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情深

女儿是在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那几年我和妻子在各自的单位里被迫参加无休止的“斗、批、改”，生活是那么压抑、沉闷、愁苦、无望，时时陷入不可名状的恐惧之中。就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一个秋日，女儿出世了！我接获佳音的那一刻，犹如天使的降临，令我狂喜。我手舞足蹈，一口气以跑百米的速度奔到单位三楼顶的大阳台上，仰天高呼：“我养女儿了！我当爸爸了！”

我给女儿取了个名字：沙智红。当时全国风行京剧样板戏，我便将三出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剧名的第一个字拿过来，合成了女儿的芳名。八出样板戏，我女儿独占三出，够“威”的！

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消沉已极的知识分子都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当然也如此，望女成凤，从小就教她识字、写字，才两三岁，她就能识记和默写二百多字，我简直就认为她是天才，是神童！稍大一些，让她学跳舞，学唱京剧。五岁时，她便在市府大礼堂登台演唱《杜鹃山》中柯湘的唱段：“家住安源……”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掌声四起。在家里，我还训练她的表演能力，和她共同排演自编的话剧小品《小八路》，我演日军，她演小八路。脚本极简单，小八路被捕，日军审问，两个角色，一共只有几句台词：

日军　你姓什么？

小八路　我姓共！

日军　什么共？

小八路　共产党的共！

日军　哼！八路军在哪里？

小八路　不知道！

日军　不知道要枪毙枪毙你的！

小八路　我不怕！

她的认真劲儿和竭力模仿的稚态，总会引得观众(亲友)们哄堂大笑。在那没有笑声的年月里，只有女儿给我带来欢乐。那几年，即她的童年时期，我与她最亲。我常常一边讲故事，一边喂她饭吃；一边看书，一边用脚摇动摇篮哄她入睡。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让她骑在我的脖子上，带她去人民公园玩滑梯、木马。稍有一点点余钱，我就请她独自吃四分一根的棒冰或八分一两的生煎馒头，而我却舍不得吃……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开始忙起来。我和女儿的接触越来越少，不但很少与她娱乐，连在一起说话的时间也没有。我甚至已回忆不起女儿是怎么长大的，怎么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小毛头”突然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这一时期只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那是在她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家中收到一封误投的信，我在信封上贴上一字条，说明本宅无此人，请退回原处。我让女儿将此信投到大弄堂口的邮筒去。女儿拿了信，下了四楼之后，我从北窗口望她，始终未见她走出一楼的大门。过了十分钟左右，她上楼来了。我问她信投了没有，她说投了。我又问投到哪里了，她说投到邮筒去了。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她连大门都没出，怎会到弄堂口的邮筒去投信？她明明是在撒谎，我气得打了她一巴掌。女儿吓坏了，哭了。原来她偷懒把信塞到一楼别人家的信箱里。虽然她错了，但我打了她，她一晚上都不理我。

第二天我将去北京出差，要去较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把我和女儿的关系搞得太僵，于是在去机场之前买了一小袋瓜子和话梅到学校去看她。那是下午，已是课外活动时间，她正在操场跳橡皮筋。我走过去叫了声：“智红！”她一愣，只是望着我，不吱声。我说：“我要去北京了。”她仍不说话。我将瓜子和话梅塞到她的小手里，她被动地拿着，也不说“谢谢”，也不跟我说“再见”。我很难过，就这么走了。

到了北京，我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红儿：

你好！首先我向你道歉，我不该动手打你。打人，包括打孩子，是说明自己无能，而且这样粗鲁的行为极伤感情，我向你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我同时要向你指出，你偷懒和说谎也是不对的。尤其是说谎，我最为讨厌。我曾多次向你说过，犯错误不要紧，如果再说谎，那就错上加错，等于犯了两个错误。说谎最大的损失在于说谎者自己，因为谎话一旦被揭穿，那将永远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我希望你今后也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我记得我曾多次对你说过，我们是父女，也是朋友；是朋友就要相互信任，你说对吗？

