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瑞士，沃州，维尔勒夫镇，奥尔加别墅，罗曼·罗兰先生”（M Romain 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这是中国留学生写信给罗曼·罗兰使用的地址。本书将打开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寄到莱蒙湖畔奥尔加别墅的书简，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找出相关的记载，探查信前和信后的来龙去脉，这一切，只为唤醒一段因为时代风云被人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初，启蒙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方面，引进多如繁星的外国作家，其中不少是当代名家。但是没有一位能像罗曼·罗兰那样，生前身后在中国得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尊敬与热爱。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迅速被译介到世界各地，包括远东的日本和印度，可是中国缺乏法文译者，在差不多十年时间内，他在中国寂寂无闻。直到1924年6月，才出现一位青年译者敬隐渔，从上海给他写信，回信在8月到达，敬隐渔译为中文，次年一月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发表。

此信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有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在世作家写信给中国青年作者，对中国精神怀有深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对素昧生平的敬隐渔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爱。虽然还没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万千读者却一下子被他征服。

1926年1月起，《小说月报》连续三个月刊登了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开头部分。这部小说宣扬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像一股强劲的清新空气，吹进尚未完全走出革命风暴的混沌中国，终生奋斗不懈的主人公及其作者成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偶像。从这一年开始，罗曼·罗兰的诞辰成了中国文坛的盛事：1926年，1936年，1946年，中间还经历了1944年逝世纪念和1954年逝世十年祭，每次都有刊物出版专号，著名作家纷纷为文。罗曼·罗兰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他的人格及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深远而长久。

1925年敬隐渔前往法国留学，罗曼·罗兰不仅兑现许下的诺言，给予各方面指导和慷慨的金钱资助，而且努力把他引进法国文坛。他们的友好来往很快流传开来，首先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继而传回中国，一些青年人追随他的步履，写信给罗曼·罗兰。

本来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佳话，值得史家大书特书。但是罗曼·罗兰做了好事从不张扬，日记里也不备忘，而中国留学生由于时代原因，没有留下多少相关的回忆文字，因此外人对其中细节无从知晓，不清楚多少人通信，不知道名字，更不要说书信内容了。勉强为文谈论，只能重复流传已久的少量事实，或者坠入向壁虚造的陷阱。

这样的死结，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通过发掘文献来解开。刚好罗曼·罗兰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细心保存所有笔记、来往信件、书籍和印刷品，巨细无遗，点滴不漏。去世前已经开始亲手整理自己的日记，又把一些文件结成专题档案。他在1944年去世，留下一个庞大的文献库。想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只须到里面寻找答案。

然而历史没有一条道路是笔直的。罗曼·罗兰去世前不久，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世后不到一年，中国开始内战，接着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外国作家不再被重视。罗曼·罗兰凭着过去的苏联之友名声，侥幸逃过，作品得以继续再版重印。但到了最后，评论界开始责难他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出版社停止重印，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没有心思去重提这段文坛佳话，更不要说去法国寻根究底了。

中国人不做，法国人呢？他们做，但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大师1944年去世，没有子嗣，根据法国法律，唯一继承人是他的夫人玛丽·罗兰（Marie Rolland，1895—1985）。玛丽原姓屈维利埃（Cuvillier），一位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父亲是俄国军官，母亲是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她因为从莫斯科写诗给大师而认识，而了解，最后在1934年结成夫妻，成为大师的秘书和得力助手。大师去世后，她按照遗愿，忠心耿耿保管全部档案。除了在1950年代把整理好的日记送给国家图书馆，书信、手稿等全部留在身边。她以性格硬朗、心直口快出名，凡事亲力亲为。由于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复杂，必须请人协助，但个人财力有限，多数工作依靠年轻的自愿者，流动性很大。她不拒绝向研究者打开档案，但文献未经整理，以一人之力从中搜索，不啻海底捞针。加上资料存放在个人住宅，空间有限，令查阅困难重重。这一切，限制了整理的进度。尽管如此，经过四十年从未间断的努力，她独自一人或与其他学者合作整理的日记和书信集超过三十种，其中二十七种以《罗曼·罗兰丛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为总名，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刊行。

