人们很多受过系统的传统国学教育，他们对古诗写作还有深厚的理论根底，他们的现代诗歌创作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当代文坛上的很多中青年作家在1949年后失去了系统接受国学教育的机会，他们的传统文学修养远远不及上一代人。古诗创作和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在1957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和被压制的状态，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传统美学研究才破茧成蝶，开始了新的涅槃，在古典美学的复苏中，王蒙的旧体诗创作也呈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一、古体诗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注重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王蒙的古体诗有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歌描写了祖国壮美的山河、优美的农村风景和宁静的农村生活。诗歌采用白描的手法，语言质朴清新，善于抓住代表事物的典型特征和迷人的一瞬间，追求所吟咏对象的神韵，代表作有《南行十景》、《阳朔行十八首》、《张家界》、《山居杂咏十一首》、《咏天柱山》、《春日杂咏七首》、《五绝九首》、《山居》、《明月落山中》、《咏雕窝五律五首并文》等。边塞诗：这些诗歌描写了中国边疆新疆和青海等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民的生活，想象丰富、感情豪迈、思想深刻，反映了边疆奇异的自然面貌和1949年后人民安定的生活。代表作是《喀纳斯湖之一》、《喀纳斯湖之二》、《青海湖之一》、《青海湖之二》、《麦积山之一》、《麦积山之二》、《赴新疆三首》、《伊犁三首》、《听歌》。悼亡诗：这些诗歌表达了对妻子和朋友的追忆和悼念，感情真挚，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代表作有《以诗为别》、《哀思》、《悼张弦》、《悼茹志鹃》、《悼祖尔冬·沙比尔》、《悼汪曾祺》、《悼刘绍棠》、《悼张志民》、《悼上海文友》等。此外，王蒙的古体诗还有抒情诗和俳句，涉及面较广。在诗歌形式上，有律诗和绝句，主要是五言和七言。王蒙的古体诗遵循中国古诗的创作手法，无论在意境的营造上，还是在诗歌音乐性的追求中，他力求真实地体现古体诗的魅力。但王蒙是一位革新者，面对新时代古诗的凋零，他渴望创新，师古而不拘泥于古，正如温奉桥说“王蒙旧体诗，形式上不拘一格，为我所用，大胆创新。旧体诗，之所以‘不易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对字数、韵律、对仗、平仄等的讲究……王蒙的创作并没有被这种固定的‘程式’所控制，所拘囿，而是有发展、有突破、有创新，很少削足适履，为文伤情”。

新诗主要建立在砸碎旧诗的基础上，失去了旧诗的肩膀，新诗就没有了根基和高度，成为变形记中的四不像，诗的韵味大大降低，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对诗的追求和创作。有些新诗过度平民化和粗制滥造影响了品质，人们在新诗中看到诗性品格的流失。新诗实验的羸弱引起了人们对旧诗的一些怀念，旧诗的优点重回人们的视野，旧诗的音乐性是新诗努力回归的一个重要方面。戴着镣铐跳舞虽然极端不自由，但造就了诗歌语言的精致和吟咏。旧诗的经典之一就是诗歌的音乐性，音乐性指运用语音修辞使语言产生节奏鲜明、声调顿挫、回环流转等音响悦耳的效果，使读者容易感受、传播和记忆；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通过声调、韵式、节奏等因素表现出来，又称为韵律、格律。王蒙的古诗具有较强的音乐性，他注重押韵、对仗，如诗歌《少年》写道“少年慷慨笑嫣然，挑战鲲鹏搏九寰。审父应知观火易，捐身岂畏弄潮难？隔靴议痒可益智？信口搬山容焕颜！代有才人脱颖疾，千红万紫是春园”。这首诗对仗工整，第一句和第二句押的是an韵，二、四、六、八句押的韵是an。《春日杂咏七首》中的《山中》（一）二、四、六、八句押的韵是ng；《山中》（二）二、四、六、八句押的韵是ing；《杭州》（一）第一句和第二句押的an韵，二、四、六、八句押的是an韵；《杭州》（二）第一句和第二句押的i韵，二、四、六、八句押的是i韵；《普陀》第一句和第二句押的ou韵，二、四、六、八句押的是ou韵；《春雨》第一句和第二句押i韵，二、四、六、八句押的是i韵；《送春》第一句和第二句押an韵，二、四、六、八句押的是an韵，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总之，王蒙的律诗和绝句创作严格遵循近体诗的押韵规则，避免重韵，注意语言平仄的运用，使诗歌读起来音韵和谐，富有节奏感，便于吟诵。在汉俳的创作中，王蒙严格遵守俳句五——七——五三行十七个字的构成形式，首句五个字，次句七个字，末句五个字，每首俳句的起语都有一个季语，季语就是指用以表示一年四季及新年的季节用语。俳句是中国的汉诗绝句在日语中的变形发展，逐步成为日本的代表诗体。王蒙的诗作《访日俳句十四首》就是访日期间有感而发的结果，在《为客》中，他写道“樱花已落去，犹有芳菲盈心曲，为客亦佳时”。这首俳句总共十七个字，分三行，遵循五——七——五形式，其中樱花已落去，代表了春季的末期，是一个季语。俳句《话别》：“樱花尽离枝，依依登机许来日，当不误花期。”跟《为客》一样，有一个季语，十七个字，分三行。

