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成

（Cheng Tcheng）

盛成（1899—1996）是第一位给罗曼·罗兰写信的中国留学生，时为1920年8月23日，到达法国只有八个月。

盛成基本上是一位自传作家，回忆文字特别多，从1927年白齿青眉，写到1993年黄耄之龄，乐此不疲，甚至像诗歌这种纯文学，几乎每一首都包含一段自传。本书引用盛成的回忆，如无注明均来自《海外工读十年纪实》，这本书写于1931年，最接近留法时期，失真较少。

瓦莱里在为盛成的《我的母亲》写序前，曾请他写下个人简历，后来全文转抄到序言中，这是盛成最早的自撰生平，原件现存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littéraire Jacques Doucet）。1933年出版中文版《我的母亲》时，盛成亲自译为中文。下面是出国前的简历：

中国革命时，在南京中学校读书。二次革命，逃往上海，在南洋路矿学校肆业，后转入震旦学院预科卒业。

后来在京汉铁路服务，在地里车站卖票。

民八，参加“五四”与“六三”运动。

因此去铁路职务，同时卸去铁路工人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及长辛店各界联告会会长职务。

继赴上海，代表长辛店工友，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以能力不充恐误事，遂于民八十月二十二日西渡。

先到英伦，再往法国。

盛成1919年报名参加华法教育会，属于第十批出发的勤工俭学留学生，所乘的英国轮船勒苏斯号（Rhesus）在该年10月从上海出发，先到英国利物浦和伦敦，再转巴黎。他在法国居留了九年，回国后至1930年11月，继续写信给罗曼·罗兰。可是他的回忆文字极少谈及两人的交往，加起来不过数百字。因此打开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他的书信宗卷时，令人觉得惊奇，里面的信件数量相当多，共有三十二封信和一封电报，加上其他印刷品，总共三十七种。这个数量，在留学生中仅次于敬隐渔。

他的档案与其他人不同，包含一个特别宗卷，里面保存着罗曼·罗兰七封复信。二十世纪初期没有影印技术，罗曼·罗兰不使用打字机，寄出的信件没有副本，只在日记摘录个别重要的信函。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这样的档案，盛成例外。所见的复信不是原件，而是打字抄本，页端有两行说明，“根据盛成在1969年转交的影印件抄录”（Copié sur photocopie transmise par Cheng Tcheng en 1969）。1965年盛成离台赴美，次年到法国第二次居留，直至1977年返北京，这些影印件就在留法期间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由此可知，他十分珍惜这些信件，一直带在身边，一起度过大半个狂风骇浪的世纪，最后还希望能够永久保存下来，让后人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举动，罗曼·罗兰给中国留学生的亲笔信，不是湮没于战火，便是被历史的无情巨浪吞噬，现在能看到的如凤毛麟角。更难得盛成表现出很大方的气度，因为这些回信大部分都是对他的正言规谏，换了别人，可能没有勇气示人。

1920年　同志和老兄

盛成在1920年1月9日抵英国，同月底转至巴黎，暂住郊区华法教育会的布棚内，不久接到兄长盛白沙的一百元粤币汇款，到二百公里外西南部的万多门镇（Vendôme）中学读书。七月份学期结束，返回巴黎。8月23日，他看到《人道报》刊登了罗曼·罗兰致法国教师工会联合会波尔多大会的信，当天就写出给罗曼·罗兰的第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支持他的公开信观点：

亲爱的同志，

刚才在《人道报》看到你的致小学教师大会的信，我欣赏你的看法，深有同感。

今天世界的教育是一种专制和黩武的教育。我觉得很遗憾，无法将其改造为民主和不受政府管束。法国教育尤其专横，一点也不是和平主义。

我一月份来到法国，入读过万多门中学，在那里遭受到的正是强横的纪律。我替法国同学惭愧，他们为同盟国是胜利者而骄傲。

你说需要创立一种百科全书教育小册子的丛书。我完全同意！不过我最喜欢自然史，其次是社会史，政治史不必要，或者只挑选一些错误或罪行来讲述。

我重视天生纪律，不要专制纪律。但是为此必须让小朋友习惯这种时间表，诸如吃饭、喝水和睡眠。

摧毁分隔世人的偏见，实在太好了！我们要直接与其斗争。

孩子是人类与爱的蓓蕾，必须让他们与战无不胜精神的法则共同合作。

我稍后把你的精彩信函译成中文，转达给中国无产者。

教育必然是人类之爱的粮食。

亲爱的同志，我以作为你的优秀合作者为荣。

盛成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盛成致罗曼·罗兰第一封信（1920年8月23日）

巴黎十二区

沙隆街二十四号

盛成

这可能是盛成的第一封法文信，寄送过程相当曲折，信封的原件保存完好，上面有四个地址。第一个是《人道报》报社，盛成没有罗曼·罗兰的地址，寄往报社很合理，第二个和第三个是罗曼·罗兰的巴黎住宅地址，一旧一新，这三个地址都被划掉，因为他去了瑞士度假，守门人代转信件，直到第四个地址，才在瑞士四森林州湖（即琉森湖）送到他手上。瑞士假期是罗曼·罗兰从青年时代便开始的习惯，虽然人在旅途，盛成又是万千读者中的一个，他仍然迅速以明信片作答，只不过度假地点不时变换，因此没有回邮住址。

盛成收信后很高兴，在9月30日作出回应，照样寄往《人道报》，照样转寄四次，最后到达瑞士卢加诺邮局等候领取：

亲爱的老兄，

你在瑞士旅行期间寄来的友好明信片已经收到很久，谢谢你。我很庆幸我们对自然史和动物学教育的见解一致。这种教育要在爱和慈善的基础上创建，以求实现永恒的和平主义，让一种人性的本能纪律进驻世人心灵。愚见以为，爱的真谛由真、美和慈善的喜悦组成，属于人性、动物性和自然性！藉助于艺术和科学，和平主义的实际精神能够促进爱和慈善的出现。不过，说到底，启蒙教育开始后，最终会得到这一切，同时消灭虚伪、蒙骗和野蛮。是这样吧，老兄？

嗨！嗨！还有在托尔斯泰方面，我们亲如兄弟呢，我看过你的作品《托尔斯泰传》，你晓得我爱他就像他爱自己一样。我视他如大哥，不断把一颗爱与慈善的心献给他，在他的不朽世界里赞美他。你对公众说的话有道理，他是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的兄弟。我知道这位兄弟的良心，就是要借助爱的真理，来和虚假自我作斗争，和其他人的虚假自我作斗争，同时热爱发出光芒的真正自我，热爱其他人的真正自我。托尔斯泰兄弟身上的上帝，在我身上就是佛，就是我身上的我。

但是托尔斯泰害怕在公众面前成为上帝，害怕被人视为无所不能。至于佛，在光明中悟道，这是平凡的贤人，所有人都能立地成佛。在我出生的中国，释迦牟尼的教义由各朝各代的哲学家深入研究过，现在中国人的教义已经和印度人不同。因为我们修“心”（Cœur），而他们修“身”（Nature）。“心”或“大乘”是佛教的高级阶段，“身”或“小乘”是佛教的低级阶段。我完全没有信仰。然而，就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而言，我的信仰是众生平等。既然悟道的释迦牟尼以佛之名自发看到光明，我们其他人，有他一样的心，一样的身，所有人终有一天能成佛。平等和友爱的真理尤其属于释迦牟尼的教义，大大超越基督。但说到头，我只信仰改善和改变我们可悲的生活，不要再受苦，变得快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只有教育，能够彻底地、必然地完善自己的心灵，从自我的内在到自身的外部，就这样。

资产阶级教育享有特权，建立于专制服从基础上，能够维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的虚假和伪善。事实上，这是传授诡计，用来凌辱弱者。既然我们明白这一点，知道这是什么，教育革命就不容我们迟迟不去完成，它正在迅速演变，让我们感觉到，要我们去实现。到那时，我们的启蒙自发教育将取代前者，我为之庆贺，为之支持，然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启蒙教师问题！启蒙机构问题！我们不是应该预先研究完满解决吗？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希望一方面我们负责指导教师，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组织要按照本身能力组织启蒙教师学院。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书信或者会议，讨论如何组成。

你在致小学教员大会的信中提议，建立国际单一学校（École Unique internationale），我十分同意。大家可以在里面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实现一种美好、轻松、永远和平的生活。

哈！哈！好啊！多好啊！和谐融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下面是我在工厂做木工活时写的诗：

哎！干活！老板，工头，什么东西？

权力之下，是财产，

受薪阶级不过是祭品！

实际就是奴隶制！

劳动在自由之前！

集中管理是敌人。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通过这些可以证实的东西，我蔑视工作寄生虫的集团和权力。不要管理，不要权力，要和谐融洽！

等候友好复信，让我高呼：罗曼·罗兰老兄万岁！我万岁！托尔斯泰万岁！爱万岁！慈善万岁！一切万岁！

亲爱的兄弟，谨致兄弟般慈善与爱的心意。

你的小弟

盛成

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于巴黎

在第一封信里，盛成使用同志的称呼，已经不分辈分高低，在这封信更进一步，改用老兄（mon vieux frère），自称小弟（ton petit frère），使用tu（你）来称呼罗曼·罗兰。按照法国人的习惯，这是亲属或好友之间的昵称，长辈对后辈也使用。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一般应使用vous（您，含敬意的你），否则会被认为没有礼貌和鲁莽。在所有中国留学生的书信中，同志和老兄这两个称呼只有盛成使用过。

法国一些研究者把盛成划入无政府主义者之列，这两封信大可以作为佐证。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留学生中流行一时，盛成自己说过，初到法国时，“我每天晚上，工余之暇，遂专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罗泡特金的《革命者的话》、《面包略取》，以及其他社会学说的丛书。渐渐的我遂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而倾向于无政府方面了。”

这封信也表现了盛成的独特写作手法，无论什么话题，他都可以突然笔锋一转，开始使用夸张和抽象词语来抒情，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在某种程度上，和近年流行的传记文学有点相似。《我的母亲》出版后，不止一个评论者指出这个特点，说他的文字充满“诗意”（poétique），暗示欠缺文献价值。

不过，他的诗意不是造作的，他的确喜欢以法文写诗，随后寄给罗曼·罗兰的第三四封信，就只得诗，没有信。他不长于中文诗，从未出版过中文诗集，法文诗倒结集过三册。第一册是《秋心美人》（La Muse Endolorie，直译《痛苦的缪斯》），1929年在埃及自费出版，印数一百册，精装本，收入二十九首短诗，每诗都有对应的中文标题。第二册是《狂年吼》（Souffle des années folles），1977年在巴黎印行，八十九首诗，三十七页，相信也是自费出版。第三册《老觚新酿集》（Du pineau nouveau dans la canette d’antan）更单薄，只有二十八首诗，与第二本诗集一起，收入《1966年至1979年诗歌集》（Poèmes1966-1979），1995年由法国蒙伯利埃市中国电影节出版。《狂年吼》在集内更名为《阿维侬组诗，1966年5月至1968年4月》（Cycle d’Avignon-Mai 1966-Avril1968）。

他的第三封信在1921年11月9日寄出，信封内只有一首法文诗《思母》（Pensées pour Maman）。1931年他出版《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第九章“白理爱Raphaël Périé”收入了这首诗的中文版，诗题《思亲》：

“娘，你发白了多少？

娘，你牙落了多少？

娘，你的眼光还好不好？

……

我想，你时常流泪，

你时常做梦，

梦中听到

‘禧儿回来了！’

听我不着，

看我不到！

你的愁思，

好比那百曲千回的鸟道。

……

你的容貌：

是丰腴？是枯槁？

你的慈心，

当常常念道：

‘禧子，我儿，禧子，我儿！’

……

天暖了，

万里相隔难见到，

不知他热不热？

要夏衣不要？

天冷了，

关山的雪儿寒彻骨，

不知他冷不冷？

要冬衣不要？

……

娘，我是海外飘流客，

娘，我是勤工俭学生；

可怜我别久含啼，

只有那铁炉儿能解意。

……

铁座上，铁锤下，

过生活……

不敢思亲！

就是思亲，又向谁说？”

罗曼·罗兰接到的诗稿，只有最后两节诗与中文版不同：

你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如果要休息，休息吧，休息吧！”

这个差异对整体没有影响，由于两诗未署日期，无法知道孰先孰后，但是写作的背景很清楚，盛成亲自解释过。

他在1920年10月离开巴黎，前往南部的蒙伯利埃城（Montpellier，盛成译为蒙白里），进入法国高等农业学校的蚕业专业，在那儿读了一年书，取得第一张学习证书。次年九月份假期，他去阿尔卑斯山南部小镇里雍寺（Nyons，盛成译名），接待他的主人名叫白理爱（Raphael Périé，1848-1925），一位退休教育工作者，担任过巴黎名校圣路易中学教师和学校督导员，在教育界有点名气。这是一位业余诗人，对中国十分友好，曾在报上为文严厉谴责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盛成在万多门中学读书期间，一位老师介绍他读了白理爱的诗歌《赠远人》，这是一首献给中国人的诗歌，开头三句是“中国人，远方兄弟，与我同而不同的兄弟，与我近而极远的兄弟，好像你是在世界那边的兄弟！”（盛成译文）盛成读后开始和白理爱通信，1920年夏天，两人曾在巴黎见过一次面。

这次盛成去白理爱家里是为了度假。在一次闲谈中，白理爱提起英格兰探险家闵果泊克（Mungo Park，1771-1806，通译蒙戈·帕克），他在非洲探险时，从摩尔人手中逃脱，获得一个黑人村妇收留。晚上茅屋里来了其他村妇，一边纺纱，一边唱歌：“白人儿！白人儿！貌温柔。大树下，苦忧愁，苦无慈母抱乳来，苦无妻儿将面揉”，躺在地板的闵果泊克听后彻夜难眠。这个故事触动了盛成，想起自己的母亲，《思亲》就是这种情况下写成。但是寄给罗曼·罗兰时，他未作任何解释。

在这首诗之后，通信中断了四年半。到了1926年，才看到他在6月2日发出的第四封信，同样是诗歌，题名《献给慈母——致中国神灵》，同样没有信文：

亲爱

的母亲

我独自

一个人

思念着你

我把迟来的

温柔和顺目光

望到你的身上

连同温柔的灵魂

我的心和它的音阶

我思念家乡的故居

你从那里向我送来

温暖体贴的祝福

关怀备至的母亲

穿过千重山万道河

这么多摇篮！这么多摇篮！

飞过湖泊，飞过高山，飞过河流

这么多死者，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寡妇，

在你的周围，在遥远的天边

悲惨的世界远远没有安宁

帕米尔，昆仑山，咸海，里海

高加索山峰，最终到达欧洲大地

无边的世界，只有我们两人面对它

一条长链连结我们两人之间的天空

爱的长链，连结着一把思想花束

爱的长链，连结着两个坚定的灵魂

啊，我的魂连你的魂，我心连你心

我独自在你怀中，因为我怕，我怕

世界在黑夜里，黑夜深又深

暴力以鲜血淹没了整个世界

但你的温柔追随人性的波涛

善与真，是你的唯一的君主

我们的思念穿过狂风暴雨

在我们头顶上连结成一束

我在这儿，而你在那边

我去，你来，我来，你去

我们见不到面，母亲

我们住在地球吗？

你在想念我，我在

想念你，真的

世界广阔无边

人类正在寻思：

是什么浪接浪

无声又无言

给我带来

疼爱抚慰？

就是你

带给我

亲爱的

母亲

盛成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

于塞特海洋生物研究所，刚自电影院归来

这是一首图像诗，以法文写成。这种诗歌形式源远流长，独立出现在不同文字里。法国二十世纪初的诗人阿波利奈尔对这种诗情有独钟，创造了一个名词“图像诗”（calligramme），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而是把图画和诗句结合为一体，人像、动物、风景等等，与绘画无异。追随者有大大小小的作家，但阿波利奈尔的作品被公认为最高峰。盛成这首诗的形式很简单，一颗橄榄。虽然直接以法文堆砌，不是译自中文，但与中国传统的宝塔诗的变种塔影倒映诗一模一样，只是字数增减不严谨，外形线条不够流畅。

盛成在沉默多年后，突然寄诗给罗曼·罗兰，这是因为他正在尝试以法文写作。他读过三年法文语言班，两年在中国，一年在法国，但进大学第一年还是遇到困难，“可怜我法文太差，每周考试太难，每月两次的农工报告，弄得我简直好苦”。幸好南部没有大都市，所到之处都是小地方，几乎没有中国人影，孤独的环境有助他迈过了语言关，甚至讲法语也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他本来就爱舞文弄墨，进法国大学后又旁听过一些文学讲座，于是开始以法文写作诗歌，这首橄榄诗是早期之作，没有收入第一本诗集《秋心美人》。

他后来在《用法语写中国的社会》中，回忆过这段诗情泛滥的日子，“这时期，我常常用法文写诗，无论是押韵诗还是自由诗，都大胆去尝试。[……]我那时就想到，在文学实践中，写诗是冷门，为何不尝试写本小说呢？”（载《书林》编辑部编《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1989年）母亲是他的情意结，《思亲》和《献给慈母》两首诗都以母亲为题。不过，他写成的第一本法文著作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政治宣传小册子。

1926年　《和平中国》

1926年8月底，罗曼·罗兰收到盛成的第五封信，这是一封长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和平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学生，曾经有幸名列你的通信者之列。我将要出版《和平中国》两篇演说词，曾经在塞特市世界语工人小组上宣读过的。里昂《战争退伍军人》杂志社的朋友建议我向你请序。

你，你是谁？你不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肖像画家吗？你不是敏感、冲动和明智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歌者和乐师吗？你不是受迫害的《在混乱之上》的作者吗？这部著作是一座和平纪念碑，宏伟无比，高于凯旋门和长城。你是活着的英雄，曾经像凡人那样受苦！我请求你在我的和平小船前面，为我建立一座小小的新纪念碑。

当我一再阅读《米开朗基罗传》，我明白了，甚至听到了人类灵魂钢琴的声音。这么多的心灵音阶，这么多充满生命的休止符。纷争过后，全世界都需要和平。大自然中，大自然内心深处是一片和平。在乡间生活的人都认识这种和平。

中国人实现定居已有数千年，他们是自觉的农耕者，永不言倦，深入到天地万物，热爱和平，歌唱和平。

这种和平，为善良的人所冀求，很久以来便是中华民族血肉的组成部分，在他们身上是与生俱来的。

你可以毫无困难清晰地认识这种彻底的和平主义，通过诗歌，通过与和平仪式密切联系的音乐，通过绘画、建筑，通过各种哲学，通过社会组织，通过“教”。这个字翻译成“宗教”既不恰当，也不准确，“教”是中国人的心理和民族性的起源。

这个民族对和平的爱好一直没有间断。受难者在枪林弹雨中仍然向往和平，唯有和平能够让他们重新在亲人中间生活；重新看到乡村充满音乐；重新听到自少便学会唱的民谣，那些描绘宁静休闲幸福的民谣；重新像大自然的优秀音乐家或画家那样，使用人类社会协调的和弦去劳动。

