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疏篇
壹、《毛诗注疏》之《诗经》诠释及其得失
一、前言
《毛诗》为今日所见最早之《诗经》完整传本，故世人习以《毛诗》作为《诗经》之代表。其实《毛诗》家对《诗经》之诠释仅是《诗经》诠释流派中之一支。在东汉末年之前《毛诗》学尚不显于世，至郑玄（127—200）作《毛诗笺》之后，《毛诗》学始逐渐凌越今文三家《诗》，后三家《诗》相继亡佚，《毛诗》学派乃成为《诗经》诠释之主流。今日流传之《毛诗注疏》为研究《毛诗》诠释之重要材料，然《毛诗注疏》乃由《序》、《传》、《笺》、《正义》等不同之著作所组成，不同著作间又具有传承与发展之复杂关系，构成一完整之诠释系统。本文拟就《毛诗注疏》之形式结构、诠释内容、历史发展及诠释得失等方面加以析论，期能对《诗经》此一阶段之诠释传统有较深刻之认识。
二、《毛诗注疏》之形式结构
今本《十三经注疏》中之《毛诗注疏》包含经文、《序》、《传》、《笺》、《正义》等部分，[1]然此种结构乃自汉代以来逐渐发展积累而成。以下试对其形式结构略作分析。
《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2]又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页1708）。由《汉志》所载，可知汉代《毛诗》经文为二十九卷，与今文三家《诗》作二十八卷有别。又：《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乃单行，不与经文相连。有关汉代《诗经》经文卷数《毛诗》与三家《诗》间之差异，以及《毛诗》经文与毛《传》间卷数之差异，其原因学者虽尝有所推论，[3]然于文献无征，仍难知其详。
西汉盛行今文三家《诗》，《毛诗》尚不受重视。《史记》中未见有关《毛诗》之记载，至《汉书·艺文志》中乃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页1708）。
又同书《儒林传》云：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页3614）
此二处所言之“毛公”，当即是《毛诗故训传》之传述者，故此学派所传之《诗》号曰《毛诗》。《汉书》以后之著作中或复言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别，[4]然其说似有可疑。[5]
习《毛诗》之学者，据史传所载，西汉有贯长卿、解延年、徐敖、陈侠等；[6]东汉有尹敏、孔僖（？—88）、谢曼卿、卫宏（约25—57年前后）、贾逵（30—101）、郑众（？—83）、马融（79—166）、郑玄等。[7]史传中述及此等学者间亦有关于《毛诗》之著作，[8]惜除郑玄《毛诗笺》外，余今皆不传。
郑玄于其《六艺论》中，曾自述其作《笺》之宗旨云：
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9]
郑玄为《笺》，乃在《序》、《传》之基础上，对《毛诗》复作注解。其作《笺》之时，当即于《序》、《传》之下为之，为免与《传》文相混，故《传》下之注特标“笺云”以别之。[10]《毛诗》在《诗经》诠释史上能取得主流之地位，郑《笺》具有关键性之因素。
《传》、《笺》之外，《毛诗》另有《序》。有关《毛诗序》之作者及时代，后世学者论述纷繁，尚难定论。[11]今尚未得见早于郑玄作《笺》以前之《毛诗序》单独流传于世。据郑玄之说，《毛诗序》乃子夏所作，各诗之《序》原本相连，独立成篇，至毛公为《传》时，始分众篇之《序》，置于各诗之首。[12]郑玄此说，乃为符合其经说，详后文所论。
郑玄作《笺》之后，有魏王肃（195—256）为《毛诗注》，申毛难郑。自魏迄晋，虽郑、王之学迭有争胜，[13]至南北朝，则郑《笺》独立国学。[14]南北朝时，义疏之学兴起，[15]学者多据郑《笺》以作义疏。至唐初，唐太宗为统一经义，乃命孔颖达等修撰《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乃以隋代刘焯（544—610）之《毛诗义疏》及刘炫（约546—613）之《毛诗述议》为底本增损而成。[16]《毛诗正义》原本单行，不与经、注相连，后人称为“单疏本”。[17]将《毛诗》之《正义》与经、《序》、《传》、《笺》等合刻，始于南宋光宗绍熙（1190—1194）年间之“八行本”。[18]其后，至南宋晚年之“十行本”，又将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之《毛诗音义》附入注疏本中，称为《附释音毛诗注疏》，[19]此即是今日所习见《毛诗注疏》之基本面貌。[20]
由以上简略所述，可知《毛诗注疏》今虽将经文、《序》、《传》、《笺》、《正义》等合为一书，其中实包含几种不同时代有关《毛诗》诠释之著作。若分析其相互间之异同，当可考见此阶段《毛诗》诠释传统之沿袭与发展。
三、《毛诗注疏》之诠释内容
《毛诗注疏》对《诗经》之诠释，所涉及范围极广，兹就其中较重要数项，举例略作析论。
（一）诗旨阐释
对《诗经》各篇诗旨之阐释，主要由《序》定其基调，故《毛诗》学者或称《序》为“义”。[21]郑《笺》注《序》，时或对《序》义加以补充诠解。《正义》则多据《序》、《笺》之说以覆述诗旨，或更论述《序》说与经文间之对应关系。例如《王风·黍离·序》云：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卷4之1，页3）
郑《笺》注《序》云：
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卷4之1，页3）
《正义》疏《序》云：
作《黍离》诗者，言闵宗周也。周之大夫行从征役，至于宗周镐京，过历故时宗庙宫室，其地民皆垦耕，尽为禾黍，以先王宫室忽为平田，于是大夫闵伤周室之颠坠覆败，彷徨省视，不忍速去，而作《黍离》之诗以闵之也。……言“宗周宫室尽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闵周颠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叙其所伤之由，于经无所当也。（卷4之1，页4）
据《序》所述，“闵宗周也”乃此诗之主旨，“周大夫行役”以下，至“而作是诗也”则释此诗写作之背景。[22]郑《笺》注《序》，解释《序》所谓“宗周”即指“镐京”。《正义》除依《序》说覆述诗旨外，亦指出《序》中各句所述与经文间之对应关系。[23]本篇毛《传》对诗旨之说明并不明显，然首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毛《传》云：“彼，彼宗庙宫室。”（卷4之1，页4）则其解似与《序》说相符。又：据今存有关三家《诗》之资料考之，《韩诗》说谓：“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24]可知《韩诗》对《黍离》一诗诗旨之阐述乃异于《毛诗》。
诗旨之确立对诗篇内容之诠释方向具有指针性之影响。由《序》、《传》、《笺》、《正义》等所组成之诠释体系，其有关诗旨之阐释涉及许多《毛诗》学之重要理念，如“以史释诗”、“美刺”、“风雅正变”等，详下文所论。
（二）字词训解
字词训解为对诗文内容诠释之基础。[25]《毛诗注疏》之字词训诂主要见于《传》、《笺》及《正义》中，《序》中亦偶见训解之语。[26]字词训解之例，如《周南·芣苢》首章：“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传》云：
采采，非一辞也。芣苢，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任焉。薄，辞也。釆，取也。（卷1之3，页3）
郑《笺》云：
薄言，我薄也。（卷1之3，页3）
《正义》疏《传》“芣苢，马舄”云：
《释草》文也。郭璞曰：“今车前草，大叶，长穗，好生道边，江东呼为虾蟆衣。”陆机[27]《疏》云：“马舄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也。今药中车前子是也。幽州人谓之牛舌草，可鬻[28]作茹，大滑，其子治妇人难产。”……言“宜怀任”者，即陆机《疏》云所治难产是也。（卷1之3，页3—4）
又疏《笺》、“薄言，我薄”云：
毛《传》言“薄，辞。”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训经“言”也。“薄”还存其字，是为“辞”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于义无取，故为语辞。《传》于“薄污我私”不释者，就此众也。（下略）（卷1之3，页4）
