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成

（Cheng Tcheng）

盛成（1899—1996）是第一位给罗曼·罗兰写信的中国留学生，时为1920年8月23日，到达法国只有八个月。

盛成基本上是一位自传作家，回忆文字特别多，从1927年白齿青眉，写到1993年黄耄之龄，乐此不疲，甚至像诗歌这种纯文学，几乎每一首都包含一段自传。本书引用盛成的回忆，如无注明均来自《海外工读十年纪实》，这本书写于1931年，最接近留法时期，失真较少。

瓦莱里在为盛成的《我的母亲》写序前，曾请他写下个人简历，后来全文转抄到序言中，这是盛成最早的自撰生平，原件现存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littéraire Jacques Doucet）。1933年出版中文版《我的母亲》时，盛成亲自译为中文。下面是出国前的简历：

中国革命时，在南京中学校读书。二次革命，逃往上海，在南洋路矿学校肆业，后转入震旦学院预科卒业。

后来在京汉铁路服务，在地里车站卖票。

民八，参加“五四”与“六三”运动。

因此去铁路职务，同时卸去铁路工人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及长辛店各界联告会会长职务。

继赴上海，代表长辛店工友，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以能力不充恐误事，遂于民八十月二十二日西渡。

先到英伦，再往法国。

盛成1919年报名参加华法教育会，属于第十批出发的勤工俭学留学生，所乘的英国轮船勒苏斯号（Rhesus）在该年10月从上海出发，先到英国利物浦和伦敦，再转巴黎。他在法国居留了九年，回国后至1930年11月，继续写信给罗曼·罗兰。可是他的回忆文字极少谈及两人的交往，加起来不过数百字。因此打开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他的书信宗卷时，令人觉得惊奇，里面的信件数量相当多，共有三十二封信和一封电报，加上其他印刷品，总共三十七种。这个数量，在留学生中仅次于敬隐渔。

他的档案与其他人不同，包含一个特别宗卷，里面保存着罗曼·罗兰七封复信。二十世纪初期没有影印技术，罗曼·罗兰不使用打字机，寄出的信件没有副本，只在日记摘录个别重要的信函。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这样的档案，盛成例外。所见的复信不是原件，而是打字抄本，页端有两行说明，“根据盛成在1969年转交的影印件抄录”（Copié sur photocopie transmise par Cheng Tcheng en 1969）。1965年盛成离台赴美，次年到法国第二次居留，直至1977年返北京，这些影印件就在留法期间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由此可知，他十分珍惜这些信件，一直带在身边，一起度过大半个狂风骇浪的世纪，最后还希望能够永久保存下来，让后人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举动，罗曼·罗兰给中国留学生的亲笔信，不是湮没于战火，便是被历史的无情巨浪吞噬，现在能看到的如凤毛麟角。更难得盛成表现出很大方的气度，因为这些回信大部分都是对他的正言规谏，换了别人，可能没有勇气示人。

1920年　同志和老兄

盛成在1920年1月9日抵英国，同月底转至巴黎，暂住郊区华法教育会的布棚内，不久接到兄长盛白沙的一百元粤币汇款，到二百公里外西南部的万多门镇（Vendôme）中学读书。七月份学期结束，返回巴黎。8月23日，他看到《人道报》刊登了罗曼·罗兰致法国教师工会联合会波尔多大会的信，当天就写出给罗曼·罗兰的第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支持他的公开信观点：

亲爱的同志，

刚才在《人道报》看到你的致小学教师大会的信，我欣赏你的看法，深有同感。

今天世界的教育是一种专制和黩武的教育。我觉得很遗憾，无法将其改造为民主和不受政府管束。法国教育尤其专横，一点也不是和平主义。

我一月份来到法国，入读过万多门中学，在那里遭受到的正是强横的纪律。我替法国同学惭愧，他们为同盟国是胜利者而骄傲。

你说需要创立一种百科全书教育小册子的丛书。我完全同意！不过我最喜欢自然史，其次是社会史，政治史不必要，或者只挑选一些错误或罪行来讲述。

我重视天生纪律，不要专制纪律。但是为此必须让小朋友习惯这种时间表，诸如吃饭、喝水和睡眠。

摧毁分隔世人的偏见，实在太好了！我们要直接与其斗争。

孩子是人类与爱的蓓蕾，必须让他们与战无不胜精神的法则共同合作。

我稍后把你的精彩信函译成中文，转达给中国无产者。

教育必然是人类之爱的粮食。

亲爱的同志，我以作为你的优秀合作者为荣。

盛成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盛成致罗曼·罗兰第一封信（1920年8月23日）

巴黎十二区

沙隆街二十四号

盛成

这可能是盛成的第一封法文信，寄送过程相当曲折，信封的原件保存完好，上面有四个地址。第一个是《人道报》报社，盛成没有罗曼·罗兰的地址，寄往报社很合理，第二个和第三个是罗曼·罗兰的巴黎住宅地址，一旧一新，这三个地址都被划掉，因为他去了瑞士度假，守门人代转信件，直到第四个地址，才在瑞士四森林州湖（即琉森湖）送到他手上。瑞士假期是罗曼·罗兰从青年时代便开始的习惯，虽然人在旅途，盛成又是万千读者中的一个，他仍然迅速以明信片作答，只不过度假地点不时变换，因此没有回邮住址。

盛成收信后很高兴，在9月30日作出回应，照样寄往《人道报》，照样转寄四次，最后到达瑞士卢加诺邮局等候领取：

亲爱的老兄，

你在瑞士旅行期间寄来的友好明信片已经收到很久，谢谢你。我很庆幸我们对自然史和动物学教育的见解一致。这种教育要在爱和慈善的基础上创建，以求实现永恒的和平主义，让一种人性的本能纪律进驻世人心灵。愚见以为，爱的真谛由真、美和慈善的喜悦组成，属于人性、动物性和自然性！藉助于艺术和科学，和平主义的实际精神能够促进爱和慈善的出现。不过，说到底，启蒙教育开始后，最终会得到这一切，同时消灭虚伪、蒙骗和野蛮。是这样吧，老兄？

嗨！嗨！还有在托尔斯泰方面，我们亲如兄弟呢，我看过你的作品《托尔斯泰传》，你晓得我爱他就像他爱自己一样。我视他如大哥，不断把一颗爱与慈善的心献给他，在他的不朽世界里赞美他。你对公众说的话有道理，他是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的兄弟。我知道这位兄弟的良心，就是要借助爱的真理，来和虚假自我作斗争，和其他人的虚假自我作斗争，同时热爱发出光芒的真正自我，热爱其他人的真正自我。托尔斯泰兄弟身上的上帝，在我身上就是佛，就是我身上的我。

但是托尔斯泰害怕在公众面前成为上帝，害怕被人视为无所不能。至于佛，在光明中悟道，这是平凡的贤人，所有人都能立地成佛。在我出生的中国，释迦牟尼的教义由各朝各代的哲学家深入研究过，现在中国人的教义已经和印度人不同。因为我们修“心”（Cœur），而他们修“身”（Nature）。“心”或“大乘”是佛教的高级阶段，“身”或“小乘”是佛教的低级阶段。我完全没有信仰。然而，就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而言，我的信仰是众生平等。既然悟道的释迦牟尼以佛之名自发看到光明，我们其他人，有他一样的心，一样的身，所有人终有一天能成佛。平等和友爱的真理尤其属于释迦牟尼的教义，大大超越基督。但说到头，我只信仰改善和改变我们可悲的生活，不要再受苦，变得快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只有教育，能够彻底地、必然地完善自己的心灵，从自我的内在到自身的外部，就这样。