无论是律诗、绝句，还是俳句，王蒙都力求把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凸显出来，让读者产生赏心悦目的感觉。音乐在诗歌中特有的美感存在于不同语素和不同词类的艺术组合中，形成了优雅动听的诗歌语言，这些语言追寻的是随着语音结构变动节奏的起伏，获得语言形式美的震颤，诗歌的音乐性能够激起读者的强烈情感。音乐性的语言在影响人的情绪上更直接、更快捷、更剧烈。富有音乐性的诗歌语言是激发读者情感共鸣的重要武器，使他们的神经系统处在一种病态的、激动的境况中，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想象、联想和幻想；读者在节奏工整、明快的语言中，理解和体会诗歌所传达的意蕴以及对生命世界的思考，进入一种冥想的境界。音乐性是诗歌语言的一种规律和逻辑，有了它，语言不再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它变成了一串串结在屋檐下的冰凌，让作者能够捕捉和掌握，从而进一步发挥，使语言走向精致。对读者而言，音乐性是语言美的一种物化形式，是语言多样化的一部分。王蒙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创作古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诗歌语言走向平民化、白话是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过度音乐化和文人化的古诗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世界中人们的精神追求，但当下许多诗歌语言粗野、碎片化、无节制的吼叫甚至卑劣下流，给诗歌造成了无尽的破坏，引起了人们对诗歌的失望。从古诗中寻找给养和源泉，表达对逝去精华的追忆和继承，这种自觉的行为是对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份责任和义务，王蒙总是出其不意地努力延续着古诗血液中优秀的基因，用行动践行着对古诗的继承誓言。中国古诗的断裂性在当代有了弥补和衔接，传承的希望在人们的努力中敲响历史的遗忘之钟。

二、在创作中追求神韵的诗歌美学

神韵是中国诗画追求的高远境界之一，“在一些批评家的眼中‘神韵’之美实际上可分析为这样几个层次：（１）呈示动机的偶然性；（２）呈示方式的直观性；（３）呈示对象的瞬间性；（４）呈示特征的模糊性。其相对应的审美反应则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直觉的而非理性的，富有特征的而非全面的，有距离感的而非清晰逼真的”。蒋寅的神韵论强调神韵是一种印象主义，强调瞬间的感受和直觉，擅长抓住事物最富有代表性的一瞬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直觉主义，与中国国画中的白描有相似之处，追求动感、追求传神。王小舒“认为神韵诗由四个要素构成，第一，它是一种表现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诗体；第二，它是抒写个人性情的诗体；第三，它是含有审美距离的诗体；第四，它是一种追求审美超越的诗体，超越是对现实的一种扬弃”。这是对超验性存在的理解和感悟。“只有‘超验性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绝对的空间，因此‘异在’是对‘此在’的虚无化，使‘此在’获得了深度性。”神韵是一种直觉主义，追求瞬间的永恒，希望在刹那中感受事物的本质特征。因此，王渔洋说“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由此看出，王渔洋的清远说描绘的是一种清真雅正的意蕴，这种意蕴就是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优雅、虚静的境界。王蒙的古诗深谙神韵说的精髓，他追求神似而不重形似，表现人与自然的默契关系，他的动机是直观的、偶然的，在瞬间的永恒中留下所描述对象的惊鸿一瞥。虚静的美成为王蒙古典诗歌的本体美，他追求一种无我之境，他觉得“时间与空间，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背景、条件与形式。什么东西才能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具体性、规定性和不可混淆的性质呢？只有诗，诗心，诗人的精神活动以及常人的内心生活”。这种精神活动反映在王蒙的田园山水诗中，也反映了他的神韵诗学。

