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生卒年不详。东汉安帝时曾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楚辞章句》为其重要传世著作，另作诗文，明人辑为《王叔师集》。

楚辞章句序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42]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43]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44]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45]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46]，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47]，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48]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49]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50]。楚人高其行义[51]，玮其文采[52]，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53]，则大义粲然。[54]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55]，缵述其词。[56]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57]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58]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59]又以壮为状[60]，义多乖异，事不要括。[61]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62]。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63]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64]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65]比干不悔于剖心，[66]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67]，详愚而不言，[68]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69]婉娩以顺上，[70]逡巡以避患，[71]虽保黄耇，[72]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73]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74]，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75]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76]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77]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78]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79]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80]，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81]也。“纫秋兰以为佩”[82]，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83]也。

“夕揽洲之宿莽”[84]，则《易》“潜龙勿用”[85]也。“驷玉虬而乘鹥”[86]，则“时乘六龙以御天”[87]也。“就重华而陈词”[88]，则《尚书》《咎繇》之谋谟[89]也。登昆仑而涉流沙[90]，则《禹贡》之敷土[91]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92]，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93]，永不刊灭者矣。[94]

说明

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是与《诗经》为源始的中原诗学传统并进的一股潮流。汉代文学深受南方文化之影响，楚辞作品堪称汉赋之先导，而诗歌中楚风更是悠远不绝，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特列“汉宫之楚声”一篇，确有特识。

但在汉代，随着儒学思想的消长，对屈原的评价颇有分歧：刘安《离骚传》、司马迁《屈原传》推尊屈原其人其文，至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汉班固《离骚序》一方面承认“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另一方面就屈原“露才扬己”的性行、“多称昆仑冥婚宓妃”的虚诞夸饰表示不满，以为：“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的这篇《楚辞章句序》可说就是针对班固的驳议。

其一，论定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至于其创作“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诗》人耳提面命之语，孔子尚列为“大雅”，则屈原更无从指责了；其二，屈原之文章实在是“依托五经以定义”的，虽然这样寻章摘句多少让人觉得勉强，不过说《离骚》契合经义对于反驳班固倒是合宜的论辩手段。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是就汉代屈原评论的大分歧发论，侧重于屈原其人其文的个性与儒学主流传统冲突抑或协调的问题；但他对楚辞文学的体会远不仅局限于此，《离骚经序》对其艺术表现方式的总结可能更具有长久的价值：“《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养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