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诗歌的文化功能与诗人的社会责任

按今天的观点来看，“诗”属于文学的范畴，或者称之为“语言的艺术”。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始终没有把“诗”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而让它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诗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无处不在，它生存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何种场合需要诗，诗就出现在何处。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采诗献诗之说。《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晋语六》：“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9]《左传》中则记载了大量的春秋时代诸侯国外交行人赋诗言志之事。《周礼·春官宗伯》：“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0]可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诗经》的采录与编辑，就具有多重的功利目的，可以用于宗教、典礼、教育、听政、讽谏、娱乐等各个方面。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这说明，孔子也并不把“诗三百”当成纯粹的艺术，同样强调它的各种实用功能。孔颖达曰：“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12]《诗经》题材的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就是其多重功能的最好证明。自兹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诗歌，莫不继承了这一传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昭明太子编《文选》，将诗歌按题材分为“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一”、“赠答二”、“赠答三”、“赠答四”、“行旅上”、“行旅下”、“军戎”、“郊庙”、“乐府上”、“乐府下”、“挽歌”、“杂歌”、“杂诗上”、“杂诗下”、“杂拟上”、“杂拟下”等二十六卷，按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分类标准颇显杂乱，其实却正好符合当时诗歌创作的状况。这其中，赠答、祖饯、公宴、献诗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诗歌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重要的交际功能。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代史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民歌民谣多用于美刺时政，则说明在普通民众阶层，诗歌仍然扮演着社会批评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国诗歌最为繁荣的时代，诗歌已经成为唐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处处都有诗的存在。人们习惯于以诗歌语言来传达各自的思想和情感，除言志、抒怀之外，其它如闻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等社会活动，都可以通过诗的形式完成，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广泛。宋代以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诗人还用它来进行美刺、说理、交际、应酬、消遣、娱乐乃至炫耀才学。迄至现代，学习和创作传统诗歌，依然是表现中国人文化修养水平的重要方式。中国诗歌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当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诗歌同样在审美、抒情、教育、传授、刺政、择偶、娱乐和交往等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又兼具多种功能，这构成了中国诗歌鲜明的民族特色。因为它是抒情的艺术，诗情生发于人的心中，“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所以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因为它具有多种实用功能，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联，“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以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生活于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都可以听到诗的歌唱。因此，要认识中国诗歌，就要了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风俗、习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诗是艺术，是心灵的历史，也是生活的万花筒，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有艺术审美的价值，更有认识社会的价值；它有感召人心的力量，更有生活教育的力量。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人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诗人是诗歌的创作主体，而且还因为中国人有着崇高的诗歌理想追求。中国人将诗的发生视为心灵对外物的感动，承认每个人都有可以成为诗人的天性，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心灵感发都可以成为优美的诗章，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礼记·乐记》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13]因此，一个人如果要创作出好的诗歌，就一定要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有高尚的道德追求。这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14]诗歌艺术的极致，应该是人类美好德性的外在优美显现，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乐”，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只有通过诗人不断地净化心灵，然后才能在他的创作中实现。中国古代诗人与外国诗人和现代诗人不同，还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文人，而文人的人生理想则是辅助圣君达到天下大治的贤臣，因而中国的诗人总是自觉地担当着崇高的社会责任，具有圣人的情怀。刘勰《文心雕龙》讲为文之枢纽是“原道”、“征圣”与“宗经”，这里“原道”讲的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体认，“征圣”是向圣人学习，而“宗经”则是以圣人的文章为法。在这里，核心是“征圣”。一个人必须具有圣人的情怀，他才能真正的体道，才能够做到“文以载道”，写出好的诗文。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上的圣人是尧舜，文化上的圣人是孔子，诗中的圣人是杜甫。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为“诗圣”，诗歌艺术技巧的高超固然是其重要的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具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胸怀，有民胞物与的精神，这是他所以创作出好诗的根本。他不仅为后世诗人树立了诗歌创作的榜样，还树立了做人的楷模。

所以，一部中国诗歌史，不仅是诗歌作品发展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中国诗人成长的历史。中国人评价诗歌从来就离不开评价诗人，把诗人的思想境界与人格修养放在重要方面。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5]在汉人看来，屈原的《离骚》之所以写的好，是因为它包含了那么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内容，其艺术水平又是那么高超，与屈原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高尚的人格节操密不可分。正因为《离骚》是屈原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生命之歌，因而才能达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这是中国人评价诗歌的一条重要原则。

作为以“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自然也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理想，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例如《诗经》中形成的“风雅”传统，在《离骚》中所展现的香草美人形象与美政理想，在汉代骚体抒情诗中所表现的怀才不遇与生不逢时之感，在建安诗歌中所形成的慷慨悲凉风骨，在陶渊明诗歌中所寄托的隐逸之怀与田园情趣，在盛唐边塞诗中所抒写的建功立业之志，在李白诗中所张扬的个性气质，在杜甫诗歌中所展现的忧国忧民情怀，在苏东坡诗歌中所体现的儒道禅思想的融合与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价值观念。后世诗人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创作主张，如江西诗派的以才学为诗，明代前后七子的倡导复古，公安派与性灵派推崇性灵诗学，同样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至如清初遗民诗里所抒写的国亡家破之痛，黄遵宪、王国维、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近现代著名诗人的诗歌名篇，更向我们展现了中国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现代过程中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表达了他们对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体认。因此，不了解中国的诗人，我们便无法了解中国诗歌。一部中国诗歌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诗人的心灵史和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