《山水》（一）写道：“河曲水益清，雾浓山渐深。水明鱼畏眼，山密草藏风。”这首诗描述了河水的清澈，雾随着游人进山的脚步逐渐浓厚，水的清明、鱼儿的活泼可爱、山的层峦叠嶂、茂密的青草挡住了风儿轻快的脚步。“渐”字、“藏”字犹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一样，让整首诗充满了情趣和韵味。这首诗没有艳丽的辞藻、铺张的描写，淡淡的语汇中蕴含着游人进山游玩的疏影和清雅的山景。《山水》（二）写道：“袅袅寻山来，匆匆戏水去。扬扬去复来，可解桂林趣？”“袅袅”写了人的心态和山的秀丽，“匆匆”道出了行人的不解风情，来去空迥，桂林山水的险、秀、奇。在这里能找到知己吗？作者内心世界的怅惘流露于笔端。《山水》（三）说：“登山不见山，划水安知水？嗟尔观光客，失之交臂处。”游人如织，只见人不见山水，使作者失去了那份欣赏山水的心境，观光客的嘈杂破坏了山水的原始美感，本来心向往之的作者不再拥有那份游弋于山水之间的惬意和安宁。《山水》（四）写道：“山后重重山，川头漫漫川。山川俱进处：一片晴明天。”重重的山、漫漫的川，山和川融为一体，在晴朗的天空中显示了它们的奇伟瑰丽。这四首关于山的诗歌，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细腻、夸张的描写，而是抓住描述对象的典型瞬间，让读者在看似平淡的语句中感受到一种质朴的真纯和永恒的空间建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思想融汇在诗歌的想象和歌咏中，虚静的美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的境界，在大自然中找寻，又因到处是观光客，搅乱了那份宁静的心和幽静的景，嘈杂和混乱充溢了许多自然景观，原初的美景在世人的打扰中变得憔悴不堪。王蒙在诗歌中追寻道家的虚静与王渔洋的神韵说有不谋而合之处。

神韵追求若隐若现的朦胧美，追求事物的神似，追求自然美，诗歌《张家界》“群山有径腾云意，万景无心走笔痴。造化应怜秋日晚，寻仙远客未移时”进一步凸显了清远的意境和瞬间的模糊性。作者在偶然的动机下书写了真性情，寻仙未果、造化弄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诗歌弥漫着生命的无常和淡淡的伤感。张家界的自然美景和一个痴迷于写诗并流连于山水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人是大自然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在自然中穿梭的精灵，失去了人的自然，虽然古树参天，总是寂寥了些。但人的贪婪也会摧毁他与自然建立起来的和谐，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和索取甚至毁灭都大规模地出现，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越来越明显。王蒙的山水诗通过歌咏自然、书写心境来突出环境的重要性。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描写了远离尘世的喧嚣，寻找田园牧歌生活的瓦尔登湖试验，把古典主义的情致发展到了极致。世界范围内对田园牧歌生活的追寻和歌咏，反映了现代科技社会带来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空心”状况，失去了信仰和梦想，自然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美女和野兽的关系，这是一件摧毁人类的慢性自杀。人类在发展的道路上该驻足后看了，反思自然和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寻找一个能共生的方法。

自然在与人类的博弈中绝对不是弱者，王蒙在《山居杂咏十一首》中通过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了田园牧歌生活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它是一种自然、艰辛的生活方式，鸡尾酒和冷荤餐都是“寻章学士闲”，百姓的生活是“危崖先辟路，曲涧好观光。度假施新计，郊游赁旧房。扬名须鹊噪，揽客赖包装”。这首诗描述了只有在悬崖上开辟新路，才能发展旅游业，深山里的老百姓才能得到实惠，他们的旧房也能作为出租的对象，周末的大巴一到，村姑就开始叫卖，生意就红火起来。这首诗几乎没有修饰语，完全白描，追求描写景物的动感，令人真切地感受到新景点的别致和粗朴。危崖、曲涧、旧房、大巴、村姑这些形象构成了陡峭险峻的大山环境和淳朴的农人意象。

