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聚书散书

作为一位教师，顾颉刚先生爱生如子。他在日记里回忆自己早年“撰文向不取稿费”的事，说当年《东方杂志》向他约稿，给的稿费很高。以千字论，一般作者可得两元，他则得五元。自己既不取，便用来帮助家境贫穷的学生。学生中的李晋华、黎光明、杨向奎等都很穷，顾先生就嘱咐他们写文章，署上“顾颉刚”的名字，投给《东方杂志》。黎光明写出《明末清初之四川》一文，顾先生帮他修改后“付《东方杂志》刊出”。

作为一代史家，顾先生爱书如命，既出于私愿，更源自公心。他在《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中说过自己的想法：

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起巨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每天散课后，走上街头，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权、各党派、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因为顾问的人稀少，价格便宜，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买来一捆。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史实。这些资料，经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抗战）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多册。那时因为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就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

更值得一说的是，顾先生捐出的这些书，都是这家图书馆所没有的。他很高兴为这些书找到了该去的地方——“皆彼馆所未备，喜得其所。”这是他写于1949年4月5日日记中的一句话。

此后顾先生聚书如旧，遇见心仪者会大量买进。1953年秋，苏州曹叔彦因病谢世。曹曾为一代经师，其大量藏书于身后不得合适去处。1954年春，顾先生邀朋友陈子展、胡厚宣等同道往曹家访问，并对诸友说：“曹先生家的书，你们要的我就不要，你们不要的统统归我。因为考虑到你们不要我再不要，这些书大概就要卖给造纸厂化浆去了。”顾先生估计自己此行可以买得五千册书。

一次就买下五千册书的顾先生，有时候一次仅买一本。也是在苏州，某回走进旧书店来春阁，见到一本《桐桥倚棹录》。他知道此书已“沉没百年”，不期而遇，足见缘分，当即买回家中。

这是顾先生聚书得意时，可偶尔也有窘时。一次潘家询到上海，晚间顾颉刚和郑振铎陪他出游，顺路到四马路的一家旧书铺——集成书局。进门后，顾先生看到一部《春秋左氏古经》，是两部《皇清经解》中没有收进的，便花两元多钱买下了。主人见他买此书，就问：“还有一部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要吗？”顾先生未打算多买，就搪塞道：“要买《春秋毛氏传》，不如买毛奇龄的全集好了。”他以为此全集是这个书铺不会有的。不料卖书人说：“这里有一部全集，可以看看。”这部书一向价高，北京市价百元，苏州图书馆刚进的一部是80元。顾氏买不起，就说：“我过一天来看吧。”意思是不准备买。主人说：“书就在这里，看看也好。”于是拿出给顾先生看。顾先生要脱身，又不想伤体面，就说：“我是不出价的，至多不过50元，你们不卖就算了。”他以为此全集绝不会有50元的价钱，正要走，只听一声“卖给你了”，犹如晴天霹雳。为了不失面子，顾先生只好买下。

如此搜罗，经年累月，顾先生家中的书又现叠床架屋之象。1954年7月下旬，他应中国科学院之聘，准备到北京工作。为此，他一边“各处辞行”，一边“整理书籍装箱”，以利与书同行。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平均以四百册计，已九万册矣，如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

顾先生到京后，住在干面胡同。为安置图书，科学院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所大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