目前存在和平吗？不存在，因为到处都是虚假的和平。血不断地流，不久就会大量地流。人类面临灭亡，美日战争正在我们面前点燃起来。

在这种断裂上面生活，或者不如说，在这些政治、经济和道德的断裂上面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人无法生活，便要寻求解救，死亡将是最后的解脱，他们正在寻求死亡，唉！血腥的冒险，精神错乱，或者内战，都是在寻求死亡。他们相信，要走出多重危机，大战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什么？一场大战！再一场大战。我对死者笑，我对生者哭。

必须让世人和平下来。我们做得不够。首先要信任！

人类强大有力，如果团结一致，胜过神灵。如果一分为二，一分为四，或者一分为无数，就会很弱，十分弱，趋向消亡。人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强大！团结与信任！

当世人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及其必要性，能够维系本身的生存，有利本身发展，世人就明白献身精神及其用处。

当信任、团结和互助系统地组织起来，人才是人，人才称之为人，人类才是人类。当人是人的时候，劳动便至高无上。在劳动的王国中，人是和平的，内心的和平流露出来。

我只以我的国家中国作例子，证明和平在善良的人中，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也存在。

我希望这颗思想小苗重新复活，发芽，开花和结果，这要依靠我向你请求的及时雨，溶化被腐植质硬化了的泥土，它窒息了所有生命。

亲爱的伙伴，亲爱的罗曼·罗兰，世界不乏痛苦，但是有收获的痛苦十分罕见。结束这封信时，我想到贝多芬，想到米开朗基罗和杜甫那样的人。此致友爱和真诚的敬礼。

盛成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于里昂大学图书馆

我的地址：

埃罗省塞特

塞特海生物试验所

盛成

博士生

盛成好像经历过一场蜕变，从一个口不择言的小子变成严肃正经的作家，采用正规的书信格式，尽管仍然称呼罗曼·罗兰为伙伴（compagnon），口气变得毕恭毕敬。信中使用“美日战争”（la guerre americano-japonaise）一词，未知何指。

这封信写得很用心，目的是请序。他打算出版的书由两篇演讲稿整合而成，完成于1926年5月，题名《和平中国》（La Chine pacifique）。他利用暑假时间，从南部北上里昂，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到图书馆查阅图书，为文稿作最后修订，因为文内引用了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古诗文法译，例如德理文（Hervery de Saint-Denis，1823-1892）的唐诗，保氏（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今译卜铁）的《诗经》等。另一个目的是接洽出版社。他找到《战争退伍军人》（Libérés de toutes les guerres）杂志社，这本月刊以“彻底服务和平主义”为宗旨，盛成书的标题吸引他们，但是他是无名的新人，他们没有立即答应，谈话中听说他与罗曼·罗兰通信，于是建议他向大师请序。

盛成写作《和平中国》，因为热衷政治活动。但在写给瓦莱里的简历中，他完全略过这方面的经历。至今为止，法国也没有人研究，只有一篇文章涉及过，作者萨聂（Jean Sagnes，1938—）研究法国南部工人运动史，在1989年写成专文：《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史初探——192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在蒙伯利埃》（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étudiants 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un jeune Chinois à Montpellier dans les années1920）。主要资料仍然来自盛成的自述，但进行过一些初步考证。

盛成自称1920年一到法国就参加本地政治活动，在万多门中学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12月前往图尔城，参加十八届党代会。萨聂查阅文献，在《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词典》（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里，找到这次会议代表的完整名单：

但是，盛成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正式代表名单上。很可能他不是真正的代表，而是作为旁观者出席了大会，这可以解释他之所以提前离开。（萨聂文）

盛成只来过一天便离开，萨聂的结论令他的相关自述成为疑问。但是，随后几年的经历刚好相反，十分清楚，他进入南部的蒙伯利埃大学读书，导师郎贝尔（Francis Lambert）多年后为他写过一张证明，让我们知道他在1920年秋天开始攻读蚕桑科，1922年2月前往意大利继续学业，1923年返回本校，直至1927年肄业离校。

他在南部的活动地点在蒙伯利埃市及邻近的塞特，也就是大学本校和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他的思想继续倾向无政府主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演讲稿就是出自这些活动。萨聂文章写道：

当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离开蒙伯利埃这座城市时，他的朋友视他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经常参加平民教育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小组的讲座。事实上，盛成在蒙伯利埃同情极左派，他们由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会积极分子和工人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党）的退党者组成，此外还有与大政党没有关系的不信教和理性主义的左派人士。

盛成使用的塞特海洋研究所信笺（1927年）2019年的塞特海洋研究所

盛成的自述也有类以的话：

我在蒙城与寨头[塞特]，完全参加社会运动，曾组织社会研究社每周辩论会、国际社会同盟许多团体，工人学生，互换智识。而我既是学生，又是工人，为两者作翻译，“我自知己之苦，方知来救苦人”。

世界语在二十世纪初曾经风行一时，破除语言国界线的目标吸引了很多激进分子，尤其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把不分国界的理想变为现实的一种工具，欧洲各国出现了很多学习小组，法国也不例外，从南到北都有。虽然没有中央组织，各自独立，但大家都以地名加上世界语工人小组（Le Groupe Espérantiste Ouvrier）为称呼，相当统一。

邀请盛成演讲的组织就叫塞特市世界语工人小组，盛成选择中国古代和平主义为题，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和平主义。他没有写书经验，整理出来的小册子与演讲稿几乎没有分别，不分章节，没有标题，不时出现星号行作为分隔。按照这些星号，可分六部分。由于行文飘忽，不时离题，下面的简介仅供参考，研究时还须阅读原文：

一、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说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从无对外扩张的意图。

二、以《诗经》《李陵苏武赠答诗》《石壕吏》《兵车行》等文学作品，证明中国人渴望和平。

三、引述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以及近代言论，说明中国思想家的反战传统。

四、指责传教士来华不是为了传教，而是要统治中国。基督教是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象征。近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传教士带来的。

五、“我攻击耶稣的理论”，《旧约》没有科学价值，《新约》矛盾百出。中国已经有先贤的著作，能够回答一切问题，不需要基督教义。

六、西方把工业引进中国，剥削中国工人，引起大罢工和工会运动。要达至世界和平，必须首先通过自由的工作，获得个人内心和外在的和平。中国勤工俭学生来西方学习，不是盲目模仿西方，而是“让欧洲文化成为中国生活一个有机部分”。

纵观全文，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思想贯穿其中，反宗教，反军国主义，直至反对革命，把革命者列入独裁者之列。

罗曼·罗兰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对所有宣传和平主义的作品都重视。他当时卧病在床，收到文稿后很快读完，不到十天便回了一封长信：

盛成先生，

来信及文稿到达时，我身羁在床，现在回信依然一样。我得了一种肠热病，屡医不愈，令人疲弱，因此目前无法撰写所需的文字。

病愈后，首先要赶快誊清一本小说的手稿，本来九月一日便要交给出版社的。然后才写对你的演讲词的感想。我已经浏览过。不消说，对很多东西有同感，另外一些，觉得没有根据或者错误。无论如何，我会称赞，也会批评——批评和称赞同样明确。

我是欧洲人，对欧洲的缺点总是很严厉。我很仰慕亚洲人的高度精神价值，但是我认为，他们对自己种族的缺点也应该像我一样严厉。必须全面同时察看：长处和缺点。你的职责不是指出欧洲的缺点（这由我担当），而是你们自己的缺点，亚洲的缺点，中国的缺点。这样做对自己的民族更有好处。要是我像你攻击基督教那样，去攻击儒家和佛教，你有何想法？这样的攻击有何用处，有何价值？

你的真正主题是研究中国的圣贤与和平主义者：首先要确定他们在什么程度上表达了民族的精神；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确实和人民一起作出英雄的反应，对抗一个完全违反他们理想的环境或时代。然后观察在随后的世纪里，中国在什么程度上实践了这些良心英雄的精神，或者只使用他们的词句。还有，在中国的精神和社会生活里，今天还留下什么？

请考虑一下这几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完整坦率告诉我。

不要忘记，你写信给他的人不止是几本“英雄传”的作者，同时也是《节场》和《克莱朗博》的作者，他的人民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他不讨好他爱的人。

致意。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于维尔纳夫

全信脉络清晰，首先表明同意稍后写序，然后提出读后意见，指出思考方向和修改要点，语重心长。可以看出，他对作者抱有一定的期待，不仅具体指点如何完善作品，而且期待他进入更高境界，所以用自己作为例子，鼓励他“不讨好他爱的人”。

出乎他的意料，这封信开罪了盛成，他一收到信，立即写了一封怒火冲天的反驳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人类是一个整体，独一无二。所有长处与弱点，都是整个人类的长处与弱点，无论欧洲的白色，非洲的黑色，亚洲的黄色，因为地球是一个整体。

要是我在演讲中为中国辩护，那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那么多次被人觊觎，受害于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被人如此粗暴对待，甚至被视为二流国家。我相信我应该保卫这个二流民族，在强大的成年人面前保卫这个孱弱的孩子。我攻击基督教有多种原因。

首先基督教和鸦片一样，毒害中国人的思想。其次，我是一个激情的人。

十二岁时，我被母亲送进南京一所美国基督教学校，学习英语，了解西方文化，这是当时唯一的目标。我赞成全盘西化。然而，我的造反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无法和令人烦厌的每日必修的《圣经》诵读调和。我对本国的传统已经抱有一种不寻常的仇恨，从此又多一种对欧洲传统的仇恨。十六岁时，我进入震旦学堂，耶稣会在上海的学校，宗教势力再一次使我厌恶。我因为在学校宣传反宗教被惩罚……被罗耀拉的门徒惩罚，他们乱七八糟灌输西方文化。

在长辛店当铁路工时，我看见神父和牧师去见治安推事，替他们的信友案件辩护。

当我们到达法国，我们这群勤工俭学中国学生，到这里来为了找寻真正的西方文化，却成为美国基督教会和法国与比利时天主教宣传机构的目标，不断被针对。我们当中有些穷书生为了金钱入了教，另一些则声称基督教精神比中国圣贤思想远远高明。到头来，我很痛苦，十分恼怒。

这是奇怪的事情！一门理论，或者一个学派的反对者，常常受到后者的直接影响。我是彻底的基督教徒，手上有两本《圣经》，已经超过十年。

我经常重读孔子的经典著作。我攻击祖先崇拜，孔子却视之为中国文明的基础。我的父母视我为小捣蛋，一个不受欢迎的革命者。我的同胞不断指责我，把我看成一个“欧洲化的中国坏家伙”。因为我过去攻击，现在攻击，将来仍然攻击古老的传统，我把中国的现实赤裸裸向外国人显示，而他们宁可隐藏起来。

俄国人没有放过高尔基们，法国也没有放过你。我不指望中国放过我。

这并不妨碍必要时为它辩护，但永远不会为它的弱点和缺点辩护。

然而，我可以绝对真诚坦然地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他们热爱和平，因为他们是农耕者，在他们的血肉里有这条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感人的回忆能够解释这个已知事实，解释这种本性的东西。有一天，我在离北京不远的长辛店附近散步，几个小孩在一道桥上玩耍。另一个小孩在他们前面经过，妨碍了他们的游戏。其中一个打了新来者一巴掌，另一个立即提出意见：“要是他这样对你，你会接受？”那个小孩脸红了，走向被打者，给他赔不是。

和平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孔子和老子时代，在墨翟和杜甫时代，或者我们现在，一直祈求和平，除了和平，还是和平。他们重视祖先崇拜，不愿意祖先的坟墓被战争损毁。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视之为社会渣滓的行当。

世世代代的冒险家利用这个民族的冷漠、惰性和不关心政治，令他们遭受内战或外敌入侵。中国的圣贤与和平主义者是这些世纪的英雄，他们是冒险家的敌人，不幸人民的保护者。他们谴责一切战争。和人民一同起来反抗好战的暴君，反抗野心勃勃的诸侯。他们只是不断反对这些人，永不反对人民。他们总是以人民之名来谴责黩武和专横的君主，并以这则圣人古训来提醒他们：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朝代更迭，得胜的冒险家自封为王或自封为帝，但是由和平英雄所阐扬的人民精神丝毫没有变化。这首古老的歌曲很好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精神：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何力于我哉！

中华民族不要人家管他们，自己也不会去管其他人，只想保持原状。他们是大自然人，希望和平！对他们来说，互相帮助是一条自然法则。

实际上，他们很重视传统，重视圣贤的精神和著作。和平存在于他们的传统里，他们的祖先歌颂和平，实践和平，他们也歌颂和平，实践和平。

墨翟攻击祖先崇拜，传授普世之爱，儒家视之为野兽。我支持墨翟：公正和仁慈高于一切。

我在国外探讨和平中国，是为了向我的同胞证明，我只要祖先田野的良麦。我还会探讨传统的中国，那是广宽帝国的莠草。

亲爱的罗曼·罗兰先生，我写信给你，并不视你为欧洲人，而是当作邻居，同胞，兄弟，我的世界人。你我同属人类大地，而非割成小块的土地。

我们在这个世纪任务繁多，作用重大。我们互相帮助。没有欧洲的亚洲，或者没有亚洲的欧洲，能否单独生存？

我希望此信到时，你的身体健康。

彼奥赫最近有丧母之痛，我有痛苦的体验。“Homo sum：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吾亦人也，人之事，焉能与我无涉）。

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于塞特

彼奥赫（Georges Pioch，1873-1953）是法国作家，和平主义者，曾任和平战士国际联盟主席，罗曼·罗兰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

盛成的信毫不含糊，语气强硬，全盘拒绝罗曼·罗兰的提醒。他自以为真理在握，只要解释清楚便足够，不考虑面对这种深刻的看法分歧，对方能否为一本自己不同意的作品作序，能否把一个观点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中国作者热心推荐给法国读者。

信寄出后，盛成安静等候序言。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音信，刚好九月初发生英国战舰炮轰万县事件，平民死伤枕藉，他听到消息后，写了一封愤怒的信，同时不忘追序：

亲爱的罗曼·罗兰，

希望你已经痊愈。

是的，在这个充满病者和疯子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健康的身体来工作。

英帝国主义再次要屠杀中华民族，他们一定还没有杀够。一个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是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制造白骨成山，血流成海？

目前太平洋冲突在火山口轰鸣，过几天，俄国人会和日本的亲信张作霖元帅开战。英国人会轰炸广州。柴堆就要点燃起来。谁是受害者？谁能够是被害者？须知那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民，最老实的小孩。

一尊欧洲大炮将会取代中国的古迹，那些由无数勤恳的工人建成的千年古建筑，突然之间化为乌有，或者不如说，被“欧洲化”了。唉！英国人刚刚轰炸了万县，转眼之间便屠杀了五千老弱妇孺，还有美丽的古迹，其中有一座矗立长江边千多年的古塔，成为特殊目标，被击中了，现在成了废墟！

从今之后，中国狮子抱着仇恨醒过来，他要食人，尤其要复仇。我不是涅墨西斯复仇女神的信徒或朋友。我反对复仇，正如我反对暴力那样。

但是群情激昂，整个国家被英国殖民帝国的疾病和疯狂行为所激怒，这是一个死性不改的人类杀人犯和贩毒犯。

我们很难令他们接受安静剂，更难避免一场不断扩大的灾难性冲突，把全人类置于危险境地！

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呢？

等候你的序言和消息，我向“在世的托尔斯泰”敬礼。

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于塞特

罗曼·罗兰没有回答，盛成又等了一个月，寄出第三封信催促，投邮地点在巴黎近郊的小镇拉加雷讷-哥伦布（La Garenne-Colombes），可知他人在巴黎：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的朋友维施那·希瓦（Vishina Shiva）是泰戈尔的学生，今晚动身走了，我深有感触。以后我比任何时候成为来自各地的人的连接点了。

在我们晚饭的餐馆里，一个俄国青年谈起你和你的作品。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坐在对面的女郎，也很崇拜我喜爱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话题扯得很远，很远，简直太投机了，我大受震动！

奇怪，真奇怪，大家的想法常常一样！

请恕我在此写这些私事，但这是来自我生活的最深处，是我的由衷之言！

巴黎天气不佳。我以中国留法各地勤工俭学生会蒙白里分会的代表身份到这里来。随信附上学生会的陈情书。

我仍在等候你的序言来出版我的小册子。如能迅速寄来，当不胜感激。

我常常想念你，像想念所有人类的造福者。我向有思想的人谈论你，他们懂得判断。

我憎恶自己，因为浅薄。然而，我有愿望深入了解事物。何时才能知道我未来继续生活的地点呢？

我目前在巴黎，在两个末端的中央，这让我想得很多，思考得很多。

我的朋友希瓦和我交换过很多想法，可惜他动身去了伦敦！

想念你。

问好。

盛成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于塞纳省拉加雷讷-哥伦布镇博勒佩尔街十七号

事情的源头要上溯到1921年7月，中法实业银行（La 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倒闭，留下约六亿法郎的债务，其中三亿两千多万属于华人存户。由于该行由法国私人资本与中国政府合办，法国政府事先获悉消息，要求北京派人到法国协商，提议在巴黎发行中国公债，以中国印花税、验契税等为抵押品，所得款项三分之二用于银行运转。尽管谈判极为秘密，但被巴黎传媒揭露，引起勤工俭学生的极大愤慨与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北洋军阀政府再一次卖国的勾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运动，最终令计划流产。

法国政府另寻出路，提出新建议，把已经答应退还的庚子赔款，和中法实业银行复业与发展中法教育事业捆绑在一起。经过几番波折，双方在1925年4月达成协议，恢复中法实业银行，易名为中法工商银行，分期注入庚子退款，整顿业务，发行债券，拨出一部分利息以年款方式，作为中法教育事业的资金。为此在1926年4月成立中法教育基金会，负责资金的调配使用。获得补助的教育机构有十多所，以里昂大学为最大的受益者，当年就收到第一笔款项。消息传出后，勤工俭学生认为不公平。盛成回忆说：

争分庚款的运动，始于蒙白里同学，当时朱洗发起。他说，“明知不可得，但不能不争”。我赞成，诸同学附议，遂组织蒙白里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会。他们推我做书记，并举我去巴黎筹备联合会的事宜。

盛成到了巴黎，找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共同起草了一封呼吁信和一张传单，用来动员各地学生会，他在给罗曼·罗兰信中附上这两份文件的印刷件。传单标题《我们是些甚么人？》，后来译成中文，全文收入《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另一份是呼吁信，中译如下：

我们能够分享庚子赔款吗？

我们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东方和西方的联系者，努力缩小各国人民距离，传播勤工俭学，以世界和平为目标，我们要求分享法国政府最近交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一部分。

先说几句事实：

我们的父辈是自觉善良的劳动者，在一九〇一年应承赔偿四亿五千万两，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为一千八十亿七千五百万法郎。

这是一个过重的负担。

他们之前被朝廷组织的义和团欺凌和劫掠，之后被瓦德西伯爵元帅带领的八国联军掠夺。

尽管他们对所谓文明军队[armées civilisées]的可恶行为非常气愤，尽管遭受这一切灾难，他们仍然被迫替人顶罪，付出这笔可观的赔偿。

美国人最先明白这种不公正行为的后果。经过双方讲理的人详细商讨，决定不再收取赔偿份额。为了弥补过失，他们设立奖学金，在北京开办预备班学校，使用已收取的赔款，在美国教育中国人的子女。