案：此处经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传》释其中“采采”、“芣苢”、“薄”、“采”四词之义。《笺》云：“薄言，我薄也。”以申《传》，并解“言”字之义。《正义》疏解《传》文“芣苢，马舄”之说，首云：“《释草》文。”此谓毛《传》所据乃《尔雅·释草》之文。[29]以下《正义》又引《尔雅》郭璞《注》及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文以补充说明“芣苢”之名称、形状、功能等。《正义》疏《传》，一则阐明其解之来源，一则补充其说之不足，此皆“疏”体之常例也。另《正义》疏《笺》，以为《笺》乃在申述《传》义，谓《笺》言“我薄”者，乃训经中之“言”为“我”。此外，《正义》又讨论《传》解“薄”为“辞”之理由，以及《传》何以不在前《葛蕈》篇“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句下释“薄”字，而于此处为解之由。[30]
以上为《毛诗注疏》诠解字词之一例。然全书中有关字词之诠释，实有更复杂之现象。例如：《传》、《笺》对经文之诠解是否相同？二者若有歧异，《正义》如何处理？即为其例。[31]此外，字词训解与其他诠释内容之间亦具密切关系。如本篇毛《传》谓芣苢“宜怀任”，《序》解本诗之诗旨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卷1之3，页3）“乐有子”之说与《传》解芣苢“宜怀任”正可以相应，可见“字词”与“诗旨”之诠释具有密切之关连。[32]
（三）章句篇次
《毛诗注疏》对《诗经》各篇之章句区分及三百篇比篇之义等亦有所诠释，以下试分别论之。
今《毛诗注疏》中，每篇皆见标示章句，如首篇《关雎》篇末云：
《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33]四句，二章章八句。（卷1之1，页24）
此为对《关雎》章句之区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解此云：
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此。（《毛诗音义》上，页2）
若据陆德明之说，则此诗毛、郑之分章有异：毛分《关雎》为三章，首章四句，二、三两章各八句；郑分为五章，每章皆为四句。据此而推，其他诸篇，若未以“故言”区分新、旧章句之别者，即是毛公所分。然《正义》对《毛诗》中所附章句之著作年代，则持较审慎之态度，其疏《关雎》章句云：
定本章句在篇后。《六艺论》云：“未有若今传训章句”，明为传训以来，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后人，未能审也。（卷1之1，页26）
此言“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后人，未能审也。”所论未若《释文》之确定。
此外，《序》中亦偶见对诗文分章以述其义者，如《豳风·东山·序》云：
《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下略）（卷8之2，页6）
此《序》列举《东山》诗中各章所述之重点，为《毛诗序》中唯一之特例。[34]考此诗所标之“章句”云：“《东山》，四章，章十二句。”（卷8之2，页12）亦分《东山》为四章，与《序》说相合。
《毛诗注疏》对于《诗经》中《风》、《雅》、《颂》之次第及各体篇次之先后皆认为其具有深意，[35]《正义》对此论之尤详。如《关雎·序》[36]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卷1之1，页9—10）《正义》疏《序》云：
风、雅、颂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诗，故还取政教之名以为作诗之目。风、雅、颂同为政称，而事有积渐，教化之道，必先讽动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齐正。言其风动之初，则名之曰风；指其齐正之后，则名之曰雅。风俗既齐，然后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谓之颂。先风，后雅、颂，为此次故也。（卷1之1，页10—11）
此处《正义》虽主在疏解《序》中所言“六义”以“风、雅、颂”为次之义，实亦同于诠解《诗经》以《风》、《雅》、《颂》为次之由。再者《正义》对十五《国风》之先后顺序以及《风》、《雅》、《颂》中各诗比篇之由，亦皆有所诠释。据《正义》所释，十五《国风》先后次第之依据乃是：“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37]另《正义》疏解郑玄《诗谱》[38]亦一一阐明诸《国风》及《雅》、《颂》诗篇次第之义。[39]考《隋书·经籍志》尝著录刘瓛所著《毛诗篇次义》一卷，[40]又：《毛诗正义》乃据二刘义疏增损而成，由此可推，南北朝、隋代之学者对《诗经》篇次问题当颇有讨论。
（四）政治教化
阐扬《诗经》在政治教化上所产生之作用，可谓《毛诗注疏》诠释中最重要之内容。《毛诗》学之所以成为“经学”，乃由此等相关理论所构成。考《关雎·序》云：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卷1之1，页7—9）
《正义》疏《序》“故正”至“于诗”[41]云：
上言播诗于音，音从政变，政之善恶皆在于诗，故又言诗之功德也。由诗为乐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变动天地之灵，感致鬼神之意，无有近于诗者，言诗最近之，余事莫之先也。（卷1之1，页8）
又疏“先王”至“风俗”云：
上言诗有功德，此言用诗之事。……此皆用诗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诗之道为此五事也。（卷1之1，页9）
案：《序》谓诗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之功能，此即强调《诗经》在政治教化上之作用。《毛诗》学派基于此种基本理念，故其种种诠释乃由此出发，以达到教化之目的。以《国风》而论，《关雎·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卷1之1，页11）此谓“风”具有“风化”及“讽刺”二义。与此理念相应者，《毛诗》学派乃有“美刺”与“正变”之说，即谓正《风》为治世之诗，其诗述“风化”之功，为美；变《风》为衰世之诗，其诗陈“讽谏”之道，为刺。[42]“美刺”与“正变”成为《毛诗》诠释中之重要理论。
《毛诗注疏》以政治教化之角度诠《诗》，其具体之例，如《关雎·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卷1之1，页3—4）又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卷1之1，页18）《关雎》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云：
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卷1之1，页20）
此种以褒美“后妃之德”作为诠释《关雎》篇之主要观点，[43]以期达到“王化成”之最终目的，亦可见《毛诗》诠释之重要特质。
因《毛诗》学派以阐扬《诗经》政治教化之作用为主体，故其诠释特强调“礼”、“礼乐”或“礼义”。郑《笺》以礼释《诗》，此前人已多有讨论。[44]即以毛《传》而言，亦屡见其言及“礼”者。如《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传》云：“言礼乐不可一日而废。”（卷4之4，页7）又如《陈风·泽陂》：“有美一人，伤如之何？”《传》云：“伤无礼也。”（卷7之1，页16）此外，《正义》释经文及注，对于《序》、《传》、《笺》中所言似与礼文有所违异者，每加疏通，使其合理通畅，此种诠释，亦颇具特色。
（五）文法修辞
《毛诗》学者阐释《诗》义，时亦论及经、注中之文法、修辞现象，或从文法、修辞观点以说明诠解之合理。此类说解，从《传》、《笺》至《正义》，由简而渐繁，为今日研究古汉语文法、修辞理论之珍贵材料。[45]
毛《传》释《诗》，屡云：“某，辞也。”如《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传》云：“且，辞也。”《正义》疏《传》云：
下《传》以“狡童”为昭公，则此亦谓昭公也。“狡”、“童”皆以为义，嫌“且”亦为义，故云：“且，辞。”（卷4之3，页9）
又《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传》云：“思，辞也。”《正义》疏经云：“毛以为……思，语辞，不为义。”（卷16之1，页9）此二处，《传》解为“辞”者，当如《正义》所谓“不为义”之“语辞”，即后世所言之“虚辞”。此种对虚词之说明，至《正义》乃更详密。此外，如《郑风·褰裳·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郑《笺》云：“狂童恣行，谓突与忽争国，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卷4之3，页12）《正义》疏《序》云：