资产阶级教育享有特权，建立于专制服从基础上，能够维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的虚假和伪善。事实上，这是传授诡计，用来凌辱弱者。既然我们明白这一点，知道这是什么，教育革命就不容我们迟迟不去完成，它正在迅速演变，让我们感觉到，要我们去实现。到那时，我们的启蒙自发教育将取代前者，我为之庆贺，为之支持，然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启蒙教师问题！启蒙机构问题！我们不是应该预先研究完满解决吗？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希望一方面我们负责指导教师，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组织要按照本身能力组织启蒙教师学院。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书信或者会议，讨论如何组成。

你在致小学教员大会的信中提议，建立国际单一学校（École Unique internationale），我十分同意。大家可以在里面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实现一种美好、轻松、永远和平的生活。

哈！哈！好啊！多好啊！和谐融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下面是我在工厂做木工活时写的诗：

哎！干活！老板，工头，什么东西？

权力之下，是财产，

受薪阶级不过是祭品！

实际就是奴隶制！

劳动在自由之前！

集中管理是敌人。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通过这些可以证实的东西，我蔑视工作寄生虫的集团和权力。不要管理，不要权力，要和谐融洽！

等候友好复信，让我高呼：罗曼·罗兰老兄万岁！我万岁！托尔斯泰万岁！爱万岁！慈善万岁！一切万岁！

亲爱的兄弟，谨致兄弟般慈善与爱的心意。

你的小弟

盛成

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于巴黎

在第一封信里，盛成使用同志的称呼，已经不分辈分高低，在这封信更进一步，改用老兄（mon vieux frère），自称小弟（ton petit frère），使用tu（你）来称呼罗曼·罗兰。按照法国人的习惯，这是亲属或好友之间的昵称，长辈对后辈也使用。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一般应使用vous（您，含敬意的你），否则会被认为没有礼貌和鲁莽。在所有中国留学生的书信中，同志和老兄这两个称呼只有盛成使用过。

法国一些研究者把盛成划入无政府主义者之列，这两封信大可以作为佐证。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留学生中流行一时，盛成自己说过，初到法国时，“我每天晚上，工余之暇，遂专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罗泡特金的《革命者的话》、《面包略取》，以及其他社会学说的丛书。渐渐的我遂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而倾向于无政府方面了。”

这封信也表现了盛成的独特写作手法，无论什么话题，他都可以突然笔锋一转，开始使用夸张和抽象词语来抒情，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在某种程度上，和近年流行的传记文学有点相似。《我的母亲》出版后，不止一个评论者指出这个特点，说他的文字充满“诗意”（poétique），暗示欠缺文献价值。

不过，他的诗意不是造作的，他的确喜欢以法文写诗，随后寄给罗曼·罗兰的第三四封信，就只得诗，没有信。他不长于中文诗，从未出版过中文诗集，法文诗倒结集过三册。第一册是《秋心美人》（La Muse Endolorie，直译《痛苦的缪斯》），1929年在埃及自费出版，印数一百册，精装本，收入二十九首短诗，每诗都有对应的中文标题。第二册是《狂年吼》（Souffle des années folles），1977年在巴黎印行，八十九首诗，三十七页，相信也是自费出版。第三册《老觚新酿集》（Du pineau nouveau dans la canette d’antan）更单薄，只有二十八首诗，与第二本诗集一起，收入《1966年至1979年诗歌集》（Poèmes1966-1979），1995年由法国蒙伯利埃市中国电影节出版。《狂年吼》在集内更名为《阿维侬组诗，1966年5月至1968年4月》（Cycle d’Avignon-Mai 1966-Avril1968）。

他的第三封信在1921年11月9日寄出，信封内只有一首法文诗《思母》（Pensées pour Maman）。1931年他出版《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第九章“白理爱Raphaël Périé”收入了这首诗的中文版，诗题《思亲》：

“娘，你发白了多少？

娘，你牙落了多少？

娘，你的眼光还好不好？

……

我想，你时常流泪，

你时常做梦，

梦中听到

‘禧儿回来了！’

听我不着，

看我不到！

你的愁思，

好比那百曲千回的鸟道。

……

你的容貌：

是丰腴？是枯槁？

你的慈心，

当常常念道：

‘禧子，我儿，禧子，我儿！’

……

天暖了，

万里相隔难见到，

不知他热不热？

要夏衣不要？

天冷了，

关山的雪儿寒彻骨，

不知他冷不冷？

要冬衣不要？

……

娘，我是海外飘流客，

娘，我是勤工俭学生；

可怜我别久含啼，

只有那铁炉儿能解意。

……

铁座上，铁锤下，

过生活……

不敢思亲！

就是思亲，又向谁说？”

罗曼·罗兰接到的诗稿，只有最后两节诗与中文版不同：

你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如果要休息，休息吧，休息吧！”

这个差异对整体没有影响，由于两诗未署日期，无法知道孰先孰后，但是写作的背景很清楚，盛成亲自解释过。

他在1920年10月离开巴黎，前往南部的蒙伯利埃城（Montpellier，盛成译为蒙白里），进入法国高等农业学校的蚕业专业，在那儿读了一年书，取得第一张学习证书。次年九月份假期，他去阿尔卑斯山南部小镇里雍寺（Nyons，盛成译名），接待他的主人名叫白理爱（Raphael Périé，1848-1925），一位退休教育工作者，担任过巴黎名校圣路易中学教师和学校督导员，在教育界有点名气。这是一位业余诗人，对中国十分友好，曾在报上为文严厉谴责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盛成在万多门中学读书期间，一位老师介绍他读了白理爱的诗歌《赠远人》，这是一首献给中国人的诗歌，开头三句是“中国人，远方兄弟，与我同而不同的兄弟，与我近而极远的兄弟，好像你是在世界那边的兄弟！”（盛成译文）盛成读后开始和白理爱通信，1920年夏天，两人曾在巴黎见过一次面。

这次盛成去白理爱家里是为了度假。在一次闲谈中，白理爱提起英格兰探险家闵果泊克（Mungo Park，1771-1806，通译蒙戈·帕克），他在非洲探险时，从摩尔人手中逃脱，获得一个黑人村妇收留。晚上茅屋里来了其他村妇，一边纺纱，一边唱歌：“白人儿！白人儿！貌温柔。大树下，苦忧愁，苦无慈母抱乳来，苦无妻儿将面揉”，躺在地板的闵果泊克听后彻夜难眠。这个故事触动了盛成，想起自己的母亲，《思亲》就是这种情况下写成。但是寄给罗曼·罗兰时，他未作任何解释。