在这些文集中，与中国留学生的通信只出现过一次。1966年，为了纪念罗曼·罗兰百岁诞辰，玛丽·罗兰从他一生所写的浩海般书函中挑选了二百零八封信，编成丛刊第十七集，取名《一张完美的脸孔》（Un beau visage à tous sens）。其中选入1924年7月第一次写给敬隐渔的回信，然而抄录时出错，把Kin Yn Yu写成Kin Yu Yu，由此可知，玛丽·罗兰身边没有中文助手。当时的中法教育和文化交流处于低潮，汉语不是大学的热门外语，只有三数间设立课程，毕业生都被外交部捷足先登。自费的中国留学生从香港和台湾来，人数很少，法国人要找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和汉语的青年人十分困难。因此，罗曼·罗兰夫人迟迟未能动手整理中国留学生的书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型文献的整理工作有缓急之分，无法全面铺开，与罗曼·罗兰通信的历史人物很多，他们是优先处理的对象。

物换星移，转眼到了1977年，玛丽·罗兰进入八十二岁耄耋之年，文丛已出版至第二十六集。就在此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一条消息，中国改革开放，有人开始研究罗曼·罗兰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传递消息者是巴黎大学第八校汉语教授鲁阿夫人（Michelle Loi，1926—2002），她是鲁迅研究专家，正在领导一个小组，打算翻译及出版鲁迅全集的法文版，为此多次往返中法之间，与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很熟络。这一年，有一篇文章引起她的注意，标题是《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刊载在1977年6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学报》，介绍了敬隐渔法译《阿Q正传》和他转达的罗曼·罗兰对这本书的评语，鲁阿夫人研究鲁迅，却对敬隐渔的名字及其翻译一无所知，回法后告诉罗曼·罗兰夫人和《欧洲》月刊编辑部，他们都很感兴趣，于是写信联系文章的作者。

作者戈宝权（1913—2000）是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者，他是一位有名的俄文翻译家，后期转向外国文学研究。当时的文学界刚度过一个非常时期，仍然沿着多年的老路而行。鲁迅研究是一条不会迷失的大路，很多人都借用来进行研究。戈宝权比其他人起步得更早，从1976年起便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然后由此发展为研究鲁迅作品在世界传播及影响的专家。由于有过注释经验，特别重视搜集第一手资料，介绍《阿Q正传》法文译本的文章就包含前所未知的新资料。鲁阿夫人很快便把文章介绍到法国，在《欧洲》月刊1982年1月号发表了长文《罗曼·罗兰与中国人　罗曼·罗兰与鲁迅》（Roman Rolland et les Chinois Roman Rolland et Luxun）。通过鲁阿夫人，戈宝权认识了玛丽·罗兰，一条崭新的大道在他面前打开了，以后可以通过她们获得珍贵的法国文献。当时，他仍然以鲁迅为核心，目标局限于敬隐渔，没有旁及其他中国留学生。

就在这时候，1981年11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另一位学者罗大冈（1909-1998），接到法国政府的官方邀请，前来访问及讲学。他到巴黎要见的第一位法国人就是玛丽·罗兰，并非因为他本人是中国研究罗曼·罗兰的权威，生命中活力最旺盛的二三十年时间全花在这件工作上，而是他急于把一本旧书送还给玛丽·罗兰。这本书题名《战斗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s），1935年出版时仅印七十一册，其中十册为非卖品。1950年代末，罗大冈需要这本书作参考，遍寻不获，最后找到玛丽·罗兰，借到她手中仅存的一册。用后归还，至1960年代初再次借阅，还未来得及寄还，便遇到历史大风浪，于是这本书便羁留在罗大冈家里，东躲西藏了十多年。现在物归原主，两人都心情激动，开始了一场长谈。

罗大冈把预备好的问题提出来，玛丽·罗兰逐一作了回答，到了最后，她突然提出一个建议，请罗大冈整理中国留学生的书信，写一篇导言，结成集子，编入文丛出版。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罗大冈的反应却是“我对于这个建议不感兴趣”（罗大冈《三访罗曼·罗兰夫人》）。这句话和他说过的话自相矛盾，“我向罗兰夫人提出的另一问题是罗曼·罗兰关于中国的言论，以及他写给中国人的信。我希望能在‘罗曼·罗兰档案’中，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要寻找答案，还须认识罗大冈的个性和回顾他的过去。

