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命运谈起

佛教从东汉时传入我国，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各宗派中，接受许多中国传统思想的禅宗最为流行，而由玄奘按从印度取来的佛经创立的法相宗只兴了一阵，不久便衰微。

基督教虽然从唐时开始几次传入我国，但又几次中断。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较大，未能像佛教那样为人民普遍接受。

我们看到，有的外力文化，由于差异较大往往难以与当地文化发生整合作用。同时，一种文化在整合过程中，虽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补充与丰富自身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也需要某种变化以适应当地文化，才能整合到当地文化中去。

在这里，文化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之间，通过功能上的相互作用，使文化内部各成分相互适应，形成一个均衡的文化综合体，并与外部环境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即称之为文化整合。

在南北朝时，北魏鲜卑人从塞外进入晋北大同，后又迁都洛阳，控制整个北方；同时不断接受先进汉文化，改革其本身的文化。最后，其文化与汉文化融成一个整体。实际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是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整合过程。

从文化整合来看，地理环境往往是通过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对社会及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作用。因此，要深入了解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也必须了解文化的整合，特别是文化各成分间协调与整合的历史过程。所以，美国文化地理学家乔丹在其文化地理学的教科书中，把文化整合作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五个重要主题之一。

不论是自身的发展或者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文化整合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例如，我国文化的发展开始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迁移、文化的扩散，我国经济中心从黄河转向长江下游，政治也随之从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转向南京、杭州。

在文化思想上，从春秋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任用法家；从汉初的提倡黄老到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从儒、释、道三教并存到三教合一。这都说明中国文化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诸方面的发展与整合的过程。

文化往往通过商品交换、知识的传播、人员的交往和迁移而产生空间上的扩散。这种扩散往往如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所说，是以“文明为目标”，“不应单纯地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

例如，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虽然是由英国面向欧洲大陆传播，但并不像物质文化那样简单照搬与使用，而是各自按自己情况进行整合。如果说英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式的，法国就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而德国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方式不同，对以后的影响亦不同。

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情况来说，亦有相同之处。例如，日本从20世纪40年代末经过恢复以后，于50年代中开始在经济上有了奇迹般的发展。由于地区比较接近，条件有某些相似，60年代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发展，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现在，东南亚的东盟各国又在步“四小龙”的后尘，经济有了较快发展。虽然他们都属于东方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其为工业化而采取的具体步骤上却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其在实现工业化的文化整合上各有自己的特色。

另外，英国的工业化亦通过其移民向其他地区传播。美国与澳大利亚虽然都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而建立的国家，其基本文化也与英国相同，但最早移住美国的英国移民是清教徒，他们追求宗教自由；而较早移民到澳大利亚并在当地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英国宪章派成员，他们在英国未能实现工人的社会与经济平等而转到澳大利亚。因此，这两个由于离开英国而重新整合的文化各自不同。

今天，整个世界在向工业化社会过渡。除少数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经济发达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比较低，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目前，这些国家仍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其原因多在于只学习工业技术，而没有注意到社会文化条件，没有结合自己的地理和历史。一句话，没有注意以工业为基础的新的文化整合。

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出现高速发展。经济的改革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社会与思想意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地理学在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已取得可喜成果。今后，地理学应当吸取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深入研究我国文化发展中新的整合过程，为我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