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痛责学界

梁启超为朋友出书作序，写出的序言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朋友作序——这段学界佳话，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顺着蒋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线索去读《蒋百里传》，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在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有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视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文，都是请蒋执笔。1918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谈。言语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资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之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发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因为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年2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