作《褰裳》诗者，思见正也。所以思见正者，见者自彼加己之辞，以国内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极恶行，身是庶子而与正适争国，祸乱不已，无可奈何，是故郑国之人思得大国之正己。（下略）（卷4之3，页12）
此处《正义》解《序》“见”字之义，云：“见者自彼加己之辞”，故《序》云：“思见正”，即谓“郑国之人思得大国之正已”。此种对此类“见”字文法作用之解释，屡见于他篇，亦值得重视。[46]
在修辞方面，《周南·关雎·序》言及诗之六义，《正义》以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卷1之1，页11）此以赋、比、兴为作诗之法，属修辞之范围。毛《传》释《诗》，屡标“兴也”，郑《笺》亦每对《传》言“兴”之义有所阐释或补充。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传》云：“兴也。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笺》云：“兴者，喻[47]时妇人皆得以年盛时行也。”（卷1之2，页15）此处《传》仅言“兴”而未解兴义，《笺》则以“喻”释兴。[48]《正义》尝于《关雎·序》疏云：“比之与兴，虽同是附託外物，比显而兴隐。……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卷1之1，页10）后世对《传》、《笺》、《正义》言“兴”之义，颇多论述，[49]兹不细论。
《毛诗注疏》诠《诗》，有关修辞者，除“兴”之外，亦尝论及“省文”、“互文”、“倒文”、“变文”、“重言”、“假言”、“甚言”等现象。[50]因篇幅所限，仅举一例以论之。如《卫风·淇奥》首章：“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传》云：“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石之见琢磨也。”（卷3之2，页11）又同诗第三章：“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传》云：“金锡练而精，圭璧性有质。”《笺》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学而成也。”（卷3之2，页13）《正义》疏三章《传》“金锡至有质”云：
此章与首章互文：首章论其学问听谏之时，言如器未成之初须琢磨；此论道德既成之时，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传》以金锡言其质，故释之，言此已练而精；圭璧举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质，亦互文也。言金锡有其质，练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实，琢磨乃成器。故《笺》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学而成之。（卷3之2，页13）
据《正义》此释，《传》、《笺》所解，皆视本诗一、三章之间具有“互文”之关系。[51]若依此种以修辞角度所为之诠解，则本诗之内容含义，乃更显深刻丰富。
以上所述，为《毛诗注疏》对《诗经》诠解之重要内容。《毛诗注疏》诠解之内容极为繁富，此处仅言其大略。
四、《毛诗注疏》中所见《毛诗》诠释之传承与发展
今日所见由汉代至唐初之《毛诗》诠释著作，仅《毛诗注疏》中所含之《序》、《传》、《笺》、《正义》为完帙，[52]余皆亡佚不全。故《毛诗注疏》为研究由汉至唐《毛诗》学最重要之材料。由《序》、《传》至《笺》及由《笺》至《正义》，因相互之关系及时代之差异，其诠释乃具有传承与发展之二重现象，此亦即《毛诗》诠释历史之发展。以上试分为二阶段论之。
（一）《笺》对《序》、《传》之继承与发展
《序》、《传》间时代之先后问题，因牵涉复杂，尚难定论。唯在《毛诗》学发展过程中，《序》、《传》间具有相应之关系，似可断言。[53]
至东汉末叶，郑玄作《毛诗笺》，由于其对《序》、《传》遵从之程度有异，故其诠释乃得有发挥之空间。考郑玄先从张恭祖学《韩诗》，[54]通今文家义，后得《毛诗》，乃依毛《传》作《笺》，故其《六艺论》中云：“注《诗》宗毛为主。”然郑《笺》除申毛、补毛之外，亦有易毛之处，此前人尝多论之。[55]相对于《笺》对《传》之态度，其于《序》则较尊重，此盖因郑玄以《序》乃子夏所作，[56]子夏既“亲承圣旨”，[57]依《序》为释，亦即在阐述孔子圣意，此可提高《毛诗》之经典价值。故郑玄作《诗谱》，即依《诗序》所述各诗之本事以立谱。又《诗谱·序》明白揭示正、变《风》、《雅》之篇目，此种“风雅正变”之说亦承袭《序》说而有所发展。[58]
然郑玄对于《诗序》并非全然遵从，亦有改正《序》文之处，唯郑玄将《序》文之讹误归因于毛《传》之改易。如《小雅·十月之交·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郑《笺》云：
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卷12之2，页1）
郑玄提出数事以论证此非幽王时诗，故言《序》“刺幽王”当为“刺厉王”之讹。又因《序》所述诸诗之时代乃与诗篇之先后顺序相应，此篇若为厉王时诗，则篇第不宜在此，故《笺》谓“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考郑玄谓《毛诗》各篇之《序》本合编相连，“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59]故当其欲改动《十月之交》以下四篇《序》文“刺幽王”为“刺厉王”时，乃云《序》尝为毛公所改易，已非《序》文之旧。郑玄此说是否有其实据，今难以验证，然可视为其诠释之一种策略。
郑《笺》中有以谶纬解《诗》者，如《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二诗，以感生之说释周、商二代始祖之诞生，此为《序》、《传》所未言。[60]郑玄以谶纬解经，与其所处之时代风气有关，后人对此则颇有批评。[61]
此外，郑玄生当东汉末叶，于时政衰世乱，后世学者指出《笺》中寓有感伤时事之语。[62]今考郑玄笺变《雅》之诗，顺经为释，所言恰与其所处乱世之情境相符，本为情理之常，似不宜过度穿凿《笺》中所指涉汉季之时事。
（二）《正义》对《序》、《传》、《笺》之继承与发展
自郑《笺》至《正义》间之《毛诗》学著作，今亦皆亡佚不全，仅能从史书及《正义》、《经典释文》等所引中得其梗概。南北朝时，义疏之学兴起，《毛诗》学亦由“注学”转而为“疏学”。[63]义疏乃依一家之注以诠释经文，经、注并释，故义疏之诠释相对于注文而言，可谓一种“再诠释”。义疏本无“不破注”之体例，然因唐初修撰《五经正义》，乃为统一经义以作为科举考试之依据，故《毛诗正义》据二刘义疏修撰，乃删去疏中多数驳注之文。[64]
《正义》既依《序》、《传》、《笺》以释经，则其诠解大体即沿袭注说。然因《传》、《笺》之解间有歧异，《正义》于阐释及辨别毛，郑二家之同异时，乃有较大之诠释空间。《正义》除继承注说外，其诠释亦有所发展，兹分以下四项以论之。
1.以文学修辞角度解《诗》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文学理论及文章写作技巧之探讨日益深刻绵密，[65]儒者解经，当亦受此风气之影响。《正义》中时见以“互文”、“省文”等角度以释经，已如前节所述。此外，如《卫风·河广》首章：“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传》云：“杭，渡也。”《笺》云：“谁谓河水广与？一苇加之则可以渡之，喻狭也。今我之不渡，直不往耳，非为其广。”（卷3之3，页11）《正义》疏《笺》云：
言“一苇”者，谓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苇也。此假有渡者之辞，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时，卫已在河南，自卫适宋不渡河。（卷3之3，页11）
案：《序》云：“《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郑《笺》云：“宋桓公夫人，卫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义不可往，故作诗以自止。”（卷3之3，页10）据《序》、《笺》之说，此诗为宋襄公母宋桓夫人被出之后在卫思襄公而作，而诗中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之语。然以地理位置考之，当时由卫至宋，实不用渡河，《序》、《笺》之说似有可疑，故《正义》云：“此假有渡者之辞，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以疏通之，此据修辞“假喻”之说以释经义也。