在这首诗之后，通信中断了四年半。到了1926年，才看到他在6月2日发出的第四封信，同样是诗歌，题名《献给慈母——致中国神灵》，同样没有信文：

亲爱

的母亲

我独自

一个人

思念着你

我把迟来的

温柔和顺目光

望到你的身上

连同温柔的灵魂

我的心和它的音阶

我思念家乡的故居

你从那里向我送来

温暖体贴的祝福

关怀备至的母亲

穿过千重山万道河

这么多摇篮！这么多摇篮！

飞过湖泊，飞过高山，飞过河流

这么多死者，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寡妇，

在你的周围，在遥远的天边

悲惨的世界远远没有安宁

帕米尔，昆仑山，咸海，里海

高加索山峰，最终到达欧洲大地

无边的世界，只有我们两人面对它

一条长链连结我们两人之间的天空

爱的长链，连结着一把思想花束

爱的长链，连结着两个坚定的灵魂

啊，我的魂连你的魂，我心连你心

我独自在你怀中，因为我怕，我怕

世界在黑夜里，黑夜深又深

暴力以鲜血淹没了整个世界

但你的温柔追随人性的波涛

善与真，是你的唯一的君主

我们的思念穿过狂风暴雨

在我们头顶上连结成一束

我在这儿，而你在那边

我去，你来，我来，你去

我们见不到面，母亲

我们住在地球吗？

你在想念我，我在

想念你，真的

世界广阔无边

人类正在寻思：

是什么浪接浪

无声又无言

给我带来

疼爱抚慰？

就是你

带给我

亲爱的

母亲

盛成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

于塞特海洋生物研究所，刚自电影院归来

这是一首图像诗，以法文写成。这种诗歌形式源远流长，独立出现在不同文字里。法国二十世纪初的诗人阿波利奈尔对这种诗情有独钟，创造了一个名词“图像诗”（calligramme），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而是把图画和诗句结合为一体，人像、动物、风景等等，与绘画无异。追随者有大大小小的作家，但阿波利奈尔的作品被公认为最高峰。盛成这首诗的形式很简单，一颗橄榄。虽然直接以法文堆砌，不是译自中文，但与中国传统的宝塔诗的变种塔影倒映诗一模一样，只是字数增减不严谨，外形线条不够流畅。

盛成在沉默多年后，突然寄诗给罗曼·罗兰，这是因为他正在尝试以法文写作。他读过三年法文语言班，两年在中国，一年在法国，但进大学第一年还是遇到困难，“可怜我法文太差，每周考试太难，每月两次的农工报告，弄得我简直好苦”。幸好南部没有大都市，所到之处都是小地方，几乎没有中国人影，孤独的环境有助他迈过了语言关，甚至讲法语也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他本来就爱舞文弄墨，进法国大学后又旁听过一些文学讲座，于是开始以法文写作诗歌，这首橄榄诗是早期之作，没有收入第一本诗集《秋心美人》。

他后来在《用法语写中国的社会》中，回忆过这段诗情泛滥的日子，“这时期，我常常用法文写诗，无论是押韵诗还是自由诗，都大胆去尝试。[……]我那时就想到，在文学实践中，写诗是冷门，为何不尝试写本小说呢？”（载《书林》编辑部编《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1989年）母亲是他的情意结，《思亲》和《献给慈母》两首诗都以母亲为题。不过，他写成的第一本法文著作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政治宣传小册子。

1926年　《和平中国》

1926年8月底，罗曼·罗兰收到盛成的第五封信，这是一封长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和平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学生，曾经有幸名列你的通信者之列。我将要出版《和平中国》两篇演说词，曾经在塞特市世界语工人小组上宣读过的。里昂《战争退伍军人》杂志社的朋友建议我向你请序。

你，你是谁？你不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肖像画家吗？你不是敏感、冲动和明智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歌者和乐师吗？你不是受迫害的《在混乱之上》的作者吗？这部著作是一座和平纪念碑，宏伟无比，高于凯旋门和长城。你是活着的英雄，曾经像凡人那样受苦！我请求你在我的和平小船前面，为我建立一座小小的新纪念碑。

当我一再阅读《米开朗基罗传》，我明白了，甚至听到了人类灵魂钢琴的声音。这么多的心灵音阶，这么多充满生命的休止符。纷争过后，全世界都需要和平。大自然中，大自然内心深处是一片和平。在乡间生活的人都认识这种和平。

中国人实现定居已有数千年，他们是自觉的农耕者，永不言倦，深入到天地万物，热爱和平，歌唱和平。

这种和平，为善良的人所冀求，很久以来便是中华民族血肉的组成部分，在他们身上是与生俱来的。

你可以毫无困难清晰地认识这种彻底的和平主义，通过诗歌，通过与和平仪式密切联系的音乐，通过绘画、建筑，通过各种哲学，通过社会组织，通过“教”。这个字翻译成“宗教”既不恰当，也不准确，“教”是中国人的心理和民族性的起源。

这个民族对和平的爱好一直没有间断。受难者在枪林弹雨中仍然向往和平，唯有和平能够让他们重新在亲人中间生活；重新看到乡村充满音乐；重新听到自少便学会唱的民谣，那些描绘宁静休闲幸福的民谣；重新像大自然的优秀音乐家或画家那样，使用人类社会协调的和弦去劳动。

目前存在和平吗？不存在，因为到处都是虚假的和平。血不断地流，不久就会大量地流。人类面临灭亡，美日战争正在我们面前点燃起来。

在这种断裂上面生活，或者不如说，在这些政治、经济和道德的断裂上面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人无法生活，便要寻求解救，死亡将是最后的解脱，他们正在寻求死亡，唉！血腥的冒险，精神错乱，或者内战，都是在寻求死亡。他们相信，要走出多重危机，大战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什么？一场大战！再一场大战。我对死者笑，我对生者哭。

必须让世人和平下来。我们做得不够。首先要信任！

人类强大有力，如果团结一致，胜过神灵。如果一分为二，一分为四，或者一分为无数，就会很弱，十分弱，趋向消亡。人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强大！团结与信任！

当世人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及其必要性，能够维系本身的生存，有利本身发展，世人就明白献身精神及其用处。

当信任、团结和互助系统地组织起来，人才是人，人才称之为人，人类才是人类。当人是人的时候，劳动便至高无上。在劳动的王国中，人是和平的，内心的和平流露出来。

我只以我的国家中国作例子，证明和平在善良的人中，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也存在。

我希望这颗思想小苗重新复活，发芽，开花和结果，这要依靠我向你请求的及时雨，溶化被腐植质硬化了的泥土，它窒息了所有生命。

亲爱的伙伴，亲爱的罗曼·罗兰，世界不乏痛苦，但是有收获的痛苦十分罕见。结束这封信时，我想到贝多芬，想到米开朗基罗和杜甫那样的人。此致友爱和真诚的敬礼。

盛成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于里昂大学图书馆

我的地址：

埃罗省塞特

塞特海生物试验所

盛成

博士生

盛成好像经历过一场蜕变，从一个口不择言的小子变成严肃正经的作家，采用正规的书信格式，尽管仍然称呼罗曼·罗兰为伙伴（compagnon），口气变得毕恭毕敬。信中使用“美日战争”（la guerre americano-japonaise）一词，未知何指。

这封信写得很用心，目的是请序。他打算出版的书由两篇演讲稿整合而成，完成于1926年5月，题名《和平中国》（La Chine pacifique）。他利用暑假时间，从南部北上里昂，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到图书馆查阅图书，为文稿作最后修订，因为文内引用了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古诗文法译，例如德理文（Hervery de Saint-Denis，1823-1892）的唐诗，保氏（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今译卜铁）的《诗经》等。另一个目的是接洽出版社。他找到《战争退伍军人》（Libérés de toutes les guerres）杂志社，这本月刊以“彻底服务和平主义”为宗旨，盛成书的标题吸引他们，但是他是无名的新人，他们没有立即答应，谈话中听说他与罗曼·罗兰通信，于是建议他向大师请序。