他在《巧遇艾吕雅》一文中说过，“我从小胆怯，不敢去惊动有名人物，生怕碰钉子或遭冷遇。我在里昂居住时，当时罗曼·罗兰住在日内瓦附近，我坐长途汽车去他家一个半小时可以到达，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拜访罗曼·罗兰”。杨哲、宋敏在《罗大冈传》提到另一件同类的事，1938年，他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题目是《论白居易诗歌的双重灵感》（La Double inspiration du poète Po Kiu-yi）。诗人保尔·福尔（Paul Fort，1872-1960）看到，在激赏之余，邀请他见面。他却怯于福尔的文名，因为这是一位在1912年获得报刊加冕的“诗人王子”（Prince des poètes），他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只是托人把自己的法文诗带给他作为感谢。这种不愿与名人见面的情意结，令他不容易认同中国留学生主动靠近罗曼·罗兰的举动，所以他只想看罗曼·罗兰本人写的信，对中国留学生的信不感兴趣。不过，这种单向选择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的事实显示他改变了看法，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国留学生和罗曼·罗兰的交往。

出于礼貌，他当场没有直接推辞，婉转回答等看到信件再决定。不料玛丽·罗兰说已经准备妥当，就等他来开始工作。尽管访问日程很紧密，罗大冈也只好同意过一个星期回头再来。到了约好日子，信件远未如他所想那样准备好，拿出来的文件夹有十多本，可是每本只夹着两封或两三封“中国人来信”，他最感兴趣的敬隐渔信件，不见踪影。据他计算，总数至多二十来封，不足以编辑成集。信件如此分散，可见尚未真正整理过。在这些信中，罗大冈只认出梁宗岱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之前，鲁阿夫人也看过一些文件夹，在《欧洲》月刊的文章中提及其他两位中国留学生的名字：阎宗临和盛成，又特别说明，尚未发现傅雷的信件。

罗大冈的来访和与戈宝权的通信，促使玛丽·罗兰开始整理中国留学生资料。罗大冈离开巴黎不到三个星期，便接到她寄来两份文件，都与敬隐渔有关。一份是罗曼·罗兰写给《欧洲》月刊外国文学编辑巴泽尔杰特的信，推荐敬隐渔翻译的《阿Q正传》；另一份是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会长（相当于校董会主席）雷宾（Jean Lepine，1876-1967）1929年12月30日致罗曼·罗兰信，关于敬隐渔病情经过。同样的文件也寄给了戈宝权，他们两人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谈到这些信件。

自此之后，罗大冈忙于其他写作，再没有文章论及中国留学生的书信，这个工作由戈宝权继续下去。他和法国方面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到了1986年，他在《罗曼·罗兰和中国》（载《法国研究》，1986年第6期）中说，最近数年收到玛丽·罗兰寄来敬隐渔三十七封信，另外还有傅雷的七封信。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已经从鲁迅扩大到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书信的研究不再限于敬隐渔。他根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认为“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的，还有盛成、徐仲年、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傅雷等人”，跟着这条线索走下去，距离揭开这页新文学历史的真面目不远了。

有了法国文献这支生力军支持，戈宝权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谈有关敬隐渔翻译〈阿Q正传〉的新史料》，引述了十多封敬隐渔致罗曼·罗兰信，首次披露了很多新细节，给人一个感觉，其他留学生的信件已经呼之欲出。然而，戈宝权却在这篇文章之后停笔了，因为他的健康在1992年突然转坏，再也不能写作，真是天意弄人。戈宝权读大学时曾选修法文，1935年起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驻苏联三年，转行俄文。当他接到这批法国资料时，只能请科学院研究法国文学的同事代为翻译。这个做法可以解决一时难题，毕竟不能随心所欲，既拖慢了进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他在2000年去世，手中的法国文献下落不明。

法国方面也发生类似的变化，而且来得更早。首先是玛丽·罗兰在1985年去世，由于没有继承人，所有文献归国家所有。根据传统，分散存放到不同的图书馆。进入1990年代，鲁阿夫人退休，放弃了毕生从事的推广鲁迅作品的工作，代以文学写作，生前最后两部作品都是历史小说，与中国无关。她在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最后两篇研究文章，一篇是1994年的《关于敬隐渔名字的来源》，据一些知情人所说，她当时热衷研究家族系谱学，如是事实，很可能影响了这篇姓名考证文章；另一篇是1996年致编辑部的长信，发表时冠题《促进鲁迅研究，传播鲁迅道德的真理》，附有四封来自罗曼·罗兰档案的信件，都不是新发现，很早便寄给戈宝权，部分已有中译。鲁阿夫人在2002年去世。