此外，《正义》对《诗经》中因“取韵”、“韵句”之需所作之修辞现象亦时有阐述，如《郑风·丰》第三章：“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传》云：“衣锦褧裳，[66]嫁者之服。”（卷4之4，页2）《正义》疏《传》云：
知者，以此诗是妇人追悔愿得从男，陈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妇[67]人之服不殊裳，而经衣、裳异文者，以其衣、裳别名，经须韵句，故别言之耳。其实妇人之服衣、裳连，俱用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传》衣锦、褧裳互言之。（卷4之4，页2）
此以“经须韵句”释经中妇人之服衣、裳别言之由，可见《正义》对《诗经》取韵现象，颇有深刻体会。
《正义》以文学修辞角度解《诗》尚不止上述所论，因篇幅之故，此处仅言其大略。
2.以情理解《诗》
《正义》解经，每论及“人情”及“理”，盖经之所陈为人生常道，解经者诠释经典，须合乎人情及常理，始得适切。如《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传》云：“父母谓文武也。我，我天下。愈，病也。”《笺》云：“自，从也。天使父母生我，何不长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后？穷苦之情，苟欲免身。”（卷12之1，页10）《正义》疏《笺》云：
上言“念我独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诉己身，未及论天下也。文武[68]虽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时之虐政，诉上世之哲王，[69]非人情也。故知诉天使父母生我也。（卷12之1，页10）
“父母生我”一句，《传》、《笺》异解，《正义》释《笺》易《传》之由，谓“遇今时之虐政，诉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虽在推阐《笺》意，其重视人情，亦可见矣。[70]
此外，如《小雅·鹤鸣》：“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传》云：“良鱼在渊，小鱼在渚。”《笺》云：“此言鱼之性，寒则逃于渊，温则见于渚。喻贤者世乱则隐，治平则出，在时君也。”（卷11之1，页8）《正义》疏《笺》云：
此文止有一鱼，复云“或在”，是鱼在二处。以鱼之出没喻贤者之进退，于理为密，且教王求贤，止须言贤之来否，不当横陈小人，故易《传》也。（卷11之1，页9）
《正义》阐释《笺》易《传》之由，其一乃因“以鱼之出没喻贤者之进退，于理为密。”此即《正义》以“理”作为准绳以权衡解经是否适当之例也。
3.对《诗》中情境、义理之阐释
因《正义》为“疏”体，故对《诗》中之情境能有较详明之阐释，甚或推衍《传》、《笺》所未道者。如《卫风·木瓜·序》：“《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卷3之3，页15）其首章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传》云：“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琼，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笺》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琼琚为报木瓜之惠，欲令齐长以为玩好，结己国之恩也。”（卷3之3，页16）《正义》疏经云：
以卫人得齐桓之大功，思厚报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设使齐投我以木瓜，我则报之而不能，乃假以琼琚。我犹非敢以此琼琚报齐之木瓜，欲令齐长以为玩好，结我以恩情而已。今国家败灭，出处于漕，齐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71]何以报之。（卷3之3，页16）
此处《正义》据《序》、《传》、《笺》为说，对《诗》中之情境，所释颇为详明。
《正义》对《诗经》中所蕴含之义理，亦时有阐述。如《小雅·十月之交》首章：“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传》：“之交，日月之交会。丑，恶也。”《笺》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下略）”（卷12之2，页2）《正义》疏《笺》，论述“圣人以神道助教”之义云：
然日月之食，于筭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者，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土，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皆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远，有时而验，或亦人之祸衅，偶与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戒，使智达之士，识先圣之深情；中下之士，信妖祥以自惧。但神道是以助教，而不可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故其言若有若无，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矣。经典之文不明言咎恶，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刘歆等以为发无不应，是知言征祥之义，未悟劝沮之方，杜预论之当矣。（卷12之2，页4）
此段疏文对圣人“假灵神以为鉴戒”之理剖析甚为精微，可作为研究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宗教观之珍贵材料。此外，《正义》诠《诗》，对“天命”问题亦有所阐释，[72]兹不具引。
4.阐释义例
《正义》诠释经、注，对其中所蕴含之义例或“不为例”之处，常有所论析。如《正义》疏《周颂·谱》云：“《风》、《雅》比[73]篇，既有义理，《颂》亦当有也。”（卷19之1，页4）此谓《风》、《雅》、《颂》篇次之排列，皆有其义，已见前节所论。又如《周南·关雎·序》：“《关雎》，后妃之德也。”《正义》疏《序》云：
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是以《诗》者歌其性情，阴阳为重，所以《诗》之为体，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诗之作，直是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正经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变《诗》则政教已失，为恶者多，苟能为善，则赏其善事。征伐
狁，始见忧国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与正经有异，故《序》每篇言“美”也。（卷1之1，页4）
案：依《序》说，《关雎》既旨在赞美后妃之德，然《序》文仅言“《关雎》，后妃之德也。”不言“美”，故《正义》此处释《序》，乃揭示《序》文“正经例不言美”之体例也。
此外，《正义》对经、注“无义例”之处，亦加以辨析。如其疏首卷“周南关雎诂[74]训传第一”标题，对《诗经》篇名之取名，认为“名篇之例，义无定准，多不过五，少才取一。或偏举两字，或全取一句，偏举则或上或下，全取则或尽或余”。并推测其原因，云：“岂古人之无常，何立名之异与？以作非一人，故名无定目。”（卷1之1，页1）《正义》盖以为《诗经》篇名系作者所自定，因作者非一，故其名篇乃无一定之“义例”也。
自汉代以来，解经著作中即有“条例”一类，由经或传注中推求其条例。[75]然《毛诗》《序》、《传》、《笺》中未特言“例”，《正义》诠解经、注之义例，对《序》、《传》、《笺》而言，亦为一种发展。
由以上所论，可知自汉至唐，诠释《毛诗》之著作间，除有承袭之关系外，因时代之推移，其诠释亦有所发展。
五、《毛诗注疏》诠释之得失
《毛诗注疏》之诠释系统由《序》、《传》、《笺》、《正义》等四部分所组成，代表中国自东汉至唐代间《诗经》诠释传统之主流，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欲充分评论其得失，实非易事。以下拟就“解经方式”、“解经特性”、“解经价值”等三方面略作讨论。
（一）解经方式方面