盛成写作《和平中国》，因为热衷政治活动。但在写给瓦莱里的简历中，他完全略过这方面的经历。至今为止，法国也没有人研究，只有一篇文章涉及过，作者萨聂（Jean Sagnes，1938—）研究法国南部工人运动史，在1989年写成专文：《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史初探——192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在蒙伯利埃》（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étudiants 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un jeune Chinois à Montpellier dans les années1920）。主要资料仍然来自盛成的自述，但进行过一些初步考证。

盛成自称1920年一到法国就参加本地政治活动，在万多门中学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12月前往图尔城，参加十八届党代会。萨聂查阅文献，在《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词典》（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里，找到这次会议代表的完整名单：

但是，盛成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正式代表名单上。很可能他不是真正的代表，而是作为旁观者出席了大会，这可以解释他之所以提前离开。（萨聂文）

盛成只来过一天便离开，萨聂的结论令他的相关自述成为疑问。但是，随后几年的经历刚好相反，十分清楚，他进入南部的蒙伯利埃大学读书，导师郎贝尔（Francis Lambert）多年后为他写过一张证明，让我们知道他在1920年秋天开始攻读蚕桑科，1922年2月前往意大利继续学业，1923年返回本校，直至1927年肄业离校。

他在南部的活动地点在蒙伯利埃市及邻近的塞特，也就是大学本校和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他的思想继续倾向无政府主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演讲稿就是出自这些活动。萨聂文章写道：

当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离开蒙伯利埃这座城市时，他的朋友视他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经常参加平民教育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小组的讲座。事实上，盛成在蒙伯利埃同情极左派，他们由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会积极分子和工人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党）的退党者组成，此外还有与大政党没有关系的不信教和理性主义的左派人士。

盛成使用的塞特海洋研究所信笺（1927年）2019年的塞特海洋研究所

盛成的自述也有类以的话：

我在蒙城与寨头[塞特]，完全参加社会运动，曾组织社会研究社每周辩论会、国际社会同盟许多团体，工人学生，互换智识。而我既是学生，又是工人，为两者作翻译，“我自知己之苦，方知来救苦人”。

世界语在二十世纪初曾经风行一时，破除语言国界线的目标吸引了很多激进分子，尤其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把不分国界的理想变为现实的一种工具，欧洲各国出现了很多学习小组，法国也不例外，从南到北都有。虽然没有中央组织，各自独立，但大家都以地名加上世界语工人小组（Le Groupe Espérantiste Ouvrier）为称呼，相当统一。

邀请盛成演讲的组织就叫塞特市世界语工人小组，盛成选择中国古代和平主义为题，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和平主义。他没有写书经验，整理出来的小册子与演讲稿几乎没有分别，不分章节，没有标题，不时出现星号行作为分隔。按照这些星号，可分六部分。由于行文飘忽，不时离题，下面的简介仅供参考，研究时还须阅读原文：

一、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说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从无对外扩张的意图。

二、以《诗经》《李陵苏武赠答诗》《石壕吏》《兵车行》等文学作品，证明中国人渴望和平。

三、引述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以及近代言论，说明中国思想家的反战传统。

四、指责传教士来华不是为了传教，而是要统治中国。基督教是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象征。近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传教士带来的。

五、“我攻击耶稣的理论”，《旧约》没有科学价值，《新约》矛盾百出。中国已经有先贤的著作，能够回答一切问题，不需要基督教义。

六、西方把工业引进中国，剥削中国工人，引起大罢工和工会运动。要达至世界和平，必须首先通过自由的工作，获得个人内心和外在的和平。中国勤工俭学生来西方学习，不是盲目模仿西方，而是“让欧洲文化成为中国生活一个有机部分”。

纵观全文，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思想贯穿其中，反宗教，反军国主义，直至反对革命，把革命者列入独裁者之列。

罗曼·罗兰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对所有宣传和平主义的作品都重视。他当时卧病在床，收到文稿后很快读完，不到十天便回了一封长信：

盛成先生，

来信及文稿到达时，我身羁在床，现在回信依然一样。我得了一种肠热病，屡医不愈，令人疲弱，因此目前无法撰写所需的文字。

病愈后，首先要赶快誊清一本小说的手稿，本来九月一日便要交给出版社的。然后才写对你的演讲词的感想。我已经浏览过。不消说，对很多东西有同感，另外一些，觉得没有根据或者错误。无论如何，我会称赞，也会批评——批评和称赞同样明确。

我是欧洲人，对欧洲的缺点总是很严厉。我很仰慕亚洲人的高度精神价值，但是我认为，他们对自己种族的缺点也应该像我一样严厉。必须全面同时察看：长处和缺点。你的职责不是指出欧洲的缺点（这由我担当），而是你们自己的缺点，亚洲的缺点，中国的缺点。这样做对自己的民族更有好处。要是我像你攻击基督教那样，去攻击儒家和佛教，你有何想法？这样的攻击有何用处，有何价值？

你的真正主题是研究中国的圣贤与和平主义者：首先要确定他们在什么程度上表达了民族的精神；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确实和人民一起作出英雄的反应，对抗一个完全违反他们理想的环境或时代。然后观察在随后的世纪里，中国在什么程度上实践了这些良心英雄的精神，或者只使用他们的词句。还有，在中国的精神和社会生活里，今天还留下什么？

请考虑一下这几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完整坦率告诉我。

不要忘记，你写信给他的人不止是几本“英雄传”的作者，同时也是《节场》和《克莱朗博》的作者，他的人民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他不讨好他爱的人。

致意。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于维尔纳夫

全信脉络清晰，首先表明同意稍后写序，然后提出读后意见，指出思考方向和修改要点，语重心长。可以看出，他对作者抱有一定的期待，不仅具体指点如何完善作品，而且期待他进入更高境界，所以用自己作为例子，鼓励他“不讨好他爱的人”。

出乎他的意料，这封信开罪了盛成，他一收到信，立即写了一封怒火冲天的反驳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人类是一个整体，独一无二。所有长处与弱点，都是整个人类的长处与弱点，无论欧洲的白色，非洲的黑色，亚洲的黄色，因为地球是一个整体。

要是我在演讲中为中国辩护，那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那么多次被人觊觎，受害于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被人如此粗暴对待，甚至被视为二流国家。我相信我应该保卫这个二流民族，在强大的成年人面前保卫这个孱弱的孩子。我攻击基督教有多种原因。

首先基督教和鸦片一样，毒害中国人的思想。其次，我是一个激情的人。

十二岁时，我被母亲送进南京一所美国基督教学校，学习英语，了解西方文化，这是当时唯一的目标。我赞成全盘西化。然而，我的造反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无法和令人烦厌的每日必修的《圣经》诵读调和。我对本国的传统已经抱有一种不寻常的仇恨，从此又多一种对欧洲传统的仇恨。十六岁时，我进入震旦学堂，耶稣会在上海的学校，宗教势力再一次使我厌恶。我因为在学校宣传反宗教被惩罚……被罗耀拉的门徒惩罚，他们乱七八糟灌输西方文化。

在长辛店当铁路工时，我看见神父和牧师去见治安推事，替他们的信友案件辩护。

当我们到达法国，我们这群勤工俭学中国学生，到这里来为了找寻真正的西方文化，却成为美国基督教会和法国与比利时天主教宣传机构的目标，不断被针对。我们当中有些穷书生为了金钱入了教，另一些则声称基督教精神比中国圣贤思想远远高明。到头来，我很痛苦，十分恼怒。