美国这种公正行为得到西方人民的欢迎和赞成。

同盟国为了报答中国政府参加世界大战，曾经应承模仿美国的榜样，把已收取的赔款用来教育中国的好学贫穷青年。

我们的兄长辈拥护共和民主，支持中国参加世界大战，目的不在利益，而在重建和平，终止暴行。在这段困难时期，他们为法国提供了劳动力，甘冒危险，希望以辛苦得来的微薄积蓄，能够在欧洲读书，同时也希望不久会得到赔款的帮助。

这些立志求学的青年人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伯里克利斯的门人认为，如果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阶层融为一体，将带给人类幸福和财宝。

劳动让人生活富足，读书让人摆脱有害世界和平的偏见。和平的人、和谐的人将是勤工俭学生。

这个理想产生了中国勤工俭学运动。

他们大批来到法国，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分散在法国不同地区。

这些年青人由华法教育会监护，这个会在中国各地积极宣传勤工俭学。

即将出发的勤工俭学生要离开母亲，她们中间有些年迈或者生病，要离开家庭和学校，来到这里拿起铁锤或刨子工作，在矿坑度过黑暗的白天，被高炉烈火烧灼，顶着南方田野的烈日，冒着北方凛冽的北风。总书记李煜瀛先生鼓励我们面对这些重大困难时说：

“朋友们！你们出国到西方的乡下和工厂。要记得，退还给我们的庚子赔款一定会用来帮助你们完成学业的。”

我们依靠可怜的积蓄，省食俭用，进入大学继续读书。然而，积蓄实在很少，而求学时间很长，经常被迫中途停学，暂时回头去工厂或田间，不断希望能够等到好日子重拾学业。

里昂中法大学成立，目的要把众多学生集中到这座城市，以后还要把里昂的蚕丝工业推广到中国。

然而大学当局原则上不接受勤工俭学生，因为他们没有钱。

这家大学收取庚子赔款。学校的学生是跟我们一样的大学生，我们是他们的童年朋友，他们的同窗，但是我们被排斥在外。

我们对这笔赔款寄托过很多希望，现在都拨归中法实业银行。

然而，毋容置辩，我们拥有合法分享庚子赔款的必要资格：我们是善良勤劳父辈的亲骨肉。须知这笔钱对我们学业大有帮助。

把中国工人以额头汗水赚得的钱给予他们的子女，是一件合情合理的好事。他们饱受生活痛苦的折磨，对两个世界的文明和民族的友谊认识得更清楚。

我们要求法国政府，同意让我们分享拨归法中教育事业的赔款。

庚子赔款的退还也应该用来实现以前对勤工俭学生许下的承诺，他们是中法文明的忠实联系者。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秘书：盛成　郑延谷

呼吁信里有一个外国人名字，伯里克利斯（Périclès，约前495—前429），这是一位古希腊开明政治家。

这两份文件署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盛成在信封左上角盖上一个大印章，上方为中文“中国留法各地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联合会”，下方是学生总会的法文名称和地址。盛成从蒙伯利埃带来留学生的动议，参与文件的起草，因此冠上秘书的名衔，实际上总会已有一位常务秘书郑延谷。这位湖南籍留学生，1919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同年十月来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和比利时求学。1930年代回国，从事戏剧及翻译工作，1945年后经历不详。

这一次，罗曼·罗兰很快就答复：

盛成先生，

我无法撰写你要求的序言。我忙于紧迫的任务。时时刻刻都有人要求我放下工作，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言。我必须保护我的工作，这是我对大众本体的第一责任。我只对自己选择和发现的作品破例。何况如前所说，我对你的阐述并非完全同意。

承寄有关此事的答复，很值得注意。我十分理解你的某些个人见解的原因，由于自己受过不公平待遇，忍受痛苦多年而造成，我深表同情。然而对你的作品（小册子）的保留继续存在，完全未变。人与人之间已经有相当多的互不理解和敌对戒心：我们不要再添加，尤其在一本和平主义小册子里面！

我很留意阅读了关于庚款赔偿呼吁书。我准备签名支持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的要求。请代我寄两份呼吁书给《欧洲》杂志（巴黎，圣苏尔比斯广场七号，里德书局），一份给社长克雷米厄先生，另一份给我的朋友巴泽尔杰特，他专门负责外国作家，认同共产党的观点。

请随时告诉我（由你本人）这些工作的进展情况。要知道在法国我们很多人谴责欧洲的对华政策（1），愿意和谋求解放和复兴的年轻中国真心友好。

谨复。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于维尔纳夫

（1）美国在你们那里更多心计（因为利益所在），但同样危险。Tinreo Danas et Dona ferentes（你大概不懂拉丁文吧？这句维吉尔的话大意说：“我害怕希腊人（美国人），即使来送礼。”）

克雷米厄（Albert Crémieux，1885-1954）与巴泽尔杰特（Léon Bazalgette，1873-1928）同为《欧洲》月刊创办人。前者从1922年至1932年任社长，后者负责外国文学编辑和出版。

盛成收信后，虽然罗曼·罗兰拒绝为他作序，却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也没有立即回信，因为他遇到更烦恼的事情。陈情信的工作节外生枝，他被人围攻，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再执笔写信，把这件事告诉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久已想写信，唯未克分身。

我常想念你，一位朋友，一位黄种人的兄弟。

你理解人，你能够理解人，你是欧洲人；我呢，我开始认识人，仅仅开始理解人。

我的同胞还没有，他们无法理解你。

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只存在非常肤浅的互相理解。

人们认识你，因为你属于这个国家的名人之列。

我离开勤工俭学的同学已久。这些中国青年最有可能理解你。这一次在巴黎，我和他们来往密切，大部分人支持革命国民党人[nationalistes-révolutionnaires]，但很少人懂得这个党的人道理想。他们只是一群爱国者，沙文主义者，希望广东军胜利，好对外国人复仇。

甚至有少数人赞同墨索里尼的思想。他们是复仇之神的朋友，他们要流血。

然而，这些青年人有阅历，都经过铁砧和锤子的生活。可是他们理解生活时乱七八糟，痛苦对他们没有用处，于是便发生灾难性的反应。

我和几位好同志一同对抗这些危险倾向，反对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我们跟你一起，让全世界得到和平！

他们不努力去理解，懒得思考这一切。忽略大事，小事太放在心上。这便是中国青年，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

中国不需要空话家，中国等待实干家已经很长时日。很可惜，这些人太少了，即使在勤工俭学生这一代也太少，我对这代人曾寄予很大的希望。

勤工俭学生会应该快速前进，做好工作。可是刚好相反，干得又糟糕又缓慢！我孤立无援，单靠一己之力来维持这个组织，一个三百六十五人的穷光蛋组织！我们有一个执行委员会，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责任，简直就像小孩子。

新生的中国在打斗，像女孩子那样打斗，莫名其妙。

我常自问：谁来重建这个千年帝国？

我以前通过巴黎弗洛鲁斯街一号的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助学金。

他们不明白这是由政府发给任何国家的穷学生。由于这些误解，我不得不拒绝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的助学金，并且退回已经收取的第一季度部分，以免惹人猜疑。

我不久就离开巴黎，学生会的陈情书已交给罗尼河省国会议员穆岱先生，他可能这几天便去外交部。我会返回塞特，我的第二故乡，野性未驯的朗格多克南部，满心忧虑。

以后回到名叫中国的家乡，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去游历。

孔夫子曾经游历，孟子也是，荷马一样。为何我不该游历？

我不熟悉中国。大家谈论这个病夫，但不清楚这个病夫的骨骼结构和精神组织。把中国拿来开刀，因为大家说应该开刀，所以开刀。已经充分研究过吗？

在二十世纪，能否进行一次奇迹式手术？啊，不能够！只能够做一次科学与理性的手术。

我们的责任沉重，工作繁杂。风暴一点也阻止不了时空的复活，相反会帮助生长。

我喜欢高尔基、陀思妥也夫斯基这类人物。我受到他们的影响，不会只满足于过眼烟云的时代事件。

最后，我以勤工俭学同学的名义，谨致衷心感谢。如需友好协助，我会来信。

我已经见过克雷米厄和巴泽尔杰特两位先生。后一位给我留下十分亲切的印象。他对我的法文表示惊奇。我向他谈起白理爱，“我的父亲”，我是他的“禧儿”。

我还有一个姑妈，现在意大利的“珍娜”，维珍尼亚·博勒，原籍奥地利。最后，我有一位姐姐，于格儒夫人。我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欧美家庭里，在我的家。

我喜欢痛苦。我的父亲白理爱是一位高龄鳏夫。我的姑妈是一位老姑娘，她的兄弟约翰·博勒是奥地利学者，已经去世，把藏书遗赠给我，但是意大利政府不肯交给我。姑妈年迈有病，独自受苦。于格儒夫人刚失去丈夫，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几天前见过她。你看，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所有国家的矿工都是黑色的。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欧洲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受着同一样的痛苦吗？鳏夫和寡妇还不是一样？

亲爱的罗曼·罗兰，我崇敬你，正因为你不仅是一个欧洲人，你是世界人。

友好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于拉加雷纳

盛成到法国后，产生了一种爱好，喜欢和外国人攀亲戚，为自己建立一个虚拟的“西方大家庭”。这封信列出“法国爸爸”“意大利姑妈”和“美国姐姐”，日后还扩展到“法国母亲”“奥地利母亲”“奥地利祖母”“瑞士姑妈”“德国姐姐”和“法国弟弟”，如此等等。

“法国爸爸”白理爱前文已介绍过，“意大利姑妈”维珍尼亚·博勒（Virginia Bolle）和她的兄弟约翰·博勒（Jean Bolle）生平不详，推测是1922年在意大利期间结识的。“美国姐姐”于格儒夫人的情况刚好相反，她的名字在中国留学生中无人不知，她和她的丈夫都深受所有人尊敬，勤工俭学运动书信和回忆里多次出现他们的名字，这是两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热爱中国的外国友人。

于格儒夫人是美国作家，原名碧细·麦金尼斯（Bessie McGinnis，1873-1928），碧细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对她的昵呼。她在二十六岁那年准备结婚，未婚夫得了肺炎，医治无效，她决定把婚期提前两个月，仪式举行后十二小时，丈夫去世。从此时起，她隐去本名，只使用丈夫姓名，自称约翰·凡·沃尔斯特夫人（Mrs John Van Vorst）。即使改嫁于儒格，仍不随夫改姓。1923年，法国政府给她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宪报刊登的名单继续使用这个名字。

她在丈夫死后开始写作，成名作是《劳工妇女》（The Woman Who Toils），与丈夫的姐姐玛丽（Marie Van Vorst，1867-1936）合作。为了写本书，她们在1902年分头进入工厂，实地观察体验。文章在杂志连载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到，写信给碧细，称赞文章主题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对妇女在国家中地位的看法。1903年单行本出版时，她们以这封信作为序言，引起传媒广泛关注。

1906年，《哈泼杂志》（Harp's Magazine）聘请玛丽到国外采访，撰写“世界河流”系列报道，碧细陪同前往欧洲，从此在巴黎定居下来，为美法两国报刊撰写文章，双向介绍美国和欧洲的文化艺术。她很快便结识了法国作家于格儒。

于格儒（Hugues Le Roux，1860-1925）出身诺曼底世家，家族经营轮船公司，从祖父辈便开始与中国有生意来往。他自少立志成为作家，中学毕业后，不顾家庭反对，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念文学。期间结识了作家都德，成为入室子弟，来往密切，甚至传说他曾替都德代笔，写过两篇小说。

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新闻职业，在报社担任编辑和记者。他是一支健笔，作品源源不断，成为一位名记者。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不少政治人物，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资讯，另一方面通过他们不时接受政府任务，前往外国考察，通过当地法国使馆，会见国王、总统之类的高层人物，有点像半官方特使。他到过北欧诸国、非洲阿比西尼亚和多哥，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英国和美国，然后到日本和中国，收集各国情况。在中国，他会见忙于称帝的袁世凯和其他政要，对中国进行深入的了解，和中国外交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预言当时中立的中国，因为继续向英法派出劳工，最终会投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预言在一年后成为事实。

他在1920年当选为上议会议员，这时正逢勤工俭学高潮，他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参加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工作，在议会辩论中，积极支持把庚子退款用于留学生身上。中国政府也视他为可靠朋友，1922年寄到法国的一笔七万法郎款项，指定由他分发给留学生。

碧细在1914年和他结婚，周恩来1921年5月发表在天津《世益报》的一篇文章提过她，使用音译，称她为毓具勒奥氏夫人。到了1922年3月，向警予写的三封信已经改用于格儒夫人的称呼。这个文雅的译名有点像汉学家的名字，她和丈夫都不懂中文，不知是谁起的。

新闻图片：郑毓秀（1921年），碧细夫人（1925年），于格儒（1925年）

碧细是一位思想前卫的作家，跟丈夫一样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处境。1917年左右，她结识正在巴黎大学法律系念书的郑毓秀，两人成为好朋友。郑毓秀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新女性，反对缠足，追求婚姻自由，她在推翻满清期间有过一段偷运炸弹的传奇经历。碧细把她的口述笔录下来，1919年底在《世界杂志》（La Revue mondiale）发表，连载两期，次年增补后出版单行本，以《童年和革命的回忆》（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Révolution）为题。英文版1926年在纽约出版，书名《中国姑娘》（A Girl from China）。

1919年3月至1920年10月，一千多个勤工俭学生涌到巴黎，由华法教育会接待。这个会没有会址，借用华侨协社位于巴黎近郊哥伦布镇的一座房子。虽有三层楼，但地方有限，路过或未有居所的留学生在此暂住，很快便出现人满之患。碧细知道后，捐出一个美制大帐篷（留学生称为布棚），竖立在后院的空地上，可供近两百人住宿，收容过很多留学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9年10月，郑毓秀回国，到四川演说，提倡女性走出国门留洋，得到热烈反应。次年10月，她带同二十位女学生回到法国。到达后不久便遇到勤工俭学危机。法国面临战后士兵复员的失业潮高峰，中国学生陷入无工可做的绝境，喊出求生权、求学权的口号，近四百人群集巴黎，准备到使馆请愿，要求政府每月发给四百法郎，为期四年。郑毓秀是女留学生的公认领袖，担起保护责任。她向碧细求助，在示威前夕，把十二位女学生带到碧细家中，碧细提议向她们提供每月三百法郎的补助，为期一年，以渡难关，同时要求不要去示威。所有人都同意，但仍有三人参加了行动，碧细未加责备，照发补助。

她的补助后来扩展到全部勤工俭学女学生，总共四十多位。1923年，她又为女学生设立八个奖学金，有些人连续三年得到补助。男学生也有人受益，他的丈夫在1923年说，她同时接济的人数最高时达到五十人，超过女学生之总数。有研究者估计，先后受益者超过一百人。盛成是受益男学生之一：

我当时去蒙白里的学费，暂时由于夫人担任，每月接济二百法郎。蒙白里的生活程度虽低，每月至少须三百法郎；另一百法郎由工作来补不足。

补足工作由蚕桑科主任安排，当杂务实习生，每月一百二十法郎。这期间，碧细曾经给他寄过罐头、点心和饼干等食物包裹。

勤工俭学生深受经济问题困扰，盛成在这方面的运气却很好。碧细补贴一年后，把他介绍到他的丈夫参与管理的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该会新开设十个奖学金，帮助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盛成入选，每年得到六千法郎。连续两年后，他拿着蚕桑科主任一张满溢褒词的证明书，向法国外交部申请外国学生奖学金，他与二十二位中国留学生一起被选中，这张证明书现在仍保留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

然而，有些留学生看在眼内，心生不满，甚至诸多猜疑。盛成风尘仆仆从南部赶到巴黎，本为留学生争分庚子退款，大家受益，没有想到开会的时候，他的政府奖学金受到诸多责难：

勤工同学中有指我受法国外交部收买的。要卖还卖贵一点，这二百法郎一月太少，不值卖身，遂宣布与中法监护委员会变相的中法友谊会脱离关系。

后果连累到已到手的第一季奖学金，一并退还给法国政府。盛成没有家庭经济支持，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1927年他应瓦莱里之请撰写生平，对所有奖学金一字不提：

到法之后，即为勤工俭学生，进杜西陇木工厂作工，入万多门中学读书，万多门乃法国诗人龙沙之故里。

未几，复入工厂。

既而再入学校，进蒙白里农业专门学校。

复入工厂，到尖山脊山以及屹山育蚕场中工作。Pyrénées Cévennes, Alpes

复回学校。

复入工厂，到脊山中纺纱厂与丝厂去做工。

再回蒙白里农业专门学校充见习生。

复进工厂，到意大利北部蚕场做工。

再入学校，进意国国立巴都蚕学院卒业。

再回法国，到蒙白里，进大学，研究自然科学，民十三，得理硕士位。

复入农场作工，在蒙白里园艺试验场作工。

再进大学，预备博士论文，同时授徒以谋生，曾代理蒙白里农专实习主任。论文成[绩]列最优等。现在巴黎理科大学教授“比较蚕桑学”。

不断在工厂和学校之间再进和复入，好像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勤工俭学生，必须先勤工才能俭学。事实相反，盛成年年都享受奖学金，再看工作地点和时间，大多与蚕桑和假期有关，不如说是大学生的实习课或者假期工。到了被迫放弃奖学金后，变成必须先勤工才能俭学，仅仅五个月，他就决定中止学业，抛弃已经开始的博士论文，计划暑假一到就离开法国。

争分庚款运动在盛成返回南部后，偃旗息鼓，寿命之短，留学生的回忆文字或者中法文献都未见记载，只有罗曼·罗兰保存的这两种印刷件。

1927年　瑞士夏令讲习班

罗曼·罗兰收到盛成的信件后，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作了记录，这是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盛成，离开第一次来信已经六年：

和另一个中国青年的通信。他在塞特海洋生物研究所：盛成。

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和平主义宗师的演讲词，请我写序。我向他提出几点善意的意见：我问他：一，几个伟人，例如老子、孔子、孟子等，是否代表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或者，他们的思想是否针对差别很大的事物状况作出的反应；二，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时发生过什么事？我也不赞成他在著作中插入对基督教的粗暴指摘。我说不要把地球上一部分的优越之处来反对另一部分，而要不偏不倚去观察两者的优点和缺点，努力联合善来反对恶。他回答说，他被“像鸦片那样毒害中国”的基督教所激怒！

接下来，他抄录了盛成9月3日反驳信的主要内容，好像他预感到此事还会有下文，需要记下来。仅仅过了十天，他接到盛成的新年来信，一封奇特的贺年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不能让一九二七年新年过去，而不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是一位心肠善良的人，如果没有和平，一定不能生活。

愿你里外充满和平！

我从巴黎经克莱蒙-费朗归来。愉快的归来！我在巴黎那间“欧化中国人心理学院”的课程结束了。

我的朋友席瓦已经从伦敦回来，谈起在英国的印度人，他说我们的学校就要称为“欧化东方人心理学院”了。

欧化的东方人是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障碍和敌人。无论本国和国际的社会断裂，他们都是真正的根源。