《毛诗注疏》中之四种著作，以类别区别，《序》、《传》、《笺》为注，[76]《正义》为疏。前三者虽同为注体，其诠释方式及作用仍有不同。大体而言，《序》以阐释《诗》旨为主，罕言训诂。《传》解经文训诂，兼及修辞、史事、典故、义理等。《笺》解经、《序》、《传》之训诂、名物制度、修辞、史实、义理思想等。相对于汉代今文家盛行之诠释著作，《序》、《传》、《笺》之诠解代表古文家之传统，即重视古字、古义之训解，与今文家章句之学繁文缛说有别。[77]又：据《毛诗正义》所述，“就经为注”之解经形式始于东汉马融（79—166）之《周官传》。[78]马融为古文家，郑《笺》就经、《序》、《传》为注盖即袭自马融。就经为注，则所解有所限制，故较不易泛滥。此种注经形式乃成为东汉以降解经著作之主流。
《正义》为义疏之体，南北朝义疏之兴起，远绍汉代章句之学，近承晋代经义，且受佛家讲经风气之影响。其体依一家之注以解经，经、注并释。《正义》依《序》、《传》、《笺》为疏，所解较注为详明。然其弊则易流于细琐。如《大雅·灵台·序》：“《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卷16之5，页1）《正义》疏《笺》云：“此灵台所处，在国之西郊，诸儒以无正文，故其说多异。”（卷16之5，页2）其下《正义》历引许慎（约58—147）《五经异义》、郑玄《驳五经异义》、卢植（？—192）《礼记注》、蔡邕（132—192）《月令论》、颖子容《春秋释例》、袁准《正论》等说，以论述灵台、辟廱、明堂、太庙、太学间之关系，其结论谓袁准《正论》“可以申明郑意”。[79]《正义》此疏，以二千余言论述有关“灵台”问题，实未免于繁琐矣。[80]
《毛诗注疏》由《序》、《传》、《笺》、《正义》构成一完整之诠释系统。前人屡言“注不驳经”、“疏不破注”，[81]此就大体而言，诚有其理。然注以解经，解经者依其所持之经义以诠释经文，藉经文以寄寓理想，此种“寓作于述”之方式，虽未驳经，实已达“经为我用”之目的。又义疏本无“不破注”之体例，至唐修《正义》，始删去多数违注之说。《正义》解经，虽多依《序》、《传》、《笺》为说，然并非全无新意，已如前述。
《毛诗》由《序》、《传》、《笺》、《正义》间之传承与发展，组成一完整之诠释系统，此为其优点。然《毛诗》以政治教化为主要目的之诠释性格，自汉迄唐皆未改变。此种强烈规范性造成经典诠释风格之稳定，然亦限制其创造性。直至宋代，对《诗经》之诠释方向始有较大之改变。
（二）解经特性方面
《毛诗注疏》以阐释《诗经》在政治教化上之作用为其最主要之诠释内容。为能使《诗经》发挥其政治教化之作用，故《毛诗》学派之诠释乃比附史事，区分《风》、《雅》正变，藉美、刺以达鉴戒之功能。在实际诠释过程中，为使诗文与此诠释架构密合无间，则须藉种种方法以求经义之通畅，于此乃显现其解经特性。如《郑风·有女同车·序》：“《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卷4之3，页6）其首章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传》云：“亲迎同车也。（下略）”郑《笺》云：“郑人刺忽不取齐女亲迎与之同车，故称同车之礼，齐女之美。”《正义》疏《序》云：
忽宜娶齐女，与之同车，而忽不娶，故经二章皆假言郑忽实娶齐女与之同车之事以刺之。（卷4之3，页6）
又疏首章经文云：
郑人刺忽不娶齐女，假言忽实娶之与之同车。言有女与郑忽同车，此女之美，其颜色如舜木之华然，其将翱将翔之时，所佩之玉是琼琚之玉，言其玉声和谐，行步中节也。又叹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闲习妇礼。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无大国之助，故刺之。（卷4之3，页7）
案：《有女同车》于《毛诗》诠释系统中属于“变风”，《序》解其诗旨，谓此诗乃刺郑公子忽不昏于齐，以至于见逐，此盖比附郑国史事以见公子择偶之重要。然此诗二章皆陈同车女子之美与德，未显“刺忽”之义，故须藉“假言”之角度以诠释，使诗文与诗义密合也。由此例可以见出《毛诗注疏》之解经特性。基于此种特性，其诠解使《诗经》提升至经典之层次，可以作为政治教化之指南，然其缺点，则易使《诗》之诠释流于穿凿附会。
《毛诗注疏》之解经特性，使其重视《诗》与“礼”之关系，此亦显现《毛诗》学者将《诗》“经典化”之企图。然后世学者对此则颇有批评，如宋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卷3云：“郑学长于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82]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云：“郑《笺》之失在以礼解《诗》。”[83]因重视礼乐教化而忽略《诗经》中丰富之性情，此尤为现代学者指摘《毛诗》诠释缺失之重点。[84]
（三）解经价值方面
《毛诗注疏》代表中国自东汉至唐代《诗经》诠释传统之主流，欲了解此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对《诗经》之观点，则《毛诗注疏》为最重要之材料。清代学者颇强调注疏之重要，如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云：
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85]
阮氏此在强调注疏对研经之重要性。自宋代之后，因治经风气之转变，故渐废弃汉唐注疏而另立新途。然宋代学者亦有惋惜注疏之废者。如南宋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毛诗正义》四十卷”条云：
右唐孔颖达等撰。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繁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后，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用，甚无谓也。[86]
此对《正义》之价值亦颇予肯定。考六朝《毛诗》学之著作，今皆亡佚不全，其中存于《正义》所征引者，则可藉以知其梗概。今人潘重规先生《五经正义探源》一文中云：
余尝以为六朝义疏之学，百川并流，而以唐人《正义》为壑谷。盖六朝义疏之制，实汉学之津梁，而唐人经疏，又六朝经说之总汇。唐疏之底蕴明，而后六朝之经说出。[87]
据此可知，《正义》可作为研究六朝《诗经》学之重要凭借。
《毛诗注疏》除作为解经著作而存在外，其自身亦为研究中国思想史之珍贵材料。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即对《正义》在“中国精神史”研究上之价值，给予极高之评价，吉川氏在《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毛诗正义校定资料解说》一文中云：
盖作为中国精神史之资料，《正义》颇具价值。首先，无庸费辞，《正义》乃是对于作为中国人实践规范之“五经”及汉、魏人加诸其上之注，给予详明之解释，此种解释超越其他注释而成为最具势力者。考察其势力之由来，乃因对“五经”之字句，自汉以来不断反复讨论，至此书乃显现一种稳定。所谓“显现稳定”者，不外乎言：历经数世纪之讨论，使“经”之解释得到洗炼与淘汰，乃至获得最符合中国人常识之解释。……当然，《正义》中之解释，被认为乃歪曲“经”之原义者，亦为数不少。然此部分，就了解中国人之精神而言，仍为极重要之资料。有甚多情况，《正义》歪曲之解释，较诸被推定为符合经之原意者，更合乎中国人之普遍精神。[88]
吉川氏所言，虽泛论诸经《正义》，然就《毛诗正义》观之，其论亦颇中肯綮。
宋人研读《诗经》，逐渐废弃注疏而另立他途。至清代，则又有求索毛、郑古义者。[89]今日研《诗》，途径既多，[90]纠《注疏》之失者，颇不鲜见。“后妃之德”、“风雅正变”之说已成历史陈迹，不复为今日学者诠《诗》之重要依据矣。
六、结论
本文从形式结构、诠释内容、传承发展、诠释得失等四方面论述《毛诗注疏》对《诗经》之诠释。经由本文所论，可知《毛诗注疏》今虽集为一书，其中实包含《序》、《传》、《笺》、《正义》等四种《毛诗》诠释著作。东汉末叶，郑玄据《序》、《传》为《笺》，其时《笺》应已与《序》、《传》相连。唐代修撰《毛诗正义》，其初《正义》乃单行，不与经、《序》、《传》、《笺》相并，至南宋始见注、疏合刻。《毛诗注疏》之诠释内容，除对诗旨、字词、章句、篇次、文法、修辞等之诠释外，其最重要之主体乃在阐扬《诗经》在政治教化上之作用，故每从“礼”之角度以诠《诗》。《毛诗》学派由《序》、《传》至《笺》以及由《笺》至《正义》，其诠释除具有传承之关系之外，亦有所发展。《毛诗注疏》之诠释虽得失各具，今日欲了解中国由汉至唐《诗经》诠释传统之内容与历史发展，此书仍为最重要之材料。又：《毛诗注疏》虽为解经著作，其诠释内容中蕴含极多有关古代文法、修辞、思想等之研究材料，值得现代学者参考。
