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与“诗言志”传统

诗歌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学艺术样式，不同的国家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它们也承载着不同的民族传统。“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2]早在传说中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就开始了诗的歌唱。《吴越春秋》里所记载的《弹歌》、《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尚书·益稷》中的《赓歌》、《吕氏春秋·音初》里的《侯人歌》，《周易》卦爻辞中的古歌，以及传为尧舜时期的《卿云歌》、《南风歌》、《击壤歌》等等，都是见于记载的上古诗歌。它们有的较为真实可靠，有的带有传闻的性质，还有的可能出于后人的假托，但是却从多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诗歌的早期形态。从形式上讲，诗歌舞一体是其基本特征；从内容上讲，则涵盖了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劳动歌、有祭祀歌、有图腾歌、有战争歌，有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歌、也有表现各种世俗生活的歌。可见，早在上古时代，诗歌就已经成为先民生活的一部分，处处都有诗的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3]它用简洁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上古时代一个歌舞狂欢的盛会场景。它说明，中华民族天生就是一个具有诗性气质的民族，诗歌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并开启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诗歌传统。

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与其所生存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明起源的类型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地处东亚大陆，东南两面环绕大海，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崛起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北面毗邻的是气候寒冷的东西伯利亚，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由此而形成了不同于中亚、北非和欧洲的独立的东亚文明。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早在6000-7000年以前，自南到北就已经出现了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4]这其中，气候湿润温暖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以炎黄为首领的氏族部落，进而建立了以高度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农业文明的起源来自于中国人对于天地运行规律和万物生长规律的掌握，也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而，中国人没有形成像西方人一样的宗教意识，也没有产生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上帝。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命运一开始就由自己来把握。他们很早就掌握了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其中，使诗成为表达世俗生活与人生情感的艺术，成为歌颂自我、直面现实的艺术。现存的上古歌谣已经初现这一民族特点，至《诗经》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中有祭祀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政治美刺诗、婚姻爱情诗、以及表现各种内容的世俗生活诗；举凡念亲、爱国、怀旧、思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均在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诗人直面自身的现实生活，尽情地抒写着各种情感。自兹以降，由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调到现当代的新诗，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各少数民族，莫不继承着这一传统。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是诗歌创作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诗的歌唱；只要关乎人类的生活，就有相应的诗歌创作。诗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在“诗意中栖居”的民族。

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诗的世界，自古就形成了对于诗歌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中国最早的诗与歌舞合为一体，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诗歌以口传的形式存在，音乐显然是诗义表达的重要载体，因而中国人把诗归之于乐。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诗歌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外物感动的结果，因此中国人最早的诗歌起源论就是心灵感动说，或者叫做感物说。《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5]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直面现实，是心灵的表达，因而中国人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的理论，并将“和”作为最高的艺术理想。《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6]

《尚书·舜典》中提出了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为“诗言志”。何谓“志”？《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此说来，“志”包含了人的内心所想的一切。人的内心所想有多么丰富，诗的内容就会有多么丰富。人之所想不仅包括情感，还包括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获取的所有经验与知识，因而中国早期的诗歌内容也包括这些方面。闻一多将“志”解释为三个意义：“记忆”、“记录”和“怀抱”^[7]，认为中国早期的诗歌有记忆和记录的功能，这不仅可以在汉语诗歌中找到例证，如《商颂·玄鸟》、《诗经·大雅·生民》等诗中关于这两个民族起源的记忆和记录，也可以得到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证明，如《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等长篇史诗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志”这个词语的核心意义还是指人的意志、思想、感情，指的是人对客观社会的认识，亦即人的心灵。因此，几千年的中国诗歌，虽然不乏“记忆”和“记录”的内容，但是其核心却是以抒写“怀抱”为特征的抒情诗。在几千年的汉民族诗歌里，诗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将“记忆”和“记录”溶汇于“怀抱”之中，并形成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特有风貌。一部中国诗歌史，不仅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寄托了中国人美好的生活理想，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而且还以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农业社会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进而培养了中国人的诗性思维。在中国人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自然法则而生成，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和谐是最佳状态。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自然万物最易触动人的心灵，因而，人类对于宇宙万物的认识，均从观天法地入手，均由万物之象而悟出。《周易·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8]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特点和思维方式，通过形象来把握世界，由自然到社会到人生，再从人生到社会到自然。而中国诗歌则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诗性思维特征。其“感物而动”的创作模式及其实践，验证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认识论；以“比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写作手法与艺术境界的营造，体现了中国人以“人化自然”为特征的审美理想追求。因而，这使中国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录，情感的抒发，还包含了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式把握，具有深刻的哲学内容。例如陶渊明本为晋宋时代的著名诗人，但后人却同时把他看成是一位思想家，认为他的诗歌体现了魏晋玄学的最高境界。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优秀的诗篇中总是充满了哲学的内涵，伟大的诗人总是兼具思想家与哲学家的气质。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超出了文学与艺术的范畴，它不仅是一部诗歌史，同时也包括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与评价，是一部艺术化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