这是奇怪的事情！一门理论，或者一个学派的反对者，常常受到后者的直接影响。我是彻底的基督教徒，手上有两本《圣经》，已经超过十年。

我经常重读孔子的经典著作。我攻击祖先崇拜，孔子却视之为中国文明的基础。我的父母视我为小捣蛋，一个不受欢迎的革命者。我的同胞不断指责我，把我看成一个“欧洲化的中国坏家伙”。因为我过去攻击，现在攻击，将来仍然攻击古老的传统，我把中国的现实赤裸裸向外国人显示，而他们宁可隐藏起来。

俄国人没有放过高尔基们，法国也没有放过你。我不指望中国放过我。

这并不妨碍必要时为它辩护，但永远不会为它的弱点和缺点辩护。

然而，我可以绝对真诚坦然地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他们热爱和平，因为他们是农耕者，在他们的血肉里有这条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感人的回忆能够解释这个已知事实，解释这种本性的东西。有一天，我在离北京不远的长辛店附近散步，几个小孩在一道桥上玩耍。另一个小孩在他们前面经过，妨碍了他们的游戏。其中一个打了新来者一巴掌，另一个立即提出意见：“要是他这样对你，你会接受？”那个小孩脸红了，走向被打者，给他赔不是。

和平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孔子和老子时代，在墨翟和杜甫时代，或者我们现在，一直祈求和平，除了和平，还是和平。他们重视祖先崇拜，不愿意祖先的坟墓被战争损毁。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视之为社会渣滓的行当。

世世代代的冒险家利用这个民族的冷漠、惰性和不关心政治，令他们遭受内战或外敌入侵。中国的圣贤与和平主义者是这些世纪的英雄，他们是冒险家的敌人，不幸人民的保护者。他们谴责一切战争。和人民一同起来反抗好战的暴君，反抗野心勃勃的诸侯。他们只是不断反对这些人，永不反对人民。他们总是以人民之名来谴责黩武和专横的君主，并以这则圣人古训来提醒他们：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朝代更迭，得胜的冒险家自封为王或自封为帝，但是由和平英雄所阐扬的人民精神丝毫没有变化。这首古老的歌曲很好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精神：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何力于我哉！

中华民族不要人家管他们，自己也不会去管其他人，只想保持原状。他们是大自然人，希望和平！对他们来说，互相帮助是一条自然法则。

实际上，他们很重视传统，重视圣贤的精神和著作。和平存在于他们的传统里，他们的祖先歌颂和平，实践和平，他们也歌颂和平，实践和平。

墨翟攻击祖先崇拜，传授普世之爱，儒家视之为野兽。我支持墨翟：公正和仁慈高于一切。

我在国外探讨和平中国，是为了向我的同胞证明，我只要祖先田野的良麦。我还会探讨传统的中国，那是广宽帝国的莠草。

亲爱的罗曼·罗兰先生，我写信给你，并不视你为欧洲人，而是当作邻居，同胞，兄弟，我的世界人。你我同属人类大地，而非割成小块的土地。

我们在这个世纪任务繁多，作用重大。我们互相帮助。没有欧洲的亚洲，或者没有亚洲的欧洲，能否单独生存？

我希望此信到时，你的身体健康。

彼奥赫最近有丧母之痛，我有痛苦的体验。“Homo sum：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吾亦人也，人之事，焉能与我无涉）。

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于塞特

彼奥赫（Georges Pioch，1873-1953）是法国作家，和平主义者，曾任和平战士国际联盟主席，罗曼·罗兰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

盛成的信毫不含糊，语气强硬，全盘拒绝罗曼·罗兰的提醒。他自以为真理在握，只要解释清楚便足够，不考虑面对这种深刻的看法分歧，对方能否为一本自己不同意的作品作序，能否把一个观点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中国作者热心推荐给法国读者。

信寄出后，盛成安静等候序言。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音信，刚好九月初发生英国战舰炮轰万县事件，平民死伤枕藉，他听到消息后，写了一封愤怒的信，同时不忘追序：

亲爱的罗曼·罗兰，

希望你已经痊愈。

是的，在这个充满病者和疯子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健康的身体来工作。

英帝国主义再次要屠杀中华民族，他们一定还没有杀够。一个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是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制造白骨成山，血流成海？

目前太平洋冲突在火山口轰鸣，过几天，俄国人会和日本的亲信张作霖元帅开战。英国人会轰炸广州。柴堆就要点燃起来。谁是受害者？谁能够是被害者？须知那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民，最老实的小孩。

一尊欧洲大炮将会取代中国的古迹，那些由无数勤恳的工人建成的千年古建筑，突然之间化为乌有，或者不如说，被“欧洲化”了。唉！英国人刚刚轰炸了万县，转眼之间便屠杀了五千老弱妇孺，还有美丽的古迹，其中有一座矗立长江边千多年的古塔，成为特殊目标，被击中了，现在成了废墟！

从今之后，中国狮子抱着仇恨醒过来，他要食人，尤其要复仇。我不是涅墨西斯复仇女神的信徒或朋友。我反对复仇，正如我反对暴力那样。

但是群情激昂，整个国家被英国殖民帝国的疾病和疯狂行为所激怒，这是一个死性不改的人类杀人犯和贩毒犯。

我们很难令他们接受安静剂，更难避免一场不断扩大的灾难性冲突，把全人类置于危险境地！

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呢？

等候你的序言和消息，我向“在世的托尔斯泰”敬礼。

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于塞特

罗曼·罗兰没有回答，盛成又等了一个月，寄出第三封信催促，投邮地点在巴黎近郊的小镇拉加雷讷-哥伦布（La Garenne-Colombes），可知他人在巴黎：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的朋友维施那·希瓦（Vishina Shiva）是泰戈尔的学生，今晚动身走了，我深有感触。以后我比任何时候成为来自各地的人的连接点了。

在我们晚饭的餐馆里，一个俄国青年谈起你和你的作品。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坐在对面的女郎，也很崇拜我喜爱的陀思妥也夫斯基。

话题扯得很远，很远，简直太投机了，我大受震动！

奇怪，真奇怪，大家的想法常常一样！

请恕我在此写这些私事，但这是来自我生活的最深处，是我的由衷之言！

巴黎天气不佳。我以中国留法各地勤工俭学生会蒙白里分会的代表身份到这里来。随信附上学生会的陈情书。

我仍在等候你的序言来出版我的小册子。如能迅速寄来，当不胜感激。

我常常想念你，像想念所有人类的造福者。我向有思想的人谈论你，他们懂得判断。

我憎恶自己，因为浅薄。然而，我有愿望深入了解事物。何时才能知道我未来继续生活的地点呢？

我目前在巴黎，在两个末端的中央，这让我想得很多，思考得很多。

我的朋友希瓦和我交换过很多想法，可惜他动身去了伦敦！

想念你。

问好。

盛成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于塞纳省拉加雷讷-哥伦布镇博勒佩尔街十七号

事情的源头要上溯到1921年7月，中法实业银行（La 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倒闭，留下约六亿法郎的债务，其中三亿两千多万属于华人存户。由于该行由法国私人资本与中国政府合办，法国政府事先获悉消息，要求北京派人到法国协商，提议在巴黎发行中国公债，以中国印花税、验契税等为抵押品，所得款项三分之二用于银行运转。尽管谈判极为秘密，但被巴黎传媒揭露，引起勤工俭学生的极大愤慨与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北洋军阀政府再一次卖国的勾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运动，最终令计划流产。