《台大中文学报》，第20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04年6月。
贰、论标点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的几个问题
[1] 十行本《毛诗注疏》另又录入［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之《毛诗音义》，然《经典释文》乃“音义”之作，其体例及性质与疏体有别，故本文未将《释文》纳入《毛诗注疏》之系统中。
[2] 见［汉］班固（32—92）：《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影印点校本），页1707。本文以下引书，若再次征引为同一版本，则径标页码，不复加注。
[3] 如［清］王引之（1766—1834）：《经义述闻》（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影印本），卷7，“毛诗经二十九卷”条云：“《毛诗》经文当为二十八卷，与鲁、齐、韩三家同，其《序》别为一卷，则二十九卷矣。《志》曰：‘《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盖以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三《颂》为三卷，合为二十八卷。……毛公作《传》，分《周颂》为三卷，又以《序》置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页38—39。［清］陈奂（1786—1863）《诗毛氏传疏·叙》说同。
[4] ［唐］孔颖达（574—648）：《毛诗正义》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见《毛诗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1之1，页2。此引郑玄《诗谱》之说也。另［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云：“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卷下，页18。
[5] ［清］永瑢（1743—1790）、纪昀（1724—1805）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武英殿本）中论云：“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卷15，页5。此以郑玄、陆玑之说为可据。然考西汉末班固仅言“毛公”，至东汉末郑玄却知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别，至三国陆玑则又知毛亨、毛苌之名，时代愈后而所知愈详，实不能无疑。
[6] 《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页3614。
[7] 见《后汉书·儒林传》及贾逵、郑众等传。
[8] 如《后汉书·儒林传》云：“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页2575—2576。今谢曼卿之训及马融之《传》皆不传。卫宏《序》则有学者疑其乃今之《毛诗序》，此问题牵涉复杂，容他文考辨，兹不细论。
[9] 《六艺论》今佚，此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影印《通志堂经解》本），《毛诗音义》上“郑氏笺”条下引，页1。
[10] 《序》下之《笺》则未标“笺云”，《经典释文》解释其故云：“《序》并是郑注，所以无‘笺云’者，以无所疑乱故也。”见同上注。
[11] 相关之论说，参见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卷88、蒋善国：《三百篇演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张西堂：《诗经六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等，另今学者论述颇多，兹不繁引。
[12] 见《小雅》《南陔》、《白华》、《华黍》三诗《序》下《笺》文，卷9之4，页10—11。
[13] 《经典释文·序录》云：“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荆州刺史王基，驳王肃，申郑义。晋豫州刺史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异同，朋于王。徐州从事陈统，难孙申郑。”《序录》，页19—20。
[14] 《经典释文·序录》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序录》，页20。
[15] 有关义疏兴起原因之探讨，参见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原刊香港《新亚学报》4卷2期（1960年12月），后收入氏著：《注史斋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及戴君仁：《经疏的衍成》，原刊台北《孔孟学报》19期（1970年4月），后收入氏著：《梅园论学续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等文。
[16] 有关《毛诗正义》修撰之底本及修撰经过，详参拙作：《五经正义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7] 今尚存有南宋覆北宋本《毛诗正义》单疏本一种，阙前七卷，原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藏，1936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出版。
[18] 此本每半叶八行，故称“八行本”，为南宋浙东茶盐司所刻，惜今已不得见。
[19] 此本每半叶十行，故称“十行本”。又此本为注疏本之祖，明嘉靖间之闽本即祖此本，而闽本又迭衍为监本、汲古阁本等，兹不详述。［清］阮元（1764—1849）所刻“江西南昌府学本”亦称据十行本重刊。
[20] 有关《毛诗注疏》之刊刻情形，参见屈万里先生：《十三经注疏板刻述略》，收入氏著：《书佣论学集》（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69年）及拙作：《五经正义研究》第二章《五经正义之修撰与版本》。
[21] 如《毛诗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絜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正义》解“有其义而亡其辞”云：“此二句毛氏著之。”卷9之4，页11。郑《笺》云：“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卷9之4，页11。此处郑玄乃称《序》为“义”。
[22] 学者考辨《毛诗序》之作者及时代，或有将各诗之《序》分为前后二部，称“前序”、“后序”若“古序”、“续序”者。本文将《序》视为郑玄作《笺》前已成形之著作，故以《序》之整体论之。
[23] 《正义》除指出《序》文与经文间之对当关系外，亦有论及两者所述内容顺序之同异者，如《魏风·伐檀·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正义》疏《序》云：“经、《序》倒者，《序》见由在位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经先言君子不仕，乃责在位之贪鄙。（下略）”卷5之3，页9，即其例也。
[24] 见［宋］李昉（925—996）等奉敕纂：《太平御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卷923《羽族部》引曹植（192—232）《令禽恶鸟论》文，页6。相关之论说，参见［清］王先谦（1842—1917）：《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页315。
[25] 相关之讨论，详参拙文：《字义训诂与经典诠释之关系》，台湾省新竹市：《清华学报》新32卷1期（2003年10月）。
[26] 如《大雅·召旻·序》云：“《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卷18之5，页13—14；又《周颂·赉·序》：“《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卷19之4，页19。
