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 - 三、节士苏武：一个人的民族气节

三、节士苏武：一个人的民族气节

节士，有节操的人。“吾闻之，节士不以辱生。”(汉·韩婴《韩诗外传》)“毂亦大节士，轻财重义，为乡里所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1.“国格”观念的提出

苏武(？～前60)，字子卿，汉族，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汉初抗击匈奴名将苏建之子，少以父任，武帝时为郎。苏武生在汉景帝之末，出使在汉武帝之日，荣归在汉昭帝之时，去世在汉宣帝之季。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固守汉朝使者的身份。当时汉匈两国处于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战争——汉匈百年战争中。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原先扣押的使节，实为间谍。史载：

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

当时汉武帝为什么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呢？因为“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下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这个背景下，苏武作为派出的新使节，情况是非常险恶的。事实上，这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十九年的根本原因。

苏武出使，起先其间有谋反事发，结果先后有两次自戮。如果放在先秦，此自戮行为必然作为“杀身成仁”来歌彰。但世易时移，时置汉代，使其传名于世的则是“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引佩刀自刺”中的“重负国”的动机意识。苏武也由此化作一种史无前例的“汉节”道德符号。苏武这一关于自己“屈节辱命”的思忖，将先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典范，直往高处推到了汉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国格典范。把儒学的价值和功能，从个人层面大大提升到了国家层面。要知道，先秦士人是没有“爱国”理念的，先秦儒学只是君子修养的“人学”，只有人格观念。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西汉，中国成为多民族国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汉“独尊儒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中的“国格”观念才从“人格”中生长出来。董仲舒讲“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司马迁讲“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些是最早的“国格”高于“人格”的观念。

所以，苏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居其次，“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国格”位居其上。他是“中国西汉时期‘国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此，儒学完成了从“修身”到“平天下”的飞跃，是国格而非人格，是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由此，一介儒士苏武成为践履“民族气节”历史概念的第一人。

2.事实本身是沉默的

到了汉代，战国士人自由行走的时空没有了。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汉武帝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单于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无果。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公羊生子方可释放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持节不屈，与匈奴女结婚生胤子(儿子)，滞匈奴十九年。至始元六年(前81)，汉匈和亲，获释回到长安，拜典属国(类似现在的外交部长)，俸禄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官田二顷，住宅一处。

苏武心思有苦涩。归汉第二年，儿子苏元因参与一场阴谋，被汉昭帝处死。晚年，苏武年垂老。当朝皇帝(汉宣帝)怜悯他，问左右：苏武在匈奴那边很久，养育有儿子吗？苏武通过平恩侯向宣帝陈述：自己以前在匈奴发配时，娶了一匈奴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苏通国。又说那边儿子有消息，自己想以金银、丝绸赎将回来。皇帝答应了，苏通国后随汉使者归长安。皇帝让这个混血子做了郎官，又让苏武弟弟的儿子做了右曹。苏武一直活到八十岁，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病亡。死后，汉廷彰显其“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节操，牌位列麒麟阁。

有一个事实是，那时为匈奴所困的汉使节，被扣十余年者不独武一人，“迁辱之北海上”，也不是第一个。史载，时“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早有张骞出使月氏，道半为匈奴所捉，“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后有丞相长史任敞出使匈奴，欲令单于“为外臣，朝请于边”。单于大怒，扣留，不让回汉。又有郭吉游说匈奴，威胁道：“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又有赵破奴，左王与战，为虏所得，居匈奴中十岁。又有路充国为匈奴报丧，“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还有随苏武同去的常惠等人，“见拘留十余年，昭帝时乃还”。这些人中，也不乏守节不屈者。但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唯有苏武为后人传说，被史家旌表？为什么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唯独记住了苏武？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苏武为什么沐尘而出？答案是：苏武是一个逆境中的英雄。换言之，是一个大的失败背景下的英雄。他生时是汉匈关系最失败的时期。更关键的是，但凡英雄总是在需要英雄的时代出现，苏武的英雄气节被唤醒，是在历史上内外交困的南宋时期。使臣洪皓拘役十五年归，宋高宗称他使金不失节、“虽苏武不能过”，赞他是第二个苏武。在浓浓失败主义阴影下，民族气节和情操大放异彩：

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到特别突出。

3.变化的是对事实的评价

“人不可依草附木”，在失败主义背景下，苏武因其悲壮而更触人心弦。“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学者钱穆如是评价苏武的失败。相比而言，其他招降者、投降者的失败不如苏武败得彻底。苏武拘役匈奴十九年，匈奴“举剑击之”，心灰无惧；匈奴“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意冷麻木；匈奴迫其“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承受无望。而之前的汉初名将李广之孙李陵，败而投降。其老母、弟弟和妻子儿女全家均被武帝杀死；单于将自己女儿嫁给李陵，立为右校王，在匈奴生活二十五年。他在《答苏武书》中为自己辩护，说“陵随孤恩，汉亦负德”。李陵强调自己有其特殊性，不得已转移心思。李陵会通，败而有理。试问中国历史上，有几人能像苏武一般如此独自冷咽失败？

的确，对历史上的人物事迹，知人论世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有一点：事实是不变的、生活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人们对事实和生活的评价。从阐释学来讲，苏武、李陵的事实本身是沉默的。但是人们的阐释打破了沉默而使事实得以呈现。阐释者不同，价值立场则不同，结论也就不同。由此可知三点：一是不带价值立场的事实是没有的；二是人们讨论来争论去的，实际上并非事实本身；三是生活本身在各种评价中有自身的逻辑。这样，越具普遍性、有生命力的评价，便是越带有日常性、接地气的评价。那么，如何更客观看待苏武呢？钱穆先生说苏武不能不说是一个贤人：

他(且)已在一点一角上是圣人，十九年守节不屈，做得彻底，做到了家。

钱穆不从忠君爱国的大道理说人，但从做事情看一个人。道理是变化的，苏武能吃苦、吃得了苦、受得起苦，耐得住寂寞，把事情做到了极致，这是不变的。无论道理如何变化，一个人但凡事情做得彻底，做到了家，便“总是一贤人，总是一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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