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周士人：有文化无“恒产”的读书人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西周王朝随之而亡，进入东周。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原先王官中事“史”、“乐”之司者，流浪在野，成为流浪知识者和自由职业者，民间盛行私人讲学。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分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

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这些士虽有文化孑遗，却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有文化而无“恒产”。另一些位居平民的人则脱颖而出，通过读书转型，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国语·齐语》和《管子》载，管仲建议士农工商分区居住，齐桓公便实行“四民”(士农工商)制度，士与农工商并列。这就说明，士已不再属于贵族等级，而沦为士人，居于“四民”社会层级之首。这个士人群体或阶层，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成员中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东周贵学，无论贫贱，“学优则仕”。百里奚本来为奴，颜回“贫”而好学，墨翟“出身微贱”，侯羸“家贫”，申不害为“贱臣”。他们虽有文化知识却没有“恒产”，或者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东周政治观点也没有禁忌，六经之外，九流并出，礼教束缚远远没有出现。因此，他们虽有精神追求，有文化，读写能力高，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

在东周社会转型期，礼乐旧文化的对面是兴起的官僚制度新文化，需要官僚政治文化建构。官僚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办事，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春秋战国大量士人做舆论、官僚和技术工作，与官僚政治文化建构互为因果。这个来自不同阶级的士人阶层，就是春秋战国士人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总之，他们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新兴的官僚结构和知识谋生，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士人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

春秋到战国，封建萎缩，宗法崩坏，贵族结构也由膨胀到解体，社会转型留出一大块真空。各国国君需要回答：礼崩乐坏了，今后怎么办？原来属于贵族的种种特权，现在该归谁所有？还有就是，法权的来源与执有应该属于谁？一般国君们的想法，自然是一切都该收拢到自己这里，把新兴士人阶层看作自己收拢权力的工具。士人们有新的政治理想，并不甘心只做工具。士人周游列国，向诸多国君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士人们主张并不一致，带着各自的答案游说诸侯，一旦担卿任相，就改制变法，实践自己的主张。那些游说中没有上位的士人，则退而居其次，要么办学传道于子弟，要么著书立说辨明自己的思想。春秋诸子著述，“礼失求诸野”是其特色：

“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其时距离上古圣人之道已很久远，都邑中既然不知礼了，可于外野求之。“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孔子有自“周礼”后退而求其次的意思。二是这“野”显然是指与都邑相对而言，城邦以外的广大地区。意思与人类学家的field(田野调查)一样，指的也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以外的、更广阔的天地间发生的历史。三是不仅是去田野中寻找新的历史，而或许更重要的是，在田野中去对那些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加以理解和重新理解。

如上述，到了春秋后期，诸子贤哲主要的文化工作，是在贵族以外的历史民间，对“周礼”的知识体系和内涵进行更新和重新演绎。

“这个转型时期的政治主张，大体分为三派：贵族派、君主派和士人派。维护贵族利益的，是怀念旧社会的保守派；主张君主利益和主张士人利益的，则都是革新派。只不过，是在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革新罢了。”革新的结果，是在接下来漫长的历史中，君主一次次成功绞杀并战胜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