他们使得对东方的“斯拉夫优越论者”的批评更有力量。这些个人主义者，自私，惰性，软弱，虚荣，伪善，卑鄙。

内心高呼“人人为我，我为自己”。手中握着利剑，要求利益，而非权利。

他们组成政治党派！这些捣乱者把自己的心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为所有人跟他们一样，是一群小苍蝇，追逐个人利益和过眼烟云的名声。

亲爱的罗曼·罗兰，你想拉近各国民族的距离。你知道，我们离开目标还很远。

日内瓦、伦敦或巴黎的代表大会，集合几只路过的鸟儿，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善唱的鸫鸟，肥胖的麻雀，夜出的猫头鹰，和平的鹰，用一两个月，一两个星期，一两天，一两个小时，一两分钟，为可怜的和平起草一个永恒的纲领，起草一个一闪而过的日程表。

大会参加者的心理便是这样，英国人是英国人，德国人是德国人，法国人是法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是日本人，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人，埃及人是埃及人，黑人是黑人。

两个心理阵营：胜利者和战败者。前者的特点是虚荣，伪善，慈悲，实力，让步。恐惧，怯懦，消极属于后者。还不算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互相之间存在先入之见。

你们自己有一种巨大的断裂，怎么能够与不同种族建立认真的关系和联络呢？他们心中只存戒备。

信任不是一天生成的。如果组织传教士团和远征军，世上永无信任。

一个人必须具有高深的个人教养，才能和良善、诚恳、渴望和平的欧洲人融洽相处，而又不会被讨厌地“欧洲化”。必须认识自我，才能认识邻居。要认识自我，必须研究自我。要研究自我，必须分析自我。你们欧洲人，无事不管，就是疏忽最主要、最关键的东西，你们煞有介事处理的不过是次要问题。

你们不知道，理性教育的基础有互相理解这一条。两个小孩打架，因为他们互相不理解。

你们忙着召开各式各样的大会，肯定聚集到不同种族的人，他们有教养，有学问。你们知道，这些有教养、有学问的人，过去在战争中曾经互相厮打，将来也互相厮打。

被误解的教育比无知更糟糕！这些有教养、有学问的人互相间不了解，不知道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

当今世纪，我们要有一条衡量标准，首先是本国的，然后是国际的。这种国际社会心理尺度，只有在详细深入研究每个国家后，才能制订出来。

我打算步行游历我出生的国家。我有一个科学任务。仿效孔子去收集宗教、政治、经济和道德的文献，尤其是民歌；仿效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去寻找手稿和发掘古代文献；仿效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当代探险家，以自己微薄的力量，科学地去研究本国的自然和人。

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人生。我还年轻，未来还有充分时间，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并不肤浅的人类任务，我的同时代人对此并不重视。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这便是我们古代圣贤的名言。

啊，浅薄的世纪！我不属于这个世纪。我永远是东方人，中国人。

我们有脚，有鞋子，不能削足就欧洲之屐。世界需要健全的人去重建断裂的和谐。不需要跛子或残废人，他们不仅无补于事，甚至有害。

我们要求的是公制系统，一种不可或缺的新尺度，用来量度我们的脚，以求能够制出和脚完全大小一样的鞋子。

东方不需要欧洲的鞋子，也不需要供西方人用的标签帽子：主教帽，教士圆帽，教士方帽，黑色小圆帽，盔形帽，筒形军帽，法式军帽，两角帽，法官帽或者绅士帽！

说到头，东方人不会满足于这类型的集会。

这是我的回答，离开巴黎前我向杜修纳夫人说的。啊！离开巴黎真愉快！

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于塞特

有一天在介德斯教授家里见到索尼亚·德斯太太。我们谈起你，她告诉我，她认识你。

信中引用了孔子《大学》的一句话，译文抄自汉学家保氏1837年的法译。至于附言提及的介德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本是苏格兰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1924年起定居蒙伯利埃，直至去世。他不是盛成的老师，但两人相识。

这封信的关键人物是最后一段的杜修纳夫人，罗曼·罗兰接信后，迅速回信，一开头就提到她：

盛成君，

我要再一次不同意你的看法。

为了这样的理由拒绝由我的朋友杜修纳夫人转达的邀请，这是错误的。

你作的推论漫无边际，看不到最简单、最人性的东西：一批正直的人，为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欧洲，他们的种族的不公正行为而感到痛苦，谋求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补救，向这种局面的受害者伸手，力图去认识他们，更好支持他们的事业。你让真正的朋友气馁。

这些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年会，让各国青年围绕几位国际人物见面，六年来一直在做这件勇敢神圣的事业，在大战造成分裂的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之间，连结起热诚的友谊。联盟成立于一九一五年大战方酣之时，不顾舆论的愤怒，也不顾各国当局的威胁。杜修纳夫人本人在法国被人恐吓威胁，被人谩骂。我的妹妹玛德兰也一样，因为在爱国仇恨中，她们敢于公开支持和平事业和国际谅解。

在欧洲国家里，在法国，有人热心参加支持被压迫民族的事业，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像莱昂·维尔特，不久前谴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费利西安·沙莱认识亚洲和远东，从未停止过追究白种文明的弊端，尽管工作繁重，他很高兴接受主持计划中下次会议的辩论会。我认识很多西方人，热烈希望和东方人接近，为了更好认识他们，更好爱他们。

我必须很遗憾说：像今天那样，我多少次看到东方的大孩子，印度人或中国人，疑心重重，傲慢自大，拒绝他们的无私真诚举动！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们亚洲人和非洲人，不支持保卫你们的人，这一批少数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对抗自己种族的人，那么，强暴者就会在全球得胜，欧洲和亚洲的分裂加大，直至最残酷的战争。谁人最受痛苦？你们。因为尽管人数众多，但夹在两个可怕的白种文明之间，一面是欧洲，一面是美洲，拥有的武力装备超过历史上任何最极权专制的国家。总之，远东古老文明最优秀的东西将在搏斗中消失。欧洲古老文明最优秀的东西也受到威胁。谁看不到他们要互相接近，互相帮助，才能双双得救？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于维尔纳夫

这封信给盛成上了一堂欧洲和平主义历史课，里面提到三个人都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费利西安·沙莱（Félicien Challaye，1875-1967）是哲学教师和作家，一位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他到过非洲和远东考察，激烈反对殖民主义。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担任过法国人权联盟副主席。

莱昂·维尔特（Léon Werth，1878-1955）是法国作家，他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好朋友，《小王子》便是题献给他的。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在战场上受伤，战后写成反战作品《士兵克拉维尔》（Clavel Soldat），从此成为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刚从法属印度支那旅行归来，发表了《交趾支那》（Cochinchine）。以游记的形式，暴露了殖民主义的丑陋面目。沙莱曾经指出，当年法国人普遍相信，殖民化是人道主义事业，通过白人文明的传播，能够帮助低等种族进步。这两位作家的著作摇撼了这种信念，招来保守派的激烈攻击。

杜修纳夫人（Gabrielle Duchêne，1870-1954）是妇女解放运动先行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力反战，1915年参加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成为法国分部主席。因为印制散发了一本未送交审查的反战小册子，遭到传媒激烈攻击，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当局派出警察入屋搜查。她没有畏缩，在当时是一位很出名的和平主义者。

她所在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盛成译名万国妇女自由和平促进会），每年都举办夏季讲习班，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盛成不是第一位受邀的中国人，就在上一年，1926年，敬隐渔被邀到会，举行讲座。罗曼·罗兰虽然不同意盛成所写的《和平中国》的一些观点，但视他为同路人，推荐他参加，趁他在巴黎的机会，由杜修纳夫人出面邀请，没有料到惹来这种充满讽刺和教训的回应。他以为这是盛成不够成熟的表现，在回信中责备了几句，但仍然期望他改变主意。

没有想到盛成这几个月接二连三遇到不如意事情，被迫到靠补习来应急，积聚下来各种各样不满情绪，乘着这封回信汹涌而出，不分好歹冲向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一月六日来信令我思索，令我反省。我们有很多互相理解的错误！

你严厉责备我像孩子那样思维，漫无边际，看不到最简单和最人性的东西。

漫无边际的思维？不对。眼看自由之树面临死亡，每个人只关心自己。你们以为摘除一些枯枝，便能挽救这棵树。然而，如果我是病理学家，我看到树根已经腐朽。

我的母亲和我，受过很多社会不公平之苦，现在仍在受苦。我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一直在生与死之间。和平在我们那里并不存在。如果战争能够把我们从这间忧虑活监狱里打救出来，并不比和平差。尤其我们感到人类社会在我们脖子上挂上一个石磨。

痛苦迫着我去思考和找寻社会不公平的原因，那时我仅仅十二岁。

我曾是国民党人，我的兄弟盛连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内部政治的原因，满洲人是祸首。

一九一四年我十五岁，离开了孙中山的政党，从此和我的兄弟分开。在上海过了两年，我进入平汉铁路公司。我以为和工人并肩工作，能够找到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痛苦的原因。我当时是一个铁路工会积极分子。

我经常自问：社会与心理的统一，一方面决定了自然人的因与果，另一方面决定了人的行动原则和后果。要是我们没有这种统一，经济斗争能否把我们带回生活与和平？

对我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太高，因此决定到欧洲来读书，以后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把母亲留在中国，她年纪老迈，不时生病，处于一种深度痛苦中。

我到法国后劳动，在你们的工厂，在你们的乡下。我看，我听，我尝试，我触摸，我感到欧洲无产阶级的痛苦和悲惨就是我曾经有过的。

所有矿工都是黑色的！

从此时开始，我从未间断过斗争。我是勤工俭学生，反对社会不公平，不管从何而来。我参加所有示威，反对在摩洛哥和叙利亚的战争。我研究安南问题。我是蒙白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这是我在彼特拉克国度被驱逐出境后所创立的。

我多少次被威胁从你的法国被赶走！我的教授巴大容千辛万苦保护我。我信任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视他们为志同道合的兄弟。他们总是看到我默不作声，脸带微笑，极其谦逊。

我不知道是否身在海外。不是，我在家里。世界是我的家。我相信牺牲的无上力量。我不止一次为了团体的好处和所有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我想，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强大。我不断以一种有效的革命方法去和社会不公平作斗争。

在法国居住了相当时日后，我到处建立了一些牢固的友谊。尤其在受苦的无产阶级里，我找到最亲密的朋友。我信任他们，他们信任我。

在知识界，我只认识几位。

白理爱是《公民学校》（L'École du citoyen）的作者，我到法国他便认识我。人家向我介绍，说他热心支持被压迫种族事业，反对自己的国家。事实上，他曾经在给我的信上写过：“我们欧洲对中国的表现很差。我以前在一篇为特刊总结的文章里，尽我所能说了出来。文章发表在《自由页》（Pages Libres）上，这是一本出色的小杂志，充满仁慈和博爱，今天已不多见了。这一期在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出版，里面满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比利时报刊的摘录，观点多种多样，但一致谴责欧洲军队的可恶行径，士兵的信件同样很有教益作用。”

我一直记得初次见面的动人场面。我扑进他的怀里，他抱着我的肩头。我们互相拥抱。他的妻子、侄子、侄女，所有人看着我们。这场拥抱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不管他年纪大或者法国人，而他也不问我是谁。我自然亲昵地称他“亲爱的兄弟”，他回答我“亲爱的盛成”。我们一开始便使用熟人的称谓——我踏上法国土地不久便这样称呼所有人——现在，我视他如父亲。如果我错了，他责备我。我们去比利牛斯山，两个人，我是自然科学家，他是诗人，我们互相教导。我到处看到中国的风景。

另一方面，我交到一些认真的朋友，摩洛哥人，叙利亚人，塞内加尔人，土耳其人，埃及人，以及印度人，西藏人，韩国人和安南人。

我也研究心理学。对我来说，一个自然社会学的学生，总是要使用分析和比较方法，来解剖人类的复杂本性和各式人种的社会现象。

因此，我承认我是中国人和东方人，具有这个种族的社会特点和一般特点。这并不意味我只爱中国，或者是东方沙文主义者。我在精神方面属于全世界，因为我的教育和文化来自小孩、老人、圣贤、疯子或知识分子，来自所有国家的课本。

然而，如果我去和本国人民一起工作，我会更方便，有更多成功机会。我应该去我的母语国度，专注于那些关键重要的问题，涉及重新建立我们国家的社会平衡，以及首先确定中华民族的自体精神。

我的任务重大，需要长期准备。剩下的时间不多，因为巴黎的学生会已经浪费了我的三个月时间。

我如此详细友善描述我的心理起源，是为了证明我一点也不是多疑高傲的东方人。

我们互相结识，但你不了解我。我分析自我，研究自我。我的内心修养不断发展我的个性。我有缺点和优点。如果我知道需要牺牲，那么我就牺牲，义无反顾，死而后已，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打算，没有想过我整个人为社会牺牲，整个社会会回头来报答。我们应该全部献出，不要希冀报答，不要让任何人受到损失。

我需要高傲吗？毫无必要。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猜疑有什么用处？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你不认识真正的东方人，或者认识不清。你使用西方尺度来衡量我们，你错了。孔夫子也会变成多疑。

你，罗曼·罗兰，你不应该无视周围环境的影响，无视决定人的心理形成的根本问题。高傲毋宁是一种个人性格，而非种族性的。不要把东方的怀疑主义和欧洲的高傲和多疑心理混淆。东方人有他们的思想和事物表达方式，要按原来样子对待他们。以欧洲心理尺度来衡量中国人是一个严重错误。当我研究一个人时，例如你，罗曼·罗兰，我总是抽出本质特性。我立即想到：这是一个西方人，西方人中最好的一个。

你知道我们不是在同一环境的同一影响下长大和受教育。互相之间应该有看法分歧，我以为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对你是最不需要的，反之亦然。

你呢，我曾请你为我的小册子写序，你的答复两次不同。最初，你写道：“我写关于你的演讲词的想法”，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告诉我不写了。

这件事，大家可以评判！如果是东方人，改变主意不写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但你是西方人，你的意旨至高无上。你们有本身原则，个人原则，自我独立自主原则，以这个自我去对抗整个自然，对抗所有其他人的原则。罗曼·罗兰后来不高兴写，他有理由拒绝我。但沉默呢？他忙于迫切的任务。但道歉呢？文明人应该道歉。

你看当我判断日常社会事实时，我不偏不倚。这样便能避免理解错误，这些错误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当一个欧洲人和一个亚洲人互不理解，他们便诉诸武器。

关于这一点，我在和杜修纳夫人交谈时，曾经反复强调过。

所有这一切，需要时间和长期研究才能消除。一个昙花一现的大会并不足够，无论如何，必然是肤浅的。

你们不要战争，我们也不要。但必须一直清除到它的胚胎去。你们支持受压迫民族，必须首先理解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各自的心理。

所有与我密切来往的人都会跟你说，盛成是一个勤工俭学生。他们在我的行动和习惯中认识我，而不是通过我的表达或写作方式，因为我不是法国人，但要以字母语言描画自己的思想。

我注意到你的信中另一个错误，中华民族的数目。所有欧洲人都像你那样说。事实相反，我们到处都有人满之患。这不是一种力量。

我们常说：“把一件东西实施到四亿人身上很困难。”当我们抵抗外国帝国主义时，我们从来都不指望这一大群软弱和惰性的人。我们说：“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只有我一个人为逝去的社会牺牲！”你看，这是我们的民族心理，和你以为的刚好相反。

一个欧洲人谈论中国，没有办法不从宗教开始。这是大错特错。正是这样把东方欧洲化了。请不要说傻话吧！

我的信必定过长。我希望表达了我的直率和人性的思想，希望用来作为罕见的有利因素，促进互相接近和友谊。

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于塞特

信中提及的巴大容（Eugène Bataillon，1864-1953）教授，1924年被任命为蒙伯利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任塞特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有一个中国得意门生，就是前面提到的提出争分庚款的朱洗（1900-1962）。这是一位真正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6月到达法国，经过五年勤工，积够第一年学费，才在1925年考进大学。巴大容十分欣赏朱洗的优秀表现，帮助他解决了最棘手的学费问题，先让他当实验室助手，再为他向里昂中法大学争取到官费名额。他们共同署名的论文总共十四篇，1931年朱洗得到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生物学家之一。

盛成的长信由头到尾拒绝罗曼·罗兰的批评，逐点反驳，恣情发挥，愈说愈起劲，失去控制，翻出写序旧事来，不管人家解释过拒绝写序的原因，指责对方言而无信，要求道歉。

罗曼·罗兰收信后，真的生气了，立即在1月13日回信，并且在当晚日记作了记录：

和一个中国青年的通信

盛成在塞特海洋生物研究所工作。人聪明，但时常糊涂，激情思想和理智思想乱作一团，宽容与固执的偏见互相冲突，坚持自己的短处更甚于长处。和日本人相比，我和认识的中国人更谈得来。日本人是酸味和半甜半淡的混合物，感觉得出缺少古老的文化，缺少稳重与和谐。

我拒绝为他的一本和平主义小册子作序，他在里面侮辱基督教，故意不辨是非，无视我拒绝的真正理由，我用大字给他回信：

“我拒绝为你的小册子写序言，因为其中表现了一种对基督教的狭隘无知，夹带着仇恨。因为我的意见没有使你改变初衷。”

“我不受任何宗教或世俗信仰的约束，但我要求尊重西方或东方的高度精神价值。我拒绝助长亚洲的排斥异己或不理解，这与欧洲的不理解和排斥异己同样有害。”

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全文抄录回信并不常见，一定是他认为很重要的才这样做。这封信发出后，同样出人意外，盛成只考虑了一两天，便在1月17日作答：

亲爱的罗曼·罗兰，

要是我的母亲在这里，在我面前，她会问我为何如此不开心，如此心事重重。我会把你一月十三日的信念给她听。

然后她会要我读演讲词，尤其关于基督教的主要段落。

她再要我重念你的信。

她思量再三……

她会跟我说：“你有一段离题的内容要避免。你可以自由去攻击东方、远东或西方的圣贤，但不要扯得太远，尤其在一本和平主义小册子里。”

“对于西方的圣贤，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她继续说，“不要有恶意，要有人情味，他象征了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痛苦。”

我静静地思量反省。

我的母亲想知道写信人的生平，她还没有认识你。

她思索良久……

“我希望，”她对我说，“你不是因为罗曼·罗兰没有为你的小册子写序，而拒绝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的邀请，我很可能成为联盟的成员之一。”

“不是，”我答道，“你的孩子属于你，从你而来，一切为了你，无愧于你。不是，从来不是，你知道我，理解我，娘！”

她思索良久……

她要我再读一遍你的信，以及我最后一封信。

读完之后，她一定哭了。这位坚强勇敢的女性，像孩子拥抱母亲那样拥抱痛苦，她只为善良和公正的人无谓的分歧而流眼泪。

她一边思索，一边不断流泪……

而我呢，我深深自省。

最后，她会这样对我说：“我喜欢和平人士的互相谅解。你晓得人类受过太多排除异己和宗派歧见之苦。你要努力和罗曼·罗兰好好相处。”