《五言古诗二题》用充满哲理的语言，把情、景、理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和关于世界的哲思玄思结合起来，虚虚实实，如影随形，把清远的境界发扬光大。《咏天柱山》写道：“云雾织锦缎，峰峦布阵列。气势颇逼人，形状更奇绝。糊涂入壳中，如何出云霾？幽幽洞若线，匍匐走蛇蝎。千曲百折后，豁然亮山野。遍坡草开花，朵朵展异彩。悠悠清风起，林木喜相接。此处影横斜，彼处日明灭。”这首诗写了天柱山的奇形，顶天立地，就像不能驯服的、桀骜不驯的人。映入诗人眼帘的石头就像剑一般锋利，寒光闪闪，照耀着霜雪。诗人看着奇怪的石头，内心惊恐迷失了自己。大雾弥漫了整个天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山，哪是柱子，更不知路在何方；峥嵘的山峰就像大刀，越想分辨雾的海洋，越分辨不出。雾潮间歇不断，云霞犹如锦缎，峰峦排着队形，气势咄咄逼人，形状千奇百怪。一旦摆脱雾霾，漫山遍野的野草和鲜花绽放异彩，徐徐的山风吹起，不同的树木欢快地相互接触，这里的美景在别处是不能复制的。光秃秃的山脊就像人的冷面，坚硬如铁，没有丝毫的温情。周围寂寂无人，满目凄然，诗人身临其境，所有的喧嚣都被忘却，如临深渊，没有结局，一切都随天意，心和道在自然面前都是微弱的，唯有自然掌控世间万物，一切遵循自然规律。整首诗体现了作者的道家理想，他把这种理想的大匠、大道、有心、无心化作自然天成的审美意蕴，这份浑然天成的诗韵“是一个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完美境界，它含有无穷妙趣，使人体会不尽”，达到守静笃和致虚极的内心世界，完成物我两忘，内心虚静，排除一切外界事物的搅局，上升到涤除玄览的高远境界。“艺术家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中只能抓住某一顷刻。尤其是画家，他只能从某一观点运用这一顷刻。”天柱山的神韵和优美一览无余，所有的奇山和美景都渗透了诗人的情思，“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咏天柱山》中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和拓展。情景交织、天人合一不是梦，是妥妥的存在，人类在大自然赐予的美景中陶冶自己的灵魂，荡涤罪恶带来的丑恶，自然是魂。

三、真性情的流露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新闻的真实要求客观的真实，而文学作品的真实要求艺术的真实。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人的使命，不能违背真实是文艺创作的原则，无论人们采用何种艺术手法，真实是绕不过去的存在。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和欺世盗名，主张男女平等，要让合理的人欲得到自由的发展，反对禁欲主义。在文学创作上李贽主张童心之美。“亦即人性之美，自然本性之美。……出于童心，即出于真心，其所表达者即是‘真情’，而出于‘闻见道理’、丧失童心之文，即是假文，其所表达的则是‘假理’。”李贽反对虚假的道德说教，主张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反对毫无生机的复古主义。真性情的倡导是李贽砸碎明朝虚假文风的一次有益尝试。李贽文学理想的继承者是公安派的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们主张性灵说，“真”、“变”、“趣”、“奇”构成了性灵说的主体。“真”就是“表现内心的真情实感，应该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任何的因袭模拟、剽窃仿作”。“变”指历史的发展变化，“趣”指作家的审美感受和趣味，“奇”指不落俗套的真性情。清代的袁枚继续发展了性灵说。袁枚认为诗歌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展示，真实是诗歌永恒的魅力，他主张将表现性情之真和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结合起来。诗歌的自然天成和人工雕琢不矛盾，自然美景需要诗人用一定的创作技巧把它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假如没有诗人如花的妙笔，落在纸上的美景也会黯然失色，诗人的天赋要和后天学习结合起来。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保持人性的真纯是人类的梦想之一。“五四”运动后，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推崇天才和个性解放，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抒发内心的真实要求。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解放是“五四”的核心议题之一。1949年后，红色叙事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流。新时期以来，人的文学再次被推到文坛的风口浪尖上，王蒙作为文学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真性情的流露成为他古诗创作的拿手好戏。

