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处士横议

东汉士人重名尚义，从散处的游士，到士林门生乃至士族集团，形成朝廷的在野党之势，是中国士人历史上的变化之四。

1.士林

士林，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知识界或读书人群体。读书人群体出现，其自有源，其来有因。春秋战国私学大兴，士各尊其师，是士人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士人团体的萌芽，远在战国时代。到了汉代，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师，而儒家尤为甚。士人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作官捷径后的事。其后，宋代复是士大夫新一轮自觉之时代，而唐代韩昌黎开其先河，亦首尊师道。中国古代士人之自觉借以尊师为其表征。士大夫虽不是一个世袭的贵族阶级，却是唯一有共同目标的团体，所以人数虽少，也能操纵天下的大局。隋唐以下，更加固定的科举制度成立，愈发增厚士大夫的团结力量。

汉代曰师曰弟子关系愈后愈密切。东汉时，太学生“增盛至三万余生”，民间私学中的士子也是数以万计。通经求士，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南北朝以下，“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之时代，于兹滥觞！汉代尚义，义理至上的太学生很重同学情谊，甚至以妻、子相托或以身相托。如张堪以妻子托朱晖，在张堪去世后，朱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又陈平子以死托范式，二人虽从未谋面，而陈平子死后，范式立即“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王子居病重，以身托于申屠幡，后者也同样“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等，此所以东汉中叶以后门生弟子关系达于极点。

经学传家，积久致贵，汉时士大夫累代衍成为门阀世家。门阀世家具有察举权，形成庞大公共势力。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他们可说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

2.国家扩招太学生，私家广授门生弟子

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太学始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所谓太学，实为国立大学。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国家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太学在整个汉王朝受重视，又在东汉迅速发展。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至百人。宣帝末又倍增之。成帝时以“孔子布衣(尚)养徒三千人”为由，增博士弟子至三千人，平帝时增加至一万余人，差不多有近世大学之规模。到了东汉顺帝时，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时一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为太学生。质帝时，“诏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太学生增至三万余人。汉代太学实际就是传授今文经学的大学。相比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五经》，便于其政治说教，更受汉王朝的青睐。两汉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这就是“经术取士”产生的一种不良的影响。其结果是“儒者竞论浮丽”，乃至“争第高下，更相告讼”，以至发生集同学千余人拦路请愿的大规模学生政治运动。

同时，私人讲学、广授门生的风气也很盛。早在春秋时代，老师聚徒讲学，无论是亲授业者，还是转相传授者，一律称“门人”。到了战国，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师(主)，门人才能出众，属于“士”阶层的一部分。西汉初年，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秦末战争的爆发，讲学授业和寄食游说都受到极大打击，门人消失。汉代通经求士，师弟子关系愈后愈密切。“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在东汉，门生的称呼大量出现。门生是古代标明人的一种品级身份的专用名词。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门生五百人，著名的甚至有门生三千人。“门生弟子”是汉代师徒关系的专用称呼。师者，不仅仅授学问，还要传自己的价值观、思想观，也就是政治倾向。东汉中叶以后，门生弟子达于极点。密切的个人关系，超出了学问师承，往往形成派系之争，甚至发展成与中央专制集权相对抗的政治势力。

3.东汉功臣多近儒，地方宗族势力出现

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在中国开国皇帝中是独一无二的高学历。其一朝之功臣，亦多儒士。换言之，东汉的功臣一则多士，二则多近儒。诸如光武帝军中的大帅邓禹是同学；其他大将如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帝之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从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后再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章帝则师从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父冲，乃光武之同学，酺又师事桓荣。可看出来，光武帝、明帝、章帝一家三代均有《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的影响。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

东汉朝廷对儒学之极端提倡，远较西汉为过。西汉建国的功臣都是市井之徒，少有受过教育者。西汉武帝开始，到东汉历代皇帝，均大规模地培养熟读经书、有教育、有教养的读书人(即太学生，士人或士族)来服务于本朝的朝政。如在郡学中选弟子，“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诸生明经饬行者，直接跟着长官实习行政，“使传教令，出入闺阁。”西汉武、宣二帝以来，儒士在政治上所占地位已逐步显著。“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而到了东汉则益甚，发展到后来士族政治势力逐步膨胀。士人有了一个固定的“阶级”雏形，这是开历史之先河的创举，是几千年士人历史中的一大飞跃，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另外，地方宗族势力出现，成为一个资源深厚的文化政治力量，与中央集权相制约，乃至相抗衡，影响深远。这里边，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颇为著名者有陈留的刘昆，乐安的欧阳歙，济阴的曹曾，乐安的牟长，山阳的丁恭，北海的甄宇等人。这有选官制度的原因，汉代察举是主要选官办法，先经乡举里选荐举的基础上再考察，故推举很容易被地方领袖操纵。另外，道德的名声要靠舆论力量，主要靠乡里清议。在汉代，地方基层组织仍保留大量的血缘性，各地的豪强士族势力很大。由此，社会舆论强大的清士与渐渐增大的地方文化政治影响力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4.处士横议，以道德裁量人物