法国政府另寻出路，提出新建议，把已经答应退还的庚子赔款，和中法实业银行复业与发展中法教育事业捆绑在一起。经过几番波折，双方在1925年4月达成协议，恢复中法实业银行，易名为中法工商银行，分期注入庚子退款，整顿业务，发行债券，拨出一部分利息以年款方式，作为中法教育事业的资金。为此在1926年4月成立中法教育基金会，负责资金的调配使用。获得补助的教育机构有十多所，以里昂大学为最大的受益者，当年就收到第一笔款项。消息传出后，勤工俭学生认为不公平。盛成回忆说：

争分庚款的运动，始于蒙白里同学，当时朱洗发起。他说，“明知不可得，但不能不争”。我赞成，诸同学附议，遂组织蒙白里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会。他们推我做书记，并举我去巴黎筹备联合会的事宜。

盛成到了巴黎，找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共同起草了一封呼吁信和一张传单，用来动员各地学生会，他在给罗曼·罗兰信中附上这两份文件的印刷件。传单标题《我们是些甚么人？》，后来译成中文，全文收入《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另一份是呼吁信，中译如下：

我们能够分享庚子赔款吗？

我们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东方和西方的联系者，努力缩小各国人民距离，传播勤工俭学，以世界和平为目标，我们要求分享法国政府最近交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一部分。

先说几句事实：

我们的父辈是自觉善良的劳动者，在一九〇一年应承赔偿四亿五千万两，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为一千八十亿七千五百万法郎。

这是一个过重的负担。

他们之前被朝廷组织的义和团欺凌和劫掠，之后被瓦德西伯爵元帅带领的八国联军掠夺。

尽管他们对所谓文明军队[armées civilisées]的可恶行为非常气愤，尽管遭受这一切灾难，他们仍然被迫替人顶罪，付出这笔可观的赔偿。

美国人最先明白这种不公正行为的后果。经过双方讲理的人详细商讨，决定不再收取赔偿份额。为了弥补过失，他们设立奖学金，在北京开办预备班学校，使用已收取的赔款，在美国教育中国人的子女。

美国这种公正行为得到西方人民的欢迎和赞成。

同盟国为了报答中国政府参加世界大战，曾经应承模仿美国的榜样，把已收取的赔款用来教育中国的好学贫穷青年。

我们的兄长辈拥护共和民主，支持中国参加世界大战，目的不在利益，而在重建和平，终止暴行。在这段困难时期，他们为法国提供了劳动力，甘冒危险，希望以辛苦得来的微薄积蓄，能够在欧洲读书，同时也希望不久会得到赔款的帮助。

这些立志求学的青年人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伯里克利斯的门人认为，如果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阶层融为一体，将带给人类幸福和财宝。

劳动让人生活富足，读书让人摆脱有害世界和平的偏见。和平的人、和谐的人将是勤工俭学生。

这个理想产生了中国勤工俭学运动。

他们大批来到法国，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分散在法国不同地区。

这些年青人由华法教育会监护，这个会在中国各地积极宣传勤工俭学。

即将出发的勤工俭学生要离开母亲，她们中间有些年迈或者生病，要离开家庭和学校，来到这里拿起铁锤或刨子工作，在矿坑度过黑暗的白天，被高炉烈火烧灼，顶着南方田野的烈日，冒着北方凛冽的北风。总书记李煜瀛先生鼓励我们面对这些重大困难时说：

“朋友们！你们出国到西方的乡下和工厂。要记得，退还给我们的庚子赔款一定会用来帮助你们完成学业的。”

我们依靠可怜的积蓄，省食俭用，进入大学继续读书。然而，积蓄实在很少，而求学时间很长，经常被迫中途停学，暂时回头去工厂或田间，不断希望能够等到好日子重拾学业。

里昂中法大学成立，目的要把众多学生集中到这座城市，以后还要把里昂的蚕丝工业推广到中国。

然而大学当局原则上不接受勤工俭学生，因为他们没有钱。

这家大学收取庚子赔款。学校的学生是跟我们一样的大学生，我们是他们的童年朋友，他们的同窗，但是我们被排斥在外。

我们对这笔赔款寄托过很多希望，现在都拨归中法实业银行。

然而，毋容置辩，我们拥有合法分享庚子赔款的必要资格：我们是善良勤劳父辈的亲骨肉。须知这笔钱对我们学业大有帮助。

把中国工人以额头汗水赚得的钱给予他们的子女，是一件合情合理的好事。他们饱受生活痛苦的折磨，对两个世界的文明和民族的友谊认识得更清楚。

我们要求法国政府，同意让我们分享拨归法中教育事业的赔款。

庚子赔款的退还也应该用来实现以前对勤工俭学生许下的承诺，他们是中法文明的忠实联系者。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秘书：盛成　郑延谷

呼吁信里有一个外国人名字，伯里克利斯（Périclès，约前495—前429），这是一位古希腊开明政治家。

这两份文件署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盛成在信封左上角盖上一个大印章，上方为中文“中国留法各地勤工俭学生争分庚款联合会”，下方是学生总会的法文名称和地址。盛成从蒙伯利埃带来留学生的动议，参与文件的起草，因此冠上秘书的名衔，实际上总会已有一位常务秘书郑延谷。这位湖南籍留学生，1919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同年十月来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和比利时求学。1930年代回国，从事戏剧及翻译工作，1945年后经历不详。

这一次，罗曼·罗兰很快就答复：

盛成先生，

我无法撰写你要求的序言。我忙于紧迫的任务。时时刻刻都有人要求我放下工作，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言。我必须保护我的工作，这是我对大众本体的第一责任。我只对自己选择和发现的作品破例。何况如前所说，我对你的阐述并非完全同意。

承寄有关此事的答复，很值得注意。我十分理解你的某些个人见解的原因，由于自己受过不公平待遇，忍受痛苦多年而造成，我深表同情。然而对你的作品（小册子）的保留继续存在，完全未变。人与人之间已经有相当多的互不理解和敌对戒心：我们不要再添加，尤其在一本和平主义小册子里面！

我很留意阅读了关于庚款赔偿呼吁书。我准备签名支持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的要求。请代我寄两份呼吁书给《欧洲》杂志（巴黎，圣苏尔比斯广场七号，里德书局），一份给社长克雷米厄先生，另一份给我的朋友巴泽尔杰特，他专门负责外国作家，认同共产党的观点。

请随时告诉我（由你本人）这些工作的进展情况。要知道在法国我们很多人谴责欧洲的对华政策（1），愿意和谋求解放和复兴的年轻中国真心友好。

谨复。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于维尔纳夫

（1）美国在你们那里更多心计（因为利益所在），但同样危险。Tinreo Danas et Dona ferentes（你大概不懂拉丁文吧？这句维吉尔的话大意说：“我害怕希腊人（美国人），即使来送礼。”）

克雷米厄（Albert Crémieux，1885-1954）与巴泽尔杰特（Léon Bazalgette，1873-1928）同为《欧洲》月刊创办人。前者从1922年至1932年任社长，后者负责外国文学编辑和出版。

盛成收信后，虽然罗曼·罗兰拒绝为他作序，却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也没有立即回信，因为他遇到更烦恼的事情。陈情信的工作节外生枝，他被人围攻，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再执笔写信，把这件事告诉罗曼·罗兰：

