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传槼：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香港旺角一家旧书店里，有一本葛传槼著民国版《英文尺牍全书》。买下它，不是想学写英文信，只是作为纪念——当年，英格兰人H.W．Fowler（1858—1933）主编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King's English）传到中国大陆，葛传槼细读之下，挑出了其中几十处错误。他致信H.W．Fowler，逐一指出。H.W．Fowler见信，惊奇于英国之外居然有人如此精通英语惯用法，在回信中表示激赏，称葛传槼长信中的英语“完全无误”，“没有一处透露出来你的英语非母语”。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闻讯，邀他向公众做英语演讲，葛传槼由此出名。

从学历看，H.W．Fowler是牛津出身，在英文词典编纂写作领域素有盛名，他编写的多种词典多在牛津出版。葛传槼则是电报局和印书馆学徒出身，全凭自学，居然学到能为牛津英语词典作者挑错的境界，实在难能可贵。由他来编写《英文尺牍全书》，应是上佳人选。

葛传槼的英文纯熟到母语般程度，而其真正母语则是汉语，自然能在这两种语言间自由来往。根据对两边语言习惯的深入了解，他特别提示同胞注意英美人写信的种种惯例，主张“我们中国人学写英文信，不但该注意英文的正确，还该注意英美人写信的种种习惯。要是不合习惯，尽管句句都是正确的英文，也会不像一封英文信的”。

例如，中国人历来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作为简明扼要的标志，但在英美人习惯中，“有话则短，无话则闭嘴”。葛传槼提示：“写英文信，切忌无故拉长。要说就说，说完便停。两句也不妨，一句也不妨。”他举了大量例子证明，仅有一句两句的英文信是很常见的。我国同胞不必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尤其关键的，是尽量避免“翻译式”写信。葛传槼以其对英文惯用法的熟知建议国人：“要合于英美人写信的习惯，我以为最要紧的是避免先用中文写好了信，然后逐句译成英文。一封十全十美的中文信，逐句译成了正确的英文，往往会不像英文信的。学写英文信，便该用英文写信，不该依赖中文。”

针对国人文化心理，葛传槼也有善意告诫——“我们中国人，似乎有人喜欢把请求的事放在再启里，故意做得像不重要似的。例如写催人讨债的信，竟把两三张八行笺写满不相干的话，却在信尾加上一句‘尊款乞即惠下’。”他建议不要对英美人用这一招。

著述之外，尚须教学。教学之余，更有日常生活。母语般的英语水准，使葛传槼的口头表述独具特色。课堂上，生活中，出口即有兴味。据陆谷孙回忆，一次，葛先生到其班上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讲过著名独白“to be，or not to be”之后，对学生说：“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徐燕谋是其复旦同事，生性开朗，其“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但在“文革”期间，因受冲击迫害，徐氏笑声不再，话也极少。葛传槼便从英语谚语Silence is golden中化出“金”字，从此称徐燕谋为“金先生”。幽默和玩笑之间，或许也有葛传槼对他人的善意提示，为求自保，还是沉默为妥。

有人讲话语病多，数不清的“这个”垫衬在话中。葛传槼听过，便用英文this代表“这个”，称其名为“Mr．This”。如此称呼，已近戏谑，葛传槼仍意犹未尽，于是复由英文转回汉语，取音译法将this译作“集思”，再延伸为“集思广益”，最后略去“集思”，保留“广益”，确定称呼这位先生为“广益先生”。

“文革”中造反派掌权时，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管理和改造知识分子。他们要掌握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动向”，就千方百计诱导葛传槼和他的同事们提出问题。葛传槼实在受不了工宣队员“钓鱼”性质的语言骚扰，终于提出了典型的葛氏问题——“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一语既出，众人开心。

葛传槼先生1992年去世。这么有趣的人曾经很多，走一个少一个，如今难得一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