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终于同意成立中央情报组

当时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明确希望能成立一个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情报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机关。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国务院也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随着战略情报局的解散，这些部门都开始抢地盘来了。

这种混乱的现状，让曾是多诺万得力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很是痛心。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儒将。他坚信美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要想在战后获得世界的新霸权地位就只能是靠碰运气，只得仰英国鼻息。他主张，美国的情报工作应该由一个新成立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任务。

但是在华盛顿当时几乎已经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了。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谋职业去了，在三个月内就走掉了近一万名工作人员。到1945年年底时，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还不到两千人。连当时驻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员也几乎全走光了。“珍珠港事件”四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经搅乱了美国情报机构，就回到了纽约，在他的兄长约翰·杜勒斯和人合伙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这些人都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去日无多了。

那些没有离开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了国务院和其他一些研究局，结果也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后来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过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

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冷战格局正在酝酿之中。

杜鲁门

在1945年夏天德国纳粹投降的日子里，美国战略情报局曾派遣了一支人马进驻千疮百孔的柏林，监视正在向欧洲大陆挺进的苏联红军的一举一动。当时派驻德国主管的艾伦·杜勒斯一到柏林后，就在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比较齐全的大楼用做办公室，马上开展工作。他手下的爱将理查德·赫尔姆斯设法监视苏联人。半个世纪后成为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

赫尔姆斯这一次是随艾伦·杜勒斯重返柏林。他23岁时，曾以美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采访了希特勒，由此而一炮走红。他这次来到柏林后不久，就听到了杜鲁门准备解散战略情报局的消息。

杜鲁门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驻柏林情报站的那些人简直怒不可遏。他们在艾伦·杜勒斯的带领下，来到柏林的那家征用来的酿酒厂里，一边肆无忌惮地喝着正宗的德国啤酒，一边愤怒地发泄着对这道命令的牢骚。艾伦·杜勒斯没有想到，多诺万所构想的美国情报机构没有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让赫尔姆斯也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任务就此戛然而止。那天晚上，他们恨不得把这家酒厂一把火烧了。

但是几天后，华盛顿的总部却传来了一份电报，电报声称要他们“坚守岗位”。这又让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份电报来自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之手。

1945年9月26日，就在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六天后，美国国防部作战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了。此人一直坚决反对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以为总统这一次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就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于是他愤然辞职。

亨利·斯廷森辞职之后，约翰·马格鲁德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就走进了五角大楼，与亨利·斯廷森的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准备劝说总统成立新的情报机构。约翰·马格鲁德无论是对多诺万本人还是对战略情报局都是有感情的。他和约翰·麦克洛伊是多年的好朋友，也知道这位部长助理在华盛顿的能量，在五角大楼更是一呼百应。他决定趁机游说约翰·麦克洛伊，和他共同联手，迫使杜鲁门总统接受多诺万的建议。

当约翰·麦克洛伊听完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觉得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两人就联合起来，联系了国防部的其他一些人，共同抵制杜鲁门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

两个“约翰”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杜鲁门总统果然做出了让步，采取妥协的办法，将撤销后的战略情报局改名为战略情报处。“维持战略情报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又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

这时，约翰·麦克洛伊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战略情报处处长助理，并且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同时还告知杜鲁门总统，对情报工作要“有所作为”。

在“战略情报处”的新招牌下，马格鲁德向驻海外的各情报站下达了命令，命令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就在这时，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德国，正在同美国抢占地盘。马格鲁德立即向东德派出特工人员，企图阻止苏联红军接管东德。他们在德国收买警察和政界人士，以便在东德建立情报网络。但是，战略情报处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最终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人不仅顺利地接管了东德，并且在欧洲大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东德的失手，并没有影响战略情报处的积极性。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开始着手整顿那些涉足柏林黑市的军官。当时柏林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当作买卖的商品。那时，如果你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下20箱骆驼牌香烟，那么你转手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出厂的奔驰汽车。