爸爸

当我返回上海时，她又叫我“爸爸”了，显然我这封信还是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过，我和女儿之间的这场小风波使我越发感到与女儿的疏远所造成的危险。

可是我越来越忙，经常出差，即使在上海，有时一年倒有八个月躲在外边写作，很难见到女儿一面。女儿却越来越大。她在一所重点小学毕业了，又考入另一所重点中学；中学毕业了，又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在中学时，她的作文曾荣获上海市重点中学学生作文比赛的第一名，她的散文习作也曾多次发表在报刊上。最突出的还是她的英语才能，中学期间，她就在广播电台举行的英语比赛中名列前十二名，以后她在课余时间还常去上海电台担任业余的英语小说播音员。为了培养自立能力，这位“千金小姐”在假期中曾到街道传呼过公用电话，到餐厅当过服务员，到某个公司当过秘书，到中学教过书，虽然获得的酬劳微乎其微，但所受锻炼的意义却远在金钱之上。还有一点足以使我骄傲的是，女大十八变，她越变越漂亮了。当女作家陆星儿和王小鹰见到我女儿时，不由得惊呼：“哇，沙叶新你怎么还有这么个漂亮女儿，真是个小美人！”听到这样由衷的赞扬，我这做父亲的毫不谦虚，说：“我沙叶新从不出次品！”

女儿虽然并不因为缺乏我的关心而成长得不好，但这有没有使她对我的爱减弱甚至丧失呢？我总为此而忧心忡忡。1990年又是我的一个大忙之年，我经常几个月不在家，春节之后又躲到外边去写作了。为了怕人打扰，我在藏身之处的房间门口贴了一张字条，上书：“正在下蛋，谢绝参观。如有要事，电话联系。”记得4月的某一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只见我的房门上又贴了一张字条，全文如下：

沙叶新先生：

您好！我是美国《亚洲周刊》驻北京记者，我的名字叫Helen Johnson，中文名字叫林英。我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的目的是要采访上海的几个文化名人，为周刊的文艺专栏写些专访。

到了上海，我找您找得很辛苦。有消息说您躲了起来。我四处打听，才知道您住这里。不巧，没能见到您。很抱歉，没与您约时间就匆匆赶来，这样很不礼貌，请您原谅，我可否与您另约时间？今天晚上八时我按照您贴在门上的电话号码给您打电话可以吗？因为我后天就要从上海返回美国，我希望在这以前您给我一个时间，我知道您很忙，所以不多占用您时间，只要用一到两个小时。

我对中国目前的文艺形式(势)很赶(感)兴趣。我们可以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自由地谈些您赶(感)兴味的话题。目前我已采访了朱逢博和王安忆等人，就盼着与您见面了。

我想这个林英一定是美籍华人，短短的一张字条上不但有繁体字，还有别字。本来我在写作期间是概不会客的，连妻子、孩子都不愿见，所以我颇为踌躇，这使我有点心烦意乱。我从下午4点一直等到晚上8点，电话铃响了：

“Hello，Is that MrSha？”

“Speaking.”

“This is Lin Ying.”

果然是林英打来的电话。我正在考虑如何婉言拒绝她的采访，可突然在电话中传出对方抑制不住的笑声，这使我莫名其妙，在笑声中对方又冒出一声。

“爸爸！”

好熟悉的声音！

“您是……”

“我是智红呀！”

“什么？你不是那个美籍华人？”

“我不是美籍华人，我是华籍美人，你的女儿沙智红！”

我简直要昏倒了！

“那门上的字条？”

“是我写的。”

“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爸爸，今天是4月1日！”

哦，愚人节！我被这调皮的女儿愚弄了！

我并未生气，一点也不生气，我甚至欣赏女儿的调皮。我想能和爸爸开这样玩笑的女儿一定是把爸爸当作最亲密的朋友的。这个玩笑使我深信我们的父女之情牢不可破。她在电话中要求来看我，我叫她快来，越快越好。

那天晚上我们父女俩谈得极畅快。

1991年8月16日，女儿自费去美国留学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我在想念她，非常非常地想念，就写了这篇文章。

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