要是我事先听到这些充满良知的教训，要是她在这里，这位人类社会永恒的祭品在我面前，我该如何回答我的仁慈母亲？她是我的上帝，我的生命。

当我反躬自省，感觉不到理直心安，即使对手无知愚蠢，我心中如何不感到害怕？

在风暴中，我冷静思量，精神不断忙于探索，不让任何冲动扰乱心灵。我寻觅，我寻觅。

我的母亲如果在这里，她会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亲爱的罗曼·罗兰，你如何调和宗教和人性问题，调和尊重宗教和人类痛苦？”

“我们只认识传教士。他们希冀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天主教徒，灌输给他们‘除教会外，别无他救’。”

我的母亲会对你说：“所有人都平等，所有人都是兄弟，共同一个母亲——地球。我们应该友好地问候。为何以枪炮、十字军相见，为何以武力传教，为何有牺牲者，有受难者？”

我们热爱所有地方和所有时代的人类。

你们热爱兰斯大教堂，为它哭泣。我们在蓬户柴门外面流泪，屋里住着善良正直和平的人，我们热爱他们。你要求尊敬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要求得到活着的基督的仁慈之爱，这些基督在陌生的世界里受苦，他们向敌人问好，如同向朋友问好一样，他们和人民一起受苦。

我的大哥是肇和舰舰长，不久前被人暗杀，我的弟弟延武和一些侄子要为他复仇，我写信给他们：“爱你的敌人，放弃复仇”。我的母亲看到信，表示赞成。

我们热爱母亲，而我很热爱基督，他背着十字架，走向受难地。我们崇敬仁慈的基督，他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生命的胜利者，痛苦的驯服者。他说：“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为。”

这个受苦的伟大象征永远留在我们痛苦受伤的心里。当我们自己走上十字架路时，我们就会经常记起他。

我的母亲在那边，在曦微晨光照耀下，站在三代寡妇、两代孤儿居住的房子门槛上，而我呢，在这里，在拓湖的北部，我们两个人，互相致送问好，充满爱意与仁慈。

总之，她要我接受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的邀请，她说：“你代表我参加。”

这样，我同意了。我牺牲自己，我不会有丝毫损失。我化为乌有，以求我们的共同体盛开鲜花，继续存在！

无论如何，东方和西方要相互了解，才能打倒战争，确实地建立起和平。

恳切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盛成好像从梦中清醒过来，态度转变得那么快那么彻底，从刁蛮小子变成乖孩儿，十足十的一百八十度。他使用与母亲的对话，圆滑地传达立场的转变，可能与他正在写作《我的母亲》有关。他在信封里塞进一张以他的母亲半身照片制作的明信片，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她是我的母亲，引导我的思想和生活。盛成”，后来出书时印在扉页上。

罗曼·罗兰收信后心情愉快，以为自己的忠告起了作用，写了一封回信，使用了不常见的轻松语调，好像安慰认错的小孩：

亲爱的朋友，

你高贵的母亲（我在寄来的照片中看到深沉和锐利的思想），她一点也不必悲伤！她有一个善心的儿子，有时被年轻人的热情拖向偏颇，但实际上热爱公正和事实。

你看，成君，永远不要把一种神圣的事业及其不相称的代表混为一谈。最纯洁的思想总是被一些伪善者拿去利用。伪基督徒，伪佛教徒，自由理性和无私学问的伪信徒，他们来自同一种面粉，里面有虫。我们要扔掉这些生虫面粉！向活的麦子致敬！我们一起反对各个阵营的伪善者！我们一起支持各个阵营的神人！——对我来说，“神人”（Le Divin）是人的最高形态，不朽的麦粒。神人在基督身上，在佛的身上，在甘地、贝多芬身上，在世界上九个或十个最纯粹光明的人身上。也在纯粹诚实的卑微者身上，他们是一群火花。我把所有这些人集合在我的爱中。

至于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我本人尊重这个组织，但交换意见时我的看法不受束缚。你不必牺牲自己！只有“心这样跟你说”（正如法国人的说法），只有跟你的夏天计划配合，你才去参加吧。

致意。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于维尔纳夫

盛成看到对方轻易接受他的变化，松了一口气，回复先前使用的亲昵语言：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们一起反对各种阵营的伪善者！我们为了天下的人团结起来！我和释伽牟尼在一起，支持宗教平等。佛，活人，精神，三者平等，没有丝毫不同。

我到达法国两个月后，在万多门中学，通过一位老师，和他的老朋友白理爱的诗篇《赠远人》（A un Ami）唱和：

“是的，亲爱的兄弟，我们虽然远隔一方，但我们的心地，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良心完完全全一样。我们爱善，爱真，爱美。我们痛恨恶，痛恨假，痛恨丑。我们保卫和尊敬文明人，我们打击和驱逐野蛮人……”

对我来说，“文明人”是人，“野蛮人”是非人。

我不相信上帝，不问自己是否名列仙班，但我爱人类，爱活的麦子种种生命，我属于其中。我爱受苦的人，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将贫瘠和干枯，人将没有灵魂，不朽的麦子将要死亡。

我的母亲和我，我们连结在爱中。基督背着十字架，苏格拉底喝下毒堇，孔子和他的子弟在陈国挨饿，胡斯烧死在火刑柴堆上，伽利略在法庭前下跪，陀斯妥也夫斯流放西伯利亚，甘地面对印度的种姓等级和英国法官，佛因为念及痛苦，周游四方找寻众生苦难，矿工在井底深处，铁路工人在事故的天空下，大邮船的技工在热带海洋，泥水匠住在寒风中的陋屋，所有勤恳的劳动者生活在机械式的苦难中，生活在经济、政治和精神的折磨下。我们把他们全部团结到人类深厚之爱中。

仁慈的贝多芬适逢百年华诞，我们在此向他致敬，这位伟人以音乐显示了我们伤痕满布心灵的希望。欢乐经由痛苦而来。

我们的心既灵敏又明智，在这位天才大师兄面前互相调好音。尽管有几条弦不搭配，我们调校好乐器，以我们热情、憧憬和希望的全部声音，在所有战场上奏起和平协奏曲。伟大的贝多芬来指挥这队友好的乐队，由两个人道主义者组成：白种人和黄种人。月夜天空下，有一堆收割好的金黄色庄稼，芬芳大地的古老寺院钟声鸣响，一种新的调子，全新的调子，响起的声音不带激情，而是低沉庄严。人们听见来自山谷的小溪潺潺水声，分不清是黄河或是莱茵河。这时候，两只飞禽：一只沉思的天鹅，一只唱着“缗蛮，缗蛮！”的黄鸟，来到大同世界的高山和湖泊的丘隅居住下来。天鹅唱出神圣音调，黄鸟唱出人性音调。贝多芬尽管失聪，细心聆听，写出最后的百年华诞交响乐，回应听到的歌声。他把这种新的精神音调送回给全人类。

你和我，我们一齐高唱《国际歌》，向伟大的艺术家致敬和感谢。

下一封信再谈我的打算，把小册子对基督教义的批评删除。朋友们希望我增加更多材料，重版时补充到中国的章节里。我也会谈我的书稿《母亲和我》。我是否一个优秀的传递信息的人？让大家裁决。你也要告诉我，对吗？

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于塞特

这封信完全按照罗曼·罗兰的调子发挥，好像扩大了的回声。信中提到白理爱的《赠远人》，后来收入《海外工读十年纪实》，诗很长，开头和结尾是这样的：

中国人，远方兄弟，与我同而不同的兄弟，

与我近而极远的兄弟，

好像你是在世界那边的兄弟！

[……]

然而，我害怕，哦，我远方的兄弟，

我怕你千年来的王道，

受西方屠杀热症的传染。

你要走[从]梦中、和平中醒来，

——哦，我们残忍性许多次伤害了的和平——

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你们的兵士

立在日本帝国旗下，蜂蚁一般的到我们的平原上来！

因此，我的友谊摇动，

灌满了的忧闷与惶恐。

无知之中——疑与愿——

全向你那远方海边走来。（盛成译文）

贝多芬在这封信中占了很大篇幅，因为盛成知道他在罗曼·罗兰心中的位置，他借用了汉学家包氏翻译的孔子《大学》一句诗，自比为“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信的最后一段说打算听从劝告，修改《和平中国》，但要重版时才做。这也解释了之前为何使用攻击口吻，出版社得不到罗曼·罗兰序言，但接受了这本书，另找人写序。对盛成来说，出版既然不成问题，罗曼·罗兰也不重要，便率性爆发心中的不满。

他不知道这样一来，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罗曼·罗兰愿意指导他修改作品，已经是踏上成功阶梯的一半，如果按照劝告去认真思考，改进文章质量，争取到大师写序，这本书将不会默默无闻。盛成所有回忆文字没有一句提到这本书，因为书出版后，几乎没有传媒报道。甚至书何时出版，也没有人知道，书内没有印上出版日期。

盛成法文演讲集《和平中国》（1927年）

最早报道的传媒是《人道报》，1927年3月31日图书栏谈到此书，指出一个奇怪特点：

《和平中国》在里昂出版，由和平主义报纸的罗泽夫人作序。很可惜，既未印上出版社的名字，也没有定价，似乎无意公开发行。

《人道报》还注意到另一点，“作者不止是一个和平主义分子。他陈述的事实所导致的结论，比他所说的要更激进”。这正罗曼·罗兰提出的警告，单方面猛烈攻击西方文明，尤其天主教，会加剧仇恨和冲突。

一年半后，1928年9月16日，一份犹太周刊《各国人民呼声》（Les Cris des peuples）在“新书栏”第一次谈到《和平中国》，这么晚还介绍，因为盛成此时已藉《我的母亲》出名：

大家知道盛成其人。他出版了为塞特世界语工人所作演讲的小册子。他以法文宣讲，相当吸引人。如果说已经解释清楚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反抗的机制原则，未免夸张。

盛成有一个缺点。他写作纯政治或政治经济时，总不忘自己是文学家，结果有时写出纯粹的诗歌……

盛成的来信还有另一个重要信息，他的书稿《我的母亲》接近完成。他的态度急剧转变与此直接关连，他再一次需要找人写序。

从这时开始，他的来信相当频密。3月中旬，他到了地中海小镇艾格莫尔特，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法王路易九世两次率军从这里出发。他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当地的古老军事碉楼康士坦丁塔，联系到他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攻击，这个选择尽在不言中：

亲爱的罗曼·罗兰，

这个进行过世纪连绵宗教战争的城市，给人一种永远温和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基础改变了吗？今天，人们安心回到这个完全宁静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对先前的战争和目前的威胁一无所知。我想学他们的样子。唉，但只能一时半刻。

盛成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于艾格莫尔特

四天后，3月24日，国民党北伐军攻占南京，发生暴力事件，一些外国人遇害，两艘英美舰炮轰山边周围地区，伤及民居，造成死伤。盛成是《人道报》的读者，该报在26日头条报道这件消息，“二十分钟炮轰”，“南京一片废墟，到处大火”，还专门发了一条专电，“据广州政府今天下午消息”，“估计三千人死亡”。盛成家乡在南京附近，听到消息后十分愤怒，写信给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野蛮人轰炸我的城市，毁坏我的古迹，向我的父母兄弟辈挑战！

多么离奇的尊敬神明的举动！南京，这个千年古都，我心爱的城市，成为西方文明的祭品！

我的母亲，如果她没有被炸死，会在这座万人冢前哭泣。二十分钟，不过二十分钟，万人冢便拔地而起，多么快速的杰作！

她如此热爱千年历史的长城，跟我们说，长城象征了建造者的血汗和建筑师的天才头脑。

现在南京被炸，这么多古迹将化作废墟，这么多人类的劳作化为灰烬。多么文明的野蛮举动！

等着吧，复仇精神正在影响四亿人民的人心，有朝一天，他们来轰炸你们的伦敦，你们的巴黎，你们的罗马！

以野蛮对付野蛮！人类往何处去？它走向文明！

唉！……

我担心中华帝国主义紧接中华帝国的解放。当所有人起来行动前进，两者之间没有界线。

拿破仑是解放者，也是皇帝，杀人凶手和放火犯！

我曾经如此热切希望广东军打赢仗，面对这场胜利，我充满疑问，十分害怕。

冒失的老鼠唤醒了雄心的狮子，它开绐摆脱身上的锁链，老鼠的薄弱锁链。狮子不会到此停止，继续下去，迟早摆脱掉所有老鼠的锁链。

中国站起来，不会停下来，不，永远不会停下来。系统军事化之后，这个可怕的中国终有一天会令全世界害怕。尤其复仇的情绪，存在于这个饱受不公正行为的民族心灵里。

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将出现一个始皇帝。始皇帝是暴君，曾经杀害有勇气的书生，焚烧各种古籍，以他的可怕的秦王朝的名字，令中国扬名海外。

我不希望发生□□[原件破损缺字]我谴责始皇帝之流的帝国主义，正如我谴责拿破仑和墨索里尼之流的帝国主义。

人类只有一体，独一无二，这种人类独一性团结起来就是力量。

我们不要刺激剂，更需要镇静剂和缓和剂，用来驱除害人的无休止征服热病。

让生命来培养我们更好地互爱。所有国家的矿工，当他们会面时，都知道他们是黑暗地狱的兄弟。

亲爱的罗曼·罗兰，当我知道南京被炸的消息时，我感到万石穿心，在心里千百次祈求和平。

被炸的南京在我伤痕满布的心里，我向你呼吁：让所有人民团结起来！

而我期望得到镇静剂！

友好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塞特

盛成寄出信后，前往蒙伯利埃，苏格兰学院介德斯教授组织了一个旅行团，让他免费参加。他与一群从英国来的学生，一起到法国西南部，参观史前洞穴、教堂和古罗马遗迹。活动时间不长，完毕后，他意犹未尽，一个人从蒙伯利埃出发，游览了附近的名胜。4月3日，他来到加尔输水道桥。这道架空桥是世界闻名的古迹，公元一世纪由罗马人建造，现在还有一段保存完好，三层叠建，长约三百米，高约五十米，这是现存最高的古罗马输水道桥，在大自然中显得十分壮丽。睹物思乡，他想起了南京，买了一张水道桥明信片，写了一封短柬给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如果中国人来轰炸这座加尔输水道桥，你有何话说？然而，那些无情的人轰炸了南京的加尔输水道桥。

友好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

盛成寄出这两封信的时候，罗曼·罗兰刚好不在瑞士，他和妹妹玛德兰在3月26日动身，前往维也纳参加贝多芬百岁华诞纪念活动，至4月5日才回来。当他看到来信后，立即写了一张明信片短柬安慰：

盛成君，

我从维也纳归来，在那里参加了贝多芬的纪念会。看到来信，我能说什么呢？我对欧洲的野蛮行为没有任何幻想。我知道欧洲会灭亡。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便预感到悲剧的命运。不过，我们仍然要抢救理智的微弱光明，它在摇晃，受到威胁。我也希望你的城市不如最初的消息令人担心那样全部被毁。尤其你的母亲能保平安！谨此表示我不安的同情。我反对“野蛮人”，无论来自哪一个国家，都是我的敌人。

此复。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于维尔纳夫

盛成的信充满复仇呼喊，罗曼·罗兰理解他的心情。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知道战争乱局下的传言不一定全是事实，后来证实，死亡人数不如最初所说三千人那么严重。

中国邮件到法国费时一个多月，这时离南京事件才二十多天，盛成不会那么快收到家书，十分担心家人的安全。罗曼·罗兰的信充满同情，让他稍为缓和下来，接下来的信显得平静一些：

亲爱的罗曼·罗兰，

感谢来信，尤其感谢对我的可怜母亲的关怀。

我还有母亲吗？我再没有母亲了吗？

母亲还在吗？母亲已经不在了吗？

这个活着的受难象征在哪里？

孤女，寡妇，母亲，一个儿子被谋杀，一个儿子远离身边，一个在战场上，一个女儿是哑巴。她有多少种生活，便有多少种痛苦。现在，她没有消息了！

要是她还在，在她的周围，大炮在演讲，滔滔不断，滔滔不断……但是缓慢低沉，缓慢低沉。枪杆子在奏乐，奏一首圆舞曲，无休无止，无休无止……！

要是她还在，在她的周围，有多少画，多少图，多少色彩！

要是她还在，在她的周围，湖泊，高山；骨堆，血海。山河倒塌，心灵颤抖。

要是她还在，在她的周围，长官的权威，士兵的日子！

要是她还在，在她的周围，有惊骇的祖母，恐惧的嫂子，镇定的长侄子，无意识啼哭的小孩子，还有一次又一次惊愕的妹妹，她又聋又哑，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我的母亲必须照顾家人，他们夺去她少有的安宁和仅余的力量。她要供养这个大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很久以来便入不敷出，欠下一笔要命的沉重债务。这种状况起因于连年战争，家人相继去世，疾病不断，一年旱一年涝，无情地打击我的家庭，似乎上帝最终要收拾我可怜的母亲。她还要挂念我们两个人，延武和我。延武是我心爱的弟弟，他是学生兵，从十五岁起就忙于解放我们的国家，在革命曙光到来之前出生入死。我是勤工俭学生，陷入个人生活日常烦恼中，陷入家人和整个人类的巨大忧虑中。

我再也不能往下想。

然而，圣人庙半月湖的绿柳红桃不断抚慰我可怜的母亲。

春天将把中国恢复过来。

我的希望在眼睛里，我向远方眺望。我的目光温柔、遥远、良善，我的希望温柔、美好，送给受难中可怜的母亲，她站在长江边，江水已在春天阳光下闪耀，我的希望无声地充满一切。

这便是你说的一线光明，它在摇晃，受到威胁，但仍然继续闪耀，不久便会发出精神的光芒！我们的也一样！

盛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

这个时期，盛成用了很多时间进行政治活动。5月5日，他参加在尼姆城举行的声援萨柯-凡宰特（Sacco-Vanzetti）的集会，并且在会上发言。萨柯-凡宰特事件发生在美国，1921年，两个意大利移民，一个工人，一个渔贩，被控抢劫杀人，被判死刑。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证据不充分，被认为是一场政治和排外主义的审判，引起全世界的抗议浪潮，各国出现营救委员会。上诉和重审持续了七年，1927年最后定罪，决定八月执行，抗议浪潮一浪比一浪高。盛成不是唯一对这件事关心的中国人，巴金在这年五月到法国，比他更加投入。曾经和狱中的凡宰特通信，翻译了他的自传，这段经历催生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集会两天后，5月8日，盛成写信给罗曼·罗兰，附寄一张剪报，来自地方报纸《小普罗旺斯人报》（Le Petit Provinçal）5月6日的报道，里面提到盛成在集会上发言。信内附有发言稿，四页打字纸，首页上端手书：“致罗曼·罗兰，深切敬意，盛成”：

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在尼姆市约莱斯集会上的演讲

女公民们，男公民们，同志们：

全世界的劳动者，当你们看到在断头台旁边的地上掉下一个人头，新近砍下来的人头，仍在蹦跳，已经布满泥尘和鲜血，同志和朋友们，人和劳动者们，你们赶快打听：

“可怜人，他做了什么事？”