东汉处士是有才德而抗愤不仕的人，形成了一种影响千年的清议风气。“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东汉后期的“清议”中，处士的影响更是深远。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命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所谓“横议”即清议。东汉末年清浊之分，当时作正邪的区别，所以清议即正论。正论是什么呢？主要是具体的人物批评。处士清议，聚焦在对于宦官阉党、权贵公卿的褒贬裁断，也有对清流之士的界分论定，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伦理准则。一是太学生“清谈高论，嘘枯吹生”，主要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结成了价值共同体，是士人群体自觉之源流。二是在野的激厉之士自负清高，凭一种仗义轻生之气概，公开干政议政，致使公卿折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三是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师，太学生争慕其风，形成云集响应现象。所以，“处世横议”实质是价值失范的朝代，“论无常检，事无定价”，是汉末价值多元化的表现。上面说了，清议这种人物批评方式，往往与朝廷选拔官员的制度互为参照。因此具有莫大的约束和导引士人之社会功能与价值功能。一是士人以儒学伦理为做官的阶梯，为其毕生追求。太学生以“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激越道德姿态博取眼球，以舆情好感获举荐的机会。汉代选官制度是所谓“察举”和“征辟”，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西汉时(前134)规定每一郡国举“孝廉”一人；在东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约每二十万人口举一人。如此一来，除了少数人得以进入政府，更多的人留下来，成就了体制外议士。二是被举者各授官职，其影响所及只有这样一个结果，被举得官者与举者、辟者之间，保持终生恩泽的关系。“分亲疏，定贵贱”是儒文化的核心，儒家习惯于人身关系，并不严格尊重法治。这样的“选举”，很难全部公正无私，便产生不正规的影响。这个影响的结果，就是多数太学生的舆论标准不是去参与议事，只是专注于对立人物或群体的人品，挑刺其个人道德。

一时间，太学生感情用事，成为一个瞩目的人群，形成体制外议政的风气。最终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5.清流门生，类似今日公民概念

汉朝末期造成处士横议的局面，是大学儒师典范或地方道德领袖的示范效应，也是国家太学生或社会上门生弟子相从激励，同时也是社会所弥漫的浓浓道德气息等诸多因素所造成。太学生运动中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西汉末年(公元前2年)王咸，他打出旗帜，请求皇帝免除大臣死罪，史称“王咸举幡”。时士大夫鲍宣因阻止丞相官属行于驰道，并拒避朝廷使者，下廷尉狱。为营救他，“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千余弟子拦路请愿，又守阙上书，终使鲍宣被免死。这是历史上大规模学生运动的最早记载。

东汉光武时期，也有洛阳太学生为儒学大师欧阳歙求情，“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到了东汉末，“清议”影响更是深远，争端总是起于乡间而终至国都。当地方清流执政官有心以道德的名义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豪强势力作主；而地方豪强又与朝官勾连，有时甚而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按照道德黑名单抓人，执行大规模的拘捕。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判人死罪，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地方强族势力坐大，是事件的起因。他们也予地方清流执政官以报复，太守李膺、范滂这一批汉末地方清流的遭遇就是明证。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名望官僚及其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地方豪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东汉桓帝、灵帝之际(153～184)发生的“处士横议”，相当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议政。虽然遭到“党锢”严厉镇压，太学生有一千余人被捕，但并不屈服。成千上万的学生示威，向洛阳官府请愿。这种砥砺名节、不畏强暴的斗争，揭开了中国学生运动的篇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传统。甚至可以说东汉的清流处士及社会上的门生弟子，更接近于今日的公民概念。难怪今人吴钧有言：“这一传统相当久远，从先秦的乡校，到晚明的邑议，再到晚清的近代议会雏形。公民一直在传统的母体内发育。”