《山居》写道：“遍地核桃树，满山花椒田。春来山桃绽，春去楂花鲜。夏至黄杏熟，秋起白梨酸。采柿在深秋，柿子是主产。男子爬高桠，攀登似猴猿。妻儿展布接，柿落整而圆。……乡音未曾改，羊群咩声甜。人家四十余，果树或几千。……跳跃实堪怜。青蛙不甚闹，蚊虫亦悄然。壁虎陈酮体，飞蛾伴灯眠。蝈蝈秋深叫，蛐蛐猛奏弹。”这首诗写了大山的深邃、水的清洁、核桃林、花椒田，春天鲜艳的山楂花，夏天甜蜜可口的黄杏，秋天的酸白梨、柿子。采柿人的敏捷和一家人的密切合作，活泼可爱的林间松鼠，青蛙、蚊虫、壁虎、飞蛾、蝈蝈、蛐蛐，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大山生活的原始风貌，抒发了自然与人和睦相处的感受，在这里，作者的心是安宁的、充满了童趣。这首诗作于2001年，作者已接近古稀之年。他经历了人世的风风雨雨，少时成名，很快被打成右派，后流落到西域——新疆，度过了十多年，“文革”后复出，做了文化部部长，从平民到国家高干，最后离职，回归一个作家的本分。往事虽然并不如烟，但也得放下，寻求心灵的慰藉，王蒙在研究道家学说和李商隐的诗歌中看到了古人的处世智慧和文学艺术的精华，他深情地歌吟“地面皆历历，代代又年年。……知大解渺小，知苦解甘甜”。作者把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永恒联系起来，多少体现了他的怅惘之情，他把大小、苦甜辩证地解读，觉得理想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人与人都是乡亲，欢乐充满人间。作者在诗中将诗情画意和对人生哲理的体会和观察融合在一起，营造了一个玲珑透彻、景情融化的诗境。而在纯净的诗意中，又弥散着一层薄薄的忧伤。将真切的生命感悟融入优美的形象，将诗情和画意相结合，表明了王蒙创造意境的功力已经到了精准的境界。这是王蒙真性情的胜利，艺术的真让他获得了文学的真。

与其说《山居》表达了作者淡淡的忧伤，不如说《哀文友八首》、《以诗为别》体现了他的大悲大痛。张弦、茹志鹃、祖尔冬·沙比尔、汪曾祺、刘绍棠、张志民、陈登科、罗洛、周介人、胡万春等作家都是王蒙敬重的朋友，妻子崔瑞芳更是与他相伴五十多年的知心爱人，当他们陆续离世时，王蒙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作诗留念，哀悼故友和妻子。他说张弦是“大患文章罪，才思未尽驰”，表明了他对张弦在“文革”时期悲剧命运的痛惜以及对他壮志未酬的叹惋。茹志鹃是王蒙喜欢的作家，她的小说给了“文革”时的王蒙无限的温暖。茹志鹃的离去让王蒙感到一个时代的温暖结束了，因此，王蒙写道“‘草原’寻‘小路’，‘产院’丽芜园。历历妻儿貌，哀哀家务篇”。祖尔冬·沙比尔是王蒙流落新疆时期的患难之交和文友，他们曾经饮酒高歌，忘却苦难，他的逝世令王蒙深感悲痛。他深情地写道“歌哭肠欲断，醉笑魂应销？泼洒边关色，行吟塞上娇。忽然传噩讯，涕泪满衣袍”。他回忆了两人相遇、相交、相知，最后是惺惺相惜，老朋友的去世让王蒙备感心碎。王蒙和汪曾祺是君子之交，他们情深意长，友谊如泉水般清澈。汪老清新雅致的生活和艺术生涯令王蒙心向往之，他深深地惜别汪老的离去“逍遥驾鹤去，何日采菊还？”“神童永少年，意气焕新颜。豪饮卷东海，壮食平北山。痴心海内誉，巨笔儒林传。”这首诗总结了刘绍棠的一生。刘绍棠和王蒙是同时出道的文学少年，王蒙与他多次华山论剑、高谈阔论、开怀畅饮、推心置腹地交流，所有的交往，随着他的离去变成了温馨的故事和美丽的传奇。诗人张志民的去世令王蒙深感悲伤，他写道“好人多祸患，血泪浸文心。厚道谦恭紧，诚直永作勤。秦城冤狱苦，热土情诗真”。作者歌颂了张志民厚道谦虚的人品威望，“文革”中他在秦城监狱服刑，备受摧残，他笑容可掬、温良谦恭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作者的记忆深处。上海朋友陈登科、罗洛、周介人、胡万春等人陆续仙逝，让王蒙的内心有连续锤打的伤感，他深感一连串故人旧友的离去对文坛造成的损失。