如果这是一位革命者，我会对你们说：他死得其所！

你们会问：怎么回事？

人头在我们前面仍在蹦跳，不是吗？

我一下子就想起苏格拉底和毒堇，耶稣和十字架，胡斯和火刑堆，我狂叫一声：

真的，资产阶级有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他们都应该去死，尽管找不到罪状。

你们会说什么呢？你们意识到作为人和劳动者的责任，你们关心公平和真理。

你们跟我说，我们以后不让任何无辜者死在断头台上！不让！不让！

当你们知道被判刑者的命运，当你们为社会公正被破坏而气愤，你们看到这两个人登上电椅，这两个革命者，两个灵魂，两颗心，两个苏格拉底，两个耶稣，两个无辜者，两个囚犯，今天仍然活着，明天就要死去；而他们呢，他们是两个英雄，两个在二十世纪殉道者名册上的受电刑的人。你们是诚实的劳动者，公正的人，你们都是勇敢和公正的人，你们要对刽子手说：不！不能杀他们！打倒阶级的判决！

萨柯和凡宰特，他们两个人，肩并肩，不久就要登上死者的宝座！

萨柯干了什么事？凡宰特干了什么事？他们两人像你们一样，为了生计而工作。他们两人像你们一样，生产东西来消费。

但是大群的美国资本主义走狗，要把他们处死。这些人一向做尽坏事，接二连三出卖无辜者的鲜血，从前是苏格拉底和耶稣，今天是萨柯和凡宰特。

这对他们有什么要紧？一个耶稣或者一个苏格拉底？一个萨柯或者一个凡宰特？世界多两个人或者少两个人而已！但是，他们找不到把这两个人处死的理由。

狼主人要吃羔羊，总能找到借口。

伪造的证词，真正的警察陷害！

萨柯和凡宰特两人首先被控在布里奇沃特抢劫，然后被控在南布伦特里杀人，他们没有犯过罪，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入罪的东西，而他们两人，虽然无辜，却已经被判死刑，永远死去。

强大的美国资本主义没有错，他们放肆进行阶级审判！

他们对这两个人穷追不放，暴力迫供，狂吼怒喊：

“萨柯和凡宰特……以他们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宣传……煽动……人民……暴动！”

发疯的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拜倒在复仇之神涅墨西斯跟前，仇恨和叫喊升级：

“干掉他们！趁他们在我们手中，把他们从这个世界干掉！”

判决了死刑，但是执行还在等待第七次上诉，也就是最后一次。这场可耻的判决招致世界各地愤怒的爆发，越来越激烈。

自从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萨柯和凡宰特便被关进美国监牢。最初只被控革命阴谋，然后被控在布里奇沃特抢劫，最后被控杀害鞋厂出纳主任。经过十三个月预审调查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在戴德姆开庭审判。陪审团征召而来。萨柯和凡宰特轻易证明和罪行完全无关。很多证人证实被告的口供。

两个前司法部门官员，劳伦斯·莱特曼和弗烈·约翰·韦安德开始讲真话，在法官中引起极大愤怒和不安。在此期间，南布伦特里的真正罪犯切莱斯蒂诺·马德罗斯突然全盘认罪。检查官兰尼怒不可遏，惊慌失措。法官韦伯斯特·塞耶比庞提乌斯·彼拉多总督更坏，独自一人丑恶地判决两个无辜者死刑。

***

这个是凡宰特，不戴帽子，高额头，头发在两侧，长形脸孔，眼神宽容良善，一个普通人的鼻子和一撮长胡子。这个美好的脑袋在一个健壮躯体上面。他戴着手铐。

左边是他的忠心同伴，知心同志，安慰者朋友，他的尼古拉·萨柯。他也是高额头，身材高大，不戴帽子，榄形脸孔，眼睛灵活，富于表情。脸颊略为突出，耳朵竖起，下巴轮廓清晰，举止温和。这颗头颅充满机智，青春，充满明日曙光的革命智慧。

萨柯和凡宰特是意大利人，良善的意大利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良善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像古罗马竞技场的多立克柱子那样勇中有细。这是革命理想圣庙的方形殿！这是被长期忍受的痛苦磨成圆形的方形殿！

他们怎么会是杀人犯！他们从未想过在竞技场上杀害人类，从未想过参加大屠杀，参加世界大战那样的合法谋杀。

不，他们的样子不像谋杀犯，塞耶法官自己却有那样的神气，头戴瓜皮帽，狡黠的小眼睛，鹰鼻子，嘴巴像倒放的羊角包。

然而，萨柯和凡宰特正在牢中，到今年刚好七年，高等法院驳回六次上诉，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的同志迫到绝地。

他们做过什么坏事？没有，没有任何坏事，没有，一点也没有，完全没有，完完全全没有！

但是罪魁祸首的塞耶，这个万恶的法官把他们定罪，他说：

“这两个人，就算没有实际犯罪，道德上也有罪，因为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敌人，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在美国居留期间，宣传必须打倒社会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罪。”

整整七年，这个该死的法官以冰冷、顽固、无情的仇恨，不断追查这两位多立克柱子工会分子。每一次可耻的审判都由他当庭长，把被告当作贱民对待，因为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必须毫不留情追查。

漫长的七年时间，死亡悬挂在无辜者头上，最近又是这个法官宣称：

“我本来可以延长两个犯人的生命，但有何用处？我大大缩短两个犯人的生命，但我细致研究过案情，心中坦然。我准备接受上帝的审判。”

另一方面，预告将有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反对执行两个意大利人的死刑。

到了把他们除掉的时候了，不是吗？让他们无限期留在奄奄待毙境地中有何好处？啊，人道的法官，处死他们，不就是救了他们吗？你们认为，萨柯和凡宰特该死。

就这样，两个仍然清白的人一下子被判死刑，永远死去！

就这样，萨柯和凡宰特白天黑夜等待最后解脱，或者死亡，或者自由。

七年来，他们的家人一起受难，你们看到萨柯的女儿的时候不是很感动吗？她的姿势特别像十字架下的玛德兰。她一心专注着让仍然年轻的父亲获得释放。她的目光穿过未知事物，充满焦虑，正在祈祷：沉默！沉默！沉默！她年纪那么小，正在找寻宽容，找寻向宽容开放的心。

根据法律，她的父亲有罪，因为他和凡宰特拒绝拿起利剑，参加世界大屠杀。

根据法律，她的父亲有罪，因为他要做有人性的人，一心为了人类！

根据法律，她的父亲有罪，因为他无辜，因为他不属于罪恶世界。

根据法律，她的父亲有罪，因为他是劳动者，工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

人类，可怜的人类，人类也是罪犯，可怜的人类！他们像葡萄新枝，被扔到外面干枯。把他们捡起来，扔进火中，就会发出炽热的火焰。

萨柯和凡宰特就是这样，他们在世界外面，人类把他们和世界分开。因此世界痛打他们。

他们两人一起被判决进地狱受苦，挨饥受寒，精神被折磨。他们想摘果子，树枝也往后退，清水远远逃离他们的嘴唇。他们的家人远离他们，在无声祈祷。

公民们，同志们，啊，你们能够享受甜蜜的睡眠，想一下萨柯，想一下凡宰特，想一下他们的家人，痛苦妨碍了他们入睡！啊，你们富足，想一下饱受苦难的社会受害者！你们自由，你们活着，记住苦难的劳动者，苦难的兄弟，国际帝国主义每天在杀害他们，监禁他们！

七年之间，萨柯和凡宰特被人从监狱拖去精神病院，拖去高级法院，又从高级法院拖到监狱。他们同疯癫、法庭和死亡轮流斗争，他们绝食。

今天，死亡战胜了司法和疯癫。

死亡和七月十日越来越近，雄鸡很快便不再啼叫。到时太迟了！

太阳已经失去光辉，凄凉幽暗，在查尔斯顿州监狱的黑暗深处，阴森的电椅在等待我们两位朋友，他们以革命者最温和、最骄傲的神情望向我们。像苏格拉底，像耶稣，像胡斯那样，泰然自若登上断头台。在接受电流时，他们说：

“啊！电啊，你杀死我们。这样很好，因为你把我们从长期饱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是，你能够同时杀死我们的理想吗？”

可怜的电，如果你的能力到此为止，你杀不死人，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杀死。你只杀死躯体，躯体里面有精神，你没有杀死包含躯体的精神。个别的人死了，集体的精神无法杀死。革命者萨柯和凡宰特，是永恒的胜利者！

但是我们，我们让他们被定罪。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改正司法错误。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苦难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被压迫的人，可怜和痛苦的人。但是我们，忘记了萨柯和凡宰特，让资产阶级有机会围着断头台，在仍在跳动的尸体前面起舞，在查尔斯顿州起舞。我们是懦夫，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是人，没有尽到人的责任。他们死了，他们仍活着。我们活着，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还有勇气活着吗？生活在怯懦中，耻辱中，麻木不仁中，我们不过是活的死人！死的活人！

你们，无产阶级法官，你们，至高无上的人民，你们能够，只有你们还能够阻止正在实现的罪行。必须把萨柯与凡宰特，和全人类一起交到美国刽子手的手中。

你们听一下全世界的学者和作家的声音。本世纪最伟大、最高尚的良心之一爱恩斯坦打电报给华盛顿。其他人，像罗曼·罗兰，巴比塞，伊斯特拉迪，彼奥赫，塞维琳，诺阿依伯爵夫人，维尔特，杜阿梅尔等一起寄了一封请愿信：

“萨柯和凡宰特两个人被判处死刑，提出来的罪证如此漏洞百出（一百五十人作证否定，其中有几个不在场证明，只有两人指证，一个是职业扒手，另一个是妓女），一拖再拖，企图得到犯罪证据，差不多六年过去了，仍在等待。”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历史，从判决到终审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两千个白天，两千个黑夜，这两位不幸者过着等待死刑即将来临的生活（他们没有一分钟不在申诉冤情）。”

“我们很不安，这种情况不正常，牵强的定罪，加上过去这段时间，没有出现任何确凿证据，所有以下签名人支持被判刑者的请求，对他们的命运作出最后的判决：死刑，他们成为殉道者；释放，他们成为公民。”

知识界发言了。同志们，工人们，现在轮到我们呼喊。

我们全力抗议这场针对善良工会分子和革命者的令人发指的谋杀，抗议这场针对无辜者的合法谋杀，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从前，他们可以架起火刑堆，支起十字架。今天，我们不能让无辜者在我们眼前坐上电椅。

我们高呼：

“资产阶级分子，你们无权支配萨柯和凡宰特。当心你们自己！他们的榜样起码会加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团结，比任何时间消除过去导致失败的分裂，我们向你们斗争，一直到最后胜利！同志们，大家动手！”

在白天的暗淡光线里，在杀人的电力里，让我们准备好！

自由的保卫者，起来，反对阶级司法。起来，雷声轰隆，社会在震动！

这是最后的斗争。全靠自己救自己！

太阳将永远闪耀！

萨柯和凡宰特万岁！

盛成　无产者大学生

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

萨柯-凡宰特事件是当年的世界大事，罗曼·罗兰不仅知道，而且属于最早参加抗议的西欧作家。1921年10月，事件刚刚开始，法官判词尚未正式发表，他便与法郎士、巴比塞和女作塞维莲（Séverine，1855-1929）联署致美国总统的电报；1927年4月，事件进入最后阶段，他与爱恩斯坦和巴比塞，代表保卫法西斯和白色恐怖受害者委员会致电美国总统；同年8月20日，距离行刑仅三天，他仍不放弃努力，独自一人致电马萨诸塞州长：

一个美国朋友要求阁下特赦萨柯和凡宰特，即使他们有罪，人道这样要求。罗曼·罗兰

8月24日，行刑已经执行的消息传到巴黎，罗曼·罗兰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美国朋友，把沉痛的哀思，通过他传达给美国人：“世界良心被这事件污辱。所有深刻的世界良心被污辱都镌刻在历史上，最终会清算。”信件刊登在纽约《国家》周刊及其他报章上，五十年后，马萨诸塞州为萨柯和凡宰特平反。

盛成给罗曼·罗兰的信，实际是一个藉口，没有谈萨柯—凡宰特事件，而是长篇大论解释他的演讲技巧：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打算在八月份离开法国，如果可能，先往德国，然后去俄罗斯。

我在那里停留几个月。然后返回中国。

我从尼姆城给你寄过一张明信片。

随信附上我的演讲稿。

你一定比听众更能感觉到这篇演说的技巧。

这是一种口头奏鸣曲，对吗？我已经试过几次，每次都成功。

寄上的这篇讲稿，很容易觉察内分四个不同部分：开场部、谐谑曲、慢板和结束部。

“Ou”占主要地位，“O”陪伴在旁。

“s”和“ç”发出哨声。

开场白本身包括三部分：活跃、更活跃和适度活跃。

谐谑曲轻松，平静和高音。

慢板短小，缓慢，活跃和低沉。

结束部包括六部分：一，“呵，你们……”二，“七年间……”三，“但是我们……”四，“你们……”五，“你们听一下……”六，“我们……”。

这种演讲奏鸣曲，意下如何？

很乐意听到批评。

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于塞特

盛成是一个喜欢演讲的人，蒙伯利埃地方左派报刊《小南方人》（Le Petit Méridional）至少报道过他的五次活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都是由平民教育会（Société d'enseignement populaire）组织，为工人学员举行讲座。前者在1922年1月，介绍中国文明及对西方看法，通告说他是“中国国民党重要人物”。后者在1935年4月，他出国为“故宫盗宝案”作秘密调查，第二次到法国，虽然路过，停留时间很短，仍到南部的蒙伯利埃去演讲，讲题“东方与西方”，报刊介绍他是“中国河南大学农学系教授”。

像这次尼姆的群众集会，对他来说也不是新鲜事。他在1922年10月，参加了蒙伯利埃左派组织纪念约莱斯大会及游行，他是最后发言的三位演讲者之一，报刊报道他的身份是“中国南京大学教授”，这些不断更换的身份名衔，明显错误，但不知错自何来。

盛成对自己的演讲技巧自豪，在回忆文字留下回响：

关于萨克、樊采提提案我终日奔波，到处去演讲，在黎门斗牛场与橙城之古戏园，到者万人，在毕锡埃游行，到者十万人。

这三个地方只有尼姆（盛成译黎门）得到证实，但地点不在古罗马竞技场，而在由学校教堂改建的会议厅，可容人数两千：

尼姆市七日消息。

由萨柯-凡宰特营救委员会发起，二千劳动者参加星期四在约莱士大厅举行的集会。中国学生盛成和吉纽谴责美国的阶级法庭判处两个无辜工人死刑。会议结束时，全体通过向美国大使馆致送决议书。（《人道报》1927年5月8日）

这个时期的盛成不仅在政治上十分活跃，而且对音乐突然很感兴趣。在宣扬奏鸣曲演说技巧后，下一封信以音乐为题：

亲爱的罗曼·罗兰，

昨天晚上，我听了瓦格纳、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

一个大海在我心里泛滥！

我明白《唐豪瑟》是一个流放的故事，这是作者本身动人的故事。我仿佛看见枞树中一间小屋，经过这么多动乱的日子后，一个静谧的夜晚，一个男人，一个革命者，天生敏感，富于情感，正在叙述他的生平。突然间，传来追逐声，马匹奔跑声，啊，可怜的瓦格纳，你在巴黎倒好安宁！他叙述，他叙述，他向寂静叙述一个有声的故事。这个诗情画意的动人故事极具音乐性，在德累斯顿没有被接受，在巴黎也一样，被人喝倒采。可怜的瓦格纳！

合唱队演唱巴赫，我很喜欢。

最后，谈一下我们的贝多芬。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啼哭，他活着，他活着。他看到，他听到，他触摸到，他感觉到。巴黎，他看，他听，他紧按，他感觉。他观察，他细看，他敲击，他痛苦。他痛苦，他活着，他活着。

莱茵河无穷无尽奔流，永恒的森林在呼啸，永远平静的高原在思考。波恩大教堂的日出日落，陶器、铁工厂工人的早出晚归，可能和青年贝多芬的时间表一样。

在陋室，在陋室，在陋室，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贫困绵长，痛苦缓慢。

绵长与缓慢的是回忆。在这些绵长与缓慢的回忆中，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在活着中成长，他在成长中受苦。

他受苦，因为周围是风是雨，而自己孤独一人。

他孤独，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在陋室，他在酗酒父亲的屋里。

他孤独一人。

他在大自然的中心散步。当春天的大自然鲜花盛放，他消失了。他去寻找，他找到了。纯洁的樱桃树替他戴上冠冕，热情的桃树给他无数亲吻。交响乐由鸟儿送来，夜莺演唱二重唱。泉水、森林、星球之间的以太颤动加入合唱队。天上雷鸣，雷声是人类的快速安慰者。于是乐曲从他的心中出来。

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反抗，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

他在维也纳逐渐攀到音乐的高峰。同时逐步登上爱情峰顶，同时逐步改善物质生活，同时更相信英雄拿破仑的革命，正如他相信他的不朽的爱人，一个精神和世界的安抚者。

然后一部乐曲，希望就跌到地上！《悲怆奏鸣曲》的英雄失宠了！他在死去。

他复活，他活着。复活自己的回忆，绵长，缓慢，柔和，无穷的回忆。在大自然断层里散步，他的母亲，妻子，孩子。这么多友情围绕着他，而他，孤独一人。谐谑曲，单调的谐谑曲，多变的谐谑曲。

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乐曲，沉默。不同凡响的变奏曲达到巅峰，主人阿波罗让位给人之子，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

他在罗西尼之前活着。

他描写，绘画，雕刻，比较，分析，把情感混合起来。

一首《悲怆奏鸣曲》式的伟大变奏曲。

为了和平而战争，危险性消失了，和平击败了战争：

愿和平的气息点燃我们，

轮流燃烧你们，

在你们的灵魂深处

注入热烈而纯洁的爱情。

变冷的心，冰冻，死气沉沉，变得铁石一般，需要一把火来灼热南北极般的冬天。需要水来战胜蹂躏全人类的旱灾。把温热甜美的花蜜，啊，通过纯洁而热烈的爱情注入灵魂深处。

请理解我，人的兄弟。你理解我，便会爱我。为了让你理解我，我以上帝之眼燃烧你，我以我的音乐拥抱你，我以反抗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乐曲来安慰你。最后，我把我的炽热纯洁的爱注入你的灵魂深处。

如果你不理解我的音乐，我唱一首颂歌，让合唱队高声唱出来。如果你像我一样失聪，我让敲击乐器轰鸣，擂起大鼓，大钹，大锣，六十四件编钟，以及所有能够敲击听觉的东方乐器，最后，我完成作品，把所有民族在和平家庭里结成对对佳偶，每人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心，以及自己的痛苦。到头来，痛苦是国际性，跨种族的。

如果你也听不见这一切，我便无计可施。我向你提出最后一个请求，看着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乐队指挥在你面前，我，我在静默的灵魂里向你说：“可怜我吧，我活下去。理解我吧，我活下去。爱我吧，我活下去。”