[27] “机”，明毛晋汲古阁本作“玑”，当从毛本为正。相关考辨，详参陈鸿森：《禹贡注疏校议》，台北：《大陆杂志》79卷6期（1989年12月）所论。
[28] “鬻”，［清］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卢宣旬“补校”谓当作“
”，见阮刻本《毛诗注疏》卷1之3，页18附。
[29] 《正义》于卷1疏“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标题云：“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而为《诗》立传。”卷1之1，页1。故若《传》训与《尔雅》文相同时，每标其来源，谓《传》文出于《尔雅》某篇也。
[30] 《周南·葛覃》篇次在《芣苢》之前，其诗中有“薄污我私，薄澣我衣”之句，而《传》未解“薄”字，故《正义》有此释。
[31] 邱惠芬：《〈毛诗正义〉诠诗之研究》（台湾省中坜市：“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对此问题尝有所探讨。
[32] 另如《韩诗》则以为《芣苢》之诗旨为“伤夫有恶疾也”。故其解芣苢为“臭恶之菜”，对芣苢之性质，所解与《毛诗》迥异。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页47—48。
[33] 卢宣旬：《毛诗注疏校勘记》补校云：“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章’字误衍。”卷1之1，页32附。卢校是也。
[34] 郑《笺》解此现象云：“分别章意者，周公于是志伸，美而详之。”卷8之2，页6。
[35] 郑玄《诗谱·序》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正义》云：“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于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特言‘孔子录之’。”《诗谱序》，页4。依此而论，则郑、孔谓《诗经》之比篇乃出于国史、孔子，而其次序皆具有深意也。
[36] 历来对此《序》，或称“大序”，或又就其中复区分为大、小序。考《经典释文》云：“今谓：此《序》止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毛诗音义》上，页1。另孔颖达《正义》亦云：“诸《序》皆一篇之义，但《诗》理深广，此为篇端，故以《诗》之大纲并举于此。”卷1之1，页4。二者并以此《序》为《关雎》之《序》，今从之。
[37] 见卷一“毛诗国风”标题下《正义》，卷1之1，页2。
[38] 郑玄《诗谱》原本单行，《正义》将《诗谱》总《序》，十五《国风》，小、大《雅》，三《颂》等之《谱·序》载入各体诗篇之前并加以疏解。《诗谱》原书至北宋时已亡，欧阳修（1007—1072）称其于绛州得残本，并为之补亡，然舛驳仍多。清代戴震（1724—1777）、丁晏（1794—1875）、胡元仪（1848—1907）、吴骞（1733—1813）等又先后加以订正，思复郑《谱》之旧。
[39] 如《正义》疏《周南召南谱·序》，以为二《南》比篇之原则乃：“二《风》大意，皆自近及远。《周南》《关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变言文王之化，见其化之又远也。（下略）”《诗谱序》，页10。
[40] 见［唐］魏征（580—643）等撰：《隋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影印点校本），页917。
[41] 此后世称为标起止，因《正义》原为单疏，故须标示所欲疏解经注之起止。
[42] 据郑玄《诗谱·序》所述，正《风》包括《周南》、《召南》。自《邶》、《鄘》、《卫》以下诸国之《风》为变《风》。《诗谱·序》云：“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诗谱序》，页2—6。此即阐明美、刺之意也。
[43] 《毛诗》学派虽以歌咏“后妃之德”为《关雎》之主旨，然《传》、《笺》对“后妃之德”内涵的诠释重点有异，相关之讨论，详参本书第三章：《〈毛诗·关雎〉篇〈序〉、〈传〉、〈笺〉、〈疏〉之诠解及其解经性格》。
[44] 有关郑玄以礼说《诗》之情形及后人之评论，详参彭美玲：《郑玄毛诗笺以礼说诗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及车行健：《礼仪、谶纬与经义——郑玄经学思想及其解经方法》（台湾省新庄市：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等文。
[45] 今学者对此已有所探讨，举其要者，如冯浩菲：《从〈毛传〉中有关语法问题的注解看战国秦汉之际词法学观念》，《古籍整理研究论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世儒：《孔颖达的词类说和实词说》，《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石云孙：《孔颖达的修辞理论探》，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编：《修辞学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年）等文。
[46] 有关《正义》所述此类“见”字语法作用之探讨，详参魏岫明：《古汉语主动意义之“见”字语法探讨》，台北：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54期（2001年5月）。
[47] “喻”，原作“踰”，据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改。见［清］阮元辑：《皇清经解》（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79年，影印重编本），卷840，页13。
[48] 其他亦有“《传》言兴，《笺》不言兴”及“《传》不言兴，《笺》言兴”之情况，《正义》于《周南·螽斯·疏》中对《传》、《笺》间言“兴”之对应关系有详细解析。见卷1之2，页13。
[49] 如罗立乾：《经学家“比、兴”论述评》，江矶编：《诗经学论丛》（台北：崧高书社，1985年）；裴师普贤：《诗经兴义的历史发展》，《诗经研读指导》（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等文。
[50] 参见拙作：《五经正义研究》第九章《五经正义之修辞观》。
[51] 所谓“互文”者，谓两文各言其一而文义互相补足，故“互文”实亦为“省文”之一种形式。另《正义》论及“互文”，亦称“互相见”、“互相足”。
[52] 此乃就大体而言，以余所考，今本《正义》仍有缺文，兹不细论。
[53] 黄季刚（侃，1886—1934）遗著：《诗经序传笺略例》“《传》例”中列有“《传》与《序》相应”一项，文刊《兰州大学学报》10卷4期（1982年7月）。唯学者尝指出《序》、《传》间亦有相违异之处，如魏佩兰：《毛诗序传违异考》，台北：《大陆杂志》33卷8期（1966年12月）。此似显示《序》、《传》当非出自同一人所为，唯两者在传承过程中应有互相影响之关系。
[54] 见《后汉书·郑玄传》（台北：鼎文书局，1978年，影印点校本），页1207。
[55] 参见赖炎元：《毛诗郑氏笺释例》，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3号（1959年12月）；祝敏彻、尚春生：《论“毛传”、“郑笺”的异同》，兰州：《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1期（1983年1月）；文幸福：《诗经毛传郑笺辨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等。
[56] 《经典释文》云：“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毛诗音义》上，页1）。考《小雅·常棣·正义》引《郑志》中郑玄答张逸之问，郑玄云：“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卷9之2，页12。可见郑玄乃以《序》为子夏所作。沈重之说恐非是。
[57] “子夏亲承圣旨”，语见《齐风谱·序·正义》，卷5之1，页4。
[58] 详参拙文：《〈诗经〉诠释传统中之“风雅正变”说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52期（2000年6月）。
[59] 见《小雅》、《南陔》、《白华》、《华黍》三诗《序》下之郑《笺》。