亲爱的罗曼·罗兰，

久已想写信，唯未克分身。

我常想念你，一位朋友，一位黄种人的兄弟。

你理解人，你能够理解人，你是欧洲人；我呢，我开始认识人，仅仅开始理解人。

我的同胞还没有，他们无法理解你。

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只存在非常肤浅的互相理解。

人们认识你，因为你属于这个国家的名人之列。

我离开勤工俭学的同学已久。这些中国青年最有可能理解你。这一次在巴黎，我和他们来往密切，大部分人支持革命国民党人[nationalistes-révolutionnaires]，但很少人懂得这个党的人道理想。他们只是一群爱国者，沙文主义者，希望广东军胜利，好对外国人复仇。

甚至有少数人赞同墨索里尼的思想。他们是复仇之神的朋友，他们要流血。

然而，这些青年人有阅历，都经过铁砧和锤子的生活。可是他们理解生活时乱七八糟，痛苦对他们没有用处，于是便发生灾难性的反应。

我和几位好同志一同对抗这些危险倾向，反对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我们跟你一起，让全世界得到和平！

他们不努力去理解，懒得思考这一切。忽略大事，小事太放在心上。这便是中国青年，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

中国不需要空话家，中国等待实干家已经很长时日。很可惜，这些人太少了，即使在勤工俭学生这一代也太少，我对这代人曾寄予很大的希望。

勤工俭学生会应该快速前进，做好工作。可是刚好相反，干得又糟糕又缓慢！我孤立无援，单靠一己之力来维持这个组织，一个三百六十五人的穷光蛋组织！我们有一个执行委员会，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责任，简直就像小孩子。

新生的中国在打斗，像女孩子那样打斗，莫名其妙。

我常自问：谁来重建这个千年帝国？

我以前通过巴黎弗洛鲁斯街一号的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助学金。

他们不明白这是由政府发给任何国家的穷学生。由于这些误解，我不得不拒绝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的助学金，并且退回已经收取的第一季度部分，以免惹人猜疑。

我不久就离开巴黎，学生会的陈情书已交给罗尼河省国会议员穆岱先生，他可能这几天便去外交部。我会返回塞特，我的第二故乡，野性未驯的朗格多克南部，满心忧虑。

以后回到名叫中国的家乡，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去游历。

孔夫子曾经游历，孟子也是，荷马一样。为何我不该游历？

我不熟悉中国。大家谈论这个病夫，但不清楚这个病夫的骨骼结构和精神组织。把中国拿来开刀，因为大家说应该开刀，所以开刀。已经充分研究过吗？

在二十世纪，能否进行一次奇迹式手术？啊，不能够！只能够做一次科学与理性的手术。

我们的责任沉重，工作繁杂。风暴一点也阻止不了时空的复活，相反会帮助生长。

我喜欢高尔基、陀思妥也夫斯基这类人物。我受到他们的影响，不会只满足于过眼烟云的时代事件。

最后，我以勤工俭学同学的名义，谨致衷心感谢。如需友好协助，我会来信。

我已经见过克雷米厄和巴泽尔杰特两位先生。后一位给我留下十分亲切的印象。他对我的法文表示惊奇。我向他谈起白理爱，“我的父亲”，我是他的“禧儿”。

我还有一个姑妈，现在意大利的“珍娜”，维珍尼亚·博勒，原籍奥地利。最后，我有一位姐姐，于格儒夫人。我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欧美家庭里，在我的家。

我喜欢痛苦。我的父亲白理爱是一位高龄鳏夫。我的姑妈是一位老姑娘，她的兄弟约翰·博勒是奥地利学者，已经去世，把藏书遗赠给我，但是意大利政府不肯交给我。姑妈年迈有病，独自受苦。于格儒夫人刚失去丈夫，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几天前见过她。你看，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所有国家的矿工都是黑色的。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欧洲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受着同一样的痛苦吗？鳏夫和寡妇还不是一样？

亲爱的罗曼·罗兰，我崇敬你，正因为你不仅是一个欧洲人，你是世界人。

友好致意。

盛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于拉加雷纳

盛成到法国后，产生了一种爱好，喜欢和外国人攀亲戚，为自己建立一个虚拟的“西方大家庭”。这封信列出“法国爸爸”“意大利姑妈”和“美国姐姐”，日后还扩展到“法国母亲”“奥地利母亲”“奥地利祖母”“瑞士姑妈”“德国姐姐”和“法国弟弟”，如此等等。

“法国爸爸”白理爱前文已介绍过，“意大利姑妈”维珍尼亚·博勒（Virginia Bolle）和她的兄弟约翰·博勒（Jean Bolle）生平不详，推测是1922年在意大利期间结识的。“美国姐姐”于格儒夫人的情况刚好相反，她的名字在中国留学生中无人不知，她和她的丈夫都深受所有人尊敬，勤工俭学运动书信和回忆里多次出现他们的名字，这是两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热爱中国的外国友人。

于格儒夫人是美国作家，原名碧细·麦金尼斯（Bessie McGinnis，1873-1928），碧细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对她的昵呼。她在二十六岁那年准备结婚，未婚夫得了肺炎，医治无效，她决定把婚期提前两个月，仪式举行后十二小时，丈夫去世。从此时起，她隐去本名，只使用丈夫姓名，自称约翰·凡·沃尔斯特夫人（Mrs John Van Vorst）。即使改嫁于儒格，仍不随夫改姓。1923年，法国政府给她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宪报刊登的名单继续使用这个名字。

她在丈夫死后开始写作，成名作是《劳工妇女》（The Woman Who Toils），与丈夫的姐姐玛丽（Marie Van Vorst，1867-1936）合作。为了写本书，她们在1902年分头进入工厂，实地观察体验。文章在杂志连载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到，写信给碧细，称赞文章主题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对妇女在国家中地位的看法。1903年单行本出版时，她们以这封信作为序言，引起传媒广泛关注。

1906年，《哈泼杂志》（Harp's Magazine）聘请玛丽到国外采访，撰写“世界河流”系列报道，碧细陪同前往欧洲，从此在巴黎定居下来，为美法两国报刊撰写文章，双向介绍美国和欧洲的文化艺术。她很快便结识了法国作家于格儒。

于格儒（Hugues Le Roux，1860-1925）出身诺曼底世家，家族经营轮船公司，从祖父辈便开始与中国有生意来往。他自少立志成为作家，中学毕业后，不顾家庭反对，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念文学。期间结识了作家都德，成为入室子弟，来往密切，甚至传说他曾替都德代笔，写过两篇小说。

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新闻职业，在报社担任编辑和记者。他是一支健笔，作品源源不断，成为一位名记者。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不少政治人物，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资讯，另一方面通过他们不时接受政府任务，前往外国考察，通过当地法国使馆，会见国王、总统之类的高层人物，有点像半官方特使。他到过北欧诸国、非洲阿比西尼亚和多哥，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英国和美国，然后到日本和中国，收集各国情况。在中国，他会见忙于称帝的袁世凯和其他政要，对中国进行深入的了解，和中国外交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预言当时中立的中国，因为继续向英法派出劳工，最终会投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预言在一年后成为事实。

他在1920年当选为上议会议员，这时正逢勤工俭学高潮，他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参加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工作，在议会辩论中，积极支持把庚子退款用于留学生身上。中国政府也视他为可靠朋友，1922年寄到法国的一笔七万法郎款项，指定由他分发给留学生。

碧细在1914年和他结婚，周恩来1921年5月发表在天津《世益报》的一篇文章提过她，使用音译，称她为毓具勒奥氏夫人。到了1922年3月，向警予写的三封信已经改用于格儒夫人的称呼。这个文雅的译名有点像汉学家的名字，她和丈夫都不懂中文，不知是谁起的。