“我在痛苦深处向你呼喊，人的兄弟啊，让我得偿所愿！”

正是为了你，我谱写了《第九交响乐》和《欢乐颂》。

理解，是灵魂，是欢乐！

一个中国人努力理解一个十分文明的西方人，可能会犯严重错误。我写下这几句话，因为想到生活和痛苦属于全人类，这些话从我弱小的心灵不断涌现，我的心灵只要求一种热烈纯洁之爱。

你不理解，人道的罗曼·罗兰，当我听到夜枭的凄凉叫声，陪随着勒布谢先生（蒙白里音乐学院院长，他和他的夫人认识你。他们在罗马时，曾邀请你到过他们家里一次。今年六月，勒布谢先生和夫人提起你，要我向你转达敬意）的出神入化指挥棒，我看到排列整齐的榆树上战场，阻止人类的声音越过比隆广场，八角水塔悄然无声，泉水不再流过塔前。我……我……我……感触万分。

我的母亲在远方，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她的信息。我坐卧不安，依然不知她是否仍活着！

痛苦是个人或是社会的？我听到贝多芬时想起你。你理解生前死后的贝多芬，你能安慰这只小鸟，它已经知道归宿何处，知道最终的目的地，但目前仍在继续飞翔。

夜晚将尽，在寂静中思念家人，不是很人性的事情吗？

恳切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塞特

罗曼·罗兰既是作家，又是一位音乐史家和评论家，以音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占据他的创作主体。对于盛成使用的一连串音乐用语，当有感想，但盛成没有接到回信。

6月5日是这年的圣灵降临节，盛成从邻近西班牙海边的法国南部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巴纽尔斯海滨和莱塞济是两个活跃的生物科学中心。

巴纽尔斯是一个极好的生物剧场，我在那里目击了很多动植物相关种类的个体成长。

莱塞济使我注意到食叶昆虫的演变。但是在生存竞争中也有互相帮助，这是确实无疑的了。

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圣灵降临节于巴纽尔斯海滨

莱塞济（Les Eyzies）和巴纽尔斯（Banyuls）海滨距离相当远，几乎有五百公里，前者山区，后者地中海边。如果从塞特前来，还要加多二百公里。这两三个月来，他到处闲游，参加各种各样活动，因为决定了离开大学，已不把学业放在心上。他在上半年写过十封信给罗曼·罗兰，到了这封信，突然停下来，档案出现空白，好像失去写信兴趣。

转眼到了8月，瑞士夏令讲习班将在25日开幕，罗曼·罗兰一直没有盛成出发的消息，写信提醒他办理中国护照，他到23日才回信，这时距离开会只剩两天。

亲爱的罗曼·罗兰，

收到你的友好信函后，我立即写信给中国驻巴黎领事馆申请护照。

另外，我在等候杜修纳夫人的信，因为我没有出发用的金钱。今天下午，我把替人补习赚回来的显微镜，带到市政府典押铺。

老天爷！一副价值二千八百法郎的光学仪器，只能用来抵押一百五十法郎。月底还要交膳宿费，我已决定卖掉。

一个音乐家卖掉小提琴很难受，而我卖掉显微镜。

但是我要实现母亲交给我的任务。

未能及早回复友好来信，请勿见怪。

友好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于蒙白里

信纸左上角有一句附言，“又：如果找到钱，我立即出发去格朗”。

他说因为缺少旅费，所以耽搁回复，这不是真正理由，而是他正在实行八月份离开法国的计划，已经收拾好行囊，和朋友告别，尤其是法国的左派同志，“至此我与法国南部工学同志告别！……我当时告别，诸同志，莫不泪如雨下”。

他离开了塞特，前往蒙伯利埃，在那儿接到罗曼·罗兰来信，开始犹豫，最后决定先到瑞士一趟，反正路程不远，于是写了回信。信封上的回邮地址在一百公里外的奥兰日，是他准备去暂住的地方，一位名叫阿尔诺（Marius Arnoux）的火车工会积极分子的住家。

他出售的显微镜有特殊来历，上一年底在巴黎被留学生迫使放弃法国政府奖学金后：

我仍回蒙白里做我教书的工，每月可得六百法郎。我的老祖母也寄了五十元来，我正好买了一架显微镜，以后再不偷借试验室的用品了。我的学生很多，而我要的价钱并不贱，每课三十法郎，我每月能得六七百法郎，大学里的助教不过八百法郎。

显微镜买价相当于大学助教三个半月薪水，十分昂贵，可能这是专业产品。市政府典押店不识货，只懂参考报刊广告的价钱，上面都是二三百法郎的货色，开价一百五十法郎已很慷慨了。虽然他说此举为了买车票，但离法在即，即使不去瑞士，也会卖掉显微镜。

盛成终于到达瑞士，不知道何时到达。当他写信给罗曼·罗兰的时候，讲习班已开始了一个多星期：

亲爱的罗曼·罗兰，

现在才报告到达瑞士是否太晚了？我很疲倦。因为一直忙着参加所有感兴趣的讲座，现在仍然继续参加。

另一方面，我很高兴认识令妹罗兰小姐，一位敏锐聪慧的女士，善解人意。我和她愉快地交谈过。

要是你如来信所说到格朗来，我会很高兴，玛德兰已经向我们宣布了。到时可以交谈，很多人都在热切焦急等候你来临。

友好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于格朗

讲习班没有固定的举行地点，1926年和1927年连续选择日内瓦湖旁的格朗小镇。这里有一间英国教会办的光明国际学校，女校长托马斯女士热衷于和平事业，趁着暑假，借出部分校舍供讲习班使用，除了开会之外，还负责大部分参加者的住宿和膳食（素食）。学校环境恬静，“这是一个优美的地方，青草地，古老的树木，花园，旁边湖水围绕。朱拉山在背后，勃朗峰在前方，在对面湖边低岸的上边”。（罗曼·罗兰日记）敬隐渔去年到会，极爱此地。

虽然称为讲习班，实际是年会，各国成员不远千里而来，好像家庭成员团聚那样。除了内部交流，每年邀请不同的客人，讨论一个题目，今年是“白种人与有色种人的关系”。活动安排得很紧凑，占用很多晚上。罗曼·罗兰在闭会前三天的9月5日来到，除了和与会者见面，还参加了孟加拉学者博斯爵士（Sir Jagadish Chandra Bose，1858-1937）的讲座。博斯是一位著名学者，前半生专注物理学，与发明电报的马可尼同是电磁波传递应用的先行者，后来转攻植物生理学。他的讲座便是以此为题，罗曼·罗兰以他为傲，在日记写道，“讲座几乎都是一流的，将由尼豪斯出版社结集出版德文本”。

盛成在这一天第一次见到罗曼·罗兰：

我当时应罗曼·罗兰之请，去瑞士赴万国妇女自由和平促进会的被压迫民族的大会。[……]

我与罗氏，通信结交己七年，至今方相识，我们在花园草径上，走了一刻，多少人全来围他，伟大的生活，实在是不好受！白理爱的真理，我才明白。罗氏对我说：“成，你要把革命的途径，认识清楚，千万不要走错了路，那就可惜了！”

罗曼·罗兰有那么多老朋友，只停留一天便离会，不可能有机会和盛成长谈。回家后第二天，他在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一天经过，其中提到盛成：

[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星期二

尽管哮喘未愈，我到格朗国际会议过了一天，他们一早便宣布我将到会。[……]

我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到达，大部分参加者已经离开，还剩下五十多人。其中有沙莱、杜修纳夫人、茹芙夫人、路易塞特·吉耶斯、罗兰浩斯特夫人（她向各人告辞，逐个吻别）、霍尔茨阿普费尔小姐、莫诺—赫尔岑、画家楚克尔小姐，她所有时间都用来替参加者画像（画得很糟糕），她的老朋友奥地利作家鲍楷诗夫人，对中国青年盛成产生一种母爱激情（一个狡滑的小伙子，总是笑脸迎人，多嘴饶舌，信口开河，糟蹋了所有与会者天真轻信的好意，另一方面，他这个人聪明和善，但是太肤浅）……

他对盛成的简短评语放在括号中，令人想起梁宗岱在《忆罗曼·罗兰》记述他的另一句话：“哼！这家伙，他是很能干的！”两句话相距两年多，罗曼·罗兰没有改变看法。他对盛成本来寄予很大期望，没料到招来没头没脑的冲突。到了瑞士会议，他接触到盛成本人，证实了原先的印象。

尽管如此，罗曼·罗兰没有忘记盛成的显微镜，他让妹妹玛德兰给他资助旅费，放在一个信封里，盛成没有接受。从法国来的加皮夫人（Marcelle Capy，1891-1962）看到这个场面，问他为什么拒绝，他答道：“哎呀，同志，怎么好意思收下了人家的钱，我们中国人，见财要思义的。”

会议结束次日，盛成离开格朗，前往日内瓦。他完全没有觉察出罗曼·罗兰的失望，在那里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在格朗经历了一段充满人性的生活，称得上人类复活的婴儿期。玛德兰应该向你叙述过告别晚会吧。

在我印象中，我深深爱慕你那古代圣贤的眉毛，爱慕你那蓝色的眼睛，好像我们天朝的天空，爱慕你那两侧的星星，显示出连接视觉和听觉的光明，与你的精神和心灵的光明彼此相通。

在你面前，我笑，我微笑。对我来说，这是痛苦缓解的时刻！然而，我不断想念远方的不幸者和受苦者。尤其这位母亲，她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心里，但远离我们。

我今晚前往巴黎。出发时带着往常的忧虑，也带着更坚强的勇气。我不再孤独一人，我在群众中间，在你们中间。我微乎其微，但群众浩荡。我一无是处，但群众无所不能。我在群众怀中，像一个母亲的一个孩子。

向你和玛德兰两位，以及仁慈的令尊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于日内瓦

我的女朋友向你致意，衷心感谢对我的宽宏大度。

下面是她的女朋友笔迹：

致敬及感谢。

费莉西亚·罗雷斯

盛成是一位多情种子，在他的回忆文字中，提及曾经相恋或订婚的女性至少七人，有姓有名，除了一人，都和他有过一段荡气回肠的浪漫缠绵经历。在这封信签名的女朋友是第八位，名字费莉西亚（Felicje）是常见的波兰人名。本来把女朋友介绍给罗曼·罗兰，两人的关系应该很不寻常，但盛成从未在任何文字中再次提及她。

就在同一时期，《欧洲》月刊9月号发表了盛成的文章《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Le Movement d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这家月刊从采用稿件到发表，往往需时数月，因此这篇文章很有可能通过罗曼·罗兰这条“快速通道”交给杂志，但他们的书信从未涉及此事。

1928年　《我的母亲》

盛成在日内瓦稍作停留，接着前往巴黎，他在会上新结识的加皮夫人和他乘搭同一火车，分手的时候：

她给了我她的住址，另外一封信，她说：瑞士的朋友托她转交给我的。她与我握了手，她去了。我出了车站，上了电车，到拉丁区来，就将信拆开，原来没有别的东西，只是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我要找加皮夫人时，她早去远了。

“瑞士朋友”就是玛德兰，一百法郎大约相当法国南部去日内瓦车票的费用。

盛成随身带齐全部行李，包括一个大铁箱。到达之后，立即马不停蹄，继续进行离开法国的计划：

我来巴黎，本想到俄国去看看的。有荐我到俄国大学里或中央农场里去做工的。我到了巴黎，就同法国中央党部接洽。说要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其间我认识许多外国同志，独不认识列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同志。

后来他们对我说：“同志，请你加入中国党部，然后由中国党部送你到俄国去。”我一听中国党部，知去俄无望。我说：“要我加入中国党部，让我思索一下。”后来我会了中国党部几位职员，依然是专政领袖，不是平等同志。书记说：“去俄有三个条件：一、曾加入本党而在中国党部服务一年以上的人。二、须第三国际命令允许。三、须入俄国中山大学受训练。”

宏图大计一下子化为乌有，生活顿成问题。幸好在这关头，他记起加皮夫人。在暑假讲习班晚间活动时，他曾经向一些参加者朗读过《我的母亲》片断，加皮夫人是作家，建议他整理好书稿，拿去出版社换钱。盛成赶快去找她帮忙，这位和平主义女作家像罗曼·罗兰那样，真心真意出力帮助他。让他到自己家里来工作，向妹夫借打字机，教他打字，一式五份，打成后为他“斧削了一下”。在寻找出版社的期间，盛成没有收入，“加皮夫人叫我到她那里去吃饭，无论中晚。她说：‘我们有饭大家吃！’”

提到出书，盛成自然不会忘记罗曼·罗兰，他为此在书信中作过长时间准备。稿件打字工作开始不久，就在9月13日寄出一封长信：

最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抵达巴黎了，住在圣约克街二百八十八号。

每当格朗回到我的脑海，我便想念你。

格朗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回忆。那位奥地利母亲，多么结实！真正爱我。那位楚克尔姑母，替我缝好弃在一旁的学生外套，送给我一双橡皮带，缚住往下退的袜子。这位好姑母住在瑞士，说德语。我有一张个人照片，让所有好心人签名，然后由她寄给正在等我归来的可怜母亲。那位德国姐姐，具有不可思议的胆量，可以感到她的心不停跳动，她要把长江搬到斯图加特，要我改名“明珠-禧儿”。

我在人群中休息了两个星期。这是我生命之树的一个纽结。

末了还有出发前夕留给格朗的这个难忘的晚会，从今之后成为东方和西方的传奇。正是在一个国际家庭里，在格朗这个大家庭里，我看见玛德兰·罗兰青春焕发。在这种前所未见的气氛中，个体完全消失，只有群众存在，继续存在。群众思考，群众说话、唱歌，群众行动、跳舞！

我们感到这种真正的集体艺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所支配：把行动和思想结合起来。这是新鲜事物，美好事物，国际事物！

我既是创造者又是观众，所有人跟我一样。实际上，这是世界大统一：友爱的友爱，全体亲密相处。个体在哪里？“我”在那里？到处是群众，群众至上。到处是我们，我们至上。

我爱这种社会艺术。我爱这种把世界团结起来的艺术。

人有一种癖好，喜欢寻觅无法找到的东西。然而，不平凡就在平凡里，天才是单纯的孩子。我们日常生活隐藏着这么多乐趣，这么多奇妙的东西，这么多天才和杰出的人。问题在于要懂得去发现。今天的痛苦和明天的忧虑重压着我们的精神，这往往是组织得最好的艺术，由这么多起伏有致的音阶和休止符构成，目的在于联合全世界。所以我崇敬贫穷，这是神圣作品之母，天才智慧之母。

必须善于受苦，必须具有能够开花结果的忧虑。

在生活之外另建生活，在万有之中另建乌有，这是儿戏。

到西方后，我学会欣赏饥寒交迫的电影。但丁埋怨异乡的面包，我呢，在高级餐馆和摆满糕点的铺子门口欣赏饥饿。在那儿，我吃东西……用我的眼睛，而非嘴巴。饥饿加重了，音乐便开始。我们在欧洲，在物质文明的心脏。对照何等分明！

当我冷得发抖，通过嘴唇这个奇异的音叉，便听到有节奏的音乐。鼻子麻木逐步增加。然而，我有帽子，属于我某一位朋友，有毛衣，属于另一位同学，有大衣，属于第三位，而我的思想属于所有人。我发抖……

这不是一种活生生的艺术吗？我同时是创造者和观众。尤其是我们立即想起所有这些人，他们在同一时间，但是不同我们的空间，也是这种雕刻和音乐的创造者和观众。我们不是看到一座挨饿者的万神庙，看到一个受难者的演奏会，竖起同一个雕像，齐声高唱人类赞歌吗？

这是艺术的感情共鸣！

我正在写《我的母亲》，打算不日完成。我写的不是一个母亲的生平，而是所有母亲的生平。要是我的母亲仅仅是一个人，是某一个人，不会有很多人感兴趣。她是东方女性和母亲的整体，说得更准确点，她代表她那一代人，一个过渡的世代。她和西方的母亲混为一体，因为两者有很多共同点。我听从了她的劝告，因此能够得到欧洲女性的母爱。

我有责任向法国和欧洲公众介绍我的母亲。

我不知道如何着手。

你是否愿意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一些指点，以助《我的母亲》出版？请告能否寄上手稿。谨向你和你的妹妹玛德兰致意。

盛成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于巴黎

信页左上角还加上一句祝颂语，“向你们两位和你们慈祥的父亲致意。我明白你很忙，祝你身体健康！”

盛成很快收到回信，由玛德兰代书，建议他去找《欧洲》月刊的出版商里德印书局。罗曼·罗兰移居瑞士后，不再踏足法国，但玛德兰每年都在年底到巴黎走一趟，会见亲朋好友。这一年，她到巴黎时约见过盛成，请他吃饭。

到了12月底，他们收到盛成来信，又是一封很特殊的贺年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请原谅我长久的沉默。

沉默是一首美丽的乐曲，阴影是一张美丽的图画。

在沉默中，我更单纯，更真实，我是我自己。

在阴影中，我看见自己头上罩着一个光环，单纯由颤动的泪珠连续组成。

啊，神圣的女性，你在我面前。你问我：你跟我来吗？

啊，神圣的女性，你在薄冰上面，在我面前。我该如何回答？

该如何称呼？

沉默是我的回答，阴影是我的庇护所。

因为苦难一个又一个堆积起来。她的苦难在我的苦难后面，她在我前面。

大炮也不够炸掉苦难的蔑视。

人的沉默隐藏着神的愤怒。

人的阴影散发出……[信纸损坏，未能辨认]

无声的音阶更好表达我的思想。

我的沉默向我的阴影说：

物质世界，女性尚有一副躯体

她多幸福！

我过去的沉默，在阴影和花鸟中光芒四射，自由散播交响音乐。

沉默也会表达。

表达我的心灵和情感。

今天，我再没有无声的愤怒。

我的沉默把那些平庸的人，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轻藐和不快埋葬在我心底，象征一个图像而已：

阴影垂下手，笑了；光明变得柔和。沉默开腔说话。

让所有人都得到人的理解。

我是冬天里的春天，黑夜里的白天，沉默里的音乐，阴影里的光明。

总之，眼泪中的笑声。

如此多的山岭，层出不穷，在无数温柔摇篮如此多的波浪上面。

休息，半明半暗。

雪还没有下。

牧羊人放牧羊群。

铃声叮当响。

一头狗在吠。

我们听到田园牧歌。

沉默在马槽深处初生婴儿的阴影里出生，这是春天，预告了闰年的第一天。

亲爱的罗曼·罗兰，新年曙光以这首人性音乐，这种神圣的光明，预告了你的欢乐和幸福。

向你的亲爱父亲，向你的亲爱妹妹，善良的玛德兰，她如此和蔼亲切对待我，那天请我在圣米歇尔大街一间餐馆午饭，向你们所有人，向你们的狗，向你们的猫，向你们的鲜花，向你们的湖，致以祝愿：新年好！

一个心愿：身体健康！

盛成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这是一封“诗意信”，诗意从何而来？原来在这两个多月中，盛成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他在等候罗曼·罗兰回信同时，拿着几份稿件到不同出版社碰运气，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倒是加皮夫人明白法国的情况，在知道这一切后：