这些变化令罗曼·罗兰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研究再次陷入低潮，后来者只能继续在残缺不全的资料中打转。死水一潭的局面到了2015年才出现突破，张英伦撰写的《敬隐渔传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早年在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工作，除了翻译文学作品，还写过多部法国作家传记，很早就知道敬隐渔的名字。远在1982年，戈宝权收到第一批法国资料时，其中雷宾致罗曼·罗兰的信便是请他翻译。当他把译文送去时，戈宝权建议他写一部敬隐渔的传记。1988年赴法工作前，他向罗大冈辞行，罗大冈叮嘱他把敬隐渔纳入调研计划，因为他的生平还是个空白。张英伦没有忘记两位前辈的期望，在2015年以丰富的原始文献，周密的条分缕析，写成一部翔实的敬隐渔传，解决了一批困扰学术界多年的未解之谜，把敬隐渔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据戈宝权的文章及其他线索，不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找到了敬隐渔的书信，而且读到了其他留学生的完整档案。

几乎同一时期，卢岚与笔者开始筹备撰写梁宗岱的青年时代生平。卢岚在大学念书期间师从梁宗岱，曾经在他的书房里读过他珍藏的五封罗曼·罗兰来信。这些文献后来没能逃脱历史邪恶的烈火。因此，寻找梁宗岱在法国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件成为一个重要目标。最先只找到他的日记四段相关记载，写进书稿交给出版社。但不久就追踪到信件的收藏地点，由于整理工作未完成，没有正式的目录，只有了解内情者才知道如何向手稿部提出查阅申请。

就这样，《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秋出版后，笔者在手稿部流连了好几个月，不仅找到冀望多年的梁宗岱信件，还看到了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信件及罗曼·罗兰日记的记载。这时出现一个想法：二十世纪连绵不断的灾难，差点掩埋了这段美好的文学历史，目前的和平时期是一个难得机会，应该好好掌握，重拾玛丽·罗兰二十多年前开始的计划，把罗曼·罗兰和中国留学的友好往来带回光明中，永远留在人间。

这件工作持续了三年多时间。手稿部无论信件或日记，都不准拍摄和复印，只能阅读和抄录。在这件繁重的工作完成后，又从其他来源，继续收集到一些信件，让整套文献更加完整。随后的时间用来反复核校，翻译。由于这是历史，尽量要求字字有据。译文除特别注明外，均按原件自译。信件的日期和地点，按中式习惯移至署名之后。少量引文内的注解，以方括号表示。与此同时，还要探查信件所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寻找他证和背景资料，所得成果就是这本书。

现在收入书中的中国留学生致罗曼·罗兰信函总共一百二十六封，电报两封，罗曼·罗兰回信十一封，和日记二十七段。通信者九人，时间从1920年勤工俭学运动开始，延续到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前夕中断。罗曼·罗兰对所有人都表现出相同的友善态度和关心，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指点和具体帮助，其中五人曾与他会面。所有这些中国年轻人，后来都在自己的专业中各有所成。

写信者在书中的排列顺序按第一封信的写作日期，章节标题所附外文姓名是他们在信件中的署名，全部九人：

盛成，Cheng Tcheng，通信时期：1920-1931

致罗曼·罗兰信（32），电报（1）；罗曼·罗兰复信（7），日记（4）；瑞士团体活动会面（1）

敬隐渔，Jean-Baptiste Kin Yn Yu，通信时期：1924-1930

致罗曼·罗兰信（44）；罗曼·罗兰复信（1），日记（8）；其他信件（10）；奥尔加别墅会面（2）

梁宗岱，Liang Tsong-Taï，通信时期：1929-1930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日记（4），奥尔加别墅会面（2）

李家齐（李又然），Li Tsia Tsi，通信时期：1929-1937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日记（1）

阎宗临，Yian Tsong Lin，通信时期：1929

致罗曼·罗兰信（3）；罗曼·罗兰日记（2）；奥尔加别墅会面，与曾勉同行（1）

汪德耀，Ouang Te Yio，通信时期：1929-1931

致罗曼·罗兰信（20），电报（1）；罗曼·罗兰日记（5）；其他信件（4），奥尔加别墅会面，第二次与冈碧叶小姐同行（2）

傅怒安（傅雷），Fu Nou An，通信时期：1934-1936

致罗曼·罗兰信（7）；罗曼·罗兰复信（2），玛丽·罗兰复信（1），日记（3）

长虹（高长虹），Tchang Hung, ChangHung，通信时期：1936

致罗曼·罗兰信（3）

张昊，Chang Hao，通信时期：1937-1940

致罗曼·罗兰信（2）；罗曼·罗兰复信（1）

书中引用的手稿资料，版权属于收藏持有者所有。如须转引，务请注明出处。

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希望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为这个重要的新文学史课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基础，填补这段不应再存在的历史空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刘志侠识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