这些美国特工人员除了整顿市场秩序之外，还在搜罗那些知名的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人所用。不过，由于忙于摸清苏联人的动向，这项工作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些美国特工当时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着手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11月，战略情报处派驻柏林的另一位军官彼得·希契尔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全面接管东德。”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时才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以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北非和朝鲜推进。如果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局面的形成，甚至会引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面对新的战争的威胁，美国情报界的头目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通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通过谍报活动了解新的世界局势，赫尔姆斯等人即属此类。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通过秘密行动把战场引到敌方，以此来改变世界格局，当时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原是密西西比的一位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奉命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略情报局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新站长。当时苏联红军和美军代表团已经控制了布加勒斯特，威斯纳立下了军令状，负责监视苏联红军的行动。他和年轻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了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苏两国的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苏联人把酒言欢的战略情报局官员。当时他曾很自豪地向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他已和苏联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威斯纳这种所谓的“良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苏联人早就在他的战略情报局内部署了人员，而且很快就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苏联人很快就夺得了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他们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威斯纳眼睁睁地看着27节车厢满载着这些罗马尼亚人浩浩荡荡驶出布加勒斯特车站，向遥远莫测的西伯利亚方向驶去。这段记忆让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略情报局驻德国情报站，向赫尔姆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当年年底，他们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促膝相谈，而谈得最多的是，不知道这次回国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容忍他们的情报组织的存在。

面对来自欧洲的“红色恐怖”，美国人感到了新的威胁。这时，杜鲁门也清醒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杜鲁门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了混乱，决定拨乱反正，于是招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少将，告诉他准备成立新的情报机构。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统一情报体系，一个以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总统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全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并且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情报行动的执行机构，管理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

索尔斯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的。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一心只想尽快回到圣路易超市去赚钱。而令索尔斯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的组长。果然在1月23日，索尔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威廉·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在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了这次授衔典礼。杜鲁门总统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索尔斯得到这个新的任命之后，感到有点惊慌失措。当时的中央情报组大约有2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他只是苦笑着说：“我想回家。”

索尔斯虽然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想要什么，也许总统自己也不知道。杜鲁门只是说过，他要每日情报摘要，免得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看2英尺高的一大堆电文。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也许只有那些不知所云的“情报摘要”，才是杜鲁门总统看得上眼的东西。

关于中央情报组所肩负的任务，马格鲁德将军认为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以从事秘密活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份来自白宫的书面文件提到这件事，美国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更是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但索尔斯还是在他很短的任期内留下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急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唯一的认识途径就是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被美国人称为“俄罗斯通”的乔治·凯南。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不苟言笑，堪称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杀手，战友和同事对他又敬又畏。他事必躬亲，极尽辛劳。

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生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二战时他和苏联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作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山区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过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当时艾伦·杜勒斯患上风湿病，但还是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让他失去了一个控制柏林的好机会。

1946年3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指示。凯南已在苏联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已经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东欧的许多国家，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苏联境外的一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

史密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几天，凯南就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它不仅是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份电报，也应该是世界电报史上最长的电报之一。整个电报全文长达8000多字，详细地描述了苏联的“偏执”。凯南在电文中深刻地指出：苏联人对理性逻辑没有反应，对“武力逻辑”却极为敏感，这让美国人不得不防。

凯南由此声名鹊起，很快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最出色的克里姆林宫专家，被人称为“俄罗斯通”。也正是由于这封电报，提前改变了美苏两个大国当年在二战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之交的盟友关系，从而成为冷战的对手。多年以后，凯南还在回忆时说道：“我们因战时的经验而习惯前方有个大敌。这个敌人必定位于中心，而且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和斯大林，1946年4月一个凄冷的夜晚，史密斯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豪华轿车来到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一到大门口，就有好几位苏联情报官查验了他的身份。车子一路经过古老的教堂和宫墙内塔楼底下的残破巨钟。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和红条裤子的士兵敬礼后引导他向深宫走去。史密斯只身前往，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过长廊，穿越几道缀着深绿色皮革的巍峨大门，最后才进入宽广空旷的会议厅，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元帅。

一见面，史密斯就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干什么？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听到这样的提问后，似乎显得有些不大高兴。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张废纸上胡乱地画着，出现在那张纸上的是一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规则的线条和圆圈。后来，他还是对史密斯说，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并且谴责丘吉尔不久前在美国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自己的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的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来遏制苏联吗？”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几乎连想都没有想，马上回答说：“没错。”

史密斯又接着问斯大林：“俄罗斯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两眼直盯着史密斯说：“我们没有打算走多远。”

史密斯的这次拜访除了自讨没趣之外，并没有问到什么名堂。当时美国也很清楚苏联的野心，不过就是搞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于是在1946年6月10日他们撤销了西德尼·威廉·索尔斯的中央情报组的组长一职，换上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