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专访 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

单读：您怎么看年轻一辈作家的创作？

王德威：其实我读的不够多，不是谦虚，我必须承认我的局限。我知道这些年轻作者，其实是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情况之下，是我的学生们推荐给我阅读。因为太多作家了，照顾了老的，就照顾不了小的。

单读：您认识这些作家的过程，也就是这些新作家如何进入读者、评论家的视野的过程，这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王德威：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现在都依赖同事之间的推荐，或者说，更依赖的是学生的推荐。我的学生都是文学的爱好者，也算是专业的读者，有时候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很兴奋，觉得作为老师也应该阅读，就很主动地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包括最近台湾房思琪的事情，你们大概都听说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我也是四月的时候，在和三个学生的晚餐中，知道了她。三个学生里有一个是大陆来的，两个是台湾来的，不约而同讲起他们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同温层”，提到有一个台湾作者写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当时有一点八卦、或者说文学青年式的姿态，他们开始谈起来，作为老师，我当然开始有兴趣。那时候林奕含事件还在酝酿期，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左右，台湾媒体突然爆出这个讯息，林奕含自杀了，因为她挣脱不开房思琪这个梦魇式的经验，以她的生命来作为一个最后的回应。以这个举例，是我的学生教育了我，我才了解到，原来在目前的媒体和网络推波助澜下，兴起了一个新的神话。当然，这个故事还在发展中。

单读：在做专门的研究之前，就您现在的阅读范围和经验，对这一代作家的感受是什么？

王德威：这个也很惭愧。其实我这次来人民大学，很希望听到我们的作家告诉我他们的一些写作心得或者挑战。结果变成一个单向的问答，我得到的讯息有限。

我的阅读其实相当有限，包括张悦然、双雪涛、散文作者李娟等等。读了当然觉得精彩，也有我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在里面。但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代作家在写作的资源上，因为它来自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前一辈作家还是很不一样。现在这些作家已经吸收了很多视为当然的不同的世界文学的资源，比如徐则臣写《耶路撒冷》，自然而然就把耶路撒冷召唤出来，他的人物谈恋爱，出国，在中国四处旅行等等，我很难想象在前一辈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自信，也是一种视为当然的写作或生活的模式。

因此，一方面你觉得现在这些作家面向世界的眼光开阔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隐藏的威胁是，你逐渐觉得这些作品展现了他们和广义的世界文学的同质性。你逐渐觉得，我现在只是在中国的语境里，看到一个世界文学的缩影。在这个情形下，我觉得这一代作家在表现所谓中国特色上，可能不如前一代作家。其实，他们关怀的问题同样是多元、复杂的，但因为他们接收资讯的过程本身的扩大和多样，反而非常吊诡的，使他们作品的辨识度变低了。当然，这是单一和多元之间永远的争执。

单读：这一代作家的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了，包括他们的外语水平，可能是前一辈作家需要花一生去跨越的障碍。这一点对他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德威：是的。外语被他们视为当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去年有一个作家代表团来哈佛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叫颜歌，她现在在爱尔兰，杜克大学毕业，英文漂亮得不得了。她写她的故乡，四川一个小城的故事，写得很好。她有她的世界观，但坦白地讲，他们都是有幸的一代，在她成长的过程里，她所遭遇的不如过去那辈作家有那么多坎坷或者冒险，所以，想象的成分已经逐渐地凌驾了现实经验的体会。这两者之间，不必然有高下之别，不是说你相信的东西就不如那个血肉淋漓的生命见证，不是一个意思，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同时，在开拓议题上，我似乎觉得当代作家仍然在摸索的阶段。作家们所依赖的议题，在历史方面仍然是比方说“文革”经验、少年成长，等等，但在写作上又未必达到前面那些作家所给予的道德紧张感，以及生活本身的危机所带来的复杂的密度。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才华永远是无从预测的，永远有一群有充分潜力的作家在创作，而就目前我所见的创作成果，也许每个人在议题的发展上都很努力，但我还需要读更多的作品，来真正见证时代的转变。

单读：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辩证关系？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人开始被世界看见，拥有跟世界沟通的语言，但是，当“我”变得和世界越来越相同，至少在文学的场域里，中国故事的特殊性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并不是说，中国崛起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就必然成为主角。

王德威：我想我同意你的话。作家的眼界开拓了，一方面他的资源很多，在写作风格的经营上，可以测试、实验很多东西，不再带有原来那一代作家的生涩或者兴奋的感觉，显得很老练，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也许创作的过程里少了一点紧张的感觉。作品本身不必非要文字经营多么完美，故事说得多么精彩，才能感动读者，有的时候不太完美的作品反而因为它的某种缺陷，让你有一个警觉，或者有阅读上的准备，感到他要讲的东西里面的张力或是压力。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作品的好坏其实很难只用纯粹审美的标准来判断，不是说你写得漂亮就是好作品。作家怎么巧妙地运用小说创作的媒体，仍然是作家如何面向生活本身的问题。我讲一句老话，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怎么在每天这样一个穿衣吃饭的人生里面去找寻那些刺痛你的，让你兴奋、刺激的东西，这是所有作家辛勤寻找的命题。但是，我们眼前的生活状态，未必容易给予刺激或刺痛你的材料。