她问：“你还认识些甚么伟大人物？”

我说：“皮育克乔治，罢儿比斯——他在俄国——以及《进化杂志》之加邦底野，这都是我所认识的左派伟人！”

她说：“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人物，你还认识甚么伟大人物。”

我说：“我曾同瓦乃理氏通过信。”[……]

加皮夫人读完了瓦氏的信，叫道：“你的救命星到了！”

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是著名诗人和作家。他的家乡在塞特，就是盛成求学的地方。这年五月，他回乡料理母亲丧事后返巴黎，盛成在蒙伯利埃车站瞥见他，寄了一首诗给他表示吊唁。他按礼节写了一封复信，盛成一直带在身边。

加皮夫人拿了笔与纸过来，不由我分说，叫我坐下，写这封李白上韩荆州的书。[……]

我信写好了的时候，加皮夫人念过一遍，她在提囊中，拿出五法郎，叫我去发快信。信是去了。回来之后，加皮夫人，又签了一张支票交给我，我先后已用了她八百法郎。

瓦乃理接信之下，他正启程赴英，到牛津大学去演讲，他嘱书记给我回信。他回来之后，我去看他。

事情不如盛成所说那么简单。瓦莱里有一位好朋友于连·莫诺（Julien Monod，1879—1963），酷爱文学，对瓦莱里尤其崇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莫诺为瓦莱里处理不擅长的日常事务，连带财务、稿费、出版合约也包揽下来，部分信件由他作答。莫诺的忠诚完全没有条件，只有一个愿望，收集他的偶像的所有作品版本，以及来往书信和传媒评论，建立一个瓦莱里博物馆，传之后世。他的收藏如此丰富，超过一万两千种，成为研究瓦莱里的无价之宝，现在保存在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的瓦莱里专藏，研究者称之为瓦莱里典藏室（Valeryanum）。莫诺整理了一本资料集《〈我的母亲〉研究》（Étude pourMa Mère），里面收集了与这本书有关的盛成书信、自撰生平、瓦莱里序言手稿、打印稿和排印稿，以及报刊评论剪报等，都是原件，装订成一册。

盛成的第一封来信在资料集中，写于1927年9月20日，直截了当请求出书。这类信件几乎每天都有，自然不会得到正面的回应，莫诺代为答复，介绍他去找布萨尔出版社（Éditions Bossard）。但盛成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来信，既写给瓦莱里，又写给莫诺，以“我的母亲”“阁下的母亲”“天下人的母亲”“阁下母亲在天之灵”之名苦苦哀求，又提议把瓦莱里的诗歌译成中文。

到了11月4日，他寄来一封信，开头是一首诗，悲叹鞋子破了，没有吃，没有喝，没有钱交租，面临被逐出旅馆的命运，最后两句呼喊“精神万岁！打倒物质！”。瓦莱里在15日读到这封信，触动了恻隐之心，在21日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复信（打字信），首先责备他“你在信中强迫所有打扰你的声音停下来，好让你听到自己高呼‘精神万岁’的叫声”，然后好言安慰，建议他自行去找出版社。信后还有一段附言，嘱他带此信去见著名的《新法兰西杂志》主编，希望能选用一些章节。

12月1日，盛成再次来信，报告路路不通，希望能与瓦莱里见面同时以“天下母亲”的名义，请求瓦莱里为他的书“写几行序言”。像《和平中国》一样，这次在接触出版社时，也把瓦莱里的名字张扬出来，出版社怂恿他请序。

在这封信第一页上端，有莫诺以铅笔留下的笔迹，“五日复信，同意一封序言信”。几个星期之后，圣诞节前的21日，瓦莱里在家里接见了盛成。第二天，盛成首先写成那封致罗曼·罗兰的“诗意”贺年信，再越一天，才写致瓦莱里感谢信。

对文学史家来说，瓦莱里的举动不常见，数十年后，雅雷第教授在2008年的《瓦莱里传》里写道：“这一次，这篇序言不属于那些他心甘情愿大量撰写的序言，为了应酬，或者为了糊口（besognes alimentaires）而作出牺牲，而是一个真正的友好举动。”瓦莱里对盛成的帮助不限于写序，盛成曾回忆说：“其实瓦乃理为人，非常诚恳！他低声对我说：‘你没有钱时，可来对我说。’”但更大的帮助，是把他介绍给好朋友班乐卫。

勤工俭学留学生都知道班乐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的名字，这位知名的数学家在法国政坛很活跃，多次出任总理和内阁部长。他对中国很友好，在他推动下，法国同意仿效美国，把退还的庚子赔款资助中国留学教育，并且成立巴黎中国学院（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Paris），这个机构存在至今，官式译名汉学研究所，隶属法兰西学院。他曾在1926年访华，接受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成为得到这种名衔的第一个外国人。

班乐卫当时担任中国学院董事会主席兼院长，学院开设七门课程，其中“中国科学”一直未找到合适人选，暂时以讲座形式进行。在班乐卫支持下，盛成得到这份工作，讲题是“比较蚕桑学”，从1928年3月开始，每周两次，至五月结束，总共二十四次，酬劳一万八千法郎，几乎等于大学教师的两年薪金。他到巴黎时口袋中只有三个法郎，这不啻是一场黄金雨，他写信给莫诺说，“以前我站在干涸的泉水前嘴干唇焦，现在面对一个大海”。讲座的名称很清楚，比较西方和中国的蚕桑业历史及现况，但是盛成另有想法：

先一日，己有人对我说过，我的课，不能草率从事。还有人说，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啊唷，我的肩儿要硬些才好，不然，担当不起啊！还要我这黄帝子孙，不要丢了世界学府巴黎大学的面子。真难真难。

那末，我就来讲《易学》，“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讲这没有西方人能了解的中国科学！

他特别为“还有人说，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这一句加了一条注解：

恐怕是白希和先生说的。相传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后人情面子，将这篇论文通过了，因此白希和对新博士有感而发此一网打尽惊倒华山之论！

这是《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最长的一条注解，伯希和的一句话在当时的巴黎汉学界引起大波澜，恰好出现在聘请盛成的时刻，甚至有人流传，这是学院向伯希和征询关于盛成意见时的回答。

讲座大约在五月底结束，瓦莱里也在这个月的21日寄出《我的母亲》序言。这本书早已排好版，序言一到，不出一个月，便在六月印制完成上市。1928年的瓦莱里，经常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文化活动，被视为法国的官方作家。盛成的作品在他的序言护航下，加上这是在陈季同之后，第一本中国人以法语书写的当代中国作品，在文坛上引起的反响超出他本人的预料。他本来准备书出后便回国，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决定把出发日期推后，留下来推销这本书，结果一再延期，拖了一年半时间，到1929年4月才离开法国。

最早的推广活动通过莫诺的人际网络，他接到比利时和瑞士一些讲座邀请，而阿丁阶出版社的母公司在瑞士，也为他在瑞士安排一些活动。八月中旬，他把消息告诉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你收到我的书《我的母亲》了吗？希望能给我批评。

我被邀请到瑞士演讲，时在九月。

先到日内瓦，主要有一场“孔夫子生平及著作”，在教会和平联盟（The Church Peace Union）举行。可能还有另一场关于“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在同一城市。

然后到洛桑和纳沙泰尔，最后是伯尔尼，在那里，我将很高兴在楚克尔家里会见奥地利祖母。

从瑞士回来后，我将去比利时。比利时朋友要我去谈一下《我的母亲》，布鲁塞尔、刚城和其他城市。

欧洲朋友热情接受我的母亲的传记，我很高兴，很快乐。

事实上，互相理解内心生活是唯一之途，能够达至两个极点的友好谅解：东方和西方。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人生何其短促！比起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何其渺小。

友好敬意。

盛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

于圣雷米-莱谢夫勒斯市罗东区

我忘记转达母亲给你的简短音信。她祝你身体健康，感谢欧洲朋友接待她的儿子。我十一月份去看望她。你可以想象在她身边我将多快乐。

盛成赠罗曼·罗兰《我的母亲》（1929年）

再次致意。

盛成

罗曼·罗兰在七月初收到他的赠书，现在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扉页有盛成的题辞：

送给敬爱的罗曼·罗兰，

我相信这本小书比我自己的解释更清楚，因为这是沉默的声音，黑影的光明，神圣的“一”：真理！

盛成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盛成可能没有另外写信，至少档案里没有。书也到得不是时候，这一年6月，罗曼·罗兰旅次巴黎，得了感冒，引发支气管炎，回到瑞士后感觉很疲劳，在七月初住了半个月疗养院。出院后没有回家，由玛德兰陪同直接前往洛桑附近的瑞吉山。此山高不过一千八百米，二十五岁的歌德在1775年登上此山，惊其美景，封为“群山之后”，令此山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登山圣地。罗曼·罗兰爱其清静，可以集中精神整理关于印度的文集。玛德兰负起秘书之职，替他回复每天一大堆的请求信件：改稿、求序、画肖像等等。但对于盛成来信却亲自答复，他明白赠书题辞的弦外之音，仍然给他最后一次劝告：

盛成君，

我不在维尔纳夫。很久以来，我避居到高山去，在清静中工作。我致力的任务只容许我阅读相关的东西。谢谢你的书，当我精神重获自由，放松下来，我将高兴地阅读。

我想你最好返回中国，而且刻不容缓。一位有才干的女记者西门·太利（Simone Téry，1897-1967）写的书引起轰动，她动身时对新生中国的事业满腔同情，但带回来的笔记，据说阴沉而苦涩，彻底的失望：《黄热病——痉挛中的中国》，弗拉利马翁出版社印行。这是一位勇敢而诚实的女性，热心支持民族独立（以前写过一本关于革命中爱尔兰的出色作品），她的见证令人印象更深。要反驳她的见证，唯有到那里去，核实和纠正她的说法。革命中的国家变化极为快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孙逸仙的中国，更何况孔夫子的中国。这一切已成过去，我们不需要以过去来创造今天！今天才重要。你要去那里重新接触现在的中国，留心倾听，成为它的现在声音，用来和欧洲的声音对照！你在巴黎或者伯尔尼是听不到的。

致意。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盛成没有即时反应，过了一个月才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像过去那样，否定罗曼·罗兰所有观点：

亲爱的罗曼·罗兰，

直到现在，我没有时间给你写信。

今天晚上，我要在洛桑演讲“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地球人比火星人更理解地球。因为地球有自己的历史和起源。地震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事实。物理学家看不到棍子在水中歪斜。

我不久将出发到中国去。

地球人爱地球，因为他要单独承受地球的灾害。

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于日内瓦

只要把信中“地球人”换成“中国人”，“火星人”换成“西方人”，便知道盛成在讽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罗曼·罗兰提及的西门·太利通讯描绘的中国不是中国，只是“地震”。中国人不需要西方人，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此之后，罗曼·罗兰再没有回答盛成任何来信。

半年之内，盛成从一个无名的中国人，成了巴黎知名一时的人物。最初被聘为中国学院讲座教师时，还有点战战兢兢，自知没有博士文凭，在致莫诺信中谦称自己是“夸张的教授”（professeur“emphatique”）。等到作品印出来，传媒凑热闹，他相信已经出名，炎夏天气，不辞劳苦跑到瑞士，便是因为“名人处处要到，才得出名，更出名”。

但是实际情况不如他的想象那么容易，一到瑞士便碰钉子。他在9月10日到达日内瓦，直到19日写信给罗曼·罗兰的时候，还没有举行过一场演讲。因为邀请他来的教会组织临时取消了活动，交给他一个信封，内有50瑞士法郎，约合250法郎，作为报酬，相当于来回路费。很可能组织者在最后一刻，才发现他的反教会的激进立场。

但是他不甘白走一趟，自行安排了另一场演讲会，赶制广告传单派发，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也夹有一张。传单双面印刷，一面复印《我的母亲》部分页面，另一面介绍讲座，题目《我的母亲，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演讲者“哲学家、索邦大学中国文化学院讲师盛成”，日期和地点：1928年9月21日，日内瓦雅典娜大厅举行，门票三瑞士法郎。传单上没有讲座的组织者名字，只有售票地点，这是一家旅行社。由此看来，这是盛成自费租场地，由旅行社代售门票。

到了11月底，盛成从巴黎给罗曼·罗兰写信，他的身份又提升一级，这是一封约稿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在欧洲居留了九年，首先是你们工厂的工人，然后是你们学校的学生，最后成为索邦大学讲师。我日日夜夜学习认识西方，尤其法国。

现在，我即将动身回中国，在那里会努力介绍法国，这个值得热爱和友好的人性法国，这个压制偏激和暴力、有条不紊的理性法国，这个简单、深沉、宽广、识情趣、知轻重的法国。

我尤其要向我的同胞谈法国的家庭，那里的母亲和远东的母亲都有同样的母性。

我们两国友谊已有几个世纪，但感情和思想的交流仍然停留在表面。

然而中国与法国很相近，因为中国具有理性精神，讲求克制，有征服自然的意识。因此我敢相信，在我们两国当代思想家之间，能够建立起一道真正的桥梁，一股积极而充实的潮流将成为东西方靠拢的基础。

我冒昧写这封信，请你对下列问题发表友好的高见：

你对法国和中国人民的靠拢有何想法？

你的高见将迅速译成中文，我一回国便以中文和法文发表，还有其他像你的思想家的答复后续。

整体标题是《法中知识分子真正合作的关键一步》

此候回音，并致敬意。

你的盛成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于巴黎第五区贝多列街二号

本信也寄给杜哈曼尔、梅特林克、柏格森，纪德、大罗斯尼、朗之万教授、居里夫人、夏尔·纪德、德莱西和拉罗瓦。

这是我和拉卢瓦两人的计划。

友好致意。

盛成

这是一封打字信，附言手书，特别提到另一位计划发起人拉卢瓦，因为他是罗曼·罗兰的好朋友。所列收信人都是知名人士，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梅特林克和居里夫人两人的复信。梅特林克的回答只谈对《我的母亲》的感想，居里夫人则以“恭列席国际联盟之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婉拒约稿，盛成的计划止于纸上谈兵。盛成在书出版一年半后为了约稿才寄上赠书，在自述中却把他们的回答作为对《我的母亲》的赞扬。

1929年7月，他的第二部作品《母亲和我》（Ma Mère et Moi）出版，这时他已经离开了法国三个月。这一次，没有瓦莱里的新序言，传媒恢复到对待不知名作者的态度，都是简短报道，没有真正的评论或推荐。

盛成法文诗集《秋心美人》（1929年）

他没有直接返回中国，去了中东。第一个国家是埃及，在那里印刷了法文诗集《秋心美人》。书本的编排和装帧自己包办，书名和篇名都加上中译，以毛笔书写，然后制版，全书红黑双色印刷，质量不错。他本人十分满意，在给莫诺的信中，认为这本书在法国可卖到一百五十法郎，相当于《我的母亲》十倍价钱。他最后把这些书寄到巴黎，请加皮夫人代为出售。

在埃及之后，他到过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可是半路在君士坦丁堡时，遇上了世界经济大恐慌（1929年10月25日）。不但我个人触礁了，连整个巴黎出版界、文艺界都搁浅了。害得我不来不去，动弹不得。”（盛成《旧世新书》）在土耳其滞留了一年后，由替中国在土耳其代办外交的丹麦公使，掏钱为他买了船票，他才在1930年10月10日回到上海。途经印度孟买时，从那里寄出一张明信片给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在甘地和尼赫鲁的印度寄出这张明信片。他们正在斗争！

我将于十月十日抵达上海。我的地址是：

中国（经西伯利亚）

上海商务印书馆

东方杂志转交盛成

向你和玛德兰致意。祝身体健康。

盛成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这张明信片不是在印度买的，上面是埃及古画《月神和犬首猿》，盛成在上方加上一句附言：“我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访问了一年多。”

1930年　回国以后

回到中国，盛成继续写信给罗曼·罗兰，第一封信也是明信片，没有注明写信地点，图片是颐和园的十七孔桥：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们思念你，印度朋友被释放，我们很高兴。

致意。

盛成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

印度朋友指甘地及其追随者，他们在1930年3月发起第二次不合作运动，5月被捕入狱，迫于抗议浪潮越来越汹涌，英国当局在1931年1月底释放了他们。

信内一直以我们自称，因为签名共六人，盛成独自签在信末，其余在明信片上方：何如，吕其昌，郭□麟，孙秀岩，另外还有一个草书的外文签名，盛成没有解释签名者的身份和联署的理由。

到了年底，他给罗曼·罗兰寄了一张红色贺年卡。特别印制，很排场。四个字分别以中法文印刷，中文直排，“恭贺新禧”，署名手书“盛成”；法文横排，“我们全家祝新年好”（Bonne Année de nous tous），署名印刷“盛成/母亲和儿子”。

盛成回国后，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为张继当秘书，直到1931年9月才得到北京大学聘请，担任法语教师。

这一年10月18日，他发了一封电报给罗曼·罗兰：

瑞士

罗尼河上维尔纳夫

罗曼·罗兰

和平受损。飞机无视艺术。必须制止灾难。大祸临头。求救。

盛成

从日期看，这是针对“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东北三省。这封电报是一个爱国行动，尤其盛成的母亲刚在十天前去世，他从北京回仪征奔丧，没有停留便赶返南京，接着去苏州和上海，到20日才回到北京。按此推算，电报是在旅途中的上海发出，但是他从未向他人讲过，回忆文字也一字未提。

他等到11月13日，才把母亲去世的讣告寄给罗曼·罗兰。这是一张印刷纸卡，对折四页，四周黑框，只用法文书写：

中国北平

北京大学

盛成讣告

饿肚子的人，给他饭吃。

受苦的人，拿心去安慰他。

——我的母亲

如果世界天生快乐

我的母亲尚未降世

——《我的母亲》作者

盛成及盛延武沉痛敬告，先慈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在南京附近仪征寿终。

为了纪念先慈，将在仪征建立一所幼儿园。如蒙捐赠，不胜感激。

这是罗曼·罗兰档案收藏的盛成最后来信。至于日记，最后的记载在1929年12月8日：

〔我在所有人身上，都遇到同一种瞧不起盛成的看法，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江湖郎中。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在西方被这个轻浮的小青年所代表而痛苦。〕

这一天是阎宗临和曾勉到访奥尔加别墅的日子，他们留给罗曼·罗兰很好的印象。在记录了会面详细情况后，最后加上这段有括号的附言。虽然转述他人说话，但看得出这也是他当时的心情。

1935年3月初，盛成为“故宫盗宝案”的调查任务路过瑞士，六十年后在《旧世新书》回忆道：

12日早晨，我见到了瑞士女画家玛莎·苏黎士，并住在她家。[……]我原打算去看罗曼·罗兰，但玛莎说他己不住在瑞士，回法国去了。

罗曼·罗兰1938年才迁居法国，这条消息不知从何而来。在女画家之前及之后，盛成还见过“奥地利母亲”鲍楷诗夫人（Josepha Kraigher Porges，1857-1937）和阎宗临，他们都在奥尔加别墅出现过，盛成没有向他们查询，错过了和大师见面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