朋友们的逝去已经让王蒙痛苦不堪，妻子崔瑞芳的离去更像晴天霹雳。在生离死别的巨大伤痛中，王蒙深情地为妻子作诗送别，把无限的情思和悲伤化作诗句，献给了九泉之下的知心老伴。王蒙和崔瑞芳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妻子去世后，王蒙万分痛苦和难过，他深切感受到“一旦离去，其悲何如？长歌当哭，以诗为祭”。崔瑞芳与王蒙相亲相爱60年，她坚贞不屈、忠诚不贰，面对苦难，毫不畏惧，她是“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淡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块垒亦含情”。这几句诗赞美了崔瑞芳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荒唐的世界，她给王蒙的心灵带来莫大的慰藉。当王蒙落难时，她与王蒙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真是“何惊恶浪同舟度，有幸晴晖携手行”。崔瑞芳就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放弃了优越的京城生活，到新疆陪伴落难的丈夫，她当中学老师，跟丈夫在田地里劳作，一家人其乐融融。她和王蒙相濡以沫的爱情和亲情，王蒙以诗为证，“古路茫茫恁断肠，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他们在伊犁巴彦岱的生活艰辛并快乐着，所有的痛苦和悲伤在妻子的宽慰中随风逝去。妻子的宽宏大量和忠贞不渝陪伴着他一路走来，随着她的离去，所有的悲痛都化作了深情的回忆，他们之间的故事就像一股股温泉，源源不断地流进王蒙的心田。他的泪水变成了诗歌的蒙太奇，定格在每一句诗的真情流露中，他用诗歌为爱好文学的她送别，这是真正的心碎和无奈，这份悲情犹如苏轼在《江城子》中写得那样寸断肝肠。

真性情的流露是王蒙诗歌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真是王蒙的文学理想之一。“真挚的感情是进入创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你千万不要走那种按照‘需要’，按照风向和‘行情’进行编创的道路，靠小聪明、靠灵活和随机应变、善于迎合来编故事，这是文学创作的邪路”，杜绝虚假的感情和空洞的形式主义描写、追求真诚的文学理念是王蒙创作的理想之一。没有真性情的书写，王蒙的古典诗歌就失去了重要的发力点和阐释的文学场域，花里胡哨的文学观念的更新以及创作技法魔术般的变换都是促进文学永葆青春的化妆品和面膜，但文学躯体的本真决定着文学真正的容颜和魅力，艺术的真是文学不能割舍的最重要的器官。自然的真情流露是文学带给世人的美好礼物，所以说“人类的一切美好、伟大和崇高的思想和情操，无一不是自然的赐予，无一不得到自然的哺育”。

在弘扬国学的今天，王蒙改良古诗的努力弥足珍贵。继承先人的文学智慧，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是一个持久的文学理想。文学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恒久的梦想和希望仍然是文学给世人带来的福音。王蒙的古诗创作在当今纷纭芜杂的环境里显得孤独和寂寞。智者的灵魂在高远清幽的世界里忍受着非议和折磨，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眼泪和不甘，给予先驱者新的神坛。中国传统文学的力量随着探索者群体的努力正逐渐呈现出来，继承优秀的传统，是中国文学界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文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美国的嬉皮士喜欢唐代和尚寒山，把他看成自由、颓废、忘我的代表；杜甫的诗出现在纽约的地铁站；白居易的诗歌对日本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老舍的《猫城记》、《骆驼祥子》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鲁迅的文学和思想影响了日本的一代学人，鲁迅学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支柱；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吸引了无数的国内外文学爱好者前去探索。文学的力量就像涓涓细流，慢慢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由于语言的差异和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新生的力量正逐步向世界扩展。所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学的美学力量是一份积极的民族规划，王蒙的古诗创作为中国文学的积累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