新闻图片：郑毓秀（1921年），碧细夫人（1925年），于格儒（1925年）

碧细是一位思想前卫的作家，跟丈夫一样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处境。1917年左右，她结识正在巴黎大学法律系念书的郑毓秀，两人成为好朋友。郑毓秀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新女性，反对缠足，追求婚姻自由，她在推翻满清期间有过一段偷运炸弹的传奇经历。碧细把她的口述笔录下来，1919年底在《世界杂志》（La Revue mondiale）发表，连载两期，次年增补后出版单行本，以《童年和革命的回忆》（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Révolution）为题。英文版1926年在纽约出版，书名《中国姑娘》（A Girl from China）。

1919年3月至1920年10月，一千多个勤工俭学生涌到巴黎，由华法教育会接待。这个会没有会址，借用华侨协社位于巴黎近郊哥伦布镇的一座房子。虽有三层楼，但地方有限，路过或未有居所的留学生在此暂住，很快便出现人满之患。碧细知道后，捐出一个美制大帐篷（留学生称为布棚），竖立在后院的空地上，可供近两百人住宿，收容过很多留学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9年10月，郑毓秀回国，到四川演说，提倡女性走出国门留洋，得到热烈反应。次年10月，她带同二十位女学生回到法国。到达后不久便遇到勤工俭学危机。法国面临战后士兵复员的失业潮高峰，中国学生陷入无工可做的绝境，喊出求生权、求学权的口号，近四百人群集巴黎，准备到使馆请愿，要求政府每月发给四百法郎，为期四年。郑毓秀是女留学生的公认领袖，担起保护责任。她向碧细求助，在示威前夕，把十二位女学生带到碧细家中，碧细提议向她们提供每月三百法郎的补助，为期一年，以渡难关，同时要求不要去示威。所有人都同意，但仍有三人参加了行动，碧细未加责备，照发补助。

她的补助后来扩展到全部勤工俭学女学生，总共四十多位。1923年，她又为女学生设立八个奖学金，有些人连续三年得到补助。男学生也有人受益，他的丈夫在1923年说，她同时接济的人数最高时达到五十人，超过女学生之总数。有研究者估计，先后受益者超过一百人。盛成是受益男学生之一：

我当时去蒙白里的学费，暂时由于夫人担任，每月接济二百法郎。蒙白里的生活程度虽低，每月至少须三百法郎；另一百法郎由工作来补不足。

补足工作由蚕桑科主任安排，当杂务实习生，每月一百二十法郎。这期间，碧细曾经给他寄过罐头、点心和饼干等食物包裹。

勤工俭学生深受经济问题困扰，盛成在这方面的运气却很好。碧细补贴一年后，把他介绍到他的丈夫参与管理的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该会新开设十个奖学金，帮助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盛成入选，每年得到六千法郎。连续两年后，他拿着蚕桑科主任一张满溢褒词的证明书，向法国外交部申请外国学生奖学金，他与二十二位中国留学生一起被选中，这张证明书现在仍保留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

然而，有些留学生看在眼内，心生不满，甚至诸多猜疑。盛成风尘仆仆从南部赶到巴黎，本为留学生争分庚子退款，大家受益，没有想到开会的时候，他的政府奖学金受到诸多责难：

勤工同学中有指我受法国外交部收买的。要卖还卖贵一点，这二百法郎一月太少，不值卖身，遂宣布与中法监护委员会变相的中法友谊会脱离关系。

后果连累到已到手的第一季奖学金，一并退还给法国政府。盛成没有家庭经济支持，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1927年他应瓦莱里之请撰写生平，对所有奖学金一字不提：

到法之后，即为勤工俭学生，进杜西陇木工厂作工，入万多门中学读书，万多门乃法国诗人龙沙之故里。

未几，复入工厂。

既而再入学校，进蒙白里农业专门学校。

复入工厂，到尖山脊山以及屹山育蚕场中工作。Pyrénées Cévennes, Alpes

复回学校。

复入工厂，到脊山中纺纱厂与丝厂去做工。

再回蒙白里农业专门学校充见习生。

复进工厂，到意大利北部蚕场做工。

再入学校，进意国国立巴都蚕学院卒业。

再回法国，到蒙白里，进大学，研究自然科学，民十三，得理硕士位。

复入农场作工，在蒙白里园艺试验场作工。

再进大学，预备博士论文，同时授徒以谋生，曾代理蒙白里农专实习主任。论文成[绩]列最优等。现在巴黎理科大学教授“比较蚕桑学”。

不断在工厂和学校之间再进和复入，好像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勤工俭学生，必须先勤工才能俭学。事实相反，盛成年年都享受奖学金，再看工作地点和时间，大多与蚕桑和假期有关，不如说是大学生的实习课或者假期工。到了被迫放弃奖学金后，变成必须先勤工才能俭学，仅仅五个月，他就决定中止学业，抛弃已经开始的博士论文，计划暑假一到就离开法国。

争分庚款运动在盛成返回南部后，偃旗息鼓，寿命之短，留学生的回忆文字或者中法文献都未见记载，只有罗曼·罗兰保存的这两种印刷件。

1927年　瑞士夏令讲习班

罗曼·罗兰收到盛成的信件后，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作了记录，这是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盛成，离开第一次来信已经六年：

和另一个中国青年的通信。他在塞特海洋生物研究所：盛成。

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和平主义宗师的演讲词，请我写序。我向他提出几点善意的意见：我问他：一，几个伟人，例如老子、孔子、孟子等，是否代表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或者，他们的思想是否针对差别很大的事物状况作出的反应；二，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时发生过什么事？我也不赞成他在著作中插入对基督教的粗暴指摘。我说不要把地球上一部分的优越之处来反对另一部分，而要不偏不倚去观察两者的优点和缺点，努力联合善来反对恶。他回答说，他被“像鸦片那样毒害中国”的基督教所激怒！

接下来，他抄录了盛成9月3日反驳信的主要内容，好像他预感到此事还会有下文，需要记下来。仅仅过了十天，他接到盛成的新年来信，一封奇特的贺年信。

亲爱的罗曼·罗兰，

我不能让一九二七年新年过去，而不向你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是一位心肠善良的人，如果没有和平，一定不能生活。

愿你里外充满和平！

我从巴黎经克莱蒙-费朗归来。愉快的归来！我在巴黎那间“欧化中国人心理学院”的课程结束了。

我的朋友席瓦已经从伦敦回来，谈起在英国的印度人，他说我们的学校就要称为“欧化东方人心理学院”了。

欧化的东方人是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障碍和敌人。无论本国和国际的社会断裂，他们都是真正的根源。

他们使得对东方的“斯拉夫优越论者”的批评更有力量。这些个人主义者，自私，惰性，软弱，虚荣，伪善，卑鄙。

内心高呼“人人为我，我为自己”。手中握着利剑，要求利益，而非权利。

他们组成政治党派！这些捣乱者把自己的心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为所有人跟他们一样，是一群小苍蝇，追逐个人利益和过眼烟云的名声。

亲爱的罗曼·罗兰，你想拉近各国民族的距离。你知道，我们离开目标还很远。

日内瓦、伦敦或巴黎的代表大会，集合几只路过的鸟儿，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善唱的鸫鸟，肥胖的麻雀，夜出的猫头鹰，和平的鹰，用一两个月，一两个星期，一两天，一两个小时，一两分钟，为可怜的和平起草一个永恒的纲领，起草一个一闪而过的日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