单读：您是说，这一代作家可能生活上是很幸运的，他们可以掌握各种语言，在全世界旅行，但在文学上，他们未必比前辈更幸运，因为他们遭遇的历史的张力、冲突、矛盾远远没有那么剧烈？

王德威：这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一方面，我几乎要同意了，是啊，好像这样一个时代未必能够成就一个作家的宏大视野或者是深刻的生命观察。我们中国人老话叫“文穷而后工”，一个不是很理想的生活环境，说不定反而刺激了作家书写的冲动。何况现在的媒体那么多，就算是有创作的冲动，也不见得是非要经过文字这样一个刻意的琢磨来呈现。

但是，我又要修订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创作是个神秘的东西，不管我们用多少逻辑、理论来解释它的来龙去脉。作为一个读者，我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一群你看起来生活很安逸的作家，谁知道他们内心蕴藏了多大的挣扎和痛苦，谁又能预测两年三年之后不会有一个精彩的声音出现。所以在这点上，我应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不会用一个简单的生存逻辑和创作逻辑把它做成一个辩证，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去尊重作家创作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那一块。

单读：您曾提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现在回到了一个“基本面”，这个基本面的含义是什么？它和我们目前谈到的这个时代变化有关系吗？

王德威：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文学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几年，大家风风火火地把阅读文学、传颂文学当作这么大的一个事，当作一个公共事件，作家享受到的尊重和争议都在那个时候达到高峰。

当代的作家，不论幸与不幸，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时代，现在一切的绚烂都归于平静。在这样的一个分众时代，写作已经成为众多传媒的沟通方式之一，不论是手写或是打字，选择文字作为手工业的作家们，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既然可见的争议和风光都逐渐归于平淡，既然文学的销路不见得永远那么受到重视，既然外在的压力仍然如影随形，也许“眼前无路想回头”，还是回归到最纯粹的创作的局面，你得问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一方面是对自己，一方面是对少数知音型的读者。至于作家所享受到的光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单读：平静或者平淡的生活下面，也蕴含着潜在的张力和冲突。比如您近期关注到中国科幻文学的突然兴起，背后有很多关于这个时代的密码可供解读。还有其他的例子吗？还是说科幻小说这个类型是您近年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个孤例？

王德威：科幻是一个特别的发现，一方面是因为我原来做晚清小说的科幻文类，所以我其实有基本知识的储备，看到了21世纪当代科幻的兴起，自然会有学术上的联想。当然就会做多一点的延伸，想到它的历史隐喻，想到它的创作形式和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感觉结构之间非常有意思的互通有无，也就是你所说的“密码”。所以，如果要问我21世纪这十几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突破，我通常会说是科幻小说。

有没有类似的文学现象？我可能一时想不到有那么轰动的一个文类或者现象，能和科幻的快速兴起以及逐渐平静的历程来做类比，不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

单读：如果余华、苏童、阎连科他们这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来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翻译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于当代的作家来说是不是已经不那么重要，或者说这个障碍变得比较容易跨越？

王德威：我想翻译问题永远存在于20、21世纪所谓的全球化的现象里面。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翻译，也包括了我们诠释不同的语境和文化里任何生活符号的尝试、努力，包括翻译服装、饮食等社会行为的密码。即便在广义的华语语系的语境里，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之间，也包括流行歌曲、影视等媒介的翻译。所以，翻译不仅指语言，我认为那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而回应你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不是不需要翻译，而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频率和密度实在太快，太高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个翻译的语境里，无时无刻不在回应全球化的各种语境和语码的转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觉得的确像你刚才所说的，怎么样回到一个比较纯净的语言环境里，用一个老话来讲，回到初心，这是一个考验。作家在观察世界之后，怎样平心静气地来写作，怎样构建他想象中的语言世界，这也是一种翻译的功夫。

单读：您觉得在文学的层面存在代沟吗？

王德威：王国维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品味的转换，文学典范的转换，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其实现在讲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作家之间的代沟，是把这个问题讲小了，在广义的文学史的流变里，这不过三十年的事情而已嘛。但即使这三十年，我们都感受到了所谓代沟现象的出现，何况是五十年、七十年、一百年、三百年。这个问题是文学史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长期阅读的读者，我的确感受到了时代的转变。在找寻那种让你眼睛一亮的东西的时候，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还有那个耐心，但我有那个意愿，我很愿意看新的东西，尤其学生口耳相传推荐给我的作品，我还是很希望听到一个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的声音。

我想我们很多读者在今天看到《红楼梦》某些经典片段，仍然是很感动的，或者是看到鲁迅，仍然会觉得有意思。那相对的，可能很多其他作品过去也就过去了。五十年代的中国新青年，晚上排队去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猜想今天不会有人会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明天要出一个新版，我今天彻夜去排队。

单读：只会去排队买苹果手机。

王德威：对了。杨沫的《青春之歌》曾经让人感动得涕泗飘零，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思想那么纯正的读者。所以，代沟是明显感觉到的。但是，今天很多张爱玲迷张口就来张腔张调，可能说明代沟没有完全转移呢。这是很有趣的话题，看吧，希望在历史的争鸣上，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仍然是可以超越代沟的作家。

单读：超越代沟应该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吗？

王德威：我觉得这是文学历史上的现象，但它不会是一个让我焦虑或者忧心的问题。你会了解到时代的交替，你会了解到每个时代品位的不同，甚至作家本人的创作都已经改变了。在这一点上，我会用平常心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