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阋墙之争
第一节 天策上将
玄武门兵变是李世民个人的悲剧,却是大唐帝国的幸事。
皇位继承始终是权力斗争的焦点,除了开国君王自己夺取天下之外,从第二代开始就有继承权问题,除非只有一子。按规定:皇位应传给嫡长子,即太后所生长子,如太后无子,才传给其他儿子。君王也可以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有很多君王数易其嗣。
为了争夺君王的地位,刀光剑影,兵戎相向,钩心斗角,让人惊心动魄。
唐太宗李世民在与兄长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处于劣势,但他先走一招,将劣势变为优势,夺得了皇帝的宝座。
这场斗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显赫,一方面他本人逐渐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引起了李建成的妒忌。
晋阳起兵之前,李世民就开始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见隋室大乱,暗中立下大志,于是倾心结交贤能之士,得到他们的支持,为建立自己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于晋阳起兵,正式举起反隋大旗。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就建唐称帝,立世子建成为太子,次子世民也因功被封为秦王,担任尚书令,四子元吉则封为齐王。然而,李世民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位于太子之下的秦王,他向往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更加注重谋势,为建立自己的基业而精心谋划。
领军打仗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发展个人势力的绝好机会。在平定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不仅招揽了一大批武将,还从敌军营垒中网罗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帅之才,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张士贵、薛万彻、李君羡、张公瑾、戴胄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秦王府的得力助手,被李世民安置在自己的“天策将军”府中,使天策府成为自己的军事决策顾问机构,为争夺帝位作好武力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非常注意延揽智谋之士。早在攻取长安之后,李世民就注意网罗人才,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这时成了他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起初任隋朝隰城县尉,后来因事被革除官职,迁居上郡,于大雪天拄着拐杖去拜李世民。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像见到久别的故人,于是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从此忠心跟随李世民,成为他的心腹谋士。
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于高祖武德四年担任秦王府的兵曹参军。不久太子李建成就向高祖李渊建议,调杜如晦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得知这一消息后,向李世民说:“秦王府中同僚调走的人虽然很多,但大都不值得可惜。杜如晦这个人聪慧贤明,通达事理,是个王佐之才。如果大王只想保住秦王的地位,端坐拱手无所作为,就用不上他;但大王若想有志于天下,则非此人莫属!”
李世民见房玄龄如此重视杜如晦,吃惊地说:“先生如果不说,我几乎失去此人了!”于是亲自去向高祖求情,调杜如晦为秦王府中属官,把他当做心腹,常常在帷幄之中参谋筹划。当时军务繁多,杜如晦能从容应对,剖析事理,决断迅速,因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当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尚书省左、右仆射,实际上就是宰相。他们帮助李世民处理政务,深得时人的称赞,被称为“房谋杜断”。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讨伐薛举、薛仁杲父子的时候,唐高祖曾经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下悄悄对秦府将领殷开山说:“真是英主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平定祸乱呢!”可见,这一战役的胜利无形中给李世民提高了威望,人们都对他心悦诚服。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而不是屈服在武力或刀剑之下。
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府记事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听了,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可见,他这时已经萌生了想当“天子”的念头了。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再设天策将军府,将它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决策机构之后,又以“海内浸平”,向高祖提出设立“文学馆”,借以收罗四方文士,得到高祖批准。文学馆创建之后,李世民又招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出现了所谓的“文学馆十八学士”,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
对这18位学士,李世民供给珍膳,将他们分成三批,在阁中值宿,陪伴自己,遇有重要问题时,就和他们讨论商议;同时,李世民还“锐意经籍”,向他们学习政治经验,逐渐由崇尚军事向注重政治转变。
在李世民的刻意培植下,他的私人势力迅速膨胀,而且凡是被他所延聘的文士武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只听命于秦王李世民,而高祖的诏敕他们有时并不买账。对此李渊曾发牢骚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不再是我过去的儿子了!”大臣封德彝这时也提醒李渊说:“秦王依仗自己立有善世之功,不服居太子之下。”可见,当时明眼人都看出了李世民的志向不在于当一个秦王,而是将来取代太子见机称帝。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因为李世民功劳之大,难以衡量,高祖认为以前的官衔已经不能与这特殊的功劳相配了,于是另为赐给一个徽号,用旌旗来记录李世民的功德,给李世民加封号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天策府还可以配置官属,里面设有长史、司马各1人;从事中郎2人;军咨祭酒2人,典签4人;主簿2人;录事2人;记室参军事2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2人,参军事6人。李渊用这样的封赠给李世民,是对他的功劳的肯定,这时的天策府实际上成为了秦王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李建成的战功几乎和李世民一样;差距是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李世民以赫赫战功,威名震天下。
正是因为如此,太子李建成才感到惶惶不安,因为他知道李世民是不甘心久居自己之下的,因此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已经感到严重的威胁,东宫开始积极谋划提高自己的威望,同时压制李世民的势力。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一月,机会来了,刘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第二次起兵,攻下了原河北的旧地,声势非常大。李建成身边的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乘机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只是位居嫡长,就其功绩与声望来说,远不及世民,唯有通过创立军功,深自封植,才能维持太子的地位。因此,李建成立刻同意此议,李渊也马上批准李建成出征。过去,每次重大战役都是李世民挂帅的;现在改换李建成,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李建成处置,目的是想压抑日益强大的秦王府,以加强东宫的实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