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张寒晖谱写的这首感人肺腑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流亡者的心声。流亡者的痛苦与悲伤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歌声才能消减心中的烦愁。白朗的《流亡曲》中这样写道：“老杨唱，老陆唱，后来，竟连从不唱歌的老太太也唱起来了，唱着唱着，她便深深地打着沉闷的唉声。日里唱，睡在床上也唱，总之，只要一有空闲，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了’，一个唱，大家便都习惯地随唱起来……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变成了孩子的催眠曲。”^[1]李辉英也曾深情地回忆道：“亲爱的朋友们，你简直不知每当我听到青年男女唱起《流亡三部曲》（包括《松花江上》这第一部曲在内）时，我的心情会激动到什么地步，而那种热血沸腾的情形，真不知如何处置自己才是呢。当自己也是《流亡三部曲》歌唱者中的一员时，你一看见我唱得珠泪滂沱的样子，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亡国奴的心情如何的悲伤，如何的痛沉，又如何的愤慨了！”^[2]

可以说，没有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便不会有“东北流亡文学”。“流亡”这一特殊处境和“流亡者”这一特殊身份，总是会给作家带来绝非一般的心理精神影响。勃兰兑斯在论述19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时，就十分重视和强调“流亡”给波兰诗人的影响，指出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的惨痛经历，使波兰诗人“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并由此决定了波兰文学的基本走向和精神色调——一种特殊的政治浪漫主义。^[3]

同样，东北流亡作家是在家乡遭到日本侵略者践踏后为图生存而被迫逃离故土的。他们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从东北出发，先后流亡到青岛、北平、上海、武汉、山西、兰州、西安、重庆、桂林、延安、香港等地，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始终处于流亡状态。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萧军决定离开部队，他曾计划将他朋友的部队组成抗日义勇军，但没有成功，于是同朋友一起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他与萧红相识、相恋，走到一起，并出版了两人的短篇小说集《跋涉》。由于二人已被日本占领当局所注意，萧军和萧红于1934年6月12日离开哈尔滨经大连去青岛与舒群会合，1934年11月2日他们离开青岛去上海，1937年9月上旬离开上海去武汉，1938年1月到山西。萧军与萧红分手后，独自去了兰州、西安，后来辗转到达延安。萧红于1930年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只身离开家乡，由此开始了充满艰辛和不幸的漂泊生活。她与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结婚，二人一起去重庆、香港。端木蕻良于1932年年初加入孙殿英的军队，过了一段军旅生活。1932年夏天，他加入了北方“左联”，并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3年秋，端木蕻良为了躲避追捕到了天津，开始写作《科尔沁旗草原》。1934年夏，到北平与母亲同住。1935年12月底，端木蕻良为躲避当局的抓捕，离开北平南下上海。1937年11月前往武汉。1938年与萧红走到一起。1938年到1940年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1940年南下到香港。1942年从香港辗转到桂林、重庆、上海。九一八事变后，舒群加入了义勇军，随着义勇军转战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1934年3月，舒群离开哈尔滨流亡到青岛，1934年秋被捕入狱。1935年春获释，7月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年底，恢复了党的关系。他被派往晋东南前线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任朱德同志的秘书。1938年，又去武汉，创办《战地》杂志。武汉失守后撤至桂林，1940年到延安，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罗烽于1935年年初被保释出狱后，与白朗一起逃离哈尔滨，来到上海投奔萧军和萧红。1937年9月他们离开上海到达武汉，1938年到了重庆，1941年2月奔赴延安，1946年重返哈尔滨。骆宾基由于日籍教师告密于1936年5月从哈尔滨流亡到上海，1940年辗转到桂林，1941年夏抵达香港。

可以说，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心境是“国破家亡交织着乡愁”。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挥之不去的乡愁（“精神返乡”）是在特定情形下的特殊心理精神世界，非亲历者是难以真正体味得到的。这种“精神返乡”不同于人们对于田园牧歌、小桥流水式的乡间生活的迷恋，也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被鲁迅命名为“侨寓文学”的乡土文学作品。以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台静农、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是自觉地、主动地选择逃离故乡奔向都市的，或者说是一种“自愿逃亡”，他们是站在现代文明的视点俯视宗法制农村和乡下人生，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保持着客观、冷静、节制的人生距离和审美观照，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而被迫踏上流亡之途的东北作家，有家不能回，有仇无法报，心头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内心的怀乡情绪自然而然地流溢于字里行间。他们以饱蘸血泪之笔书写东北地域的原始旷野、大漠莽林、寥廓的草原、彻骨的严寒，以及特有的民风民俗。萧军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后花园）、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鴜鹭湖”、骆宾基的“红旗河”，作为作家的“精神家园”无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镂刻下无法抹除的记忆和美好憧憬。高翔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称为“根植于黑土地的异乡之花”^[4]。

[1] 白朗：《流亡曲》，载《白朗文集》（第3—4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第58页。

[2] 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载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3]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第265页。

[4] 高翔：《东北新文学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