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清音独远

“清音独远”，这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作者在书稿收笔时的浩叹，沉重到无以复加。该书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给人一种如铁似铅般的沉重感。

当年深圳读书月评选“30年30本书”，先是读者海选，然后圈出百本，继而业界复评，最后专家终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铅铸铁打，无以摇撼。终审现场几轮投票的气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评出10本，也会留住这一本。

如此众望所归，该能给人些安慰。清音虽远，毕竟还能听到，还有人愿听。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始于1949年。当年和略早些时候，大陆学界名流各奔东西。远走美国者如胡适，去台湾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钱穆。陈先生不作美国之想，坚辞台湾之请，亦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作寄身之所。

一介书生，所求不多，无非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求安静，他看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优容雅量。也是为求安静，他放弃了到中国科学院当所长的机会。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号称“新史学”的权威，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代表。新中国初建，新社会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则甘愿冷在岭南。“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1953年底，郭沫若写信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赢得知识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认这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则陈寅恪的主张应代表一份思想资源。

陈寅恪坚持的道理，本属常识，但在学习马列声势浩大的20世纪50年代初，在言必称马恩列斯的气候下，却显得惊世骇俗，很难被正确理解。顾准曾感叹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实在可怜”。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学术研究时，连时代都可怜，何况学人？

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学术该怎么搞、学人当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马列主义”必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不能见容于世，才想到请毛泽东或刘少奇以手谕表示恩准，作挡箭牌。

看得透历史，自有看现实的清醒与深入。明达如陈先生，何尝不知那一纸证明书绝难开出。“牌”未必要得来，“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随时伺候。既如此，仍坚持，无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一以贯之，至死不渝。

联想到陈先生写过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会觉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时，或许更有一层深意，即要提醒“最高当局”注意，“现在政权”既已开出新中国，国中若仍能为学人留出学术研究的空间，则须遵从最基本的规律，允许乃至倡导学人保持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或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使某些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段岁月成为观察、研究其人的一个特殊角度和时间单位，在出版选题上开了风气。十年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面世，诸如《周作人的最后22年》《傅雷的最后17年》《梁漱溟的最后32年》《陈独秀的最后15年》等等。可见此风仍有余绪，只是单纯跟风之作已无多可看。可叹如今，不仅大师清音独远，连能真切记录大师清音之作者也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