[60] 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传》云：“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笺》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司徒，有功封商。尧知其后将兴，又锡其姓焉。”卷20之3，页14。《正义》疏《传》云：“毛氏不信谶纬。”卷20之3，页16。又疏《笺》云：“郑以《中候·契握》云：‘玄鸟翔水遗卵流，娀简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纪》云：‘简狄行洛，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诸纬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郑据之以易《传》也。”卷20之3，页16。由此可知《笺》据谶纬为释也。
[61] 如［宋］欧阳修（1007—1072）：《诗本义》（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79年，影印《通志堂经解》本），卷13，《取舍义》评《商颂·玄鸟》毛、郑之解，以为：“毛氏之说，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为怪，宜其有之。……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于怪说尤笃信。由是言之，义当从毛。”页12。此即评郑玄信谶纬之失。余参车行健：《礼仪、谶纬与经义——郑玄经学思想及其解经方法》，页211—212。
[62] ［清］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影印本）卷6云：“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敛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页7—8。其后学者对陈说颇多推衍，如刘成德撰有《郑玄笺诗寄托感伤时事之情》（兰州：《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1期［1990年1月］）对《笺》文之寄托时事，更多指实，则或不免于穿凿矣。
[63] 马宗霍（1897—1976）：《中国经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8篇《南北朝之经学》尝谓：“至南北朝，则所执者更不能出汉魏晋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或旁引诸说而证明之，名为经学，实即注学。于是传注之体日微，义疏之体日起矣。”页85。本文所谓“疏学”，乃指义疏之学，与马氏取义略有不同。
[64] 今《正义》中仍可见少数订注之语，参见拙著：《五经正义研究》，第6章。
[65] 此时期之重要文学理论著作有［魏］曹丕（187—226）《典论·论文》、［晋］陆机（261—303）《文赋》、［南朝梁］刘勰（约465—532）《文心雕龙》、［南朝梁］钟嵘（约468—518）《诗品》等。详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6] “裳”，原缺，据《正义》补。
[67] “妇”，原缺，据阮元《校勘记》补。
[68] “武”，原作“王”，据阮元《校勘记》改。
[69] “王”，原作“氏”，据阮元《校勘记》改。
[70] 《正义》之前，已见解经者标举“人情”以讨论经义，如《大雅·生民·正义》引［晋］王基驳王肃之语云：“凡人有遗体，犹不以为嫌，况于帝喾圣主，姜嫄贤妃，反当嫌于遭丧之月便犯礼哉？人情不然一也。”卷17之1，页9。可见《正义》重视人情，当前有所承而更加以发展。
[71] “知”，疑是“如”之误。
[72] 参见《大雅·皇矣·序·正义》，页16之4，页1—2。
[73] “比”，原作“此”，据阮元《校勘记》改。
[74] 《正义》所据本作“诂”，《释文》本则作“故”。
[75] 如［汉］胡母生、荀爽（128—190）著有《春秋条例》，郑兴、颖容著有《左氏条例》。［魏］王弼（226—249）著有《周易略例》。［晋］杜预（222—284）著有《春秋释例》。此皆“条例”之作也。
[76] 《序》亦是解经形式之一，故归为注体。又：“注”仅是一种泛称，解经著作以“注”为名大约起于东汉末叶，其后乃成为此类著作之泛称。参见拙文：《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注与疏之关系》，《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2001年）。
[77] 有关汉代古文家解经方式与今文家之异同，参见钱穆先生（1895—1990）：《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林庆彰：《两汉章句之学重探》，《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及拙文：《汉代章句之学论考》，台北：《台大中文学报》14期（2001年5月）。
[78] 《正义》于卷1“郑氏笺”标题疏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卷1之1，页3。
[79] 见《毛诗注疏》卷16之5，页4。
[80] 学者亦有赞美孔《疏》此类疏解为“殚见洽闻”者，如［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云：“孔冲远于三《礼》惟疏《礼记》，而实贯串三《礼》及诸经。有因《礼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皆三千余字，若此者颇多，其一千余字者则尤多。（原注：‘《毛诗》、《左传》《疏》亦有之。’）元元本本，殚见洽闻，非后儒所能及矣。”页181。此极言孔《疏》之博赡。案：陈氏此论，固有其理。然《正义》疏经、注，若太过枝蔓详尽，亦将造成繁琐之弊，此当视其实际况而定，似不可一概而论。
[81] 如皮锡瑞（1850—1908）：《经学历史》（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影印周予同注本）云：“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驳注。”页201。
[82] 见［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1751—1825）注：《翁注困学纪闻》（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页155。
[83]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65。
[84] 如顾颉刚（1893—1980）在《古史辨》中对《毛诗》旧说之批评，可为代表。又如赵制阳在《郑玄诗谱诗笺评介》一文中云：“郑氏为礼学大师，世人都许其善于以礼说《诗》。实则《诗》有别趣，非关礼制，以礼说《诗》，反见其固。”见氏著：《诗经名著评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页95。
[85] 见［清］阮元：《揅经室三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四部丛刊正编》，影印本），卷2，页17。
[86] 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影印清王先谦校刊本），卷2，页2。
[87] 见台北：《华冈学报》1期（1965年6月）。
[88] 见《吉川幸次郎全集》（日本东京：筑摩书房，1998年），第10卷，页446。此原为日文，中文由笔者所译。
[89] 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1776—1832）《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1728—1853）《毛诗传笺通释》等皆是也。
[90] 如傅斯年先生（1896—1950）在其所著《诗经讲义稿》中云：“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只拿他当作古代留遗的文词，既不涉伦理，也不谈政治，这样似乎才可以济事。”《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1册，页199。此种研究态度，颇异于《毛诗注疏》以阐扬政治教化为目的之解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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