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走出家乡的山路

别人叫我“三蛮子”

我幼年的时候没吃过苦，6岁时还在吃母亲的奶，但后来却吃尽了苦。可以这样说，大哥继承了父亲的巧，二哥继承了父亲的胆小，我则继承了父亲的“蛮”。

我六七岁的时候，大哥到山里砍柴放牛，我死缠硬磨地要跟着他上山，跟着他放牛。我八九岁时就跟着父亲进山干活，上学的学费都是我自己挣的。我认识好多中药，都是小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去采药的时候认识的。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进山挖药，14岁就跟着大哥在十万沟割竹子、编筐、打笼。从小我就特别能吃苦，个性很强，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家里人叫我“三蛮子”。

我们每年都要进山到十万沟割竹子，每次都沿着泾河走，光着脚过泾河，有道是“七十二道脚不干”。据说十万沟是黄帝在崆峒山问道时10万随从大军驻扎的地方。我们去十万沟割竹子，上山一般都是4到6个人结伴而行。凌晨1点多就得起床出发，腰间系一条绳子，步行40多里地，到那个地方，天还没有亮。下了十万沟，冬天要用镰背把冰打开，趴在地上喝一肚子的水，再赶快挑拣一点干柴以备生火用。山上有豹子，我们要先吼叫一阵子，因为豹子是怕人的，让它走开我们才敢上山。上山吃过干粮后，剩下的黄面饼子就挂在树上，还得把口袋系好，怕乌鸦来吃掉。十万沟那个地方是一个壁立千仞的大峡谷，从洼里下去都是蛇，我们就抓着树干下去。竹子要挑着拣着一根一根地割。当年的竹子叫笋竹，是编背篓、打筒子、挽鸡罩用的；隔年的老竹子叫王竹，是用来做扫帚扫院子的。

日头偏西时的下午4点钟左右就该上洼了，得赶快把割好的竹子收拾好，一把一把地收拾成一大摞。一大捆捆好，大概七八十斤，最多的也就100多斤。捆好以后扛在肩上，过河，上洼。路是羊肠小道，特别陡，非常危险，要小心翼翼地走，一不小心就会摔到沟里。冬天穿着棉袄，汗水流到嘴里、眼睛里，都没法擦，因为长长的竹捆挨着一侧的脸。到山顶以后，把竹子一扔，躺在地上，闭上眼睛3分钟后才松一口气。这时再把竹子分成两捆，捆好以后，把棉袄一脱，把剩下的馍吃了就下山。走一会儿，歇一会儿，有的时候下山时腿软得打战，到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

第二天把这些竹子按不同用途分类理好，开始编筐、打笼、绑扫把。然后再背到城里卖了，卖了钱就买油盐酱醋，买衣服。那个时候，农村的人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只能靠这些补贴家用，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经常跑山的。

个性很强是我的优点又是我的缺点，干活的时候很“毒”，总要比别人弄得好，弄得多。本来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年纪，山里的人挑60斤就够了，我肯定要挑100斤，每次回来的时候都累得汗流浃背。有一次上山割竹子，山上都是雪，我突然滑倒，竹碴儿穿透掌心，血往外冒，我从棉衣袖口撕出一点棉花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血，一时手肿成大熊掌，还用左手割了一捆竹子。我回去不敢对父亲说，但父亲还是知道了，不给我饭吃，其实他是心疼我，惩罚我不听话。此后每逢我进山，父亲总要在半路上接我。有一天，我过泾河时被雷阵雨和冷水激了，出了一身荨麻疹，从此留下病根，直到现在还凉水过敏。我这个人从来不愿服输，农村里每家门口都要堆一个柴火堆，我们家门前的柴火堆是最大的。好多村里人说：“你们家的老三是个念书人，怎么弄得这么好，而且挖的木刺还都是带根的？”生产队里干一样的活，给别人7分钱却给我5分钱，我就不服，所以我喜欢做包工活，结果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

我小时候酷爱武术，可能与我们家在清代做枪棒教头的祖太爷蒋德泽有关，但因为父亲反对，没有学成。于是我就着迷于我表叔讲的故事，《彭公案》《施公案》《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悬疑和武侠故事是我最爱听的，我还经常借来这样的书自己在煤油灯下读。受父亲影响，我从小也喜欢音乐，喜欢吹笛子。有时候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雨天，干不成活了，就吹一天的笛子，把我母亲吵得没办法，拿扫炕的扫帚把我从家里赶了出去。

我七八岁时就开始写毛笔字，我们进山的时候要路过一个红石窑，那个地方的石头都是红的，我就找稍微松一点的，在石窝里砸碎了以后兑水搅和成红泥糊糊，干了以后用铲子铲到碗里面再稀释，用它当墨练字。我的表爷送了我一块方砖，教我在方砖上练毛笔字。表爷教写字的方式很特别，让我每天蹲马步悬腕练习写字，就像练武功一样。

我父亲一心想让我学文化，希望我将来有机会走出去。1969年我初中刚毕业，因大哥受伤，二哥当兵，我开始承担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那时我特别羡慕有工作的人，经常幻想将来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能离开这个贫穷的地方。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我自学了很长时间的中医针灸，但是我骨子里面还是热爱艺术的。那时没有条件买纸和颜料，我就在家里的墙上画，我画的画、写的“毛体”——毛主席诗词，把自家的窑洞都涂满了。

穿上二哥军装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