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死场的挣扎与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和对这块殖民地十四年的统治，无疑是东北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日寇铁蹄下东北民众苦难的哀鸣，惨绝人寰的画面成为东北流亡作家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然而，知耻而后勇，这场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也促使了东北人的觉醒。因为它破坏了东北固有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北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东北流亡作家笔下“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阅读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日寇在东北烧杀抢掠、奸淫无道的行径使读者感到触目惊心。无数东北百姓的胸膛被日寇的刺刀挑开，无数襁褓中的婴儿被日寇的魔掌摔死，无数东北女子被日寇强奸后割掉了乳房或分尸。活埋，砍头，“上大褂”，马鞭子蘸凉水往脊背上抽，从鼻孔灌洋油，“坐火车”“擦肋条”“挑脚筋”^[1]……这些惨绝人寰的情节只有在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中才看得到。正如梅娘所说，“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

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

同样，在林珏的笔下也有类似描写：“美丽的神仙洞，竟然放着早已被日寇奸毙的、光裸的姑娘，乳房被割掉，胸前留下的只有两块涂满血迹的伤痕。”（《神仙洞》）“偏僻的山村遭受着日军飞机的野蛮轰炸，绞着腥臭的黑烟，向天边滚腾起来，农民世代生息的地方，瞬间成为一片废墟。”（《山村》）“敌人的铡刀下，成年人被按卧在刀床上，刀口下去，热的血浆，从脖腔里一股一股地喷出来，土道的边缘上滴落无数红点。无辜的儿童也被拖进刀口去，脑袋滚落在马路边的车辙沟里，而一双发育不甚完全的小腿，还在那儿微微地颤抖。”（《铡头》）“在插着膏药形的旗子的煤矿，一具具矿工的尸体被丢掉河里，或是扔在山脚下，任野兽的吞噬。”（《鞭笞下》）

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中有这样的对话：

“关二虎给毙掉了。”

“那么，尸首呢？”

“在杀人场岔道，头挂在树上。”

罗烽的《呼兰河边》写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牛娃——附近村妇的独生子，被日本鬼子怀疑是抗日义勇军的探子而惨遭残害。鬼子吃了他放的小牛，并将他的尸身和牛的骨头扔在土岗后的草丛里。《第七个坑》讲述一位普通劳动者、皮鞋匠耿大，被日本侵略者抓去挖坑，活埋无辜同胞，一直挖了六个坑，埋了六个人，敌人又逼迫他挖了第七个坑埋他自己。耿大终于觉醒了，用铁锹把狰狞的敌人砍入即将埋自己的第七个坑中。作家通过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沦陷区沈阳城的反对日寇活埋我无辜同胞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反抗斗争精神。《考索夫的发》反映的是一个混血儿抗日救国的故事。考索夫的父亲是中国人、老实的木匠，他的母亲是俄国人。考索夫当初由于偏见，嫌弃父亲和自己的祖国，他拒绝叫杨继先的名字，考入俄国教堂学校读书……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后，佐佐木、山崎等四五个日本人，鸡奸了美男子考索夫。父亲因去告发这些日本流氓，被害死在宪兵队。考索夫杀死了佐佐木和山崎，自己也被抓进宪兵队的监狱处死，留下了被剪掉的头发求人带给他的母亲。这篇小说题材新颖，愤怒地声讨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兽行。骆宾基的《罪证》中的吴占奎，本是一个只知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甚至九一八事变也没在他脑海里占有多大位置。但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书呆子，在寒假回东北珲春老家途中，却被日本侵略者无故搜查并以政治嫌疑犯的身份关押起来长达五年之久，最后被逼迫成疯子。再如，罗烽的《荒村》中被人称为“人妖”的女人，她是被日寇作践疯了的农民妻子，她蓬头垢面，每天躲到井里去过夜，常在死寂的夜里发出凄厉的歌声，最后被活埋在井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一些没有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还有骆宾基描写大后方颓废军人或小百姓生活的篇章里，也都是以日寇的入侵和殖民统治为背景的。

日寇的入侵以及残暴的兽行，并没有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正义感，相反，激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汹涌热血。东北人民目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被侵略者杀害，目睹着自己的土地被强盗霸占的时候，他们用粗拙的力量，以“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的精神奋起反抗了！他们或组成人民革命军，或参加抗日救国军，在敌人的刺刀和枪弹下，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坚守着生命的尊严。

萧红的《生死场》展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到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附近的偏僻农村农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觉醒和抗争。小说的前半部（前九章）叙写东北农民在自然灾害和封建势力的奴役的双重重压下，贫困、愚昧、麻木地生活，动物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后半部叙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烧杀抢掠，沦为亡国奴的农民奋起反抗，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正如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说：“苦难里倔强的老王婆站起来了，忏悔过‘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来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的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来了。”为了抗日，他们喊出的是“千刀万剐也愿意”，哪怕“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在一个神圣的时刻，“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萧红那“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2]已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遭受了丈夫被鬼子杀死、孩子被鬼子摔死、情人被鬼子打死、自己又被糟蹋以后，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和复仇精神继续参加战斗。萧军这样写道：“她从昏迷中醒来，爬着捡起情人的步枪，凭借着树干颤抖着立起，抛开自己被鬼子撕碎的裤子，剥下情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迈着坚决的、忍受的步子，去追赶抗日队伍。”

林珏的短篇小说《老骨头》塑造了程合——刚直不阿的具有民族正气和革命精神的老英雄形象。作者没有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程合的生平和家世，而是将人物置于反击侵略者的战场。在祖国和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位年迈的老人竟然也投身到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了。他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怀着“绝不能让必胜的抗战，因为挨饿失败”的信念，冒着密集的枪弹，独自向前线运送给养。当前线的部队开始冲锋时，程合的心像燃烧着“一团火球”，有谁会相信这样一位老人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竟是如此勇猛灵活。作者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他奋力杀敌的情景：

“杀呀！”扁担神速地舞着……

白刃的交织，使他周身像电掣一般灵活。

“杂种，两个，又两个！你娘的……”他恨怒地骂。

阻碍扁担推进的所在，只有一声呻吟。

同样，白朗的短篇小说《生与死》也成功地塑造了安老太太——敢于向恶势力抗争并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英雄形象。安老太太是一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东北劳动妇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她又成了亡国奴。为生计所迫，她不得不到敌伪拘留所当看守。她的儿子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牺牲在战场，她的怀着身孕的儿媳在被侵略者强暴后含恨服毒自杀。经历了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安老太太觉醒反抗，她不顾个人安危，为政治犯传递信息，并帮助她们成功越狱。“一根老骨头，换了八条命”，安老太太的心“欢快得像开了窗”。即使被押赴刑场，她依然坦然赴死。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于安老太太的觉醒过程写得细腻、真实，令人动容。

东北流亡作家以血脉偾张的文字，怀着强烈的义愤和激情，执着地描写东北沦陷区的恐怖社会和惨痛现实，表现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和情绪，把那血雨腥风的历史画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东北人”已开始肩负起救亡图存的新的历史重任。

[1]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3，第224页。

[2]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载萧红《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